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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尊敬的神父： 主内平安！ 您去年通过我的一封书简而获悉，在广州的所有传教士，无论是来自教廷的传教士、多明我会士、方济各会士和耶稣会士，他们都被从该省府驱逐出去并被流放到了澳门。您可以充分估量如此悲痛和如此出乎预料的消息，会将我们抛入痛苦折磨中的程度了。无论我们受到什么样的迫害，广州的官吏在未得到朝廷命令的情况下，是不会发展到如此极端严厉程度的。我们不得不求助于皇帝，以恳求他至少允许三四名传教士留在广州城，其目的是为了在那里接受从欧洲寄给我们的书简和其他东西，并使我们能安全可靠地在北京收藏它们。 皇帝召见了五名在北京的传教士。他首先以为其在广州的官吏们坚持的行径辩护而开始高谈阔论。他后来又说道，他只是在这些官吏们反复提出强烈要求（多达三次）之后，才同意驱逐传教士的。当时的控告如此激烈，以至于他无法克制自己而接受他们的意见。此外，这一切对于我们那些留在北京的神父们来说，意义不大，因为欧洲商船从此之后便只会在澳门经商了。这将对我们比那些留守照料我们的东西的人更有利，居留于澳门比在广州更有利，这些船只不可能再返回广州了。 我们回答他说，没有任何葡萄牙船舶在澳门停泊；诸如欧洲船那样的大船无法驶入该港口，因为水量不足，即使它们可以进入，该港口也因占地面积太少而无法接受葡萄牙和其他国家的船舶；最后，澳门并不是一座商业城，它甚至无法提供欧洲船舶所必需的生活用品。 我们以卑谦的口吻做出了这一答复，但它肯定会使中国皇帝感到吃惊。他对我们说：“如果这一切是真实的，那就允许你们的三至四个人返回广州，以在那里充当联络人。”他接着便命令国家各部院再向我们询问同样的事实，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澄清，并将其命令送达两广总督和巡抚。他们奉钦命之后，又向皇帝上了一本，其言辞比过去的本章更加激烈，提出了新的要求。他们于其奏本中放肆地攻击在北京的传教士们，尤其是攻击被放逐到澳门的那些人。他们于其中附上了一幅澳门港的地图，这是他们根据他们自己的观点而绘制的，以便能推翻我们向皇帝提出的一切恳求。 当皇帝收到此本之后，他立即把它交给大臣们，以便向我们通报，并向我们询问我们可以对此作出的回答。我们为此而感到了恐惧。其中该充斥着多少虚假的控告和粗俗诬蔑之词啊！我们要求允许我们誊写该奏本的一份抄本，以便用陛下感到满意的方式对这些参奏做出回答。大臣中的某些人反对这样做，因为皇帝的钦命仅仅讲到要向我们宣读，而不允许我们誊写抄件。然而，鞑靼族大臣鄂尔泰认为让我们誊写一份副本没有任何不便之处，他将该奏本交到了我们手中。现在没有必要把它寄给您了，因为您通过我们所作的回答，便可以充分地对此作出判断，下面就是忠实地由中文译出的答复： 雍正十年十二月十六日（ 当我们读过这道奏本之后，我们格外惊奇地发现，它旨在指控我们犯有最邪恶的罪行。如果陛下出于浩荡的皇恩，将此本交给你们以向你们通报其内容，那就是一种绝无先例的特大情面了。我们由此而看到，陛下的那一颗宽容大量之心对任何人都不例外。我们不得不将这一切视为他对我们美意的一种感人肺腑的证据。 但由于我们是外国人，不大精通中国朝廷中的仪礼，在答复这道奏本时，可能会流露出某些不符合我们对于陛下的极度尊崇的表述。所以，我们敢于请求你们这些帝国要员，费心研究一下我们将对这两名大官吏奏本中的不同条款做出的答复，以他们的建议帮助我们，以便不要陷入某种引起我们不快的误解之中。 1.当我们的戴进贤神父和其他欧洲人，提出外国大船不能在澳门抛锚时，我们绝没有像奏折中所声称的那样冒失地和不加考虑地讲话；我们这样讲仅仅是由于我们可靠地知道那里的水不太深，港口很狭窄。至今，惟有葡萄牙船只才能进入那里。自从让其他国家的船舶前往中国经商以来，它们便全部在黄埔港停泊。自四十年以来，完全是这样做的。 吃水量为二十法尺以上的船舶都无法进入澳门港。当它们可以进入那里时，则由于其港口太小而无法容纳大批船舶。此外，澳门绝不是一座商城，绝不能为船舶提供它们所必需的食品数量。 康熙三十七年，一艘法国大船由于无法进入澳门港，于是便被迫在港外抛锚。夜间，刮起了一阵大风，将船舶置于了一种会遇到海难的危险之中。雍正四年，葡萄牙国王派向中国的大使麦德乐乘一艘大船到达，它在希望进入该港时，却只有在将其船舱的货物卸在几只小船上之后，才准许进入。现在正在北京的张安多神父和陈善策神父当时也都在这艘船上。正是这些理由才使我们被迫指出，大船只能很艰难地驶入澳门港。现在，两广的总督和巡抚却肯定了相反的情况。这样可否认为，他们可能已经找到了清除这些困难的秘诀。这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情况。 2.我们——戴进贤和其他欧洲人，选择了修道人身份，离别了家庭、我们的祖国和朋友，尽力去过一种无可指责的生活。我们的天职是教人尊重天主和爱众人。在中国靠岸的船舶既非来自同一国家，又非出自惟一港口，搭乘这些船舶的商人也并非只宣讲同一种宗教；他们与我们的差异就如同寒冰与炽热的火炭一般。我们等待这些船舶的原因，那就是在搭乘这些船的人员之中，会有一两个人为我们带来由欧洲寄给我们的信札，以及我们为了维生而需要的其他生活必需品，因为人们只能将这些东西交给与我们有关系的人，这是我们恳求中国皇帝的惟一目的。吸引这些商人来华的商务，与我们毫无关系，我们对他们的交易丝毫不感兴趣。 3．两广总督和巡抚参奏其前任要员们的行径，主要是抨击同一省的前任总督孔毓珣。他于其奏本中声称，不必作出任何努力便可以阐明传教士们的活动和观察他们的行为方式。我们远不需要监视他们的举动，他们协调行动，以使他们能够定居在该省的省府，那些欧洲人在这里扰乱并彻底摧毁了我们的淳朴风俗。 这都是一些很明显的荒谬行为，完全是为了使我们声名狼藉而恶意地杜撰出来的。我们无法在不向您讲述我们对此义愤填膺的情况下，而倾听这一切。雍正二年，总督、巡抚、满汉总兵们，在他们收到皇帝的一道非常明确的钦命之后，便非常仔细地研究欧洲传教士们是否会招致对他们行为的参奏。这些高官要员们向皇帝陛下所作的答复是一致的：他们向所有人保证，自从传教士们在广州市建起天主教堂之后，他们便再未做任何对民众即使略有一点轻微伤害的坏事。 如果他们扰乱并毁坏了中国的淳朴风俗，那么这些高官显要们竟敢于蒙骗皇帝吗？为了支持一小撮贫穷的、既无防御能力又无依无靠的、使成千上万人堕落的外国人，他们是否会肯做有损于其职责、名望和命运的事呢？事实可能并非如此。他们都是非常忠实的人，这些教民在皇帝面前做出了有力的证明，传教士们同样也是无可指责的。他们保证，自己数十年来从未做过有害于教民的事，他们今天由于在岁月重压下彻底已弯腰驼背，有人希望他们以能成功地实现以最卑鄙下流的行为，来搞乱并彻底摧毁中国的淳朴风俗的目的。这些人能够说服什么人相信这一切呢？ 该奏本写道：他们使成千上万的人堕落了。在这“成千上万的人”中，难道不可能找到这样一个人：他出于对于大众的忠诚和对良好秩序的酷爱，会就此而向官府提起申诉，以让人惩罚他们并使他们重新走上正道呢？如果奏本中提出的事项是真实的，那么人们是否可以认为那些非常注重其职务中任何一点小义务的文武百官们，未能设法阻止“这些装满妇女和少女们的小船，在一片惊天动地的呼叫声中”远离而去？ 我们知道，在这同一年的农历七月间，一旦传教士们被遣送至澳门，除了对其行为进行秘密审讯之外，便以逮捕了几个人，立即开始对他们滥施酷刑完事。借助于拷打折磨，法官们都以得到了他们的口供而沾沾自喜，由此而为对他们实施的虐待之残酷性作辩护。但无论作出怎样的努力，人们却从未能揭露出荒谬地强加于他们的罪行的任何一点证据的迹象。正如俗话所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两广总督和巡抚都未曾亲眼看到他们在奏本中陈述的事实，他们只好求助于别人向他们介绍的情节了。传教士们为其仆人们支付的钱被视为借款、贷款或者是工薪，有人为这些仆人们行使的看门人和采购人等职责的这些机构起了官府之名。我们不敢说明一种如此这般行径的原因，我们仅满足于将此交由陛下的英明圣决。 4．总督和巡抚始终是这样自圆其说的：本年七月，我们任命了陪同这些欧洲人赴澳门的官吏，他们将这些人非常舒适地安置在那里，对这些人毫无冒犯。我们让人将其住院和教堂的实价退还给他们，未从中扣除任何款项等。 安多尼（修士，方济各会士）和其他欧洲人肯定都值得同情，他们曾多年定居于广州，未曾有人对他们作过任何指责，而突然间又被屈辱性地从那里驱逐，如同对待颠覆一切的人一样。这是对他们的首次失礼。 在人们让他们登上小舟以将他们押解到澳门期间，他们曾多次含泪请求，希望给予其中的两名患重病的传教士几日宽限，这种轻微的照顾也被冷冰冰地拒绝了。这两个人刚刚到达澳门，便咽气了。这是对他们的第二次失礼。 在他们到达澳门港之前，人们便剥夺了他们期待其仆人向他们提供的帮助。仆人们披枷戴锁地被解往广州，其中一部分人在那里遭到了杖笞的虐待，其他人则身负桎梏，以通过虐待他们的人身而诋毁他们服侍的传教士们。这是对他们的第三次失礼。 人们只给予他们三天的准备时间，以让他们准备离开广州，这三天又干脆被压缩至仅仅一天。向他们送达的命令，犹如一阵霹雷让他们惊呆了一般，他们本来很少会期待这样的后果。他们是否可能如此之早地从其震惊中清醒过来，并费心地运输其书籍、家具和其他物品呢？这是对他们的第四次失礼。 总而言之，这些人如同囚犯一样，被兵勇们押解，兵勇们将他们连同其行李都抛向了海峡彼岸。难道对于那些最没有资格活下去的人还有其他处理办法吗？事实是肯定的，人们无法否认这一切。很久以来，我们的戴进贤神父和其他欧洲人便获悉了这一切，却不敢对此发出丝毫抱怨。我们仅仅是利用一次向皇帝上本的机会，才有勇气陈述了这一切。 奏本还又重新提到了过去的诬词，人们根据这些诬词误将男女混聚一处的罪行归咎于传教士们，由此而得出了最无耻的结论。其天性温良而招人喜爱的教友安多尼已逾七十，而其中有四十多年是在为病人送医送药中度过的，没有任何私利可图，只是出于纯洁的慈悲。其他那些同样也年事已高并受疾病和体弱折磨的传教士们，从很年轻的时候起，便过着一种最艰苦的生活，放弃了所有的欲望享受和所有的尘世荣誉，这就是人们指责的那些所谓有最严重的卑鄙行为的人。 我们是远离祖国的外国人，被置于众目睽睽之下，我们的行为怎能被长期保密呢？如果我们中的某些仅犯有世人归咎于我们的惟一一种罪行，那么与他属于同一修会的人就会立即将他遣返回国，这类罪行无论在哪里都要受到严惩。也可能会有某些前来广州经商的商贾，导致产生了类似的抱怨。但在他们与我们之间确实存在着天壤之别，只要人们希望使这一切明朗化，就如同很容易这样做一般，那么人们就根本不能将善恶相混淆。 此外，在我们刚才所讲的一切具体情节中，我们从未企图冒犯以两广总督和巡抚为首的高官显要们的尊严。但我们却发现有人指控我们犯有最邪恶的毒行、背叛、反叛和扰乱淳朴风俗，而且还是在一份以巧妙的手腕起草，带有表面上看来很有节制的文笔写成的上奏皇帝的奏本中，提出这种指控的，它可以欺骗那些对我们一无所知的人。由于我们非常看重自己的名声，故而难以保持沉默。这就是迫使我们通过上本朝廷而证明自己之无辜的辩解原因，我们将此奏本交由你们这些帝国的栋梁和国家的大臣。 我们向这些中堂们呈交自己的答复，他们接受了它并命令我们于次日前去拜访他们。当时正值中国的年末。这时他们非常忙碌地调整当时正放假的所有部院的职责。这些假日要持续二十余天。在此期间，政务也如同暂停一般。翌日与此后的两日，我们都入宫以求晋见大臣们并从他们口中打听我们的答复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功。他们让人告知我们，不必辛辛苦苦地再来了，当时机到来时，他们将负责让人通知我们。我们清楚地看到，在受理案件结束之前，根本不会得到任何召见。 然而，在岁末之际，皇帝为我们送来了新年的常礼，礼物由麋鹿、雉鸡、冰鱼、水果等组成。 中国新年正逢西历 全部事情以这种状态而一直持续到3月初，那时皇帝向我们传达了入宫觐见的敕令。我们连续数日前往宫门恭候，但始终是白忙一场。该皇帝及其大臣们正忙于非常重要的国家大事，根本无暇想到我们。时间就这样白白地流逝了，一直到该皇帝决定前往其父皇康熙帝陵寝举行春祭大典的那一天为止，该陵寝位于距北京有三日行程的地方。他未允许我们见他一面，便扬长而去了。 在皇帝陛下还宫时，有几位教士进入宫中，以探视其健康情况。皇帝让人告知他们说，龙体甚安，他已诏令欧洲人中那些能很好地听懂汉语和最熟悉帝国习俗的人，于第二天或第三天入宫应召。还有人补充说，皇帝陛下希望德里格(意大利遣使会传教士，1701年（康熙四十年）由传信部派来中国，精通音乐、绘画。原文拼作SeLiKe，斯里格，应为德里格。——中译注)（Pedrini教廷传信部的传教士）也属此列。 我们于次日—— 在到达皇帝所在的金殿附近时，我们发现有两名主要大臣也进入了那里。直到目前为止，该皇帝从未当着其大臣们的面召见我们，从而使我们认为他会向他们下达某些有关我们的敕令，而这些敕令似乎对我们不利。果然不假，我们刚刚进入金殿，便发现除了讲述把我们彻底地从中国驱逐出去的问题之外，再不触及其他任何事了。皇帝所讲的一切主要是围绕着有关基督宗教禁止信仰它的人祭祀已故先祖问题而展开的。皇帝经常双目凝视德里格神父，人们可能会说皇帝的一席话主要是针对他的。这正是我们在离开召见大殿时，向他指出的内容，他回答我们说，在康熙皇帝生前以及其子雍正登基之前，他确实经常与康熙皇帝讨论这项内容。 我们一致同意，必须将这次召见时发生的一切情况起草成一份文件。为了使之更具有真实性，最好是由所有参加召见的人署名，然后立即把它寄往罗马，寄给我们的主教先生，以使他能判断，在传教区所面临的这种极端危险的处境中，命令传教士们服从由教廷和亚历山大城主教给予的准许条件是很不适宜的。教廷大使和亚历山大城主教嘉乐于其离华返欧之前，为他们留下了这些特许。教皇大使认为，这是在发表一封主教书简时必须做的事，他通过这封书简而命令所有传教士们都按照这些特许条件行事，否则将根据事实本身而给予停止行使任何使徒职务活动的处罚。 下面就是我们拟定的文件： 我们大约于中午前后来到了皇帝面前见驾，其两位主要大臣在场。这是皇帝专门宣召而来，以作为他要对我们所下的一切诏令的见证人，同时也是为了让他们执行其命令。他向我们讲述了基督法，声称自己既未曾禁止又未曾允许过该宗教传播。继此之后，他终于讲到了另一个问题，而且这才是他主要强调的问题。他对我们说：“你们从不祭祀已故的父母和先祖，你们从不去为他们上坟，这是一种很大的不孝；你们对你们父母，并不比对位于你们脚下的瓦砾更加尊重。乌尔陈可以作证，他属于皇家宗室（若瑟宗王，耶稣基督的精修圣人）。他主要并不是受汝教教法的归化，主要是对其先祖有失敬之处，而人们又从未能软化其顽固的态度，这是令人无法忍受的。所以朕被迫禁止尔等的教法，在朕的整个帝国中禁止它。继这次禁止之后，难道还会有某人敢于接受它的归化吗？由于尔等在此无事可干了，所以也无荣耀了。这就是为什么要勒令尔等撤走。”皇帝还补充了其他多种不太重要的事情，但这始终都暗示说我们是大逆不道之人，拒绝敬祖和甚至是煽动我们的信徒产生同样的蔑视先祖之情绪。他讲得很快，持一种断然的口气。这一席话只能证明皇帝坚信别人对我们指责的真实性，认为我们无言可答。 当皇帝留给我们讲话的自由时，我们便以一种卑谦的神情，却又带有无辜和由真理启发我们产生的全部力量而回答他说，人们没有很准确地了解情况，别人向他启奏的一切都是隐蔽的敌人十足的诬蔑和恶意的杜撰，他们绞尽脑汁地丑化我们并使我们在陛下的思想中声名狼藉。基督教教法要求我们实施敬重先祖的义务，这是基督教十诫中的第四诫；如果我们不能宣讲一种如此神圣的教法，那就无法教诲我们的信徒们履行这种必不可缺的孝道义务。皇帝对我们说：“什么！尔等拜谒过朕之先祖的陵寝了？”我们回答说：“当然是拜谒过了。但我们未向他们祈求任何事，我们也不期望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好处。”皇帝接着说：“这样说来，你们也有先祖灵牌了吗？”我们说：“不仅仅是先祖的灵牌，而且还有他们的画像，它们会很好地勾起我们对先祖的追思。” 皇帝对于我们向他们所讲的这一切都显得很惊奇。他向我们提出两三个相似的问题，其后也得到了相同的回答。继此之后，他对我们说：“朕不懂你们的教法，也从未曾读过你们的经书。如果事情果真如同你们所说的那样，你们确实丝毫不反对孝道要求对父母的敬重，那么你们就可以在此居留。”皇帝然后又转向其大臣们并对他们说：“这都是一些朕认为是真实无误的事，但他们却强烈否认。尔等仔细研究一下这一事件，然后再向朕奏明真相，再向朕上一道折子，朕将下达旨令。” 诸大臣于此时退出了朝堂。我们紧随其后，一直是到门厅。他们希望在那里审问我们，大家都站立着，显得匆忙仓促。我们向他们陈述说，这件事不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得以澄清，我们将把自己的经书送给他们，经书包括基督教教法的条款；人们可以从中找到能充分解除皇帝对我们向他陈述的一切内容质疑的东西。他们对此表示同意，于是便离开了。 次日是圣·若瑟节，他是本传教区的主保圣人。我们向中国的国务大臣们递交了本处所提到的经书。我们又从中加入了一道奏本，由此而对中国皇帝善意地接受召见我们，并向我们通报了有人极力丑化我们的诬蔑性指控，而表示非常谦卑的谢恩；皇帝仅通过阅读经书，便会使这些诬词不攻自破，因为经书中会解释基督宗教的职责义务。我们以一种向皇帝陛下提出的很恭谦的请求而结束了奏本，即请求在我们的敌人直至向朝廷发动反对我们的新诬告时，皇帝能继续给予我们这样一种皇恩，以使我们以同样的方式攻破这些诬词并证明我们的无辜。大臣们接受了我们的经书，并告诉我们说，尚需时日来阅读这些经书，然后把我们打发走了。 事实上，我们确实未能知道这些大臣们在研究我们交给他们的经书时，会作出什么样的判断，也不知道他们就此事向皇帝作了什么样的呈奏。我们能够获知的有关此事的全部情况，那就是他们已让其部院的几名翰林学士阅读此类经书。其中之一在阅读完之后，曾经明确地用汉语声称：“非圣人，所不爱。” 皇帝并不满足于让人于其大臣们的部院中研究我们的经书，我们知道他曾让人将这些经书交到了某些和尚和某些道士、礼部尚书、都察院御史们的手中，以便从这些经书中找到抨击我圣教的几种令人满意的借口，并将我们所有人都从其帝国中驱逐出去。 皇帝明显是想根据同样的想法，而命令帝国的四位御史注意基督徒们的行为，审问他们有关其宗教的修持，特别是有关在中国已形成的规定所确立的对已故先祖的礼仪问题。这就是他们从我们的某些曾经受过这类审讯的基督徒中获悉的情况，它们使人联想到了由教廷同意给予的特许。这些人以一种御史们显得很满意的方式做了呈奏。 最后，经过五个多月之后，我们曾借给过他们某些论述宗教的书籍的大臣们，又把经书退还回来了，但却只字不提他们各自的想法，也未提及皇帝对我们的安排。所以，我们对过去如此兴旺的传教区之命运，始终存在着一种不确信的状态，传教区正处于破败之中，已几近于毁灭。我们的惟一收入来源，是依靠我们为之效劳的天主之慈悲。一旦当这场风暴骤起，我们便为耶稣的圣心举行一次九日经礼（九日祈祷）；另一次是为非常神圣的圣母举行的，请求圣母在天主面前为我们说情。我们经常从其保护中感到的明显影响，将我们维系在一种美好的信任之中，圣母不会将我们遗弃在极端痛苦之中。现在没有必要请求你们以祈祷来帮助我们，只要让你们知道我们的需要就足够了。无论我们所处的背景多么凄惨，我们也不停地每隔一段时间就收到自己工作的可观成果。我暂且不讲其他传教士们，在这场暴风雨的狂潮中，我独自一人感到慰藉的，则是为五十多名成年人和数目更大的一批儿童举行了洗礼。如果我们的处境更为平静一些，那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希望干的事呢？ 顺致崇高的敬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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