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会近二千年的历史中，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只是教会的第二十一次大公会议。有机会出席并参与讨论是天主在我一生中赐下的大恩宠之一。第一届大公会议于公元325年在尼西亚(Nicaea,在今日的土耳其)召开，只有318人出席。最近一次则是一百多年前的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大公会议或全体会议的定义是由教宗召叫普世主教庄严地共聚一堂，在基督在世代表的领导下，商讨并决定有关整个基督神国的事项。1962年l0月11曰，大公会议开幕前夕，教宗若望二十三世致词说：「此次的大公会议由于参加的人数和身分，是教会有史以来最大的聚集。」以往多次大会的成员大部分来自欧洲或地中海一带。可是这一次，主教们几乎来自全世界每一角落。他们的步履和圣伯多禄墓上的泥尘相混合。

    1870年举行的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有737人参与开幕礼，地点是圣伯多禄大殿的右翼大堂。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出席的主教共2，600位，此外尚有神学家和供咨询的专家及其他各教的代表，人数多达3,000人。会议中的教长们坐在圣伯多禄大殿祭台的两旁，共约十行的高座上。由他们穿着唱经的袍服，旁观者可见到一层层的颜色展延，长至三百六十呎，从大殿内门到圆顶下的圣伯多禄坟墓上。

    电子时代的便利都用上了。有时候一些小圣堂的扩音器麻烦很多，可是大殿内没有一处听不到扩音器的音响。电话、打字机、计算选票的电子计算器、各国言语的报章发报室及广播电台、电视台——全世界都来到教会，而教会也正准备迎向世界。

    除星期六及主曰外，每天早上九时正，大公会议的全体大会便告开始。每曰工作之始以各种礼仪举行弥撒，也就是说，弥撒中有许多非拉丁文的咏唱，唱出世界上不同地方的特色。弥撒后，辅祭捧着一部十五世纪的新约圣经通过走廊，送到正祭台，隆重地放在光荣的位置上。之后,主教们一同诵念一端经文并咏唱<信经>。这是梵蒂冈大公会议每天最动人的事项之一。在这被分歧的言语所切割的世界里,它是我们所有人对世代相沿的信仰明证。

    大会的法定语言是拉丁文。一切文件都是用拉丁文写成，所有演讲辞都用拉丁文，尽管发音大有差别，这一点我以为应归咎于巴贝耳塔的砌砖工人。一个没有记录的惊奇事迹是，每天好几份文件送交教长们，而梵蒂冈新闻处以惊人的速度把这些文件大量地送出，却从未发现任何一字误植。送交讨论的材料在大会讨论之前已由特别小组准备妥当，我有幸被选入大公会议前特别委员会——即公教行为委员会,记得委员会的几位成员渴望插入论旅游的一章，我也许是唯一看到这章的人，我觉得除非能够提醒教友在主曰及当守瞻礼上参与弥撒和领圣体，这章实在毫无价值可言。

稍后，教宗提名我担任一项我较熟悉的任务：大公会议传信委员会。我在委员会中提议传信部应该改名，因为「宣传」一词在拉丁文方面有着不好的涵义。我的提议被拒绝，因为这对于用了三百多年的名称欠尊重。可是有趣的是，我注意到在大公会议之后——当然不是根据我说了什么——该部门的名称被改成万民福音传播部。

  主教们被要求在大公会议前提交建议书，我用拉丁文草拟了多份有关传教的文件。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唯一要求有一章论及妇女问题的人。我认为宗教内一直忽略了女性的理念，不少世界其它宗教都缺少有关女性的原则，而我们正开始活在妇女有选择权的世代。我始终觉得把妇女地位放在宪章内是极有意义的——比论旅游重要得多了。

    大公会议本身的确达到言论自由。唯一的限制是发言讨论一定得用拉丁语，又只限时十分钟，而且必须和正在讨论的题目有关。若是超过了这些限制任何一点，会议主持人费利斯枢机便会摇钤通知。用流利的拉丁语说：「对不起，神父，你的时间到了。」或「你离题了。」我相信我是在大公会议中唯一获许超时发言的人，因为我谈的是传教这个大题目，又是最后一个发言的人。

    想在大会发言的人必须在三日前提出要求，交给费利斯枢机。发言前两天，每天都有人提醒他发言的日期，可是我并没有听到任何交代。第三天，即最后一天，传信部部长亚加齐安利枢机在我发言前缩短议程。他为什么这样做，我无法知道，我只知道费利斯枢机对他说：「施恩将要发言了。」而施恩发了言，他的报告可见于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曰志第三栏，233至234页(主教会议，华盛顿特区)。

    大公会议会期由1962年l0月11日到1965年l2月8曰。举行了168次全体会议和10次特别会议，撰成147份报告，有2,212次演说。

    每天，我很早就坐在座位上，我的兴趣常常都被那些为教会受苦的人所吸引，我很高兴见到由韩国来的高隆庞会昆兰主教。一位美国将军说在韩战中，每次见到他(昆兰主教)时，总有一个人在他背后。当年在无神党统治下的国家中，有四十九位主教获准出席，大多数来自波兰和南斯拉夫，其它则是古巴、匈牙利、捷克、保加利亚和东德。被无神党统治的国家的枢机只有一人获准到罗马，那就是波兰首席主教维辛斯基总主教。所有来自无神国家的人中，最感动人的是南斯拉夫主教，他被淋汽油纵火焚烧。他的面容像行尸。可是对我们这些来自西方富裕国家，以及世界其它各地的人，最大的启示是没有流血的殉道者，他们以千百次死亡为大公会议所代表的信仰作见证。

    大公会议中所讨论的十三个主要项目都由叙述员介绍出来。每一位成员都获准发言，并且用拉丁文写出所观察到的、提议和改变的书面文字。它们被称为Interventi。n交给神学委员会。整个大会会议过程中，有4,361份建议书，投票书上印出三项选择，那是Placer(是)，n。n-placet(非)与juxta m。dum(保留)，投票方式随辩论与讨论进行而改变。下面是〈修会生活法令)投票时的例子，经过最初的讨论、辩论以及提案之后，投票的结果如下述：

条文     出席者    是      非     保留     废票

1-3      1955      871      77     1005      2

 4       1960      1049     64     845       2

5-6      1949      883      77     987       2

7-10     1950      907      66     975       2

11-13    1946      940      56    947        3

14       1844      1676     65    103        0   

15-17    2122      1833     63    226        0

18-19    2117      1936     50    131        0   

20       2112       1639    50    419        4   

    这次投票后还有许多次投票，最后，经过多次辩论和讨论之后，庄严的立法而具决定性的投票展开，在场2321人当中有2317人赞成，四人反对，这四个人每次都投反对票，因为他们认为梵蒂冈大公会议根本不应召开。

    大公会议中，有一处极少被触及的是幽默。一个人从世界获得多少幽默，就意味着他所居住的世界的大小。唯物主义者认为只有这个宇宙是他们幽默的原料；但对2,500位主教来说，并非如此，他们为了永恒而利用时间。他们希望生活在天堂上也生活于世界。他们有更多幽默的材料，他们对此生不必有过分严肃的负担。大公会议的幽默来自有关与会人士所言所行及各种不同的特征，例如奥大维尼亚枢机的座右铭是「始终如一」，由于他通常反对教长们的任何改变。于是下面的故事不径而走：一天他召出租车，要司机载他到大公会议会场去，司机把他载到意大利北部的特利腾去，那是十六世纪著名大公会议的会场。

    伯多禄大殿左右两旁排列的座位各坐1,200位主教，又设了两个柜台，供应茶水。不多久，其中一个柜台被神父们起了一个名字叫「若纳柜台」，原来那是圣伯多禄的希伯来文称谓的一部分。

    对于主教之间的深厚手足之情，来自澳洲大沙漠的主教，在大公会议召开之始，便写下了一首打油诗：

称我们为同志、朋友、伙伴，

甚至是美国人所谓「老兄」

在知识上我们是平等的

我们属于主教团中一员

可和教宗促膝谈心。

    会议中谈到妇女问题，苏能斯枢发出以下的幽默感想：

    一次会议中，苏能斯说：

我对这种分隔(男女分隔)感到厌倦

神父像个乡巴佬，

让我们把女子带进来，

一定会带来仰慕。

    神学家和专家不许和会议其它人混在一起，他们有些涉嫌进入了禁区，使费利斯枢机不得不摇钤提醒他们回到适当的座位：

我们的秘书不同情，

那到处走动的专家，

他认为，一个顾问，

应留在他的座位上，

除非他有点消化不良。

    得克萨斯圣安日鲁的李云主教在大公会议中发表演说，被某一国藉的主教稍作批评，第二天，下面的诗句到处流传：

从得克萨斯来了年轻李云主教

那里六响手枪是六不是七响，

他说：「他们给我讯号!」

他从腰间连继发枪，

把不少主教送上天堂。

  波士顿的古新枢机很少说话，但一说话时声如洪钟：

波上顿古新枢机声言，

虽然他不是个拉丁学者，

但他可在会中叫吼，

而使整座大楼塌下。

至于讨论到生活的圣善以及限制生育，则有了下面几行：

有些道德家声言那药丸，

即使你没有病也可服用，

它有能力控制生育，，

但我真不能相信，

那是天主的意旨。

    最后大公会议结束，众人离开的时刻已到，下面的一段出自奥鲁连主教，使大会的教长们无比欢畅：

当主教们离开古老的罗马，

可傲然展示我们的文凭，

会议告终的一刻，

我们说：「晚安」

并对若纳柜台的芬芳说声：「再见！」。

奥鲁连主教现今是澳洲达尔文的主教。

    梵蒂冈大公会议的召开，适逢世界和天主教会必须在两极端之间寻求平衡的历史时刻：亦即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个人主义，是指强调个人的权利去发展他自己的神修或经济而不顾社会的好处。至于社会主义，是指强调社会福利，对个人的宗教或道德很少关心。

    我深信不少神父有着和我一样的经验——在大公会议之前，一个人很难听到违反社会公义的罪，例如给农场工人、女佣或雇员极低的工资。之后很快便受到马克思主义及无神主义的影响，整个重点推到社会秩序上，照顾及为穷人服务、保护环境、照顾贫民区及难民。

    大公会议所做的就是建立福音传播与人类进步两极平衡——赢得人灵与拯救社会，神圣救赎和人类解放。这二者是不可分割的。大公会议又决定，我们必须透过福传以争取天主的子女，以博爱作见证，并敏于人类对自由与公义的热望。这是大公会议历史上第一次论及〈世界〉的一章，其中强调与创造、救赎一致；人类尊严与自由的真理和救赎不可分割。这是天主圣神默感的美妙笔触，自世界各地共聚一堂的主教，可以看到教会实行新方向——实际上，这和古老的教导毫无分别，即基督救赎有着属世的与历史的境界，即爱天主爱近人的关系。

    梵蒂冈会议已经结束，但甚至在结束之前，主教们对两种极端已有敏锐的感应。它涌现在教区内，在神父及修道人中。两极端的产生主要是由于误解了「世界」一词。大公会议中针对这一点发出调解，一位比利时主教作了极其清晰的阐释：世界作为宇宙的一部分，是天主所造，是美好的；世界作为精神而言，是对教会有害的，它由世俗、肉身、魔鬼所指引。

    我们参加大公会议的主教明白这种平衡会在入世又不为世所囿之间备受打击。但很难说服任何极端——极端保守主义与极端世俗主义——精神与社会应该如何融合。

    《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这篇文献给大公会议带来一些最平衡的想法。尊奈德枢机指出，人是两个社会的份子——一是精神界的，一是暂世的。他说人和天主的关系超越暂世的秩序，而一个人即使在现世宗教事务中有所错失仍是一个人，另外，除非牵涉到公众利益上，不应被文明社会所限制。

    虽然事实上不少主教发表演说，像智利圣地亚哥的施露华枢机，和比亚枢机提倡合一运动，著名的耶稣会会士，对文献中的拉丁文诘难，会议中的主教们通常依从美国主教，和他们强调的信仰自由。

    文件中第三十节以极清晰的言词解释个人与社会平衡，并指出「世事深入而迅速的变动，迫切要求人们不得懒惰成性，不注意时局，只顾个人伦理。为满全正义及爱德任务，迫切需要每人各尽所能，并依照他人的急需，对公益有所贡献。又应促进、帮助凡真有益于改善人类生活条件的私立或公立机构……每人应将社会关系视作现代人的主要任务，并加以尊重。]

    今天，没有人谈及文献中这些微妙的问题。值得注意钓是最后投票是2,309票赞成，只有了5票反对。我相信，没有一位参加最后讨论的人会忘记教宗保禄六世动人的话语，他把近代人形容为：

    ……他是他自己的悲剧演员——是昨日和今日的超人，永远脆弱而不真实、自私、野蛮；他是不快乐的人，不管是在哭泣中或欢笑中。他是多才多艺的演员，随时准备扮演任何角色；他是狭隘的人，只奉献给科学的现实；他思考、爱恋、辛劳，时常在等待着某些东西。他是神圣的，因为他孩童时代天真纯洁，因为他贫穷的奥秘，因为他奉献他的痛苦。他是个别的又是社会的；他生活在光荣的过去，以及未来的梦想中；他是罪人又是圣者。

    大公会议结束后所产生的各种紧张状态，对认识教会历史的人一点也不惊奇。这是个历史的事实，几时出现了像大公会议般的活动，天主圣神倾注恩宠，而反圣神及魔鬼的势力也会加倍涌现。甚至教会初期，紧接着耶稣复活后五旬节圣神降临后不久，教会已受到迫害，例如圣斯德望被杀。若一个大公会议没有引发混乱，会使人怀疑天主第三位在教众中的施为。

    早期的大公会议之后，基督信仰的世界有十多次假的大公会议，设法重组亚略主义(译注：Arianism，又称亚流主义，为基督学之异端，是三、四世纪亚略神父Arius所倡的学说，否认耶稣的天主性，325年被尼西亚大公会议处罚放逐)，它当时有席卷整个教会的危险。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所面对的问题不是分裂或异端，而是教会与世界。世俗倾入教会，而教会涌入世界。人成了每一件事的中心和关注所在，教会不能接受这一点，因为教会的使命是肯定世界中有圣神的介入。教会不能收起所有的吊桥，锁上一切大门，封锁一切她自己和世界连系的公路。答案不是在圣伯多禄大殿外挂起，停止、的红灯，孤立自己；也不是迁就加诸于十字架上元首的挑战：「走下来，我们才相信祢。」「从婚姻是神圣的信念走下来。」「从生命是神圣的信念走下来。」「从你的信仰走下来；令人喜欢的信条才是真理。」「从十字架的牺牲走下来，我们才相信祢。」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要面对的是世界，而每一位参加大公会议的主教在心中都怀着对基督在世代表的爱。成为会议的一份子「和两千多位来自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主教融合交流，每天早上和大家一起唱<信经>，这是一个民族大会，使长久缺乏共同承担的联合国也为之汗颜。

    四百年前举行的特利腾大公会议只是属于地中海区的会议，那是拉丁式的、欧洲式的大会。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也同样是地中海式的，在该会议(1870年)没有一位主教来自非洲或亚洲。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中，百分之六十的主教来自亚洲、非洲和南美洲。记得我刚出任传信会总主任时，全非洲只有两位本地主教；但我在写这一章时，却有二百五十位，而且他们正在每月增加。教会历史上，第一次世俗的泥土和伯多禄的泥土混合。若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要用一个字词来做象征，这个字无疑就是「世界」。

    读到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的人，不会知道大会在每一字每一词中用了多少心思。在大公会议前后，我有幸参加了几个不同的委员会。我可以证明，我们可用一整天去讨论几个拉丁字，以求准确地表达它的意义。准备好一章之后便印出来，分发给会中各神长，一连几个月辩论每一个题目。直到除了极少数人投反对票之外，得出众人接受的结论。反对的人当中有些是认为根本不应有大公会议，有些是因为他们的意见不被纳入。

    以下是一个例子。教会内最具牺牲精神的主教——巴西的卡玛拉主教，他一生为被迫害的人服务，和他们认同，他满怀热忱要把教会叫作「穷人的教会」。大会中众人聆听他和李嘉禄枢机的理由后，神学委员会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研究它的内容和「穷人的教会」的称谓，最终因为意义含糊而不被接纳。讨论中最大的危险是采取简易法，将人类分成两个阶级——富与贫，或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乍看似乎得到神圣的赞同，因为圣保禄写道：「祂本来是富有的，为了你们却成了贫困的，好使你们因着祂的贫困而成为富有的」 (格后八9)。然而，当研究希腊文的新约圣经时，发现希腊文中有两个「穷」字。一个是penes用以形容那必须工作以谋求生存的人，他仅藉劳作糊口，没有剩余的；另一个字是pt。ch。s，意即绝望无肋的贫乏。吾主耶稣谈到真福八端时，在真福第一端中，祂不是用pt。ch。s而是用penes，是指那些完全没有地上资源或其它任何东西的人，因此，他必须完全信赖天主。而耶稣谈到这端真福时，并不是说住在贫民窟的人或是没得吃的人是蒙福的，而是指贫穷的精神，体认到绝对没有其它方法可以得到宽赦和仁慈的人。因此紧接着的一端是涕泣的人是有福的(玛五1-11)，那因为自己的罪极端悔恨而哭泣。祂指的是因为冒犯了救主伤心的人，那为了罪恶所引起的灾祸震惊的人是有福的。死海手卷的《古木兰手抄本》中所见的毫无疑问正是福音对贫穷的解释。

    此外，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教长们谈到圣母时，写道：「她立于穷人和卑微人当中，满怀信心期待并接受祂的救赎。」这当然不是指物质缺乏的贫困或社会压迫。大公会议中的教长们愿意承认经济上的贫穷较主观地倾向天国；然而他们不是唯一的人——因为有谦逊的富人，也有骄傲的穷人一样，后者拒绝天主的圣宠，因此教长们决定教会的定义是「基督之可见工具」或是「普世的救赎圣事」，她是所有人、所有种族的教会。「在人世之中、教会可能有优先考虑，尽管不是绝对优先；但她仍不只是为穷人、贫民窟中的居民、被遗弃者、无家可归的人、孤儿们而设的「选择阶级」的教会。

我怀疑到底是因为传媒的解读还是大公会议决定的见解，使得许多修女放弃了教书而到贫民窟服务。又或者是解读大公会议时特别指出世界是救赎的舞台，还是一种反基督的精神，使得许多神父放弃牧民工作而忙于关心、管理世俗。再加上不同部门的主教召开一大堆会议，使神父及修道人离开他们的职责，投入了毫无结果的冗长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