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到主教的指示后从欧洲返回美国，被派到一个相当贫穷的堂区，那是一个连柏油路也没有的地区。富裕的人都搬到城的另一边，本堂神父古列顿是真正天主之仆。我开始主持四旬期讲道，这被别的堂区教友看不起的圣堂不多久便坐满了人，有些本堂神父甚至禁止他们的教友去「低下的地区」或是「那年轻神父讲道的堂区」。他们说：「你们应该留在自己的堂区内。」

    我认为这就是我的生活。我虽属于知识分子，热爱教学，但如今是个副本堂。报章上的社论出现批评主教的文字：「他为什么浪费人才?花了许多钱去栽培一个人才，为什么竟把他放在这样的堂区里?」我恳求父母千万不要加入这类批评主教的话题上，我一点也没有抱怨。我可以从心底下说这是天主的意旨，我必须忘却追寻更多学问及学术的职志，安于做个副本堂神父，这样的决定使我的心灵平安。这是我，一个年轻神父的第一个服从的考验。天主的圣意透过主教一一宗徒的承继者一一表达出来，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我在告解亭内开始鼓励教友们每天参与弥撒，领圣体的人从四人增加到九十人，堂区开始更新，我也非常开心。大约一年后，主教的电话来了：「三年前我答应沙翰主教为你安排一个天主教大学的职位。」我问道：「那么，当我从欧洲回来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让我去呢?」 「因为你在学问方面非常成功，我只想看看你是否服从。现在，带着我的祝福，去吧!」

    我被派到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天主教大学神学院，任护教学的讲座教授。这任命来自沙翰主教，他是个超卓、才智过人而又圣善的大学校长。第二年年终，主教召开神学院会议。原来主教失聪，他必须藉由一个小小的扬声筒去听别人讲话。讨论的主题是大学早已设立神学研究院，是否应该开放大学课程给修生们。理由是神学院只有少数研究生，没有足够的课程编排给教授们，如果多些学生可以多点激励，办法之一是开放神学系给修生们。在进入会议室之前，几乎每一位教授都持反对意见，但当主教提出建议，并把扩音器传给每个人，要他们表示意见时，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所有教授竟同意主教的建议。

    由于我是最年轻的教授，最后才轮到我发言，我从主教手中取过扩音器，对他说：「主教大人，应该是把研究院的水平提高，这样做反而是降低自己去迎合情况。为什么不提高研究院的水平，使全国的主教都会派神父到我们这里来?」我坐在离主教最远的一端。他把扬声器卷起来，推过整张桌子，向我这边滑过来。之后，站起来，气得脸红红的，说：「如果我不能令教授们同意，我将辞掉他，找些同意我的教授来!」说完后离开会议室。

    大家围着我说：「你真是自寻死路了，你在这里只教了一年，如今你要被辞退了。」我苦恼得难以形容。接着两星期，我继续教课，但主教没有半句话。一天，我在草地上走着，预备去上课，路上看见主教开车经过，他停下来示意我上车，坐在他旁边。他一言不发地开到麦马汉堂，示意我跟他进办公室，我们走上二楼之后，又进入他的卧室，他穿上道袍、披肩和十字架，走出来，坐在椅子上。之后，对我说：「年轻人，跪下来。」我如言在他面前跪下，他覆手在我头上说：「年轻人，最近加入这大学行列的人没人像你一样的，你注定会大放异彩!愿天主降福你!」

    神学院继续有其它困难，其中一项和沙翰主教的继任者、新校长雷恩主教有关。当时著名的、有不少关于社会正义著作的若望·雷恩教授是道德神学教授，想推荐希雅士博士为他的继任人。但雷恩主教以为保持大学水平是他的职责，希雅士博士虽已在本校取得哲学博士学位，但雷恩主教认为神学院教授必须具有神学博士学位，以保持学术水平。因此，若希雅士博士能再往罗马作研究，取得圣神大学神学博士学位，雷恩主教便同意他担任神学院的职位。

    雷恩博士并不以为希雅士博士有到罗马深造的必要，因此引起神学院和校长之间紧张的局面，可谓雷恩对抗雷恩。最后神学院草拟了一份反对雷恩校长的文件，把几份副本分送到各个学校董事处。送出之前，每一位神学教授都必须签名。我拒绝签名，因为我认为，没有给校长机会解释就给校董送出反对校长的信是不公平的。我提议发信之前为何不请校长来，向他读出指摘他的信，给他机会解释。若他不来，再发出该信。在雷恩主教没有机会答辩之前我不会签名。

    第二天，神学院的告示板上有一张通知：所有施恩博士的神学课程全部暂停。雷恩校长知道原因所在是为他辩护，因此把我调到哲学院，我在该院工作了二十多年。

    这事发生后的那年夏天，我到罗马。一天和巴齐里枢机(曰后的教宗碧岳十二)共进晚餐，他那时是教廷国务卿。第二天我到他的办公室见他，他说：「可以告诉我一些有关大学和反对雷恩校长的事吗?」我说：「枢机大人，请恕我不能批评大学和它的校长。」于是，枢机改变了话题。从档案中取出几份德文的报章，读出来并翻译给我听，一个多小时的谈话内容都是强烈地反对希特勒和纳粹。

    会见完毕，离开国务卿办公室时「但见外面等着的不是别人，正是詹姆士·雷恩主教。他问国务卿在和谁谈话，有人告诉他是施恩蒙席。不久以后，他奉调离开他心爱的大学，出长欧马哈教区，大家可以想象雷恩校长心里想的是什么。谁在国务卿面前说他坏话?当然是施恩教授，他和国务卿谈了一个多小时。但我可以在天主面前作证，我没有对巴齐里枢机谈到雷恩主教。可是谣言就这样传开去了，因此当有人提议我当大学校长时，辛辛那提教区的麦尼古拉斯总主教说：「我不要施恩管理一间狗屋。」他以为我对雷恩主教做了不公正的事，觉得十分难过，以致在克里夫兰召开的全国圣体大会上，演讲者是罗省的司各特先生、史密司洲长、麦尼古拉斯总主教和我。他本来和我们同坐在一起，轮到我演讲时，他立刻站起来，走到球场的另一端，而不坐着听我演讲。我知道他一直觉得我曾对国务卿说了校长坏话。但我自问无愧于心，我是清白的，因此每年到辛辛那提讲学时，都特意拜访麦总主教。他总是热情地招呼我，我们每次的话题都以神父应有的态度结束。以上只是我漫长的教学岁月里的一段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