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尊敬的神父：

    主内平安！

    亲爱的侄子，我最终到达了中国内地的省份，由于这里对任何外国人的任何进入都高度注意，所以大家很难进入这里。我的圣宠要归于天主的特别庇护，使我幸运地摆脱了被发现和被押送回澳门的危险。因为这样一来，肯定会使我不至于受到中国官方的特别迁怒。天主保佑，我将以天主最大的荣耀为我自己的神圣化和拯救大批中国人之虔诚，来回答一种如此明显的圣宠。我将向您报告我的旅行。

    我首先到达佛山，那里是距广州有4法里远的一个大镇。人们在那里为我准备了一口“棺材”，这是一种灵柩，或者更应该是一种陈尸器。我必须在过关时自我关闭于棺材中，以便能更好地藏身。数日之后，死神夺去了为我们驾船的艄公的儿子，他仅五岁左右。我感到安慰的是把他送上了天堂，以与我们的主保共在。

    当我们到达韶州时，海关人员非常公道地对待徐相公（这是我们那位非常慈善的向导的名字），他们从不想进入我们的船舱视察，而是仅满足于从河岸向那里瞥去一眼，随同这一瞥还伴以两句“得罪”（这是他们为道歉而使用的一种表达方式）。

    2月3日，我们于傍晚前后到达了南雄，毅然决定在我们船上过夜，并于翌日越过梅岭。梅岭是一座很高的大山，将广东与江西两省份隔开了。这就是为什么徐相公更愿意前往“行”（公馆或馆驿）中下榻，因为在那里拥有一应供给。但他发现其中住满了正忙于举行邪恶法事的和尚们。

    尽管有这种不便，行主（馆驿老板）仍许诺，天亮时，一切都将准备就绪。如果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寒雨袭击我们，使轿夫们失去勇气，那么我们确实就已经出发了。他们延迟到次日出发，则不会有任何好处。因为到了第二天，他们遇到的不再是寒雨，而是会遭受夹裹着冰雪的大风，而且会一直烦扰他们直到晚上9点钟。这是我们非常疲劳和快被寒冷冻僵般地到达南安的时间，南安是江西省第一流的城市，它位于山脚下。

    苦难复加苦难，我的“棺材”无法进入路人向我指出的馆驿区，必须以不同的两次加工，锯掉轿杆，以使之通过长廊中的第一道与第二道门。长廊一直通向一个小房间，人们大动手脚才使“棺材”进入了其中。我从澳门出发时，就依靠的神圣天命，于此阻止了行主对于我的身份产生任何怀疑。

    徐相公认为应向行主出示其“票”，也就是盖有官印的证书，以排除他可能就我的身份而产生的怀疑。行主从头到尾看了这张“票”。他继此之后便共同入席，一直愉快地交谈到深夜11点钟。我在此期间还在颤抖，主要是出于害怕而不是寒冷。我徒劳无益地试图暖和一下双脚，然后一直休息到次日大清早。但我的向导却命令我返回“棺材”中去，并一直耐心地等待他租到一只渡船为止，他们立即就把我抬入船舱。

    我听从了向导的命令，并且给自己鼓足了勇气，但始终极端害怕有人会前来揭露我。最后，在子夜后两点钟时，“棺材”被抬到了渡船上，一干人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使它进入舱中。非常幸运的是，支撑覆盖渡船的漆帆布顶的中枢，能够很牢固地维持下来，可以从下部折叠和很容易地系牢。否则，我这个所谓的病人就可能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人们很快就会迫使我原路返回澳门。由于我一天一夜以来，已经水米不打牙了，船上没有任何食物储备，我们还必须停留两个小时，这是一种廉价的幸运冒险。

    2月10日，我们很晚才到达赣州，它是江西省的第一流城市。该关的官员们并不如韶州关的官员们那样殷勤好客。人们不相信徐相公的口说无凭，必须出示“票”并仔细地审查它、检查小船。但一切都彬彬有礼地过去了。

    我们翻越玉山时，遇到了世界上最佳的天气。但抬着我的“棺材”的那些轿夫们，却在开始时窃窃私语。后来为他们采购了新轿杆，他们才稍微安静一些，并且以轻捷的步履走向常山。常山是浙江省的一座大山，我们早早地就到达了那里。

    尽管我们过夜处的行主是一名优秀的基督徒，但我还是保持了很大的谨慎，因为他手下的所有人都是非信徒，我只有在他们都撤退之后才敢于走出棺材。我听到了这名优秀新教徒及其母亲、妻子与长女们作忏悔的声音。我教他们作精神上的领圣体，因为我没有任何装饰物以供他们作弥撒。继此之后，我便去休息了几个时辰。

    翌日，我于一大清早又被抬上了小船，这是头天晚上为将我们运到杭州而租下的船。杭州是浙江省省会，也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这条通道是全程中最困难和最危险的一段。我除了乘轿子旅行3法里之外，还被迫进城并再从那里出来，以前往唐若瑟府上。那里是我们现在的惟一的藏身之地，而且还并不太安全。但在神圣天主的保佑下，我轻而易举地摆脱了这场危险。城门官本来习惯于阻止和检查轿子，现在却未走近我的轿子，我于轿中化装成了一个赤贫的病人，从头至脚都裹着一床破被子。因此，他们让我平静地过关。但对我的向导徐相公，情况就截然不同了。他的小船受阻并被作了严格搜查。

    我们于天色全黑时，从杭州出发赶赴苏州，它是江南省(原文如此。事实上康熙六年（1667）已经将江南省析为安徽和江苏二省，此处应指江苏省，下同。——中译注)的一个大城市，也是全中国所有城市中最富庶者。我们下榻于一名基督徒的府上，我本来认为可以在那里找到该省的葡萄牙传教士何云汉神父。但他于两天前出发巡视几名病危的基督徒去了。我于是便给他写了一封信，以向他通报我们到达的消息，并请求他给我派一只属于某位基督徒的小船。他一旦在情况允许下，便立即这样做了。直到小船到达之前，我尚有时间作三次弥撒圣祭，并为不同性别的数名信徒作赎罪圣事和领圣体圣事。

    最后，3月11日，我到达了一个几乎完全是基督徒的村庄长洲。我感到安慰的是在那里拥抱了何云汉神父，然后与他一并前往常熟。常熟是一个三流城市，是他的常驻地，由大批基督徒居住，其中大部分都很虔诚。年龄和疲劳绝对地摧毁了这位虔诚的传教士的健康，他已完全无法继续行使其布道职责了。

    我在与他的新教徒们共同庆祝了复活节之后，便启程前去巡视其传教区的所有县了。我在那里为303个人举行了洗礼，其中138人为成年人，165人为儿童。我还为2710人作告解神工，为2543名新教徒领圣体。我从这一夜起，又出发赴浙江省的另一个传教区，但只有时间求助于我们的神圣祈祷，并请您相信我那仁慈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