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电子时代，可用光波传达圣言。广播像是旧约圣经，因为只可聆听圣言而无法看见；而电视就像新约，可以看到圣言，祂成了肉身，居于我们中间。纽约无线电广播城开幕的一天，我从无线电台播出第一个讯息。我也在纽约电视台主持了第一个宗教电视节目。那时电视还不十分流行，整个城市没有多少台电视。电台的祭台上点了二十多枝蜡烛，在光耀的弧光灯之下，烛光几乎消失在强烈的热度之中。

    我从1928年开始主持广播，应纽约的保禄会神父邀请主持一系列的讲道，由那时有名的WLWL电台转播。宽大的圣堂里挤满了人，还摆满了软垫供满溢的听众使用，祭台侧边也摆上了椅子。

    我是受本堂神父赖利神父邀请而来的，他听了几分钟后走出去，对他的同事说：「真不晓得我为什么邀请这人来。」我在罗马的神师李昂神父，请他进去再多听一会。结果，我从此占用了那讲道台，在那里广播了许多年。

    由于曾在大学教了一段时日，又做了这些广播，美国主教团选我做为第一个在国家电台的宗教节目主持人，那是国家电台给教会的一个机会。那时候，很多神父及宣道人申请电台的广播时间，以致哥伦比亚电台(CBS)及国家电台(NBC)要稍加管控，只准天主教、新教及犹太教的代表团体各选择一位讲道人。这样做不只是因为当时提出申请的人太多而造成了混乱；更因为那得以在电台出现的人，往往借机去攻击他们的「敌人」或反对他们的人。因此，源于庄重和爱德，必须有所限制。

    我的第一次讲播在主日黄昏的黄金时段，同一时间也是《阿莫与安迪》上演的时刻，而紧接着《天主教时间》的是令人永难忘怀的佛烈特·雅伦。我所选的主题是基督教理的热门话题：天主的存在、基督神性、圣教会及灵修生活。最大的反对声浪来自米瓦基城及俄克拉何马城的公教报章。他们呼吁除去我的空中节目，代之以两位能模仿阿莫与安迪而又能讨论宗教的人。于是，模仿流行人物的趋势成为当年教会一些神职人员间的普遍现象。

    我在国家电台继续主持节目多年后，我的领域扩大了。当1951年商业电视台探询一个神父时，我几乎是毋须透过测试就获选了。问题是「修道人是否可以接受电祝台商业赞助?他们做了全国电视编辑问卷，除了波士顿之外，全都同意。教会和主教对这项邀请全无干涉，对赞助也全不过问。其中一个问题是酬劳，但对我来说并不是个问题，因为我决定永不接受任何酬报。由于那时我已献身教会在非洲、亚洲的传信工作，传信部只用我做发言人。记得当时每晚广播的收入是二万六千元，我感谢当年许多人立刻寄来赠金，赠与传信部的款项达数百万元。每一分钱都到达世界上贫困的地区，用于建医院、学校以及圣言的传播。我们的办公室保存着每天从各地寄来的邮件纪录。多年来，平均每天收到一万五千至二万五千封信。

我有时会为世界各地穷人向听众呼吁，要求每人奉献出一分钱。从此信封内贴着钱币的信像洪水般涌来，有些人甚至寄来金币、首饰，学生们牺牲买学校纪念指环的钱，把它寄到传信部。有一次在广播中，我提到喜欢巧克力甜饼，下一周，一大堆饼千盒塞在门外，我几乎进不了办公室。明尼亚波里斯一对失明的夫妇为了感谢元帅赞助我的节目，买了一台该公司出产的电视；纽泽西洲一位女士说她的小猫总是坐下来看我的节目；爱荷华一位老太太每主日听我的布道时，总穿上最好的衣服，好像到圣堂去的样子；一位如今很有名的演员问我可否终身用我的名字——马丁·施恩；许多家庭要孩子们在我的节目播出时保持安静。

我的听众包含各阶层人物，甚至白宫里的人，一天下午，在往传信部办公室途中，看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座车在摩托车队的前导下，经过纽约大道疾驰而去。几天后，我收到以下的一封信：

亲爱的施恩主教：

   昨天晚上，在亚佛烈·史密司的晚宴中，有人告诉我，我在行经纽约的街道时，你站在街角向我打招呼。我没有看到你，可是我要向你保证，你的好意使我受宠若惊。

   我原可以趁机停下来和你交谈，哪怕是短短数语也好。

   诚恳地向你致意

                                杜伟特·艾森豪威尔

我的回信如下：

敬爱的艾森豪威尔总统：

在美国，如果总统先生在街上遇到一位朋友，不是故意不和他打招呼，而是亲笔写信来问候，这是民主精神。

    在苏联，如果一位独裁者遇到一位朋友，而没有和他打招呼，就意味着这人已在被清算之列，这是××主义。

    总统先生，老实说，我真高兴您错过了和我打招呼，因为招呼只是短暂的一刻，而您的大函可以存留一世。

    天主爱您！

    许多人向我提出要求。记得有一个住在匹茨堡的犹太男孩，父母认为他未够年龄戴圆顶小帽(yarmulke，犹太人成年的帽子)，他抗议说：「施恩主教都戴了，我为什么不能?」于是他偷偷地写信给我，向我要了一顶天主教教士戴的无边帽。匹茨堡的报章刊登了他戴着主教小圆帽的照片。另一个小女孩写信向我诉说她心爱的马儿死了，十分伤心，而家里太穷，不能给她再买一匹马。不久「她得到一匹新马。」

    我的电视节目从没有经过彩排，这给制作人省了不少钱，部分原因是我从来不用笔记。《时代》杂志有一次派了特约作家来看我到底用什么手法，周而复始地作电视布道而不用提示或纪录大纲卡片。我的唯一道具是黑板，这黑板放在一个可以旋转的架上，一面写满了可以翻另一面，我制造天使清洁黑板的幻觉。一个后台工作者在它不在镜头上时替我清洁了黑板，当黑板抹干净了，我有时会再用，而我总是把清洁黑板的工作归功于天使。这事变得全国皆知。

    由于我是个教师，我有时会在黑板上写出一些需要解释的字句，或是画一幅技巧拙劣的图画。我绝对没有绘画天分，以致有一所艺术学校要给我一个奖学金，让我学习绘画，以免贻笑大方，让聪明的人类蒙羞。其实，我的劣作倒有一个好处，就是让观众有优越感，因为他们能画得比在台上演讲的人好得多。

    我在电视上出现时总穿着黑道袍及紫色的主教披肩。一次，我在麻省的郎米度演讲，礼堂在二楼，对街的小孩看到我在酷热的晚上穿着披肩在舞台上，大喊：「超人!超人!」

    我好像教幼儿园一样，每次讲道前总在黑板上部写上JMJ三个英文字母，我写每一篇文章时也是这样：我希望将来可以在墓碑上刻上这三个英文字母；我回信时也是如此。渐渐地，大家知道这是代表「耶稣，玛利亚，若瑟」。

    观众以在电祝上看到的我来判断我的样貌。一次在布鲁克林区祝圣主教的典礼上，我和多位主教步入主教座堂，我听到一位女士在通道旁大叫道：「你的确比在电视上好看得多啦!」

    我演讲时总在台前放一个大钟，用以控制时间。没有打断的播出时间是27分20秒。想要不慌不忙地结束，而不致被中途切断的方法是准确地控制时间。若结束的时间要超出两分钟或三分钟，我会中断主题，开始作结，因此从没有匆忙地被切断过。

    通常我用大约三十个小时准备每一个节目，这表示我要搜集足够一个小时演讲甚至更多的数据。就像呼吸一样，身体之外的氧气总有比肺部能吸入的氧气多。同样，一个人对某一题目的知识，必须比能输出的多些才对。有时我们忘记某一、两点，便可以从早已贮藏在脑子的数据库抽取一些材料来补充。

    实际播出前一、两天，我会用意大利语对一位意大利教授朋友先讲述一遍，也会用法语对说流利法语的同事讲一遍。我这样做不是因为我十分熟练别的语言，而是因为我要强迫自己用另一语言去思索出理念来。这么一来，我会在脑中澄清过滤我所要讲的主题。

    回忆在电视广播界五十多年的经验，美国大环境转变的情形相当有趣。我最初作全国广播时，国人的情绪是基督化的，因此，《天主教时间》介绍的基督教理是受欢迎的。可是到底还是刺激起国内小部分心胸狭窄者的强烈反应一一只因它是天主教的节目。宾夕凡尼亚州有一个人来信说他有十二本证明教宗是假基督的书，他预备寄给我；但我不停地谈论着「圣父」、「基督的代表」。他说：「我在等着你谈到教宗时才寄给你，但你所说的「圣父」和「基督的代表」「我却相当喜欢。」当年没有太多信足以被形容为「憎恨的信」，或者甚至是「神经质的信」。

    在国家电视台的节目全依赖商业机构的赞助，我的方式和以前有点不同。我不再是在主教们的赞助下，以教会名义讲话。我的态度是大公合一的，我的对象是天主教、新教、犹太人以及所有怀着善意的人们。我不再直接提出基督宗教教理，而是理性地以一些观众共通的东西作为桥梁。因此，那年代的电视主题包罗万象，从无神主义到美术、科学、幽默、航空、战争等等：以观众和我自己熟悉的东西开始，然后逐渐从已知到未知，或者从道德到基督化哲学。那正是吾主耶稣在井旁遇到一个妓女所用的方法。神圣的耶稣和曾经有五个丈夫，而目前又不是与其中任何一个丈夫同居的女子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唯一相同的特性是，他们都喜欢冷水。从水开始，他引到永生之水的问题。

    这也正是圣保禄在雅典所用的方法。当他看到他和那些把诸神放在街道上的人唯一的共通点是，其中一块石上刻着「给未识之神」，从这个未识之神开始，他继续谈到真天主的观念。那也是我设法接近美国广大电视观众的方法，也确实有效果。

    我发现在电祝播映期间，憎恨的信函减少了，可是却多了一些偏执的信件。有时你会怀疑卡罗尔医生的话是否正确，他说：「所有的疾病加起来也不及精神病多。」另外，还有一件特别明显的事，那就是善意增加了。其中最多的是犹太人，其次是新教徒，再其次是天主教徒。我想，只要我能把其中一人带近天主，我便得到报酬了。如果能把千百封动人心弦的寻道的信件保留下来，会是多么有趣的事。可是我觉得有责任为写信的人把信销毁。

    我总是设法亲自回信的，能回复多少便回复多少。

    很多人来信表示对教会有兴趣，或是希望得到信仰的恩典，因此我开始在像华盛顿特区的圣博第学校，及圣斯德望学校的大礼堂，及纽约市的主教座堂讲道。至于那要求教会资料的人，我会寄书籍及小册给他们。

    回顾过去，我以两种不同的方法去接触民众。一是透过广播电台的直接方式，另一种是经由电视台的间接方法。直接的方法是以浅白简单的语言介绍天主教教义；而间接的方法则是依靠天主的圣宠用地过依赖我自己。我从未使用劝人改信天主教的言词，我所讲的一切得由听众去决定是否是他们生活所需。

    举例来说，有一次我谈起斯大林的死亡，大约是在他死前十天，我说起他的死，好像真的发生了一样，几乎每一州的报纸都打电话来问我到底有什么内幕消息。我告诉他们我只知道他是个会腐朽的人，要担负罪恶的惩罚，那就是死亡，电视节目和斯大林的结局纯然是巧合罢了。另一个例子是，某次在西部一个城镇演讲后，遇到一位女士，她告诉我，她听了我某次节目后皈依了天主教。我十分焦急想知道是哪一次的内容影响了她；出乎意料之外，竟是有关斯大林的那一集。其实在那次演讲中，绝对没有半点可以引领灵魂加入教会的材料，而天主竞以它为工具。「保禄播种，阿颇罗灌溉，但天主使它生长」。

    最近，一位年轻神父对我说：「在我六年的神父生涯，已经使七十二个人皈依天主了。」我说：「我希望你不要再计算下去，否则「你会以为那是你的功劳，而不是天主的作为。」

    对未来电子化时代的观众或听众，还有第三种方法。那不是我已往所用的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而是可称之为人类学的方法。但在此不是指人类原始的科学，而是指人的研究。宗教的展现是从天主到人类，现在是倒过来，从人而到天主。我不从宇宙创造者的存在作开始，而是以人类本身内在失序为起点，以心理学时代的发现作跳板去展现神的存在。

    不管电子媒介在其它方面产生什么害处，但对宗教传播是非常有用的。在美国，教会生活的任何阶段里，总有观众会作出教我乐在其中的反应，甚至更大的反应。我有时希望自己年轻一点，好能运用上面提过的手法，比如，以人内心的不快乐作为起点。观众总是有的，机会常常存在，我们要对像伯多禄一样受折磨、像多默一般怀疑以及像圣若望般的默观的灵魂负责，让他们泣下、跪下或安憩在祂的圣心内。

    我常常被问到我是如何准备讲道辞，但我只能谈谈这么多年来讲道生活的经验。

    我所有的讲道辞都是在圣体之前准备的，正如在白曰之下的娱乐最愉快、最有利；同样，创造力在圣体前可以获得最好、最多的滋养，最精采的理念来自和天主面对面接触，在引导降生救赎奥迹的圣神面前是追求光照的最佳气氛。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圣体面前总有一张小桌子或一本小小的写字簿；我一生都是这样——我确信，他一定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这样做，因为一个人和他全心所爱的对象在一起时，事情总是做得更好。

    讲道辞的计划大纲成形后，我会对上主说，或者，至少默想一下，喃喃自语一番。奇妙得很，一个人可以那么快便发现脑海中讲道辞的价值。通常，任何演讲或讲道有三种不同的格式：你所写的，你所讲的以及你想讲的。在吾主耶稣面前先讲一次对我来说是最好的方法，你不但可以发现它的缺点，更可以发现它可行之处。

    材料搜集好，要点摘录了，接着我会默想它或不靠札记，低声口述一遍。讲道的材料不单只是从稿纸到脑子，也是从具创造力的心智到口唇。我曾问过许多喜剧演员，他们心目中最佳的笑话是什么，答案总是：「我常说到的那个。」

    我深信若没有大量的研究和阅读，根本没有可能讲道或演讲。这也许是近代讲道台及讲台上的弱点——疏忽了继续进修。书本是伟大的朋友，一书在手，总会给你一些值得记取的东西。它们从不会向你抱怨太忙，永远有闲情颐养你的心智。只要看看一个神父的书架，差不多就可以知道他是哪一个年代或年份晋铎的。当学术的贮藏室是空的，很难准备出讲道辞的佳肴。建筑物越高，所放进的东西越多。一个人如果认真研究，就不怕材料用尽。

    在天主教大学当了六年教授，又在全国广播及到各地演讲之后，一位同事兼好友——后来做了另一个国家的总主教和梵蒂冈代表，要我放弃广播和演讲。他的理由是：以你旅行演讲的次数，你很快便会用尽你所有的材料，你便不再有影响力了，因此，我劝你，只在大学任教，放弃其它校外活动。我以耶稣对法利赛人的话去问他：「这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要你告诉我的?」  (若十五34)他说：「你说的对，有人要我对你说这话。」我们都知道那是谁。直至他去世之曰我们仍是好朋友。

    我阅读的范围涵盖文学、科学、政治、哲学，一言以蔽之，任何对神父在指导人、与人谈论或在讲道方面有关的材料我都读。我从不读小说，在大学时我对指定要读的小说读得十分吃力。但我读小说的书摘书评，我也读当代文学研究，读它们的摘要报导，了解时代的潮流和趋势。我为著名舞台设计大师乔·梅尔金纳讲授要理。某天下午，我来到他家，他告诉我，亨佛莱·鲍嘉(著名好莱坞演员)正巧到访。他告诉鲍嘉我来讲授教理，若他喜欢可以留下来听。鲍嘉说：「我为什么要听一个神父讲话?我对天主教会比任何神父都懂得多。」我假装不知道他说过这些话。当我和其他人进去后，我们讨论到小说。我说我从没有读过他们讨论的小说。我说：「我不知是否受父亲的遗传，因为他也从来不读小说。那刚才自夸对天主教知道得比任何神父都多的鲍嘉问道：「你的父亲也是个神父吗?」

    最优先必读的是圣经，并且连它的注释也要研读。因应实际需要，以及对一个忙碌的神父来说，我以为再没有比威廉·巴祈利十五卷的《每天研读的圣经》更好的了。我发觉新教的注释也是有趣的，他们比我们许多人更肯花时间在圣经上。通常，从灵修观点来看，我觉得阿瑟·平克的三大卷《圣若望福音阐释》是最好的一本。

    由于我一生跨越一段漫长的岁月，因此受到不少体裁的影响。对我写作影响最大的莫如彻斯特顿，他永远不用一个无谓的字，他看出反论的价值并且尽量避免陈腔滥调。稍后，鲁益师出现了，他和彻斯特顿以及贝路克成了现代世界基督信仰的护教者。鲁益师的文体扎实，缺少想象力，但充满实例,比喻、对比而饶富趣味。麦格列治也启发我,他总是光芒四射、辉煌、火气十足而幽默。还有诗，尤其是《牛津神秘诗集》，特别是史陶迪和弗兰西斯·汤普森。多年来，我一直保存着一迭喜爱的诗篇，其中有不少我可以背诵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