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天主圣言成了血肉之躯后，福传和专业教导变成密不可分。永恒的智慧不停留在天主圣三的神学中心，祂成了流浪教师、巡回指导者。自然律中某些东西注定要腐蚀，宇宙中几乎每一件东西都是创造给人使用的。死守财富的人变成吝啬，只为学习而学习的学生变得骄傲，大学教授由于不使那些不坐在书桌旁的人得到知识而变得枯萎。天主第二位，即圣子或者圣言，将孩子放在膝上，这成了永远的教育使命——去分享它，就像财富必须与人分享一样。

    在我的教书岁月中，几乎每个周末都往来于纽约、波士顿及其它地方讲道和指导皈依的人，以另一种方式作福传。我在亚拉巴马州也盖了几间圣堂。某年夏天，和一位神父坐旅行车同往亚拉巴马州，他是曰后阿拉巴马教区主教——杜力克主教，我们在街角及玉米田中对任何愿意听的人讲话。我收到相当可观的金钱，建立了全美国第一所为黑人而设的妇产科医院。

    1950年，美国主教团邀请我接下传信会的全国总主任一职，这就像将教室的窄门向世界打开。我是罗马传信会圣部在美国的代表，负起大部分传扬福音的责任，管理每一教区所收集的金钱，用在支持非洲、亚洲以及其它地方的福传。此后，我要放弃圣道茂的《驳异大全》，进行直接使回教徒皈化的工作，负起全球的责任，为全人类而努力。

拥有普世传教站并视之为自己的堂区是件十分慰心的事。我可以想象若吾主耶稣被天父局限在以色列，祂一定会觉得困乏。祂来是为赎全人类的罪。祂把全球的福传工作交给宗徒们。当祂被剥去衣、钉在十字架上时，祂是个「普世的人」。当祂穿着衣服时，祂是从面积只等于纽约到威尔明顿那么细小的地方来的。当祂赤裸地被钉在十字架上时，祂成了「属于全世界的人」。

我觉得人类在为两种饥饿所苦。富裕的西方世界抵受着精神上的饥饿；其它的贫困地方受着肉体上的饥饿。世界上富裕的地方，是基督化的：从地球仪上看，大部分财富、健康、教育、科学的进展都在三十度以上，而大部分贫乏、无知都在三十度以下。基督信仰是在北纬三十度以上。因此，要负起帮助世界穷人的责任。

    此外，吾主耶稣说过：「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 (玛廿八19)。这不单是普世的使命，也是个人的使命，把人引向基督的神国。我刚到传信部时，正值教会开始意识到介于神圣救赎与人性解放、为堂区或小区的个人救赎而努力与关注社会福利之间的冲突。天主从不认为个人和社会的正义应该分开，尽管这两者往往是分离的。尤其在六0年代，青年人对某些受限制地区的社会公义产生狂热的兴趣，但对个人的公义，也就是说，对父母及他们与天主的关系却很少关怀。

    当我受命为全国传信会的总主任时，我有机会看到基督救赎有现世的与历史的境界。一个灵魂的皈依与福音所要求的促进人权大抵不可分开，这是我们牧职的中心；灵魂的救赎和社会公义是爱天主与爱近人的凹镜和凸镜的两面，除了藉福传而加增天主的子民外，更应以敏锐的感性对人类渴望自由与公义作博爱的见证；又因基督具有人性与神性，因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使命既要举目向天，超越提升，也要紧密地关注在世的生活；地上的解放是福传的主要部分，它们结合了创造和救赎；当我们将两者分开，就会有信仰政治化的危险；或是藉留在教会内，却对精神生活少有作为，并将基督的使命单纯认同为社会福音。

    一年一度和其它国家的主任及圣部各主要成员在罗马我可以看到我们怎样分配金钱。这些金钱不单用在建圣堂用在建医院、房屋、痲疯病院、储蓄信托银行、防止对穷人不公的法律协助机构；甚至有一次响应罗马的急需：「请即汇二十万元以救济在饥馑中的巴基斯坦儿童。」也可以看到个人的与社会的、纵的与横的、人性的与神性的平衡。我们每年年终出版一份报告，向教区报告每一分钱如何使用，我特别注意不要有多余的开支，因为我们的传教人员正在为福音和穷人奉献出生命。我的继任人爱德华·奥马拉主教继续出版这份报告，并把这份报告扩展成为呼吁所有人把对天主的爱和对近人的爱结合起来的工具。

    在这里，我应描述一下初次和我的继任者相遇的经过。传信会在圣路易市举行全国领导人大会，一晚，会议之后，一些教区领导人和我决定到圣路易市的主教座堂朝拜圣体，却发觉来晚了，教堂已经关门。我在堂外遇到一位年轻神父，他说：「我给你们开门。」他开了所有的灯，态度极雍容而仁爱。后来，我写信给他的总主教，请他准许这位神父，当时是奥马拉蒙席，作传信会的助理主任。于此可见上智安排，因着主教座堂关门遇到年轻的奥马拉神父，为传信会铺了一条道路。

    上智安排了一条宽敞的路，大大帮助了世界传教。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不是由美国主教们所邀请，而是受到国家电视传播业邀请，每周一次的电视节目，报酬是一集两万六千元，加上由于节目的缘故，我们收到各地送来的捐款，使得我们可以一年给世界各地数百万元。此外，在美国天主教报章上的专栏「天主爱你」，呼吁教友为信仰作出牺牲。信众们的反应超乎我们的奢望，不少人牺牲他们的假期、食物、衣着，将金钱捐献给传信会作基金。对于所得的金钱，我没有任何权力去处置，尽管有时会有外在的压力，但我是受教宗委任收集各地的善心送到罗马传信总部，然后按照各地需要而分发。

    另外，牺牲精神得以增长的重要因素在于祈祷。我们全国办事处养成了每曰祈祷的习惯，每天下午二时四十五分，我们全体职员恭念玫瑰经。后来，我们又利用这十五分钟选取圣经中某一段作神修默想，我在任的十五年中，我们的办公室已经用了整部圣经。

    工作人员的奉献精神也不可忘记。由于电视节目的缘故，每天涌入办公室的邮件数以万计，他们的工作特别辛苦。根据统计，世界各地每天的来信约一万八千至两万五千封。办事处的每一个人也都是传教士——他们读信、覆信、作记录、做文书工作。圣经记载达味王在漆刻拉格作战胜利时，好几百士兵生病不能跟随。军队坐下分战利品时，达味介入说：「那下去打仗的得多少，那留下看守辎重的，也得多少，大家应当平分!」  (撒上卅21-24)因此，办事处良善忠心的朋友们也应该和那些离家出外的传教士一样，分享天上凯旋的喜乐。

教宗经常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主教们到访，全国传信会主任也因此有机会和各地来的传教士一起用膳。每次总有机会听到这些「福音的先锋者」所描述的故事，这些故事启发我的同事们和我，也给了我写作的灵感，因为我把其中许多故事用在「天主爱你」的专栏里。我想，与其叙述我能为传信部所作的事，不如回想一些他们的故事，或者我自己访问各地传信会的经验。

新几内亚

    斯华德神父是位荷兰籍传教士，在新畿内亚和食人族一起工作。我很奇怪他怎么可以打进食人族的阵营，「那是上天安排。」他答道，「我第一次遇上他们的时候，我正染上痢疾，面临死亡。我躺在一根树干上，他们发现了我，我因为病得连吃的气力也没有了，于是几个星期里，他们好奇地站在我周围，看着我，等我病好了的时候，我们便成了朋友。食人族住在海边，女人捕鱼，男人打仗。他们认为任何从外地来的人都是来自另一个世界，他们有权杀死他，喝他的血以吸取他的力量。」

    斯华德神父来到我的办公室，希望传信部给他三百柄斧头，他说斧头有肋于开化他们。由于涨潮的关系，食人族必须在树上盖房子，但他们没有工具，只能用大鱼骨砍树。斯华德神父回到食人族的部族，给他们每人一柄斧头，但他们必须答应绝不能杀害任何人。于是每个食人族的男人，都拿到了一柄斧头，坐在一条大木头上，用牙齿咬着，表示拥有这柄斧头和表示感恩。过了不久，神父自己的斧头被偷走了，本来窃盗是该族少有的事，斧头被窃的那一天，一位传教士的飞机在斯华德神父的营地上空盘旋，看看他是否还活着；那天刚巧食人族内出现了天花的病疫。他们深深地感到罪有应得，便说：「我们脸上的这些斑点是天上神灵给的，因为我们偷了神父的斧头。」这是承认神是公义的最原始的方式。

    他们把斧头还给神父，为了赎罪，还把一个男孩送给他。神父后来把他送到澳洲去读书，他做了神父，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食人族神父。

婆罗洲

    安东尼·嘉而温主教来自婆罗洲。婆罗洲人住在粗糙的建筑里，在树与树之间排成一列，有时有一个街口那么长，一整间没有墙壁加以区隔。家庭间没有界限来划分区域，同样河上也没有固定记号规定每一家人捕鱼的范围，可是从没有人侵入分配好的别人的捕鱼区域。一次，嘉而温主教教他们十诫，当他谈到「毋偷盗」的诫命时，有人问：「什么是偷盗?」他说：「如果我把这个葫芦带回我自己的小屋里，那就是偷盗。」这些原始的、从未受教育的人问道：「世界上真有人偷盗吗?」我们竟称这样的他们是「未开化的人」!

太平洋群岛

    我问一位来自太平洋群岛的传教士，他的教友最大的德行是什么。他说：「让我告诉你他们认为最大的罪恶，便看得出他们最大的德行。他们认为独食是最大的罪。他们可以好几天不吃东西，直到有人来分享他的福分。]

    他又告诉我，一次他乘汽船经过太平洋上一个小岛，他问当地的酋长，他可否再来传扬福音、训导和劝化。酋长说，若传教士能送他一艘汽船，他便准许他；因为酋长从未看过一艘不需人力开动的船。几个月后，传教士重返该地，把一艘汽船作赠礼，酋长在沙滩上安排了盛宴，席上有烤猪和太平洋水果。神父离开时，酋长一点也不提及他的承诺。神父说：「你不是答应给我一些人灵吗?」酋长转身向一位十六岁的少女，答道：「好啊!这里有一个，你可以要了她。」这少女名叫卡莎。

    神父把她带回岛上，请修女照顾她，几年后，她成了教友，并表示愿意当修女。神父说：「不，你要回到你的岛去，和家人及族人相处一段时间，看清楚你的圣召。」她回到岛上时，很多人排斥她，因为她是天主教徒，但她到底劝化了她的父母，他们死前皈依了天主。然而一位曾照顾过她的姨母因为她信了天主，极力反对她。可怜的卡莎差点要放弃信仰了。有一天，这位姨母的儿子在海边被鱼咬了一口，海水都被血染得鲜红，岸上的人大喊：「雅威，雅威!」没有人知道他们从哪里得知这代表天主的名号。他们大喊：「雅威!雅威!祢为什么要这样做?」后来，有人说：「也许因为我们对卡莎不好吧!」这又看到他们有着天罚的意识。

    卡莎再度被允许回到另一个岛上，她在那里做了修女，取名佳播修女。她重返原来的岛上，使整个岛的人都皈依了，我和她持续通讯了好几年。

中国

    1948年，我和玛利诺修会的华尔殊主教搭飞机到中国北京去，我坐在他身旁读着孔子的著作，我对他说：「我相信只有你和我两人是读过孔子的传教士(译按：施恩主教似乎没有读过明末清初耶稣会会士来华传教史实)，我们要认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因为你要引导人，一定要知道他们在哪里。」飞机着陆时，他说：「我绝不会离开中国，除非他们把我赶出去。」人人都知道华尔殊主教的事迹，他怎样经过好多年的牢狱以及他怎样离开中国(译按：华主教出狱时身体衰弱得不能站立，要坐轮椅经过罗湖桥进入当时英属香港，后在九龙圣母医院治疗)。这是传教士英勇的故事。

    一位我并不直接认识的美国传教士方济·福德主教，他在中国传教多年。他的秘书是一位在中国服侍他的修女，她告诉我，关于这位主教的事迹。

    福德主教十二岁时住在布鲁克林，听到一位意大利传教士讲他在痳疯病人中工作的情形。他捐了五分钱帮助那传教士，五分钱是当年他零用金的一个大数目。打动他心灵的是那位传教士在演讲时最后说的一句话：「我的志向是殉道而死。」而那正是他日后的命运。

    无神党得势后，福德主教被捕了。主教对修女说：「恐怕他们会夺去教会的财产了，这是小圣堂的钥匙，我要你在圣体被亵渎之前把它取出来。」修女拿了一个面包和钥匙，到第二层楼的小圣堂去「取出圣体，藏在面包里，正当她关上门，一个出了名跋扈残忍的无神军上校对她说：「我现在要接收这小圣堂，我有它的钥匙。」可是他老是打不开门。他说：「你来把门打开。」修女说：「我不能，我满手都是面包。]他说：「把面包给我。」她把面包交给他，他低头望着面包，修女回忆说：「好像看着一个婴儿那样。」可是她开门时「他的手一直扣在扳机上。她把圣体移到安全的地方去，不久，她也被关到牢里去了。

    无神党的警察迫近传教区时，有些教要理的修女们和主教都被逮捕。向我述说当时情形的人告诉我，在往牢狱途中，主教对修女们说：「要谨记，教会不单是凯旋的教会，也是受苦的教会。和基督在一起，你们期望的不单只是喜乐，也是痛苦和悲哀，可是祂时常要和你们在一起。」他离开嘉应时，许多倾向无神党的人向他唾面、扔石子和垃圾，更有人举着嘲笑的标语：「人民政府欢迎间谍——福德生教。」把诳言谬语堆在他身上。尽管戴着手铐，主教仍尽力划好十字圣号。

    和他在同一牢房一段时期的修女说，主教衰弱得无法站立，只好斜靠在牢房的墙壁上。他的头发长而灰白，胡子乱七八糟地打结，他的面容因受折磨摧残而变得憔悴苍怕，但他是唯一分得面包和酒的人，原因只有天主上智可以解释。那并不是因为他们尊重主教，而是天主特别安慰他的方式。修女告诉我，没有任何哥德式的主教座堂，可以和主教以瘦弱的手指在水泥做的盘子上移动时的光辉比美：他的双目像两根燃烧的蜡烛，他的袍服是百补千孔的中国上衣，他的令牌是顶破旧的小圆帽，他的音乐是他痛苦的呻吟；他的弥撒经书是加尔瓦略上的回忆，他的圣所的铜钟即将敲出死亡的钟声。

    诬告主教的人是服侍他多年的中国厨子，主教视他为好友和好基督徒。他知道主教怎样安慰病苦的人、埋葬死者，却仍将主教置于痛苦的境地。无神党给他的酬报是可以当村中的警察局长。

    和修女一同被囚的妇女都不准吃饭，直至人人都承认自己是无神党为止，修女拒绝承认，大家都指摘她，只有一个妓女对她最仁慈。

    有一天，无神党人员来到牢房，拿着一根铅管，要修女打每一个女人的头，她柔和地只把铅管压在每人的肩上，那守卫大叫道：「你不是无神党!」她问：「为什么?」「因为你不懂得憎恨。」经过一大顿折磨之后，她答应写悔过书。守卫去拿纸笔时，她顿时产生了有生以来最厉害的牙痛。守卫回来了，她拒绝签写。为了对教会的忠信，她的身体和心灵有着当年饱受折磨的烙印。

    每当主教被准许在牢房外散步时，总因为太衰弱站不起来，必须由两名中国囚犯扶着。不久，死亡大巡行来了，他被命令走在两个犯人中间，那占据小圣堂的无神党上校把一个重约二十磅的布袋挂在主教的脖子上，他用特别的方法扎紧袋口，使得他每走一步绳子便会扎紧一点。无神党通常不实时杀一个人，而是折磨人，让他受苦而死。那好修女看到人们这样对待主教，她本来是在后面，和女囚犯一起的，却离开队伍上前去对那无神党上校大喝道：「看这人!」那可说是和福音中的「看，这个人!」  (若十九5)一样。那人似乎第一次看到主教脸上深刻着的痛苦，可是不久，他立刻恢复了无神党的意识，骂她是狗，命她回到自己的行列中。她看着这死亡的行列，摇摇晃晃地前进，她的目光一刻也不离开工教。主教走了两里路仍由两个犯人扶着，那布袋也不再挂在他的脖子上。我问她：「你觉得他为什么拿走布袋?」她说：「那个上校会拿走它，是因为他曾经捧过圣体。」就是为了对主教这一点小小的帮助，那上校被提到牢房里，以后再也没有见到他。

    1952年2月，福德主教以不流血的方式殉道后，以前那个厨子回到小圣堂玄，在梁上绑了一根绳索自缢而死。

    在中国另一个地方，一个神父正准备弥撒，一群无神党人进来拘捕他，把他关在圣堂旁边的一问小屋里。从那房子的窗口，神父可以望到圣体龛。不久，无神党人进来，打开圣体龛，把圣体撒在地上，取走圣爵。神父决定朝朝暮暮尽可能朝拜圣体。一天，凌晨三时，他看到一个平曰早上参与弥撒的小女孩从窗口爬进小圣堂，双膝跪在地上，用舌头舔起圣体。神父说，圣爵内有大约三十个圣体，每天她都在同一时间到来，直到只剩下一个圣体时，她正把舌头贴在地上，准备领受基督圣体时，被一名无神党人看到，对准她开了一枪，将她杀死，而她领了临终圣体离开世界。

非洲

    一次访问传教站，到了非洲布鲁巴，有五百个痲疯病人聚居该地，我带了五百个银质苦像分给每一个病人——象征基督的救赎。第一个人走来，他的左手被病菌侵蚀到手肘部分，他伸出右手来，那是我见过最嘿心的、最臭的一团烂肉，我把十字架放在他手上，那十字架顿时落入那被痲疯病侵蚀的熔岩里。

    这时，那地方有了五百零一个痲疯病人，而我就是那第五百零一人，因为我手拿象征基督救赎的苦像，却拒绝融入那些内心比我好千百倍的人们。之后，我做了一件在我看来是件可怖的事。我从他的痲疯患处取出苦像，轻轻压在他手中。我也同样为其它四百九十九人做了。就从那时起，我学到了爱他们。

澳洲的沙漠

    另一位已过中年的朋友——文生·舒尔神父，在澳洲未开化的民族中工作，给我讲了下面的故事：「我在澳洲十二万五千平方英里的沙漠区传教，那里只有两种居民：牧人和开采蛋白石的矿工。矿工们裸体生活在地底下的石矿场里，他们在矿场的墙壁打一个洞当卧床。我没有神父的住所，只有一部福斯汽车，沙漠的气温通常一百二十五度左右，我唯一可带的食物差不多只有罐头桃子，其它任何种类的罐头似乎都会热得爆炸。我请求我的主教准许我作隐修士，但他拒绝我的请求。最后，我请求他准许我到美国来探望你，告诉你我为什么要做隐修士。最主要的原因是我觉得我使在沙漠中的人失望。」他的主教同意，如果我觉得他有做隐修士的圣召，他便可以加入隐修的团体，为在牧民职责上的任何缺失作补赎。

    我请他更详细描述他的生活。他告诉我，当传教事业发展到要横越沙漠时，他有时要走三百五十多哩才会碰到一个人。一次，他横过沙漠时，一块石头飞来，打坏了他的电池，汽车不能继续前进，在没有水没有食物又极端炎热之中，一个人的体力只能支持一天。他只能祈祷求助，顺服地接受死亡。他垂首在驾驶盘上，对天主表示顺从。突然，他听到远处传来汽车的声音，一辆车驶来，载有一个后备的电池，救了他一命。

    听了他为教友做的一切难以想象的牺牲，以及他常常下到矿坑去为教友献弥撒、教导他们，我对他说：「亲爱的神父，我觉得你在追寻一个塑料的十字架而不是木造的十字架。」我认为，他在苦修团体中，绝不能做出如他目前所做的牺牲。我给他一张我个人的支票，好让他能买一辆新的福斯房车，因为他告诉我，当他不在时他的车子被水冲走了，但他把我的支票撕掉，走了。他对我所说的「塑胶十字架」的例子十分反感。

    几星期后，他回来向我道歉说：「你说的对，我在逃避艰困的使命，我要回去，为天主献出我的生命。」他这样做了，并且达到那么崇高的境界，很难找到任何人可以填补那在沙漠传教的使命。

巴基斯坦

    我以传信会全国总主任的身分接待的第一个访客是位巴基斯坦的主教。他告诉我，当战争爆发时，由于他是意大利籍，因此被捕入狱，直至战争结束才能被释放。被捕后的几天，一个十三岁的女孩来找他，她名叫卡拉·马克，是个印度教女孩，女孩对他说：「主教，你不会留在牢房里太久的，六个月后，你会被放出来，并且能继续你主教的工作多年。」

    主教问她怎知道他会被释放。她说：「我要为你的自由和工作奉献我的生命。」

    六个月后，政府官员果然打开狱门，并告诉主教他可以继续留在巴基斯坦当主教。他出狱后立刻去探问卡拉·马克。她父母告诉他，卡拉在当天的早上去世。

肯亚

    我到东非的肯亚，去祝圣侯利汉神父为主教。他是爱尔兰籍的传教士，刚被任命为主教。典礼后一天的早上，主教和我一起开车到树林去巡视他的传教区，见见他的教友。我们驶近一个地方时，他说：「我们正来到一个所有人都不穿衣服的地带，可是从来都没法说服他们不要这样做，且看看我做了主教后有什么分别。」我们的车子开近时，酋长除了头上戴着一大堆羽毛之外，什么也没有穿，跑来迎接他。他们热烈地用土语谈着，酋长告诉主教他有参加他的祝圣典礼。主教说：「假如我有六百元，立刻可以开一间诊疗所。」我向他保证，他一定可以得到这六百元。如今，那里的人正在接受信仰的福音。

乌千达

    一天晚上，我在一个小传教站内停歇。许多神父长时间在传教区服务之后，会来到这里休息一、两个星期。它是问只有一层的平房，里面有四个房间。那天晚上，有许多神父进进出出，我只好睡在靠近前门的一块水泥地上。大约早上四点钟左右，我被其中一位正要离开的神父吵醒。我看见他背着一个大背包，正要出门。便问：「神父，你要到哪里去?」他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大约六个月。」他正起程去建立一个新的传教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