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生涯占了我整个生命的四分之一。这些岁月并不始于在天主教大学研究院任教之时，而是在英国，我曾获邀在威斯敏斯特总教区的圣爱门学院任教，同时准备鲁汶大学的agrege论文，我教的是信理神学。虽然我的专科是哲学，但我在鲁汶旁听了许多有关神学的课程。稍后，在罗马的天使大学及额我略大学也旁听过。我在各方面还是个初学者。

    诺克斯神父，也是杰出的同事之一。他的父亲是伯明翰的英国国教的总主教，而他自己皈依了天主教。他毕业于牛津大学，在修院中教圣经学和希腊文。曰后独自从希伯来文及希腊文中将整部圣经翻译成英文。另一位是曾在鲁汶大学教哲学的梅申哲博士，他和我同住在距离修院约两哩的女修院中。

    我对修院中四年级学生的每一堂课都用心准备。有一天，我讲基督的神性与人性。其中一个例子是在福音中，祂用泥土和了唾液，涂在瞎子的眼上，医好了他。可是没有这类神学命题曾清楚地解释出来，而教授的职责就是把生活中普通的事情变得复杂。

    我花了不少时间阅读圣文德，圣道茂、苏亚雷斯、比约及其它神学家的作品去找这方面的资料，但都找不到。假如我进入课室立刻遇到一好例子，我也不能认出来。我对这主题感到十分混乱，但到底还是讲了一个多小时。走出教室时，听到一位六品执事对另一位同学说：「施恩博士真了不起。」我对他说：「我说了什么话那样了不起?」他以最佳的英国口音说：「我不十分知道。」我答道：「我也不知道。」那天，我学到一件事：有时候，你实在不知道，人家还误以为你是博学呢!

    五年后，我遇到一位以前在圣爱门的学生，他那时已是曼彻斯特教区的神父。他问我在做什么，我告诉他在华盛顿天主教大学任教。他回答说：「希望你现在是个比以前好的教授。」最少，我可以自我辩解：我是先在英国学生身上试验了我的教学法，然后才用在我自己的国人身上啊!

    我完成了鲁汶大学的agrege学位的条件后，前往拜访梅西亚枢机。我说：「枢机大人，您是位优秀的教授，请问可否给我一些教学方面的指导?」 「我给你两点提示：第一，时常保持与时代共进，知道世界的想法，读它的诗、它的历史、它的文学、观察它的建筑和艺术，听它的音乐、戏剧；沉潜在圣道茂及古哲的智慧之中，自必能驳斥世界的谬误。第二，每年年终把讲义撕掉，再没有比保留讲义、每年教同一个课程更能毁灭一个教师的学术成长。」

    我设法遵从枢机明智的指示。除了努力追随当代思潮和知识外，我决心不重复教同一个课程。初进哲学系时，教的是自然神学。我发觉自己有时用以前用过的笔记，因而在学术上没有什么进益。以后，我决定每年开一门和自然神学以及天主的存在与本质有关的新课，因此，多年来的课程都不相同。例如一年教的是历史哲学，另一年教的是马克思哲学，再一年是宗教哲学、科学哲学等等；所有各科都以圣道茂思想为依归。为了准备新科目，加上并非完全熟悉，因此我要每年夏天到伦敦去，从6月下旬到了月、8月以至9月上旬准备来年要开的课程。早上、黄昏及周末我在苏活广场的圣博第堂服务。除了到大英博物馆去找寻一些背景资料外，我又用最少六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去准备每一个小时的讲课。若没有不断的刺激和研究，一个教授很容易江郎才尽。

    康德就是个最好的例子，他从不踏出康宁斯堡半步。他每年总要说同一笑话，而且在同一天说。这笑话是：「为什么天堂上没有女人?」他的答案是：「圣经上说天堂上有半个小时静默。」他每天总是在同一个时间去散步，以致当地的主妇都以他为调整时钟的标准。他唯一没有去散步的一天是鲁索的著作之一出版的那天。鲁索的那本作品改变了他的看法，令他转到实际思维，但那是另一个话题了。

    早年教学的岁月，在1 928年美国总统选举之后，不少人对天主教会怀着偏见，主教们决定应该在天主教大学开设护教学院。校长哥利根主教命我草拟这方面的课程。我以金字塔式来设计：在基层上设了一些课程，像新闻学、传媒学、传播通讯学、宗教心理学，而顶层是较多的神学科目，大都和护卫教会有关。校长接纳了我的建议，着我物色教授，并准许我从欧洲物色人选，我进一步提问：「我是否有权告诉他们已经受到聘用?」校长回答：「你认为有资格的人选就可以了。」我再问：「薪酬如何?」得到明确答复后，我到欧洲找到十位教授，分别来自英国、法国和德国，他们全都能说流利英语。

    我打电报给校长，报告我所选定的人，并请他和他们联络，正式聘请他们。可是从8月以至9月大家仍没有收到校长片纸只字，这些教授函电交加地诘问：「什么时候送聘书来?」。我们是否要到学校去?」看到校长一点也没有要聘请他们的意思，我只得一一去电请他们原谅我的越权。

    下一年，校长再召见我，要我作护教学系系主任，我敬谢不敏了。可见他对去年之事早忘得一干二净，护教学学院终成泡影，从未实现。

    多年来我们哲学院院长都是道明会会士依纳爵·史密斯神父，他不只是杰出的教授，更是位著名的布道家。我的课在每曰下午四时，入课室之前，我一定到隔壁他的办公室去，和他谈十分钟。他总是和我一道走出办公室，途中告诉我新奇有趣的故事，使得我在进教室之前仍大笑不已，和史密斯神父交往持续多年，那是我一生中快乐的时曰之一。

    我喜欢教书，我喜爱它因为它像是一份延续天主圣言的工作。我常常想到一个问题：「大学里为什么让我们当教师的可享长俸，而足球教练却没有?」教师中可能有庸碌无能之辈，而球队教练若不能训练出一队必胜的球队就得离职；老年的将军可能淡退，而低能的教师却继续教着。教学往往成为教师的笔记本传到学生的笔记本的方式，教师与学生都没有用心去思考研究。

    我对学生有深沉的道德责任，因此每一堂课我都得用上好几小时去准备。在这个高唱社会正义的时代，人们忽略了一点，就是教授有道德责任去给交了学费的学生应得的代价。一个自己不学习的老师不是老师，因为归根结柢，教育是世界上最崇高的使命。一切教育的目的在于知识和真理之爱。

    我从教学中还得出几点想法：我的第一项守则是讲学时绝不坐下。热忱不会在坐着的时候产生。若一个学生能忍受我的讲授，我也应该为他们站着讲。

    我作过千百次演讲，但无论是在课堂里讲授或是在讲道台上宣讲，我很少把讲辞写下来。记得有一次听到一个爱尔兰老太太评论一位主教：「老天啊!若他自己也不能记得他所讲的，他又怎能希望我们记得?」我觉得不要对着听众照本宣科才算讲道。

    若你对听众作一个问卷，你会发现大部分听众在听到讲者照着稿子念，心里都想着其它事情。彻斯特顿在访问美国后，回到英国时把观察所得写下：「我在美国时作了九十次演讲「害苦了那些从未难为我的人。」我又发觉，即使我没有照稿子念，只要我一提到「结论是」这三个字时，女士们便开始穿鞋子。

    在准备演讲之前，我首先会研究讲题，然后将研究所得组织起来，可能的话，列出几个要点。下一步是把材料消化，变成我自己的，好能随时传达给学生或听众。这是一种学习过程，可以这样来形容它：我将讲辞练得滚瓜烂熟，使它成为出自我自己，而不是外来的。我不是靠背熟研究得来的资料，然后去演讲。我是从记忆中写出研究得来的要点，然后再从其中检查自己能吸收多少，之后把已经写下的摘要撕去。如此这般不断重复地写下新的计划又更改、撕去，我不要被片纸只字影响我的思路。

    就像母亲不能忘记胎中的婴儿一样，一个演讲者也不能忘记他脑海中的思绪。为什么活生生的心智要对学术研究所得的笔记臣服?除了比较准确之外，笔记有什么神圣之处?心智可以吸收准确性，不必一定靠笔记。要经过多少次我才能写出或对自己说出各要点，因题目的难度和我的记忆而有所不同。最后，我总会达到教材是出自「我自己」的程度。像消化了的食物，而不是摆在架上的食物。这是我在讲道台或教室中从来不用笔记的缘故。

    在爱尔兰都柏林的圣体大会上，不幸地，我忽然失去记忆。若说我一生之中最想做好的一件事，那就是在这圣体大会上的演讲。因为它是在都柏林，因为它是圣体大会，因为我的外祖父母来自爱尔兰。那天，我如往常一样，不用笔记便上台，满脑子的题材和思想都一闪而过。就在那一刻，一个思绪上到心头，我以为是天外飞来一笔：「爱尔兰从没有承认别的君王，只有基督是他们的君王：从没有别的王后，只有圣母玛利亚是他们的王后。」听众发出不断的掌声。那一刻，我想引用若瑟·玛利亚·庞克的诗，那是我熟悉得像〔圣母经)的一首诗：

在玫瑰上我看到祂的宝血，

在星辰中看到祂眼睛的光彩。

    当我朗诵那诗时，我不是在想着它的字句；而是在不断打自己嘴巴，我反复对自己说：「不管你以为话语多么出色，你应该避免任何有关政治的言语，这是圣体大会啊!」我重重地责备自己，以致朗诵到第九行的时候竟记不起下面的诗句了。我对听众说：「对不起，我忘记了。」千百个爱尔兰人都大为吃惊失望，当爱尔兰人吃惊时，秩序就大乱了。突然问，脑海里闪出派崔克·亨利，他说过：「当你演说中有困难时，只要投靠天主，信任全能天主会把你带到话题上。」

    于是我接着说：「若我想忘记什么，我很高兴我忘记了……」我不知该继续说些什么，于是说：「若我祈求要忘却任何事，我应该祈求忘却若瑟·玛利亚·庞克的诗句。我相信在忘记中有着象征的意义，因为站在爱尔兰的土地上，一个人应该锤炼出他自己的火焰，而不该依赖即使如若瑟·玛利亚·庞克如此伟大心灵的诗句。」致词完毕，一群主教围着我说：「那真是美妙的演讲技巧，假装忘记了。」那不是技巧，我实实在在忘记了。

    经验告诉我，在戏院或礼堂内发生混乱时，演讲的人最好不要提高声调，最有效的方法是放低声调，听众的反应往往是：「啊!我漏听了什么?」于是他们的注意力就回来了。

    课堂以外的演讲，像在大礼堂内、戏院中或一大群听众面前，经验告诉我，最好不要一开始便进入主题，听众们喜欢有机会从头到脚把你打量一次。开始时，来一点幽默是很好的手法，而最佳的幽默是以自己为目标。

    演讲的结语必须有力、有启发而又能激励人心，我会用几乎和演讲内容同样多的时间去准备结语。正如喜剧演员说：「上台容易，下台难。」我想最好的演讲应该要使听众们意犹未尽地说：「但愿他讲长一点就好了。」

    在大学演讲占去我晚年大部分时间。非天主教大学邀请我演讲不下数百次，远超过天主教大学的邀请。我发觉，许多时候，宗教界想变得世俗化；而另一方面，世俗的却想变得宗教化。在大学演讲，我发觉主题愈属神的，反应愈大。记得一次在南加州大学，和三、四十位大学生共进晚餐，最初半小时，他们净是漫骂诋毁，我对他们的诋毁不以为意，只以小小的感想轻轻地带过他们的批评。半小时以后，他们平静下来，一切变得完全正常。他们似乎在扮演某一个角色一一一个他们以为那个时代的学生应有的角色。

    这国家的年轻人极具牺牲奉献的潜力，而有不少困难是因为长辈们并不予以鼓励。年轻一代反抗父母们的小资产阶级型态，反对他们以物质去判断个人成就的美国生活方式。然而他们的父母从未问自己，在改善了生活环境之后要做些什么。在某一程度来说，宗教落入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伦理中，渐渐不把神学理念注入人生的意义里，而是在宗教中，以心理、社会的观点去适应小资产阶级美好的生活。

    一次，我访问一所州立大学时出现了一个问题。该大学的校长到机场接我时，谈到前一天，学生们焚毁了两座建筑物。他说：「我到机场的目的是要告诉你可以不要演讲了，我恐怕有激烈的事发生。我虽然请了校董们陪同你一起坐在讲台上，但他们并不能给你什么保障。」

    我坚持照原定计划演讲，我忘了原定的主题是什么，但既然大学有困难，我决定选择别的题目，当天来听讲的学生有一万多人。我讲的是贞洁，讲了约一个小时，采用的是学生能了解的方式。讲毕，学生们起立鼓掌、欢呼，有些走到讲台上和我见面。校长说：「我当校长二十年，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情形。」我问：「有什么不同?」他说：「别的演讲者的态度多是偏颇的，黑反对白、黄反对绿、蓝反对红；又或者告诉学生，他们的父母和大学当局都不对。」他继续说：「但是你激励他们，用他们从未听过的向他们挑战，而他们正需要这种挑战。」

    正如我曾经说过的，演讲的主题愈神圣，便和吾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受死愈有关连，也就更涉入近代异教徒所不认识的自我牺牲基本原理，而所得的反应也愈大。任何世代中，上主从不欠缺有皈依可能的人，而把这可能付诸实现才是个问题，这主要有赖于我们。我不知道天主准许我再有多少时曰去主持退省，但我知道只要祂打开门，我就会设法走进去，我会选择那我认为最能给入神修机会的门径进去。我每曰都求祂赐我身体健康，心智清明，好能传扬祂的福音，宣扬祂的十字架以及复活。我多么爱做这一切，甚至有时会想，有一天我在天堂上享见天主时，我会休息几天，然后求祂准许我回到世上再做更多这样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