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保禄六世于1966年委任我为罗彻斯特教区的主教，使我有更多机会和教友及神父们密切接触，给我带来新的喜乐。神职是世界上最大的友爱团体。一个神父不需要介绍，不论良莠，只要他是个神父，他就是个兄弟。作为教区的主教，他和每一位神父、修士、修女以及每一个教友，因着圣宠和原祖父母一脉相承的关系而连接起来。教区主教的名字在每曰的弥撒中都被提到，比什么都更具象征意义。

    在忆述教区内的事件之前，让我先描述教区之外，亦即世界的精神。六0年代，出现一种特殊的哲学，不论有信仰或无信仰的人都受到影响。这可分为两方面来叙述：第一、六0年代精神上的普遍优点是从个人转移到社会；社会意识使人们不惜以忽略天主去换取邻人的爱，有时候为了社会公义而忽略了个人公义。

    六0年代的另一个特征看似和上述相反却又不然，那就是对「我」的强调。每一个人的「我」被视为合法且合理的准则。在起初已有的不是「圣言」而是「我」，这个「我」是美好的，任何反对自我就是否定「我」；并且它和权力打成一片。在极端的形式上，正如沙特(Sartre「法国哲学家，倡存在主义)所说的：「我的邻人就是地狱」，他甚至把天主包含在「邻人」一词内，因为天主不认为「自我」是绝对的。由于这两种假设的结果，个人的罪恶和罪恶感都为之消失，唯一的罪恶是社会的罪恶。这种理论使得六0年代的宗教和道德难以维持。一般基督徒亦顺从了这论调，认为只有社会才是邪恶的。经历过这种谬误的人指出了它的谬误：「善与恶的界线不是通过国与国、阶级与阶级或是政党与政党——而是通过每一个人心……于是我明白，世界宗教的真理是：与邪恶的抗争是在每一个人心内。从世界的整体去消除邪恶是不可能的，但在每一个人的心内加以限制却是可能的。」我提到六0年代的世界哲学，因为这也正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时代。可是若说大公会议改变了教会是相当错误的，因为教会不是生存于真空内，而是在真实世界之中。

    神父手足之情构成了团结的核心，这是每一位主教所倚靠的，而教友就是他们取得安慰的胸怀。每一个人注视着他，实际上是在问一个问题：他是不是个怀有救赎之爱的司祭?就像福音中井旁的撒玛黎雅妇人一样，每一个灵魂都在重复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说出了我所作过的一切事，莫非他就是默西亚吗?」 (若四29)对我来说，人，不管是天主教徒或非天主教徒，都给我喜乐和安慰。多少次，在每曰对教会的关怀之中，我感谢一位老太太从跪凳走出来微笑地对我说：「天主保佑!」或者一只三脚的小狗在圣堂门外欢迎我。人有不同性质，主教必须用不同的方式去接触他们，因为天主不单要我们做地上的盐，也要我们做世上的光。

    盐的用处在于防止腐蚀及败坏，光则照明并显露出人灵魂深处的黑暗。主教一方面要阻止邪恶的散播，另一方面要促进善良和真理的传布。在圣经的指引下，我清楚看到我不单是教会的盐仓或灯光的开关。我学到在贫民区工作不是世俗化，而是爱；另一方面，对天主之城的工作洗手不理则不是爱，而是世俗化。盐和光的均衡应该以大众福利为依归。

    记得一次在圣母升天节到纽约州的丹士维尔去举行正午弥撒，四位神父和我一起。距离该城数哩之地，见到某处前院的草地上有一个圣龛，里面却没有圣像。抵达圣堂后，人们围绕在车旁，我礼貌地留下和他们短暂交谈。神父们都进入屋内，后来我离开车子，走到二楼去洗手准备献弥撒。下楼时看到一个男人，我对他说：「谢谢你在神父进入圣堂后看顾神父的住所。」啊!天啊!原来我走进的不是神父的住所，而是邻家的房子!我的秘书何瑾神父后来俏皮地说：「他们会在浴室里立一个铜牌，上面写着：「基尔罗伊曾在此」。」  (基尔罗伊是个虚构的神秘人物，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士兵在世界许多地方写了，基尔罗伊曾在此，以误导敌人。)

    弥撒讲道中，我提到看见一问房子前空置的圣龛，希望住在那房子的人家弥撒后来见我，我会送他一尊圣母像。原来那家人已在早上参加了弥撒，他们的祖母弥撒后来见我，并请我在回罗彻斯特途中前往探访。回途中我去了那户人家，答应给他们一尊圣母像(以后再去时，看见圣母像放置在圣龛里)。年轻的主妇问何瑾神父他父亲的名字。原来神父的父亲曾追求过她的母亲——好险!我差点失去了一位好秘书!

    何瑾神父很周到，预先告诉我将探访的堂区本堂神父们，我不喜欢吃鸡。通常主教们施放坚振后都被教友们享以肥鸡，而我因为何瑾神父的预先知会，得免吃这道菜。我对鸡肉的偏见始于童年，每年夏天在农庄工作，佃农希望讨好施恩家的孩子，除了星期五外，总是给我们吃鸡肉。童年的经验使我失去了不少别人认为美味的食物，而我在巡视教区时免除了这道菜。

    我在堂区中讲完了三台道理，圣堂满是人，于是我请孩子们坐在圣所内，他们大约五十人，年龄在十岁以下，我在讲道之前,时进入圣堂，跪下祈祷、默想。后来，那城的警长告诉我，那天他的女儿也在其中。晚上，她问父亲为什么主教跪在那里一直望着祭台，那父亲说：「他可能在和天主说话吧!」女孩说：「什么?我还以为他就是天主哩!」

    在上智安排下，我访问罗彻斯特教区南部。回程时，我们顺便去探访一些堂区和本堂神父。到了一处我们需要加油，在加油站遇上一群孩子，我问他们哪里可以买到雪糕给他们吃，他们告诉我，就在加油站。一时间，二、三十个孩子同时出现，他们好像从油缸内涌出来似的。我们买了雪糕给他们，何瑾神父和我与孩子们一起散步。其中一个小女孩问：「你可以去探探我的妹妹吗?」「当然可以。她在哪里?」「她死了，在殡仪馆的大厅内。」我们到了殡仪馆，看见一个约七岁的小女孩，看起来好像天使一般，也像是仍然活着似的，她因汽车失事而死，旁边站着啜泣的父母。我告诉他们，从这件悲剧中会产生很多好事。事实上，这事之后促成两人皈依，两位家庭成员与教会修和。

    主教的另一主要任务是关心穷人，尤其是贫民区中十分需要帮助的人，他们许多人失业。六0年代，任何主教都关心穷人，这不单因为他被基督感召，愿意追随祂的芳表，也因为适逢时代的精神情绪。贫民区成了社会意识觉醒的呼声，有些修女突然觉得她是被召做这工作而不愿教导孩子，一些神父也觉得在堂区工作不如献身社会工作。这些神父和修道人的牺牲不乏动人的例子，有如十字架的碎片般涌现出来。记得一次和一位年轻神父到教区南端巡视，我问他山岗远处住的是什么人。他说那不是他堂区范围之内，所以不知道，但他愿意去查一查，我让他去处理这事。结果他发现一群外劳，他把他们组织到堂区里，教他们的孩子要理，修女们则租了一个空房子，照顾没有父亲的家庭，因为他们只有母亲以劳力去换取低微的工资来维持家计。

    任何教区的主教最宝贵的产业就是修院，罗彻斯特的修院不但教育本区的司铎，更惠及其它十多个教区。六0年代后期，很多教区开始较不强调教理与灵修，而着重于社会甚至政治层面。不只美国如此，整个世界也是如此，在铎职与基督的牺牲中出现一道裂缝。有时承认铎职而不承认基督的牺牲或是和基督一同救赎的地位；此外，牺牲被演绎为对世界的服务，而不是以基督之名承担罪咎、罪恶以及世界的贫乏。

    为了给修生们最好的教育，我邀请欧洲的神父教授来任教。此外，我觉得有必要让修生们知道在东欧有无数基督徒为信仰而受苦。我请来了这方面的专家迈可·波都神父，他是牛津大学毕业生，主修「铁幕后的宗教」。他在这领域成了世界有名的专家，并写出了铁幕后基督宗教受迫害的最正确消息。为了鼓舞修生们的福传精神，我邀请了著名的前无神报《伦敦工人日报》的主编海德博士，教授应对皈依者的技巧。在他皈依天主教后，他把当年许多劝人加入无神党的方法，运用在劝人皈依基督上。

    主教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和神父及修道人之间建立良好关系。我们将办公室的名称改为「牧民处」「每周五早上，我和职员一起讨论一般问题，例如人事、要求及祈求等等。这样做是为了避免主教专权独断，可以接纳相关人员的共同判断。其中有两位辅理主教——奚基主教麦卡法第主教，他们都怀着无比的善心，对我的帮助无可估计。

    入教区之初，我已经知道需要主教助理，因此，我请教区各神父推举一位神修卓越、品德超凡、对教区的困难有兴趣、足以胜任主教职位的神父。经过商讨之后，把结果送到教宗圣父前，日后便任命被提名者为辅理主教。

    罗彻斯特的汽车代理商是个典型的善心人士，他每年借一辆汽车给我，年底，我把汽车还给他，他则给我另一部新车子。我的秘书何瑾神父给我最大的喜乐和启示。当我得到了第二辆车子时，我对他说：「吾主耶稣在世时骑着驴子周游耶路撒冷各地：谢谢你使我得享乘坐一辆普利茅斯走遍整个教区。」他回答说：「可是你仍有一头驴子给你驾车啊!」

    通常查考一位主教在教区内的生活时，是按他建盖了多少圣堂、开办了多少学校作准则。然而这一切都靠教友的金钱和牺牲得以完成，而所得的灵魂的益处全靠天主圣宠〈华尔街日报》以及<时代》杂志在我不知情之下派了记者到罗彻斯特来，写了一篇报导，曰后登在刊物上，教区本身和教友都有他们自己的成就纪录，但我宁愿在这些珍宝中保留自己陶器的身分，或者，应该说有一些我想做的事，却未能做到。其中一项就是公教出版事业，这在美国已历经不少改变。由于世俗出版物并不刊登天主教新闻，教会需要自己的喉舌去宣布教会的消息和世界讯息。不过，公教的出版物只能到达教区内小部分信众手上。我灵机一动，想到每星期在世俗报纸上买它一页，这样一来整个教区的消息都可以包含在内了，因为报纸可以在许多地方流通。经过两、三个月和世俗报界私下磋商后，终于达成协议。这一页报纸的内容不受编辑部限制，我们的目的在于简单地刊登教会消息，多少像似《时代》杂志及《新闻周刊》的方式。此外，又可把教会新闻分成各类：像教廷的、全国的、教区的、礼仪的、要理与道德的。世俗报纸可触及的读者，可能是公教徒或非公教徒：除了省钱之外，这计划可以有更广大的传布，使我们把基督的讯息带给每一个人。可是当计划终于提出时，却发现公教报和一问出版公司仍有两、三年合约，于是只好放弃计划。

    另一项计划也成了陶土而不是黄金。因为穷人(尤其是城中贫民区)的医疗补助不足，我提议由教会买一辆设备齐全的救护车，专为怀孕的母亲、生病的孩子、老年人及贫民区中的弱能人士提供医疗服务。我向有关医院提出由我们提供救护车，请他们一星期拨出数天，派出两名护士和一位实习医生专为这救护车的需要而工作，但是提议有如石沉大海。

    巡祝教区时，我发觉超级市场外停泊的车辆和主曰在圣堂外停泊的车辆一样多。我想，既然每曰都有那么多人结集在那地方，何不向超级市场租一个小单位，作小圣堂之用，好使教友在那里朝拜圣体、参与弥撒、办告解，也许非教徒可以来祈祷及接受教理指导。但这计画也失败了，因为交给我的调查报告是：不可能在超级市场租到这样的一个地方。

    在房屋计划方面，我也失败了。我发现在贫民区中，四、五年内只建了四、五十间房子提供给贫民，联邦政府建构任何房屋都是慢吞吞的。我决定何不由我们献出一问圣堂和它的物业给联邦政府，条件是他们必须利用该地建造房屋。建一、两百个单位，然后分配给贫民区的人，好使他们有比较好的居所。

    那时，房屋部长是罗勃·维化，我给他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部长阁下：

  　你也许知道言勃逊·温特曾写过有关郊区的圣堂限制的问题。出于良心，我也见到城内贫民区的圣堂限制。有时候，拥有物业的权利应保留予无物业的人。关于我们所拥有的某些物业，我们应该谋求新的服务方式，那就是把它拆掉，不要徒占空间。

    教会应该像许多个世纪前的圣乐伦一样做一些事，他把教会宝贵的器皿变卖了以救助穷人。我们现在想捐出一间圣堂，我们这样做不是因为我们不需要它，也不是因为我们在人烟稠密的环境中找不到宗徒工作，更不是因为它是我们财务上的负担，而是因为穷人是我们良心上更大的负担。

    在必须服从的福音教训之下，我们不只要成为接受的教会，更要是个给予的教会；我们不只要成为牧民的教会，更要成为顺服的教会。我们因圣神的感召而作这事，好能冲破藩篱，就如科技破除了声音的藩篱一样。

    因此，请你接纳来自罗彻斯特教区教士和它的教友自愿的、不堪当的礼物——城内的圣堂和附属于它的物业。任由阁下或阁下所委任的任何人处置，只要能在最短时间内，改建成为贫民的居所。我们不单交出我们所有，更是交出我们所认同舍己的基督对群众怀有极大仁爱的服役之心。

    基督内忠信的

    富尔顿·施恩敬上

    接着，我到华盛顿特区去见维化先生，他告诉我，长久以来，联邦政府希望天主教会及其它教会能捐出一些土地，政府可以用来兴建联邦屋宇。他说这贡献有很大的鼓励作用，他已上呈约翰逊总统。约翰逊总统十分赞同，他说应该在适当的时候把事情公开。

    为了能够献出一座物业，我必须得到教会许可，由咨议会、宗座代表以及罗马发出批准。于是另一问题是捐献哪一座圣堂?我请联邦政府派员视察，他们选了圣碧瑾圣堂，该堂有热心的本堂神父，但只有一百位教友。一经选定之后，我们便发出通告。

    大大出我意料之外，反对之声不绝于耳。由于人为的鼓动，打到教区的电话响个不停，反对主教「交出一座圣堂」。该小区学院的女生登上汽车，带着标语，到主教办事处门外示威，谴责主教毁坏一间圣堂。当天晚上，我访问一间学校时，数百人组织起来围着我抗议，大叫「你毁坏我们的堂区」。有些人甚至在我们的车子经过时扔石子。当晚，我取消提案。今天，该空置的圣堂、学校、神父住所仍旧废置在城内的贫民区中，那是我的房屋计划失败的纪念碑。

    另一次，我邀请各方面的工会领袖——房屋的、电器的、建筑的、砌砖的、木工的、各手艺的——到我家来吃晚饭，我向他们讲述了在贫民区兴建房屋的计划，问他们可愿意派人每星期六和非裔美籍青年一同工作，帮助他们整修房子，用意是请工匠们训练学徒，好使他们曰后能够为自己人工作。这意见又被拒绝了，因为训练学徒「会造成工会工人的损失」。

    当你只注意那些主教行政职掌以外的失败，会造成一种错误的印象。这些计划都是陶器，在我手上打破了，就如耶肋米亚先知去探访的陶工打破了陶器一样(耶十八1-6)。可是，转盘上的陶土有一种和失败相反的性质：它有的是黏性，它能紧密地黏着，形成一体。虽然主教和神父们都只是陶器，都是盛着基督珍宝的使者，他们构成了一个手足之情的团体，这样的团体在世上绝无仅有。世上没有一个法国的铁匠会和匹茨堡的铁匠感受到灵魂的内在团结，没有第十五区议会的选民会同样热烈地以团结感情去招呼另一位选民，甚至同一学院的旧校友在同学会中，除了回忆之外，没有什么可以相互交流。然而当一位主教遇到另一位主教，又当一位主教遇到一位神父，一位神父遇到另一位神父时，是不需要互相介绍的，因为基督早已为他们介绍了，我们都在祂的心内互相认识了。他们可以在任何时刻去拜访，可以请求任何帮助。不管一位神父对他的主教有什么看法，当主教来到他家时，人们都表示出极大尊敬和友善。神父相遇时不必客套，我们几乎自然而然地认识了。以致一位神父对另一位神父的判断通常都是一致的，判断可能有偏见，但当大多数人同意他是弟兄中一个「好神父」，他就是个好神父了。若是普遍的见解认为他有点古怪、与众不同，那他就是古怪、与众不同的了。

    我喜欢这种普世博爱的描述——对于主教及神父的描述：

    不需要甜言蜜语，不需要开场白，不需要客套礼貌，不需要拘泥形式。我们一见面便彼此相属，在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屏障、任何年龄差距，没有国籍、经历、肤色之别；我们有的是直接的、不造作的情感。几乎忘记礼貌，我可以不经邀请便坐下来吃饭，在他的书房里读他的书；借他的钱和衣服而不需担保。他的家就是我的家；他家的火炉旁就是我的火炉旁：他的车子就是我的车子。我可以毫无保留地信任他，我不能训诲他或毁谤他，我们可以吵架而不冒犯，赞美而不阿谀奉承，我们可以不发一言静静地坐着，彼此尊重。

    为什么能够这样？这是我们之间宝贵的秘密。它是攀登一道孤独的吊桥、登上一道窄梯、在一间竖起白旗的碉楼上睡觉的男人的秘密。

    我们独来独往，独立自主而不为人占有，没有建立后代，每个人是他自己种族与名字的结论。然而时常彼此同情，互相陪伴。太温柔不能称为友谊，太结实不能称为爱，而为此，当天主在永恒中深入我们的内心时，会给我们一个名字。

 [摘自Sullivan Br。thers，Printers，B。st。n，Massachusetts ]

    我七十五岁时，知道应该辞职，因为这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对领导教区的主教所规定的退休年龄。我不想有一天接到来信，提醒我辞职。既然我已达到退休年龄，我便应该退休。于是我到罗马去和圣父教宗保禄六世作长谈，顺便提交辞职书。

    我辞职，但我退而不休，我只是「退后」做另一类工作。我相信我会像以往一样度过我最后的岁月。如果放轻松、多休息、不过分劳累，便可活得长久一点，像细水一般慢慢流着。如果活得紧张，我相信可以工作到天主划下休止符的那一天，说：「现在一切完成了。」

    退休有许多好处。它是一段重新整顿一己灵魂的时刻，内省、默想，为最后一次考试作准备。退休后，教会给了我两个新的头衔，一是韦尔斯的纽波特荣誉总主教。人们常常问我：「什么是荣誉总主教?」我的回答是：「大抵像在英国受封为加特爵士一样，受封为加特爵士是个荣誉，但并不包含任何职责。」对教区没有责任，就像吃了阿司匹灵而免了头痛一样。

    另一项荣誉是被命为教宗御座助理。尽管这是个殊荣，但我一点也没有因此而兴奋，因为我的心早已放在圣伯多禄的宝座之前。这荣誉只表示我现在可把我个人和我的身体放置在我的心时时存在的地方。曰月逾迈，我觉得应该是会结实暴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