我生来是个相当严肃的人，矛盾的是，我十分喜欢幽默和开怀大笑。我和米尔顿·勃利在这方面讨论过许多次，他说那是因为我有幽默感，但我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有幽默感。有时可能在某一情形下流露过，但绝不是天主给我的恩典。无论如何，信仰和幽默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说某人缺少幽默感，就说他们「太重」了；意思是他们一板一眼，像一道砖墙。反之，幽默是像望向窗户那样「看透」事物。唯物主义者、人文主义者、无神论者都把这世界看得十分严肃，因为这是他们要拥有的唯一的东西。拥有信仰的人知道这世界并不是唯一的，因此可以较轻松，像个戴在手腕上摇晃的饰物一样。对一个无神论者来说，黄金就是黄金，水就是水，金钱就是金钱。对一个有信仰的人来说，世界上一事一物就是其它事物的迹象。山不只是个庞然大物，它们是在把天主的能力显示出来；日落夕阳是在发显祂的美；甚至雨露可以是祂温馨的慈爱的象征。记得一次参加会议，在基兰尼大南方酒店遇见一位看门人，出门时我对他说：「啊!下雨了。」他伸出手说：「神父，你叫它做雨吗?那是从天而降的圣水，是对你降福，你应该这样做。」说着他自己划了一个十字圣号。

    吾主耶稣所举的许多比喻都是有关永恒的象征。骆驼、针孔、衣服的补丁、落在路上的种子、闪电的迅速、西天边的红霞——这一切都提示出天主之国的精神和教训。他每次讲到天国时都说：「天国好比……」。他唯一以严肃的态度去看的东西是灵魂。祂甚至从不认真对待死亡，因为死亡只是生命的一种状况。

    我在国家广播电台宣道的初期，一个星期一的早上，一个汉子来到圣博第座堂。他并不认识我，对我说：「神父，我想办告解，我每天都得乘车从韦彻斯特到来，我和三个朋友一起坐车，他们都是新教徒。我对电台那年轻神父施恩博士说了些尖刻而诋毁的话，我简直受不了他，他真把我气死。我怕自己曾针对一个神父说了那样的话，引起我的朋友误解，因此，你可以听我的告解吗?」我说：「好朋友，我不以为你犯了严重的罪，我一生中许多时候对施恩博士有着和你完全相同的见解。你可以去领圣体，改天再去办告解吧!」他十分开心地离去，行前说：「遇到像你这样的好神父真快意。」

    我在曼克顿的耶稣圣体堂主持过好多次将临期退省。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一位女士在弥撒前来到神父寓所，对我说：「每次我去望弥撒经过七十六街和百老汇街交界时，我的左脚跟总会痛。这时圣母会和我讲话：「告诉施恩蒙席，我要他立刻去德国感化希特勒。」我对她说：「我亲爱的女士，十分奇怪，我每次走过七十六街及百老汇交界时，我的右脚跟便隐隐作痛，圣母显现给我，说：「不要把我早上对那位女士说的话看得太认真。」她大感满意地离去。

    许多年来，复活节主曰我在圣博第座堂主持十点钟弥撒和讲道，听众要凭券入座。一个复活节的早上，大约弥撒前一小时，有一个男人走进来说：「我要用五十元买票听施恩主教讲道。」我对他说：「你可以用五十元占了讲道台的位置。」这足够使他认得我是谁了。

    一次从纽约坐火车到波士顿，我旁边坐了一个圣公会的牧师。我们友善地讨论到英国国教的神职问题，他认为他和我一样同是教会的司祭，他说他可以献圣祭，他也可以赦罪。他深懂历史和神学，我们的讨论很有趣，乘客都围拢过来聆听这场友善的辩论。他在普罗云顿斯下车，但离去前他要给我一个最后的挑战，走了几步，回过头来说：「施恩主教，请记得，我可以做任何你能做的事。」我刚好在他未下车之前有时间回答：「不!有件事你不能。我可以亲吻尊夫人，但你不能亲吻我的。」

    在一次艾美奖颁奖典礼中，每个得奖人都表示感谢制片人、导演、朋友、同事和助手。当叫出我的名字时，我不知说些什么。突然灵机一动，既然每个得奖人都感谢别人，我也说句感谢的话，于是我说：「我要感谢我的四位作者：玛窦、马尔谷、路加和若望。」米尔顿后来说他是这话的原作者。不过，他为了弥补他的专断，他把许多我没有天分说出的幽默句语，都归在我身上。

    一个机智的还击时常都是听众所乐闻而欣赏的。记得有一句精警的话出自卫理会布道家若翰·韦斯利，他在讲道中引用了一个希腊字，然后又用希伯来文去解释内容。听众中有人大叫道：「上帝不需要你的博学。」韦斯利回答说：「祂也不需要你的愚笨吧!」这令我记起一次在明尼苏达州对一群大学生演讲，到了答复问题的时间，有人问我约纳先知怎样在鲸鱼的肚中过了三天三夜。我答说：「我一点也不知道，不过，到天堂时我会问他。」他大声回答：「假如他不在天堂呢?」我说：「那就由你去问他好了。」

    我一生中以不同的题目作了千百次演讲。当你讲了一个钟头后，即使不用提示，也知道听众自然变得疲倦。我常留意到这一点，因此准备了几个有趣的故事，以改变气氛。让听众心智上休息一下，或是轻松地笑一场。

    下面的故事在演讲将结束前应用颇为可行，并且有助于掌握听众的注意力。我常说这个故事：「一个家庭从爱尔兰都柏林移民到波士顿，其中一个儿子迁到芝加哥，后来父亲逝世了。住在芝加哥的儿子问弟弟，父亲最后说了什么话。弟弟回电报说：「父亲没有最后的话，母亲一直和他在一起，直到他咽下最后一口气。』」

    另一个改变听讲的气氛的故事发生在旧金山市。那天，先我演讲的人的妻子给他一张节目表。她坐在讲台侧，我很容易看她给他的讯息：K-I-S-S PHYLIS 。他讲完后，我说：「尊夫人真不错，给你的讯息真好。」他说：「啊!那并不像你所想象的。它的意思是：费利斯，讲得短一点，笨蛋!」

    我一生到过露德朝圣三十次，其中一次是从英国的列斯出发，同行的有来自乌干达的朝圣团。乌干达的神父对英国主教说：「我们没有主教随行，因此不能自己有一台主教弥撒，可是我们很想分享你们的，可否让我们的神父共祭，由我们的歌咏团唱歌，我们的辅祭辅弥撒?」大家表示同意，我则担任讲道。当我走到主教前面，但见一班黑色的襄礼司铎包围着主教。

    再回到爱尔兰时，住在以前住过的基兰尼的一间旅店。我请了一位马车夫导游带我游湖区，回到旅馆时，我问：「多少钱?」他说：「神父，我有妻子和十个孩子，你自己看着办，该给多少就给多少吧!」我一向自认付小费出手大方，我给了他我以为是十分足够的车资，又给他十分慷慨的小费。他从马身上拿下了毛毯，包住马头，说：「神父，如果让我的马看到你给我这么一点点，我真要羞死啦!」

    由于主持电视节目，收到数不尽的故事，可惜我没有留下许多母亲们写来的信，让我从她们的儿女中，看到人生轻松的一面。一次，一位加拿大的母亲告诉我下面的故事：她的两个孩子，六岁和三岁。这一天似乎特别安静，她觉得有点不对劲，在阁楼的房间里找到哥哥，戴了帽子，穿上大衣，挽着皮箱。母亲问：「你要到哪里去?」「我要到纽约去找施恩主教。」「妹妹呢?她在哪里?」  「在皮箱里。」

    另一位母亲写来说她的儿子一直在厨房缠住她脚边。她对他说：「到客厅去，扭开电视，听听施恩主教讲话，他是个聪明人，你会学到很多东西。」儿子照着做了。这时我在屏幕上出现，在黑板上写了Sex一字。他跑来对母亲说：「妈妈，他并不太聪明，他连『六』字(six)也写错了。」

    另一个我顺手拈来、时常在演讲中给听众提神的故事：一位圣经学教授讲解旧约中十二位小先知。他用了半个钟头讲了大约四位，他知道听众已经累了，就戏剧化地摊摊手，要介绍下一位，叫道：「现在我们把哈巴谷先知安置在哪里才好?」后面有人站起来，叫道：「他可以要了我的位子。」

    某主曰，我在俄亥俄州一问圣堂讲道。坐在前排的母亲抱起啼哭的婴儿，急步从中间通道出去，我停下来说：「太太，不要紧，孩子并没有打扰到我。」她说：「是你在打扰他啊!」

    我在演讲之前及餐后的谈话中，对一群教师讲话。那天早上，纽约时报注销爱因斯坦的一篇文章。他说从来不信「爱」的宗教、「律令」的宗教，只信「宇宙」的宗教。我对教师的演讲中提到我对这篇文章的感想，我说：「我十分怀疑爱因斯坦博士可以从崇拜宇宙中得到满足。我不相信一个人可以爱他双手不能拥抱的东西。宇宙那么大，太累赘了。因此天主要成为婴儿，好让我们能够把祂拥在怀里。」在许多人抗议我说了反对爱因斯坦的来信中，一位女士从华盛顿寄来的信这样写道：「你怎敢说除非我能拥抱一个人，我才能爱他?」我回信说：「夫人，那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

    我每年在费城讲道，一直维持了好几年。其中一次，地点是市内大会堂。我迷了路，向一群孩子问路，他们告诉我该往哪个方向走之后，又问：「你为什么要到那里去?」我说：「我要去演讲。」他们问：「讲什么?」我想卖个关子，简单地说：「孩子们，我只是谈谈天堂，和到天堂的路径。你们想知道吗?」「哼!你连到市内大会堂的路都不晓得，怎晓得到天堂的路!」

    我当大学教授时，一次从华盛顿坐火车到纽约，途中在餐室和一个大汉对面坐，他讲的是蹩脚英语。我抬起头来，他说：「我认得你。」我答他说：「我也认得你，你是唐尼·嘉兰度〔著名拳师)，他招呼我和他一起坐。我说：「唐尼，你今晚有拳赛吗?」他说：「有。」  「你会赢吗?」「我时常都赢。」我说：「唐尼，我从未和职业拳师谈过话。请你给我讲有关拳术或体育精神的高见好不好?」可是唐尼说：「不，我宁愿谈谈九日敬礼。」我要他讲拳赛的事，他要讲九日敬礼的事。为了不想双方尴尬，我说：「好吧，给我讲那故事吧!」他说：「我父亲病得快要死了，我们附近一些修女到来探望，她们带来一尊小小的圣像，放在父亲病床前，对他说：「嘉兰度先生，我们要一连九天为你祈祷，你一定会好起来的。」九天后父亲康复了。」我说：「唐尼，那尊是谁的像?」他迟疑了半晌。说：「说出耶稣的名字是不是大罪?」

    以下是真实故事，我以我的名誉保证是千真万确的，可是因为牵涉到一位主教兄弟，并且为了让你们觉得他比这故事更不朽，我姑讳其名。故事的场景是一个大城市的主教座堂，时间是封斋期。一位神父正在主持拜苦路，一个赤裸的男人从座堂中间的通道跑过去，然后绕过旁边的侧道跑出圣堂。这位年老的主教这时头脑已有点胡涂，他看到那男人，拍拍手说：「后生小子，在这圣堂内，我们一步一步走，不是跑的。」

    另一件也是真实的故事，发生在芝加哥。某天晚上，一对夫妇在看我的节目，有人敲门，来者是个汉子，说：「啊!是施恩主教的节目，我可以坐下来和你们一道看吗?我很欣赏他呢!」节目完了，他把他们捆起来，翻箱倒箧。可见我在他生命中给他的影响有多大了。

    一天，纽约地下火车在四十二街车站打开车门时，一个醉汉走进来，跌坐在我旁边，摊开报纸在读。我心想醉成这个样子怎会看报，之后，他对我说：「一个人怎样得到糖尿病的?」我说：「常常喝醉酒，冷落了妻儿就得糖尿病了。」我后悔说了这样武断的话。问他：「你为什么想知道一个人怎样得到糖尿病呢?」他说：「刚才报上读到教宗得了糖尿病。」

    在我劝化的人中，有一位犹太女士，她天真乐观，身材肥胖。有一段时间，我有点犹疑不敢接她入教，因为她觉得学习要理太难；可是终于被她的信心所感动，给她付洗。六个月后，她来信说她要南下马里兰州的罗路镇和一位离了婚的人结婚。当他们把一位牧师从床上拉出来，要他为他们举行婚礼时，她对她的准丈夫和牧师说：「我觉得施恩主教不会喜欢这件事的。」她离开了他，没有结婚。后来她来信告诉我，对自己所作所为很羞愧。几年后，我遇到她，她减去不知多少磅。我说：「亲爱的M太太，你怎样可减去那么多体重?」她说：「我把一张耶稣圣心像贴在冰箱的门里面。」她把精力贡献在照顾癌症病人身上，证明她堪当信仰的恩赐。

    身为传信会全国总主任时，我从靠近公园的三十八街寓所走不多远，便可到帝国大厦旁的办公室，每天来回都得经过摩根的旧居，路德会的人买了它，正在加建五层高的楼宇。某天，那些建筑工人认出了我，说：「我们天主教徒为那些坏蛋建屋，你有什么意见?」我说：「他们不是坏蛋，他们是路德会教徒，是我们的朋友。」其中一人望向站在五楼棚架上另一工人大喊道：「好吧!伙伴，把包头钉钉紧!」

    纽约上州某城，盖建了一个大礼堂，两年来，尽管他们想尽办法去吸引观众，像拳击赛、舞会、摔角、戏剧等等，总没法使它满座。一天，一个领位员对另一人说：「看来下星期四晚要满座了。」另一人说：「为什么?谁要来?」「施恩主教。」另一人说：「谁和他对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