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维里戈维里(法国耶稣会士，1701年来华，初在江西传教。1708—1724年在广州传教。后返法国接洽会务，因身体衰弱未能再次来华。1758年死于法国。——中译注)神父致某先生的信，其中包括他对《趣闻轶事》作者就中国宗教现状而诬蔑他的事件发表的声明

先生，我认为没有任何必要就《趣闻轶事》的作者针对中国宗教现状问题而怪罪于我一事作出自我辩解。我对于自己表现出的问心无愧感到很满意，对于读者们的公正判断也坚信不疑。

    本人鄙视诬蔑攻击，自认为真理在握。我自信，人们绝不会仅根据一面之词便攻击另一方。因此，一个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而杜撰缺乏任何真实性诬蔑的匿名人，同时又对其攻击对象表现出极为粗暴的敌意的人，他怎能得到公众的即使是一点点信任感呢？

    先生，您对此的判断可能与我完全不同。我尊重您的意见。我确实理解，正如您所说的那样，有一个浅薄的和轻信的大众群，他们愿意接受别人试图给他们造成的所有印象；还有一个怀有偏见的大众群，他们始终倾向于相信想中伤别人的那些人的恶言恶语；还有一个诚实的大众群，他们的正直诚实使他们对于最骇人听闻的恶意中伤也持怀疑态度，因为他们对其他人作出评判时，不相信相当刻毒的人能杜撰出这类事件；最后还有这样一个大众群，他们不经思考，便将那些未被明确辟谣的消息看做是已被正式承认的事实。我很幸运，能够对那位匿名人攻击我的一切，提出最明确和最清楚的辟谣。

    他于第4卷第412页中说：“戈维里神父当时正在广州，主持在华法国耶稣会士们的事务。有人向他咨询有关刚刚由《自登基日起》教皇谕旨禁废的中国礼仪问题。该耶稣会士作了书面回答，他签署的答复被递交到向他询问的人之手，此人正在急切地等待这项答复。”

    从来没有任何传教士，也没有其他任何人，于《自登基日起》教谕发表后，向我咨询过有关中国礼仪的问题。因此，我指天主为证，我从未就此问题作过任何答复，无论是口头答复，还是书面答复。那位匿名人诡称由我署名并交给咨询人之手的书面答复，纯系子虚乌有。

    据那位匿名人称（第412页），戈维里神父于其中直率地宣称，利玛窦神父的做法应该被维持下来，罗马对此所作的抨击有违常规，是不会有结果的，人们还会继续在孔子和先祖的灵牌前敬献供品，也会铲除常见的祠庙题识，中国人的“天”与“天主”便是基督徒们的Dieu,人们也无法从教堂里撤走写有“敬天”的匾额。

    那位匿名人违反事实地指出，我曾在受到过咨询之后，又作出了与我的意见完全相左的回答。事实上，如果我受到了咨询，那么我就会用最清楚的和始终都符合教廷指令的词语，对此作出回答。

    那位《趣闻轶事》的炮制者又补充说（第413页）：“必须指出，在签署了有关宗教礼仪的表格和履行发誓仪式后的很长时间之后，戈维里神父仍作出了这种回答。其明显服从教廷的证据被提交给了罗马，教廷对此十分满意，所有的耶稣会士们都同样表面上表示服从，但这些漂亮的手段只不过是欺骗教皇和嘲弄宗教的一种花招而已。”

    教皇克莱芒十一世的谕旨确实于1716年在中国公布，我以宣誓的仪式而签署了它。但我对于匿名人的诬告却要公开地强烈抗议，我既是为了自己，也是以我的教友们的名义，才这样做的。他竟指责我们仅以一种表面的真诚而签署了该道谕旨。我以一种内心和思想上的完全服从姿态而签署了它，我坚信，如果我不以这种方式赞同它并抵触签署它，那么我在天主面前就将会变成一个令人恐怖的违背誓言的罪人。我从未放弃自己所许诺的对教皇陛下的驯服顺从。对于范嘉谟、朱耶芮、夏德修、董希圣）、张貌理、卜嘉和胥孟德神父，我也可以讲同样的情况，他们这几年都与我一起，居住在广州住院中。

    对于其他法国或非法国的耶稣会士们来说，他们同样也于1716年的教皇谕旨发表之后签署了它，有成百种原因促使我坚信他们签名时的真诚态度，而没有任何理由对此提出质疑。那个匿名人怎会认为，他能成功地使人相信入华耶稣会传教士们都是可耻的渎职者、骗子、伪君子、不诚实和不笃信宗教的人呢？为了成功地诬蔑，必须以一种谨慎而有节制的方式行事。然而，我们的这位作者，于他的整部著作中都丝毫未表现出这点，此书实际上仅是一连串的谎言、谩骂、含糊其词和夸夸其谈。但仅就与我个人有关的问题，请听一下我将转述的这篇长文中介绍的情况吧！他于其中彻头彻尾地通篇讲假话。

    “由于天主为了教会（第四卷，第113页）以及那些非常卑鄙地愚弄教会的人之利益而保佑，戈维里神父的答复又落到了一位传教士的手中，他根据原文制作了一份抄件，然后寄往了教廷圣职部。教皇命令其会长（传信长）塔布兰将其教士从中国召回。戈维里神父很可能是未获悉有关其书信的全部内容，于是便大声呼叫诬蔑，在天主和他人面前提出了抗议，而人们归于他的答复却并非出自于他本人，不相信其对手们会转抄由他亲手签署的文件，认为这种指控是耶稣会敌人的一种诈骗，因为他们看到耶稣会受到了教皇陛下的青睐而感到愁眉不展。其结果是戈维里神父仍然留在中国，以期待教皇在获得该耶稣会士的答复后，他能从教皇那里得到某些有利于他们的命令。

    “但正身处广州的来自教廷的传教士们，被这些神父们的诡计激怒了。他们于是致信罗马，将由戈维里神父亲手书写的原件寄往那里。戈维里自认为其答复原件已被焚烧，只剩下了一些无法作为凭证的抄件。圣职部的新命令与先前的命令相吻合。于是圣职部便命令巡按使重新审查那位有罪的教士，让他不得耽搁地立即乘船返回欧洲，但人们并不认为如此迅速地服从此项决定是合适的。其期限为数年，戈维里神父仅在保持了很长时期的犹豫之后，才返归罗马。”

    然而，这些详细转引的所有事实，可能是为了更好地使读者接受吧。我声明作者纯系伪造，无一例外。我相信《趣闻轶事》的作者永远无法证实其中的任何一项指控。因此，所转“重抄”或者是“得以重抄”的我的那份根本不存在的答复，完全是荒谬的；由此推论，所谓的“抄件和原件都寄给或得以寄给教皇”之说也都是荒谬的；“教皇命令耶稣会会长”把我召回欧洲，则更是荒谬的了；“会长曾根据入华耶稣会士巡按使的意见而写道”则是荒谬无比了；巡按使接到了会长有关这一内容的书信也是荒谬的，未有人向我告知出自会长的任何命令；在有关我的描述问题上也大错而特错了，他已停止执行这道所谓的命令了；所谓“根据教皇的通谕”“圣部下令”将我召回法国的说法也谬之千里；所谓我“奉命登上最早到来的船舶”也是空穴来风；最后，同样也很荒谬的是，在“经过数年的期限和保持了很长时间的犹豫”之后，我仍从未由中国回归法国。

    大家都知道我返回法国的真正原因，它与中国的宗教礼仪问题没有任何联系。1723年，我受我的会长——尊敬的赫苍璧神父的派遣，于1724年1月乘船启程，以便回法国处理传教区事务，同时也是为了以我们法国传教区的名义，向国王陛下进献几种中国的奇珍异物。法国传教区的创立者，有幸以路易十四死后留下的荣光名声而享誉中国。我于1725年2月2日在凡尔赛面对全部朝臣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如果说我至此所讲的一切都与《趣闻轶事》的作者的说法相矛盾，那也完全是正常的，在其所有内容都是真实的，正如我当着天地的面而发誓的那样。若无对于真相的一种出自内心深处的坚信，我怎敢如此讲呢？此外，圣部拥有它自己的档案，人们随时可以查阅它们，当然人们肯定不会在那里找到从未存在过的东西。我认为，如果我所讲的一切都毫无虚言，那么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位作者是一名诽谤者，是个在重要问题上搬弄是非的造谣者，由此他在世界上所有的法庭中，都不配得到任何信任。

    匿名人对于他违背良知而搜集的这一大堆谎言诬词也感到羞愧，他以一种令人无法理解的自信结束了其虚构的故事。他说：“这一事实揭示了在教团中从未出现过的最令人羞耻的骗局之秘密。耶稣会士们如同戈维里神父一样，都提供了他们服从教廷的证据，而事实上是所有人都坚持他们对教廷的抗争。”如此之多的诬蔑性的、无耻地假设的事件，再明显不过地暴露了《趣闻轶事》的作者那极不公正的行为及其狡猾至极的本性。

    那些具有高度判断力的明智人士在阅读这一切时不会不就此发表议论，认为该作者应该是被其偏见蒙住了眼睛，所以才敢于如此明目张胆地诬蔑他能亲眼看到的人，而他本来却能当众揭穿这些造谣诬蔑。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但同样也不失为真实的事情是，这同一种偏见使他于其全部著作中，都无一例外地对其他所有耶稣会士都失去了理智。他怀着对这些人的极端仇恨，四处传播某些谎言，而任何熟知他描述的这些耶稣会传教士们的人，都觉得这是人所共知和显而易见的谎言，甚至是一种臆症或胡言乱语。这就是一些可以被用于了解作者的性格及其《趣闻轶事》必然会遭到的鄙视而作出的尝试。

    1.他声称（从第四卷的“告读者”开始，第5页），耶稣会显得如同是一支旨在向耶稣基督的教廷及其宗教发动战争的连队，操纵该修会的会长甚至成了主宰该修会之主；于其指挥下战斗的连队军官们，便是由他派往中国的各位耶稣会士；由他们豢养的连队，便是中国中原、东京和科钦支那的偶像崇拜的信徒们；其受害者便是对宗教具有虔诚心的所有人，没有年龄、地位和性格的区别，愿天主保佑，中国和印度成为耶稣会反对天主及其圣徒们的惟一战场吧！

    我们应该承认，其通篇言语都是失去了理智的，或者是教皇和世界上的所有主教，除了五六位反对教皇法的高级教士之外，谁都不知道他们到处都在利用耶稣会士作为有益于教会的人时（第四卷，第66页），到底是想干什么。由那位匿名人提到的，并且是以褒扬性口吻提到的伊吕太罗波里斯的主教先生的想法远不如这位匿名者。主教说：“我始终坚信，在这个匿名人推出的书简中（大家还记得，这名耶稣会士年长四十三岁，在华做传教士已二十三年了，他可能是对耶稣会士们最为了如指掌的人），我们的耶稣会从它一成立起，便因满怀激情地在世界上的所有地方反击有损于宗教名声的教义中的荒谬论点、风俗中的放荡行为和迷信礼仪而名声远播。我觉得，这是由于它根据教皇的谕旨，在教皇认为应该利用该修会的任何地方，都成功地善终其事。”那个匿名人是否肯原谅该主教如此公开地驳斥他呢？他是否会对他本人引证了修道院长的这些话而原谅他呢？

    2.《趣闻轶事》的杜撰者并未到此而罢休（第四卷，第384页），他有悖常理地坚持认为，耶稣会士们是教皇法的最大顽敌。这件事的真相有目共睹，再清楚不过了。他说：“独生子教皇法再不会拥有比非常成功地描述了它的耶稣会士们更大的敌人和更顽固的反对派了。正如人们完全能以一缕阳光的光芒而向所有基督徒证明的那样。”他以一种如此自吹自擂的态度而提出了这种奇谈怪论，还声称它是人所公认的事实，这是一种极端的放肆行为和最狂妄的自命不凡。匿名作者在第六卷第10页的序言中，又忘记了他自己曾于第四卷中提出过的说法，从而坠入了赤裸裸的自相矛盾之中，声称“耶稣会士们以其狂热的行径，每天都以支持独生子教皇法而引人注目”。

    3.此人把耶稣会士作为反教皇法分子，如同他本人那样（因为他热衷于讲述那道教皇通谕），但大家对于他在将耶稣会士们视为追求富贵者时，就不会感到惊讶了。他将一篇共写了四页的令人啼笑皆非的言论，硬说成是出自在北京的神父们之口，甚至还强加在康熙皇帝于一次秘密召见时所讲的话中。他将其中“追求富贵”那亵渎宗教的言论强加给耶稣会士们，同时还将由异端派为自我辩护而炮制的其他荒谬绝伦的不端言行，也强加于耶稣会士们。我们所有人都厌恶采纳这些不端行为，但肯定是惟有此人例外。难道那名匿名人自己在大清皇帝的这次所谓的“召见”时也在场吗？没有，他口无遮拦地这样讲。但他在让耶稣会士们如同革新派一样讲话时，他本来是希望比较容易地向那些轻信的读者们的思想中灌输他自己的观点。这是在玩弄一种粗俗的把戏，任何人都不会受其骗，当然那些甘心情愿受骗者例外。

    4.在《趣闻轶事》的第五卷末，作者非常严肃地一气呵成一百三十页文字，力图证明耶稣会士们都是基督教义的敌人（反基督教者）,他为此而使用了14世纪时一种预言。那适得其时的发现，及其持久的和幼稚的夸张渲染，为了直至在梦中都想诋毁耶稣会士们，并将最彻底的宗教狂热与中国的宗教事务结合起来，到底该采纳什么样的理智呢？对于其他同样荒谬的要点，我就暂时搁置一旁不加引述了，因为一封书简的短小篇幅无法囊括一切。我再回到有关我本人的问题上来。

    匿名作者为了使其臆造的故事具有权威性，并使其诬词更具分量，他还徒劳无益地声称，教皇大使嘉乐校阅、修订并赞扬了其记述。如果他声称教皇大使先生校阅、修订并赞扬了我们所看到的那种记述，即每页中都充满了刻毒的言词，并对一名传教士使用荒谬和侮辱性看法、毫无证据和捕风捉影的卑劣诬蔑，那么我毫不畏惧地断言，他在这一点上诬蔑了这位赫赫有名的教皇大使，我曾有幸在中国会见过教皇大使。他对我们的尊重和友善的情感，与《趣闻轶事》炮制者的观点格格不入，完全不同。如果大使的赞同是真实的话，那么他为什么不发表它呢？而仅限于由匿名者声称他曾见到过这一切。对于这样一个明目张胆的诬蔑者的不实之词，还能有什么样的信任呢！一个竟敢厚颜无耻将某些伪造文件斩钉截铁地强加给我的人，为反对如此之多的耶稣会传教士们（二十多年来我个人便领教到了他们的学识并尊重他们的道德）而杜撰了上百种谎言的人，完全可以借助于一个受人尊敬的名字，以诱惑世人相信其谎言。

此人及其记述的伪造者，都冒充为入华传教士。他可能仅于数月的短暂期间内享有“入华传教士”的头衔，他更应该是旅行家而不是传教士。此外，我敢断言，他绝对无法忍受作为入华传教士而必须付出的辛劳，他从未履行过，也不会履行入华传教士的职能。他是一个拙劣伪装的人物，在不知不觉中露了马脚。他因不了解而引用的汉文方块字被歪曲得面目全非了。他对旅行家们最熟悉的地点和中华帝国的习俗颇为生疏，甚至是一无所知，他将自己应该是在广州见过的传教士们（假设他确实曾脚踏过这块土地的话）的名字都写得残缺不全。匿名人对于中华民族的风俗习惯一无所知，对中国的语言学既无知识又无经验，但他却作出了裁决。他攻击的那些人反而无法自卫，这或者是由于他们大部分都逝世了，或者是由于他们已与我们由浩瀚的大海相隔开，无法知道别人归咎于他们的罪行了。这使匿名人隐蔽在黑暗的角落里自我庆幸。按照他的话来说，整个修会——“这个傲慢而自负的修会”，即将在他的打击下崩溃。这是一种虚无缥缈的胜利。为了真理及其受辱仆人的利益，天主会保佑我有权利和有能力揭露这个狂妄的造谣生事之徒的真面目，并以这种辟谣和这次公开的否认而使之哑口无言，陷于窘迫的处境之中。

    事实上，正如我所做的那样，我完全有理由针对一大堆恶毒的诬蔑为自己辩护。这就是解除《趣闻轶事》的炮制者的伪装，同时也为他同样不公正地以其恶意而伤害过的所有教友们辩护。他将许多莫须有的罪行强加于我，它们到底是些什么样的罪行呢？在他归咎于其他耶稣会士们的罪行问题上，他的话是否更为真实和更加可信一些呢？他们都是此公以一种嫉妒的目光恶意斜视的敌人。如果他力所能及的话，那么也会把他们全部消灭掉。因此，事实上也一定是，在他看来，这些人都是罪犯。但在那些具有某种程度的信誉和正直性格的人士、那些不带成见地研究事态和不带情绪地判断事务的明智之士眼中，这些耶稣会士们绝不是罪人。

    根据那种能够探测心灵和了解耶稣会士们之无辜的人士来判断，这些神父们更不是罪人了。耶稣基督曾对其信徒们说：“你们知道，恨你们之先，已经恨我了……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约翰福音》第15章，第17节和第20节）我们看到，这种预言于现在被兑现了，上天的保佑，这是《趣闻轶事》的作者及其他所有支持荒谬行为的人，由于对我们的无比仇恨而造成的。但可以安慰我们的，则是天主也讲过：“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种坏话毁谤你们，那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感到快乐。”（《马太福音》第5章，第11节）

    传教士们的义务便是使天主获得荣耀，即使是以损害他们自己的名声为代价。“荣识、恒忍、恩慈、圣神的感化，无伪的爱心、真实的道理、天主的大恩、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荣耀耻辱，恶名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哥林多后书》第6章，第8节）他们在人世间的最大幸福，便是在为天主获得荣耀的同时，能被认为是在为耶稣基督而忍受诬蔑和迫害。我赞同受人崇拜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