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2年12月11日于澳门）

我尊敬的神父：
主内平安！
    您在很长时间以来就习惯于每年都收到有关一个传教区那令人痛心的消息，而您过去曾见过，该传教区该是多么繁荣啊！(戈维里神父曾在华做传教士达二十四年之久。他曾被派往法国，由于其身体极端疲弱，其长上们认为他不适宜再按照他自己强烈希望的那样返回中国了。——原注)您可能对我即将向您通报的悲惨事件，已经作好了思想准备。您没有忘记，本朝皇帝于其登基之始，便下令从教堂中驱逐所有传教士，传教士们原本在中华帝国的不同省份中都设有他们的教堂。皇帝向他们指定澳门为其放逐地的终点站，以使他们在自愿的情况下能够及时返回其祖国。在中华帝国中，这样一种看法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们没有必要一定要考虑到这种做法的弊端。我们那些居住在北京的神父们，付出了很大的辛劳与气力，才获准了皇帝的一次召见，他们于这次召见中向皇帝呈奏说：在澳门没有任何驶往欧洲的船只；高龄以及作为高龄正常后果的行动不便，不允许他们之中的多人进行如此漫长和如此艰巨的海上航行；要是让他们在那些其语言和民族完全不同的人中，度过自己生命的残余岁月，那将会使他们感到艰苦了。因此，他们便请求皇帝陛下能开恩将他们的居住地确定在广州而不是澳门。
    皇帝经过征询该省文武官员们（这些人当时并不与我们对立）的意见后，于是便皇恩浩荡地恩准他们所奏，已不再有先前敕令中那些禁止修持基督教的成见了。我们的所有传教士，无论是法国人、西班牙人还是意大利人，都相安无事地生活在各自的住院中，至今却从未有人想到指控我们对皇帝的敕令会造成违背。现在统治该省的穆斯林均已坠入了不受信任的处境，这是既不能预见又不能预防的事。刚刚传来了将我们全部转移到澳门的命令，这道命令被迅速地执行了，其情节对于我们则太严厉和太残酷了，正如您通过我下文向您介绍的细节将要看到的那样。
    该年8月18日，两名知县从其辖地的每座教堂中都请来一至两名传教士，并向他们宣布说，该省的文武百官希望我们全部撤退到澳门。官员提出的理由却并不完全一样，所以这都是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他们以此来掩饰自己所采取决定的真实动机。南海县的知县对其县的传教士们说，人们害怕于该省中出现某些动乱，我们最好是避免因这次撤离而引起任何辱骂。番禺县（即我们所在的县）的知县向我们提出的理由，则是所谓的“总兵”对我们的行为不满意，人们害怕他让人直接向皇帝告御状。所以，我们撤退到澳门住几个月，既符合我们的利益，也符合他们的利益。我们的会长赫苍璧神父绝对不会欣赏这种理由，代表与他在一起的那些人发了言。这些人包括教廷圣部的传教区司库米拉尔达、西班牙方济各会士罗刹神父。负责另一座教堂的赫苍璧神父强硬地向知县禀报说，由于我们是根据“敕”（皇帝的诏令）而居住在广州的，所以他才敢于指望高级官吏们会根据这道敕令，而诚心诚意地让我们留居在我们的教堂中，他恳求知县把我们那卑微的乞求一直上报到皇帝那里。知县答应这件事，完全是为了更体面地摆脱传教士们。传教士们对这一切早就洞若观火了，坚信自己只有一种无能为力的对策，这就是直接诉诸高级官吏们，向他们呈递正式请求。
    当那些被召至两知县衙门的神父们，将这一消息通报其他传教士们时，它将他们抛向了一种难以向您表述的沮丧和惊愕之深渊。我们刚刚从使我们感到震惊的痛苦折磨中恢复了一点，就有人在我们所有住宅的门上张贴“告示”（文武官员的命令），这就令人相当清楚地看到，当我们的传教士们被召至两知县衙门时，告示已经草拟好了。事实上，其中标注的时间是这一天的前夕。告示是这样构思的：
     本省总督鄂(指两广总督鄂弥达。——中译注)、巡抚杨(指广东巡抚杨永斌。——中译注)、萧，为了维护治安和重整纲常，特颁布本告示：
     这是一件不仅在本帝国，而且在其他所有王国中均为人所共知的事实，即绝不允许邪教存在。尔等这些西洋人来华传播汝国教法并诱惑吾民。闵浙满(指闽浙总督满保。——中译注）总督曾于数年前呈奏皇帝，呈请准将尔等统统遣返你们的王国。皇帝陛下出于浩荡的皇恩和宽厚为怀，仅满足于允许尔等修持汝教，允许尔等留居于其帝国。考虑到这些命令和这种宽容，尔等本应该闭门于宅中，只致力于个人完德的修持，特别是由于礼部明令禁止汝辈到处行走和举行集会。针对如此情节，现已向地方官吏们颁发了惩罚和驱逐你们的命令。因此，安多尼（这是西班牙方济各会士修士的汉名）怎么可能会以行医为借口，而召集和主持集会呢？况且还伴以动乱与骚动，如同艾氏等人一样（他共提到我们在广州的三十个人中的十四人），这些人都同样地忙于传播你们的教法。此种灾祸与日俱增，粗俗之民受尔等玩弄的把戏所吸引，于是便受骗上当，男女混杂在一起。当然，这样一种行径绝对有违法律，它是无法被容忍的。这就是我向安多尼和其他欧洲人所强调指出的情况。位于香山县辖地的澳门，很久以来就是一个被指定让欧洲人停留的地方。我将给你们三天期限，也就是说明天8月18日以及此后的两天，以收拾你们的物品并撤退到那里去，而且永远不许你们再返回广州了。如果你们不遵守预定期限，那么本官将命令直接负责的官吏们拘捕你们本人并将把你们作为罪犯处理。现在要由你们来摆脱这种麻烦了。本命令是不可回避的，应该严格执行。这就是我们于雍正十年六月二十七日发表的那道告示想要做的事。
     在这道文告传到所有教堂之后不久，每个教堂中便有一两名传教士就如共同互相串通一气一般，纷纷拥向我们的教堂，以在那里磋商应采取的对策，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下避开这样一种致命性打击的手段。有人建议要求一个较长的期限，以有充分的时间将这道命令通知我们在北京的神父，让他们在本命令执行之前便能获得对它的撤销；或者是当官吏们拒绝给予我们这种恩赐时，正如各种表象所显示的那样（因为必须等三个月的期限才能得到北京的廷寄），则向他们要求充分的时间以整理和收拾我们的物品；最后，如果官吏们强硬得不可改变，则要求我们三座教堂各有一名传教士留下，以管理已入宫的神父们的事务。我们的会长神父受命起草请愿状。当它已被准备好时，他便将请愿状通报了其他教堂的长上们，要求后者批准它。
     次日，每座教堂的一名传教士都前往总督府和其他官吏们的衙门中，但他们在那里受到了很不友好的接待。无论是他们的请状，还是其“帖子”)都不能被传送进去，他们只好一无所获地撤退。只有房玉章）神父丝毫不气馁，他前去拜访鞑靼族将军和镇守（城市的军事指挥官），他与这些人保持着某种联系。他请求他们将我们的请状呈奏地方官吏。但由于他们二人都是武官，这类事与他们无关，所以他只以一种客气的方式和带有许多中国式殷勤的大肆渲染而给予拒绝。此人仍然丝毫不灰心，于是又去寻找知县，其教堂就位于该知县的辖区内。他完全有理由自我庆幸，在整个这场事件期间，都执行了别人非常慎重地委托给他的命令。那名官吏为了不使传教士们过分悲伤，于是便接受了请状。但官吏对此未做任何事，其答复仅仅是重新确认他只想离场而去了。

经过多次徒劳无益的四处奔波之后，人们确实只能想到放弃了。然后，又张贴出了一张新的告示，并且贴到了我们的大门上以及城中所有的不同地点。虽然这道告示比第一道告示更富有谩骂和污辱性，但它却向我们显示出了一小缕希望的光明。因为它似乎将放逐者的数目限制在十四名，他们都是在第一道告示中被提到要被放逐的人，至少是我们之中的任何人，都不会不相信从中发现了这种意义。因此，只有十四名被提到的人准备启程离开了。但这一丝轻微的安慰也未能持续多久，当为催促我们离开而派到这里来的两名小官吏看到我们持这种观点时，都感到了很惊讶，但却承认这种观点符合告示的基本精神。他们前往请示大官吏们，获命是让我们放弃幻想！这样一来，再无疑问了，必须认真地想到撤离而去了。以下就是这道告示最前面的几句话：
     我鄂总督、杨抚院（巡抚）、萧作如下声明：
    中国人自己必须自己寻找工作以求谋生，并拥护帝国的法律。这就是说要遵守礼仪、温良和廉耻。今天却出现了西洋人想传入一种与国法完全相悖的教法。先帝广施浩荡皇恩，曾允许他们立足于本帝国。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他们特别恶毒和邪恶呢？数年之前，满总督发现他们以其邪教诱惑福建民众，于是便上奏皇帝陛下，必须将他们全部从大清帝国驱逐出去，将他们遣返至澳门，以便他们再从那里返归其国。但皇帝陛下出于巨大的宽容，只满足于将他们流放于本国广州城，允许他们在那里居住到他们具有了某种不满的新原因为止。一种如此之大的恩惠，值得他们出于感激之情，而在行使教务时有所收敛，但发现他们却完全出乎我们的预料，未作任何改善地继续其习以为常的做法：他们用自己的金钱来收买民心并促使民众接受其教法之归化；在他们的节日期间，男女基督徒就如同失魂落魄一般地奔向其聚会处。社会底层之平民出于愚昧无知，或者是受到希望获得的金钱之诱惑，故厚颜无耻地跪在了神父们面前；同样也受到引诱的女子们则于家宅中聚会。在这样多的人群中，该会犯下多少罪行啊！勾引和堕落只会与日俱增，我们的习惯法横遭破坏，我们的风俗已遭堕落，淳朴天真的行为已经绝迹，人们是否认为如此之大的混乱仍会使人既不感到痛断肝肠，又不会令人义愤填膺呢？最适宜的办法可能是严惩民众中的那些罪大恶极的首犯，但我们更喜欢给予他们自我改正的时间；我们只满足于向澳门放逐安多尼与已经指定的十四个人。所以，我们对这些动乱再不作其他任何追究了。这就是我们向民众和士兵发表的这项声明的目的。
    因此，你们只要血管里有鲜血流动，无论你们忙于研究文学还是耕耘土地，无论你们是工匠还是商贾，都应该敬重和尊重你们的父母，做好你们的工作。你们这些家长，难道你们不能通过这种工作而获取能养活你们的孩子的东西吗？你们为什么会做出利用鄙卑的西洋人之无耻行为呢？你们这些女子都是在宅院闺阁中长大的，难道你们不应该在那里学会保持贞操吗？贞操本是你们性别的荣耀。因此，你们相信这些可悲的外国人的手段吗？你们今后必须对过去的错误进行忏悔，重新恢复遵守与你们的身份有关的义务，父亲应教诲其儿子，丈夫应教化其妻子。你们应放弃这些混乱，重新走到道德的正途上。如果你们自己作出改正，那么就值得让我们把你们视为不愧于光辉灿烂的本朝的臣民，我们也将会忘记过去。你们不要如此顽固地想坚持自己的糊涂盲从。既然你们生活在人类中，那就得像人一样，而不要像牲畜一样，有辱于你们的先祖和后代那样生活。我们鼓励你们这样做，我们也希望如此。这就是本声明的目的。
    在这份告示中散布的污言秽语和粗野谩骂，只对我们稍微有所触动。中国人民对于这些官吏们的斥骂和谎言已经习以为常了。这道告示不会改变那些熟悉基督徒群体者的思想，但使我们感到无限悲伤的事情，却是将我们驱逐的粗暴方式，以及让我们作准备而留给的很短暂的一点时间。因为从我们确信必须离开广州的时间算起，直到我们必须乘船启程的时间之间，只留给我们二十四小时的光阴。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又怎能将我们教堂和住院中的书籍、家具一应物品打包装箱呢？何况还有我们所有那些被从各地教堂中驱逐出来的传教士们从各省带到广州来的小件行李。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尤其是在我们的住院中更加不可能，因为那里有大批被驱逐的传教士。我们认为可以作出某种勤奋的努力，这就是必须下决心将部分东西留给几名仆人看守，允许我们把他们留在我们的住院中。至于我们随身携带的很少一点行李，尽管我们非常注意，仍未能逃脱中国人的贪欲。在从我们住院到达河畔的短短路途中，他们隐匿了我们不少的物品。但在这样严重的一次灾难中，我们却并未因此而受到更大的感情触动。我们对什么更为敏感呢？这就是发现我们被迫留下张貌理神父的棺材，我们本来正准备为此人举行葬礼。这位虔诚的传教士于几天前才故去，而且是死于一种你们所知道的那种生活方式中，这就是说死于与天主的一种经常不断的结合之中。我们是在圣母升天节这一天失去该神父的。这种形势非常令人注意，因为它如同是为在其生平与圣者斯塔尼斯拉斯生平之间的相似性中，又加入了这浓重的最后一笔。如同斯塔尼斯拉斯一样，他也步行前往罗马，以向尊敬的会长神父请求获得加入耶稣会的圣宠；他也如同斯塔尼斯拉斯一样，始终生活在天主存在的不间断神功之中；最后，在圣母升天节这个荣耀的日子，他也如同斯塔尼斯拉斯一样，因其道德而受到了犒赏。人们迫使我们离去，则必须将其棺材抛留在住院中，而中国官吏们后来又让人把它运到了该城东门外，存放在一个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破庙中了。
    其他教堂的传教士们也相应处于与我们相同的苦难之中。对于遣使会教堂，有些特殊之处，这就是圣拉扎禄会（遣使会）的毕天祥神父，在那里因患痢疾而沉疴不起。痢疾是一种始终都很危险的疾病，尤其是对一个已达七十岁高龄的老人来说。人们希望官吏们会因其健康状况发些慈悲，他们能毫无困难地让他进入我们的住院，或者是人们把他带到我们法国商人们的代理商行（夷馆）。这种恩惠也被官吏们以一种谩骂和侮辱的方式拒绝了。无论毕天祥神父处于怎样垂死的弥留状态，他也必须走完这次赴澳门的旅行，他果然在到达澳门之后的四至五天间去世了。

巴黎神学院的三名法国教士对于在澳门的居留感到畏惧，于是便要求允许他们乘该年到达中国的船舶撤走。其目的是乘驶往马德拉斯的某艘船舶，再从那里前往本地治里。知县于他们所在的房间中同意了这项要求，但必须借助于使他们离开中国的可靠保证金，方可成行。正当他们寻找这笔保证金的时候，该案件报告给了上级的官吏们，后者却无论如何也绝不同意这些法国人如此撤走。上级官吏们拒绝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有关我们出发赴澳门而上奏皇帝的“本”已经准备好了，他们认为不宜对此作出任何改动。这样一来，三十名从此之后留在广州的传教士们的命运依然如故。下面就是中国官吏们在奏本中使用的措辞：
    所有王国都以服从本朝的法律和政府为己任。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先皇陛下才对外国人充满宽宏与善意，允许西洋人定居于我国诸省。他的观点是，当西洋人在按照我们的法律生活时，他们将分享一位国君之幸福。他出于这种皇恩浩荡的天性，可以与我们最伟大的圣皇尧舜并列齐名，甚至还会超越他们。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西洋人滥用了先皇的恩泽呢？他们蔑视我们的法律，以布讲他们的教法来诱惑我民、推翻我们的所有习俗并在我们的省份中为制造混乱而工作。数年之前，闽浙总督满大人曾参奏过这种混乱，呈奏皇帝陛下，认为必须将他们遣返回国，将他们的住宅用于公益用房，只有这种方法才能使事态恢复秩序。皇帝陛下利用他怀柔远人的宽厚之心，考虑到这些外国人都远离其祖国及其不同王国，仁慈地允许他们在广州权宜暂住一段时间，以便能够更方便地乘某一艘外国船离去。这是一种浩荡皇恩，西洋人在获得此种皇恩之后，并未像他们过去所做的那样，广泛地利用皇帝陛下对他们的宽大为怀，只想在他们的住院中平安地生活，在那里为他们自己修身养性而工作，并遵守帝国法律；特别是由于礼部决定禁止他们从帝国的这一端跑到另一端，也禁止他们为其宗教举行集会，否则将受到惩罚，并被直接负责的有司衙门的官吏们驱逐。
     然而，今天却有一位安多尼，他以行医为借口，煽动混乱；还有一位叫艾子的，他开设了一座教堂，并称之为圣母堂，将大众吸引到其宗教中，特别是以一种极其下流的方式行事。这种邪恶日益加剧。在节日期间，基督徒之间互相煽动，如同中邪一般地奔向这些教堂，女子们也在那里与男子混杂在一起，男人们为追逐利益而心不跳脸不红地跪在这些西洋人的面前，女子们也秘密地与他们往来。这一切都是世人不能不痛心疾首的和在忍耐中遭受折磨的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些人——陛下的奴才，在经过深思熟虑而查清事实之后，我们于农历六月二十八日公布发表了抨击这些动乱的声明，我们在七月二日又令人将所有这些西洋人押解到澳门，以便阻止他们继续将吾民吸引到他们一方并腐化这些人。他们于此拥有的八处住宅仍由其仆人看守。但由于我们害怕他们产生返回本帝国的奢望，为了消除邪恶根源，我们认为应该对他们实施雍正二年颁布的命令，并将这些房子充公用于公益事业。我们认为在此问题上应该等待新的命令，我们仅限于请求皇帝陛下根据其聪慧的天资而对此作出圣裁。
    在8月20日傍晚，根据官吏们的命令，我们全体传教士乘十四或十五只小船出发。我们一清早就向北京派去了一名特使，以将这一悲惨事件通知我们的神父们。该特使答应于三十七或三十八天间到达那里。如果他恪守诺言，那么我们的书简便会赶在官吏的急件之前数日到达。但自从他出发的三个月来，我们未收到任何消息。
    翌日，即8月21日，我们的小舟集合起来了，因为已出现涨潮。我们所有人都在四只双桅战船和每个县的两名小吏的押送下离去。我们的法国先生们前来向我们告别，并向我们表达了他们对于我们的灾难，或者更应该说是对于我们宗教的灾难所持的态度。人们看到了在应该拥抱和分别时，双方均热泪盈眶。由此，我们于21日扬帆启航，并于2324日夜抵达澳门。由于那里有耶稣会士们的两座住院和三座宗教徒的修道院，所以我们没有费多大周折，便在那里找到了一处住所，我们受到了非常盛情的接待。
    如果从中国官吏们一方来说，那么有关我们人身的这一事件就算已告结束了。但我们很快就发现，对于基督徒和我圣教来说，这一事件才刚刚开始。澳门的地面处于香山县界内，该县知县也与我们同时到达澳门。他奉已收到的上司官吏的命令，让一直陪同我们的仆人和基督徒上岸登陆，让其手下的人看守他们。时隔不久，他又传讯了他们，然后又奉他的命令而将他们的名字造册登记。继此之后，又有人将他们送上船并解往广州去了。拴在他们脖子上的锁链，就如同是在他们到达广州时等待他们的虐待之先兆一般。事实上，一旦他们一行约五十人到达广州时，便将他们押上了不同的法庭，由一批兵勇和官吏们的差役递解，其目的是为了将他们在全城内游街示众。他们后来被押解到了处决死囚犯的广场。知府在南海和番禺两知县以及香山知县的陪同下，前往那里监斩。这一场面是以对基督教发动的可以想像出来的最不公正的打击而开始。继此之后，从八座教堂中抓捕的这批基督徒中的十二人被判处痛打二十大棒。其行刑的严厉程度，取决于所使用的棒杖以及所用的臂力，它是以一种极端的严酷程度而完成的。
    当这些消息传到澳门时，我们是多么痛不欲生啊！人们夺走我们的仆人和教经先生或传道员的方式，使我们非常害怕。当他们到达广州时，便会出现某种使人伤心的结局。我们中没有任何人会想到如此遥远的恐惧和猜忌。我们得到的惟一安慰，便是这些虔诚的基督徒们是如何以极大的坚定信心来忍受痛苦，或者是正等待为一种如此美好的事业而忍受各种磨难。他们中没有任何人会对承认自己是基督徒而犹豫不决，最多是有一至两人使人产生了某种怀疑。但使我们从感情上感到痛苦的，却是这种迫害在其他省份的官吏们思想上留下的印象，这些人必然会仿效广州的官吏们，搜捕分散在整个帝国中的基督徒。
    其他那些从未受过杖（棒）笞的基督徒，则被投入大牢。数日之后，便公布了对于原属另一个省的基督徒们的判决，他们也被作为囚犯而押解到那里，也就是说他们都披枷戴镣地递解到当地官吏们的衙门，沿途要于所经过的每座城市的囚牢中关押，对于那些原籍广州及其附近地区的仆人和基督徒们，有些人被判处笞刑（打板子），其他人则被判处戴枷一两个月。其中有几个人未受惩罚地被遣返故里，这或者是由于他们尚非常年轻，或者是由于他们年事过高。在那些来自其他省份的人员行列中，我们对其中的两个人产生了特殊兴趣。其中之一是来自北京的，过去被吸收加入我们耶稣会并于两年前便已晋升司铎。我们教他学习拉丁文，赫苍璧神父和我本人向他施教。他们回答说，根据向他们发布的训令，他们均属于北京神父们管辖。这种答复明显使官吏们感到束手无策，因为官吏们本想如同对待其他人那样，来惩罚他们。但这些法官们却以典型的中国人的精明方式摆脱了尴尬。对于这些官吏们来说，制造谎言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在他们向上司官吏们的报告中，提出了这两个人并非基督徒。总督按法律程序，审问我们的会长赫苍璧以及遣使会司库米拉尔达，问他们是否确实属于北京的传教士们管辖。这一切都使我们作出判断，认为他们将尽快被恢复自由。但他们实际上始终被关押在狱中。

 我们非常注意使耶稣基督的这些作告解神工者获得他们于苦难中非常需要的帮助。在中国也如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金钱在法庭上会产生很大的威力，我们为减轻他们的部分痛苦而感到宽慰。我们不会忘记，单独一个留在法国商行的杜维拉埃尔，正非常虔诚地准备这项善业，我们的基督徒们感到了其虔诚宽容的影响。他确实得到了船长莫勒莱和其他法国官员们的帮助。我们为了支持他们的勇气和鼓动信仰的坚定性，而写给这些尊敬的新教徒们的书简，已被忠实地翻译了出来。其中的一个人已近八十岁，其高龄使他免于受杖笞。他向我们表白，自己因未如同其他人一样，为耶稣基督的事业而被判决忍受苦难一事感到极端痛苦。这种感情使所有那些认识他的人都觉得很真挚。

当囚犯事件正被提交到衙门的案头时，两县的小吏们便进入了我们的住院，其后又有无数人也接踵而至，有许多衙役，即衙门中的差役，无非是恶棍和群氓。这些人依仗其人数之众多并利用了我们的怯懦，而抢走了他们想要得到的一切。我们深感遗憾的事情，便是损失了那些来自欧洲的书籍。我们本来自信它们最不容易被置于危险之中，因为它们对于中国人来说，没有任何用途。但中国人可能是希望从我们这里得到点金钱，让我们再把它们赎买回来；或者是把它们出售给欧洲商人，故而未放弃掠夺它们的机会。至于我们教堂的守门人，差役仅满足于为恪守在接到命令时将他们介绍给大官吏的诺言而获得的保证金。然而，他们依然要忍受官吏们的许多追查，这些追查大都是有关我们为女子们举行洗礼、作告解神工和临终涂圣油圣事之方式的。我们的基督徒、那些代替我们为与他们同性别的人充当传道员或教经先生者，曾遭受了多次过堂审讯。官吏们以同样的问题威胁他们，甚至让他们其中某些人遭受苦难；他们以一种更加残酷的方式对待其他人，因为他们于这些人的口供中，始终未找到能支持他们于公文中归咎于我们的那些无耻行为。我们毫不怀疑，经过如此之多的搜捕和审讯之后，他们更加坚信了，这些人过去都过着传教士们的那种纯洁而又无邪的生活。

事实上，我们不能说明，导致这种如此突然和如此粗暴的迫害之原因是什么了。传教士们中间对此有两种看法，或者更应该说是两种猜测。其中一部分人将此归咎于回教徒与基督徒之间，在过去曾属回教教派的基督徒之安葬问题上所出现的分歧。死者的儿子过去也是基督徒，他根据习惯而邀请基督徒们参加普通祈祷和将尸体入殓的仪式。突然前来的回教徒们驱逐了基督徒，将死者的儿子告官，控告他选择了一种在中国遭禁的教法。被告在官吏面前义正词严地来捍卫其讼案，以基督宗教的圣洁性来对抗回教的空幻性和腐化性。官吏受回教徒们的金钱贿赂，宣布那些基督徒败诉，并下令杖笞。自我感觉受到支持的回教徒门由此而变得更为疯狂了。由于本处所涉及的那位基督徒及其家庭，系由一名方济各会士归化和受洗，安多尼修士由于行医而成了全城最著名的明星人物，其名被登录于回教徒们呈奏官吏们的所有诉状中，这就是为什么这位修士的名字在将我们放逐到澳门的所有命令中，都居于所有传教士的首位。这就使人怀疑是回教徒们煽动起了这股浪潮。仍然支持这种猜测的因素，便是一名由巴黎神学院的传教士在暹罗培养的中国人，自数年前便已晋铎。他曾从其藏身地广州写道，那里全城都有谣言传说，人们知道操纵这场阴谋的回教徒的名字，甚至知道他为此而开销的金钱数目。其他人声称，这场灾难来自更远的地方，正是皇帝本人出于他对基督教的厌恶，才让其官吏们下达了向我们发动这场诉讼的密令。这些猜测中的每一种都有其支持者，我只满足于向你们介绍这一切。

我们希望由宫廷对官吏们的判决作出某种减缓的决定，但我们甚至未收到我们那些在京神父们的任何书简。然而，官吏们并不满足于将我们驱逐出广州，而且还前来向澳门城的住院令人传达他们的一道新命令。它是由当地官吏亲自传达的，他们通过此人而命令把我们遣返回各自的国家，也就是把我们作为以其邪教教理而毒害中国的人看待。我们于本处所拥有的四至五名主教，现在正忙于与澳门的主要居民讨论有关应对中国人作出答复的问题。如果这种答复在我被迫将这封书简寄给我们的法国船之前出现，那么我将会就此问题而通报您。在等待期间，我于下文提供我们官吏新判决的译文：

本香山知县，奉上司命令：

今朝雍正十年九月三十日，我收到了上司广州总督的一道命令，它是于二十日由三名军官送达的，其内容如下：安多尼和该教其他洋人的行为不端，他们开设教堂并吸引民众信仰其教法，本官发布有关这一切的声明，命令本省按察使司将他们严加看管地押解到澳门，以让他们在那里定居。但后来考虑到这都是一些邪恶的人，他们只想着传播他们那恶毒的教法和诱惑民众。如果让他们滞留于该省，那就会在那里留下一个会使人感到恐惧的一切灾难进入的渠道。经过一次新的磋商，我们认为最好是迫使他们于秋后全部乘船离去，以返回他们各自的国家，并将我们的看法呈奏皇帝。皇帝陛下批准了奏折，正如我们的司务厅所表明的那样。我们据此而将本命令送达按察使，以使他再转交给香山知县。后者应负责将此命令传达给澳门的欧洲官吏，并以此而促使他执行这道命令。这就是说，这位安多尼，以及在不同时间被押解至澳门以让他们在那里定居的所有西洋人，当一旦有船舶准备出发赴欧时，便在严密押解下，根据此处所附命令，让他们登船启程；他还必须负责在一种司法文书中提出其看法，以供仔细研究。如果出现有人不服从这道命令时，我们希望通过法律渠道立即掌握事态。我们可以依靠这种法律渠道而革职、逮捕、侦讯和惩处某些失职官吏。因此，每个人都应注意不要以玩忽职守罪而招致惩罚。

我们的按察司按照所要求的程序而接到这一命令后，我便将此命令通过知府而转交香山知县，并将该命令下达给他，以使它刻不容缓地被遵照执行；当有船舶准备好出发赴欧时，他就应该让安东尼以及在不同时期分别交给他的其他人，按所附名册，让他们登船启程；他应负责以一种法律文件而为他们的出发提出一个时间；如果出现上文提到的命令遇到了某种违抗的情节，我们希望以我们可以依据的一种相应的法律形式，而对有关人员实施革职、逮捕、侦讯和惩处；他特别要负责尽快地向我们传达他收到的本次送达的内容。切切此令！雍正十年十月三日。

那些统治澳门城的人询问四名葡萄牙主教和本处四大修会的会长，他们对于官员们的这道命令的想法如何。澳门主教于数天前告诉我，他的看法是：1.必须在答复中加入对中国人辟基督教之所说作出一种简单的批驳；2.他们在宣布自己属于该宗教的同时，还必须补充说明，他们将传教士们作为自己的父亲，这种宗教不允许他们执行因传教而招致对自己的判决。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其他的主教和宗教修会会长都会持同一种意见。正如你们所看到的那样，他是一名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同时又很容易出现很大的麻烦。由于中国人或者是亲自负责把我们赶走，在此情况下怎能摆脱他们的追捕呢？或者是如果该城坚持拒绝这样做，那么他们就要威胁该城。这样一来，澳门居民便会都害怕中国人而坚持请求我们同情他们，让我们自己撤去，这是我们不能拒绝的一件事。使我们于今年产生某种希望的则是，他们不急于回答，而是决定等待第二次催促。在这项答复传到官吏之前，会为他们传来新的命令，前往欧洲的船只即将出发。

在我给你写此封书简的时候，我们获悉了针对我们的住院和教堂所作出的决定。官吏们令人掠走了其中留下的一切，让人装了许多船，而我们每时每刻都在等待这些船舶。他们同样也为我们的住院确定了价格，其目的是让我们接受其价钱，某些人同意接受这笔钱，其他人则主张拒绝它。这些人提出的理由如下：1.这一价格要大大低于其公正的价值；2.必须交付合同，从而使我们失去了在希望返回中国时而要求返还合同的手段。我无法告诉你们，这两种观点中的哪一种占上风，即使所有人都打定同样的主意都一样。

至于仆人，他们至今都仍在看守着这些房子，官吏们似乎从未虐待过他们。我们觉得那些不在广州的传教士，将都被遣返回其本省。但可以肯定，八名或十名基督徒被流放到了海南岛。这些人全部或大部分人都是那些要经受有关传教士们行为的多次审讯的人。

我们不停地抱怨，声称这场教案会必然无误地对宗教产生的令人遗憾的后果。一旦这条新闻由此而向各省传播，在所有的基督教社团中该会有多大的恐怖啊！即使官吏们未接到宫廷中的任何命令，人们也会看到该有多少人自告奋勇地从事对基督徒们最准确无误的搜捕啊！有多么少的中国人才敢于选择一种被列于邪教行列的宗教，该宗教已成了政府攻击的目标！秘密地分散到各省的传教士们，是否可以不被识破地在那里居留很久呢？如果我们甚至从澳门被驱逐出去，怎样才能使他们坚持获得必要的支援呢？我尊敬的神父，这就是可供思考和哀叹的一种很广泛的内容。

您可能会问我，是否已没有任何能找到挽救如此严重灾难的一剂良药的机会了呢？一部分人，也就是说最大多数的人，并不相信人们可以于本朝皇帝在位期间，能够理智地指望获得一种最理想的结果，他们将其希望寄托在新一代皇帝身上了；其他人则认为，传教士应该发动一场能够于中国人的思想中留下印象的辩护，于其间可以介绍基督教教法的圣洁性。这就是我们的一位主教的看法。当我们到达澳门时，人们甚至讲到让人于夜间在广州张贴这份辩护书。但此方法除了不可行之外，大家于此问题上遇到的其他多种障碍使这种观点破灭了；某些人认为北京的神父们可能在以后有朝一日会重见天日。只有他们才能权衡此事是否可行。我们可以相信他们的虔诚和他们的谨慎。然而，许多人看到了其中的严重困难，它们会使人害怕这种举措只会带来彻底毁灭住院的结果，使人将那些甚至在北京的神父们也驱逐出去。因此，几乎再未为我们留下任何合乎人情的希望了。我们只能得到留给我们的一点点天主对该民族的圣宠和慈悲之垂顾了。

当众人正在澳门等待知县的第二次勒令时，却传来了总兵的一道新命令。总兵的命令提到，获悉在本港口有一艘准备驶往“西洋”的船舶，他已命令将该船舶启航的时间通知他，以使他能够让我们乘船离去。正如您所知道的那样，“西洋”共分为两部分，即“小西洋”印度和“大西洋”欧罗巴。然而，这样一来，“西洋”二字不用作其他解释，在通常用法中始终指欧洲。如果总兵取该词的此义，那么他就大错而特错了。因为他讲到的那艘船只驶往果阿，其他的船舶也只驶往印度的其他港口。但由于中国人的地理学概念并不太精确，他们显得绝对希望将我们驱逐，这些人大权在握，故我们非常害怕，颁布这道命令之后便会立即付诸实施。虽然澳门居民们的决定是秘密采取的，但它也会在某处泄露，并且很快就会传到官吏们的耳朵中。

我在一种极大的痛苦折磨中结束这封书简，当我不急于将它送到已准备从广州启航的法国船上时，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力量再向您通报更多的其他内容了。我将这项令人沮丧的使命交给你们的圣祭来决定吧！顺致崇高的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