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德军发动了闪电攻势，长驱直入俄国，苏联立即宣布全国进入战争状态。当天晚上凌晨三点钟，秘密警察来到提卜拉亚哥拉我们的营房里，聂斯妥夫神父和我，还有我们的室友傅克斯〔Fuchs〕、乌伊拉利〔Valery〕、耶诺兹〔Janocz 〕等，在枪口下，以德国间谍的罪名被捕，当晚整个营区内还有其他数百人遭到逮捕。我们在朱骚沃〔Chusovoy〕被扣留了一夜，第二天，在严密的监视下，我们被火车运往白尔姆〔Perm 〕的地方监狱。在那里我被拍照——包括正面和侧面，辽有剃发、去虱等，这是标准的入狱手续。之后我被送进一间约有三十呎见方的大房间，上午我进去时才只有五个人，到了傍晚就挤满了一百多人。由于德军的入侵，苏维埃政权似乎正在大肆搜捕任何有丝毫嫌疑的人，他们中间有教师、普通工人、政府中的小官、律师，还有一些军人，差不多任何被认为有安全顾虑者，无一幸免。

    我和聂神父一直就有预感，我们终有一天会被捕，我们有时候在谈话中也讨论过这种可能性。但是由于它来得太突然了，我们几乎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我简面无法相信这会是真的，我感到眼前一片迷茫，心如撕裂一般疼痛。我的心灵对这突袭事件完全无法适应。只在一瞬间，我完全失去了自由，我被剥夺了一切的权利，而且没有任何申诉的可能。没有任何商讨或诉说的余地，设有任何方法去告诉任何人你是无辜的，他们抓错人了。秘密警察也只是奉命行事，我们就如同成群的牛只般被围住，他们对你的抗议无动于衷，也不让你申辩，他们甚至对我们的清白和权利而提出的一切质问，置若罔闻。

    这种经验是难以描述的，那些曾经被误抓或寃狱过的人才会领略到这种感受，我实在找不出适当的字眼来形容这突发的事件在我情感上和肉体上所带来的强烈震撼。「无助」可能是最贴切的字眼了，但是对整个事实的表达，它仍然显得薄弱、不适当。你感觉到你与任何

事物、任何你想得到的能帮助你的人的一切关系都被切断了，你无法采取任何行动来援救你自己，无法跟任何可以帮助你的人有所接触，你完全在那些逮捕你的人的掌握之下，任其摆布，除非他们允准，否则你没有前往任何地方或有任何行动的自由，这就如同在一个你所熟知、你能来去自如的世界中的一扇铁门被砰然关上，然后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中，那里有完全属于它自己的一套法律、权威和疆界。那些发号施令者不需要听你的，也不须要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反之，对于改善你的处境方面，你却丝毫也不能说些什么或做些什么。

    「无助」一词是再恰当不过了。在提卜拉亚哥拉，如果说因为我不能依照我所希望的方式在他们中工作而感到挫折的话，这种挫折感与此地所感受到的无助和无能为力相比较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在这迅雷不及掩耳的逮捕行动之后，不久，我多少已从惊吓中恢复过来了，然而我却克服不了完全失落了自由和完全受别人控制所引起的震撼，他们控制了我的每一种行动，每一种自由，每一种需要。当然，那里的监狱都一样，必然会在囚犯，尤其是新入狱者身上造成某种程度的挫折、无助的感觉，一些措施也不可能完全合乎人性，多少会藐视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贬低他的人格尊严。但是，战时的苏维埃监狱，由斯大林的秘密警察所管理的监狱，更是如此。进入那些监狱的人，可能从此消失，再也没有他们的任何消息了，囚犯们随时可以被枪决。在那里，权威是绝对的，而囚犯也完全没有要求的权利。威胁与恐吓是秘密警察最喜欢的武器。如果说秘密警察对囚犯的生死事实上并没有绝对的权力，但是在当时，他们对囚犯和一般百姓却又似乎是如此。在那种不合人道的情况之下，囚犯们在生存欲望的驱使下，还是不得不顺服。

    物质条件也是非常不人道的。囚房拥挤得几乎没有可以转动的空间，没有自来水，破水桶充当便盆，窗户用金属百叶窗覆盖着，使得房内只剩下一丁点的光线，同时也缺少新鲜的空气。全身污秽不堪，根本不可能有更换衣服这种事。我们是睡在没有洗过的地板上，随时还会有小虫爬到我们身上。空气是这般污浊，你的鼻孔终日都暴露在那令人作呕的臭气当中。你所必须学会的，就是尽可能地不去想到它。

    在这里，人性的尊严是受到如此的眨抑，以致有些人差不多不再认为他们是人了。他们脑海中充满了一种「无助」的感觉。囚房中大多数人和我一样是政治犯，他们实在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该下狱，只有很少的几个人承认他们有谋反的企图。起初，他们中的许多人还设法自我安慰，认为他们的被捕只是一种误会，将很快会有人发现这个错误而释放他们。然而，他们不久就觉醒了，对于这种不正义的事，他们表现了极大的痛苦与愤怒。然而，他们能做什么呢？他们要向谁诉说呢？他们的权利完全被藐视，他们被认为是卖国贼，甚至等而下之，他们不断地处于被处死的威胁之下，没有地方可以求助；事实上，任何不满都会被认为是一个新的背叛、新反动，对于「制度」的又一次的出卖。

    除了这种我们共同有的不幸之外，还有一种别人所没有的痛苦必须由我自己去承当。在和他们讨论我们被捕的各种不同原因时，我丝毫不隐瞒我的看法，我被捕的原因之一，事实上就是因为我是神父。我原想吐露我的身份，可以有力的证明我的清白，可以给其他囚犯对我产生更大的信赖，甚至能给我一个为他们服务或在痛苦中安慰他们的机会。但是，我注定非遭遇一次猛烈的觉醒不可，我所得到的回报却是侮辱。很显然地，苏维埃当局经过了多年的宣传，的确已产生了相当的效果。我十分惊奇我的同伴对于神职人员的看法，他们认为神父是社会的寄生虫，靠穷寡妇所给的几个小钱维生，神父时一群道德败坏的人，耽于喝酒，专门嫖妓，猎取女人，是一群好色之徒或是精神变态者。那些受过较高教育的，或是共党的一些小官，也都从共产党所发的一些小册子中获得了对教会的一种扭曲的形象。在那些刊物

中，无论在政治、杜会、人性等方面，把教会描写成一个充满错误、缺点、陋习和不正义的团体。神职人员对他们而言，是和社会主义的步调不能配合，是和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一群人；但更糟糕的是，他们认为神父是教会所聘雇来的一群受骗者，而教会本身是受资本主义委托的工具。

    人们对教会的这种不当的观感和极深的偏见，我感到大吃一惊，尤其狱中的难友对我居然也有这种看法，更是令我惊奇。我们中大部份是政治犯，几乎每一个人都是莫名其妙地被怀疑，或被控告一些我们从来也没有犯的过错，而且也不给你丝毫机会去辩驳这些指控或证明自己的清白，我们共同感受到身心方面的苦痛、无助，以及所受的侮辱，在牢房中的政治犯之间，至少应该有一种最起码的支持和患难中的情谊。但是当他们获知我是神父之后，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他们诅咒我，避开我，取笑和轻视我。这和我出生的波兰天主教背景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在波兰，神父总被看成是具有特殊地位的人。囚犯们对神父的这种反应令我感到愤怒和不知所措，这种对种职人员的愚蠢的、肓目的、附加的偏见，令人费解，也十分令人气愤。当时我几乎要掉下泪来，那是多么不公平，多么不应该，对于人性尊严是多么大的侮辱。正如在监狱严厉的规矩下，我们感到无力去保护我们自己，同样在这方面，我也发现我无能为力去辩白或防卫我自己。没有人愿意听，也很少人愿意跟我谈话，就如先知依撒意亚所说的，我感到「受尽了侮辱，被人遗弃。」对狱吏或囚犯而言，我都是一个毫无价值的「东西」。因此，除了「无助」和「无能为力」这种囚犯们所共有的感受外，我还特别遭受到一种「我是没有用的」的感觉。

    没有人可以交谈，没有人可以依靠，无处可找到同情，也没有人可以给我精神上的安慰。自从我们被捕后，我就一直没再见到聂神父了。在提卜拉亚哥拉的营房内和我们一同被捕的其他室友，一定也是在另外的房间内。因此，如同在任何重要的关键时刻我所做的，我开始在祈祷中转向天主。我寻求祂的帮助，祂的怜悯和祂的安慰。因为我是因祂的名在受苦，因为我是祂的司铎而遭到遗弃，祂不可能不来安慰我，因为祂自己在祂的人间生活中，正如依撒意亚所描述的，也是「受尽了侮辱，被人遗弃。」祂也向别人寻求安慰而未果，我确信祂会同情我的处境，祂一定会来安慰我。

    然而，祂抚慰人心的方式，正如过去所经常发生的，是加增我的自我认识，和对祂的照顾与救恩奥秘的进一步了解。当我受了极大的侮辱之后于祈祷中转向祂时，当我感到遭人轻视、践踏、遗弃而投奔到祂面前，向祂倾吐我的委屈时，我所得到的恩宠是，我发现在那些事情中，“自我”的成分是多么的大，我感到受委屈是为了我自己，我感到悲伤痛苦也是为了我自己的缘故。没有人因为我是神父而接受我，我就陷入了自我怜悯的境况中；由于人们的偏见，我受到不公平、不正义的待遇，没有人愿意听我的伤心史和给予同情，我就为自己感到悲哀，这是我所谓的受到「羞辱」的整个真正的内涵。

    是的，囚房内的物质条件是十分不合理的。或许那是当局故意设计的，用来逐渐削弱囚犯的意志力，彻底破坏那种使人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使人自由、坚强的精神力量。但是，环境的恶劣并不能成为我们抛弃人性尊严的理由。我们不是，也不应该是环境的产物，除非我们先自我作贱，否则外在的环境就不可能对我们的人性尊严有所伤害。

    至于我所感受到的委屈与侮辱，那是因为我身为天主的司铎，却还想获得别人相当的尊敬，这岂不是「仆人大过师傅」吗？主曾经告诉过门徒们说：「如果他们迫害过我，也必要迫害你们」。小时候，人家就教我，要尊敬神父，因为他是天主的代表，但是，身为一位神父，我还期望别人的尊敬，甚至是奉承。怎么我还以为我正在追随吾主的足迹呢？如果我真正相似基督，我岂不是应该受到排斥和羞辱吗？当它发生时，为什么我还感到惊愕呢？我岂不是应该为了我能更紧密地师法基督而欢欣踊跃吗？

    然而，在许多方面，我不是经常容许「自我」的成份存在吗？我为我自身的尊严得不到别人的肯定而感到伤心，这使得我不能用天主的眼光来看我目前的处境。无论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没有任何人在天主的眼中是没有价值的、没有用的。在天主的照顾之下，没有任何处境会是没有它的价值和目的的。那种在现实环境中所感受到的挫折、无助感，实在是人类的一种试探，不论是在秘密警察监狱，或是在苏维埃的整个制度之下，或是我目前所在的地方，或市政府，或是恶性竞争以及严密的组织系统，或社会压力，或文化环境，甚至于这整个败坏的、腐化的，令人窒息的世界。即使是在可想象的最坏的环境下，人仍然是有自由意志的人，天主也随时准备以祂的恩宠助佑他。事实上，天主还更进一步希望他能在这些环境和处境中，接照祂的旨意行事，因为这些环境、这些人、这些地方和这些事物本身，是出自天主的意愿，是天主为此时此刻的他所安排的。

    如同我无法改变监狱的状况，他并不能改变这制度本身。但是这并不能成为他不行动的理由和借口，许多人当他们发现自己面对一个没有办法解决的环境或无力克服的邪恶时，就感到挫折、灰心丧志。穷困、耽溺酒色、社会上的不正义，种族歧视，仇恨和痛苦，战争、贪污和公家机构中的官僚主义等，都可能成为挫折、失望的根由。但是，天主不会要求我们去独力改造世界，消灭邪恶或治愈社会的病态；祂只期盼我们能在这些经由祂的意愿和祂的慈爱所祝圣过的环境中，按照祂的旨意来行事。在他行动的过程中，天主的恩宠和助佑是总不会缺少的。

    在这些环境中，我们所经历的无助感，事实上是由于我们含有太多的自我倾向所引起的。这样，当你感觉到自己的条件不够，身体的无能，以及在这个败坏的世界中你太微不足道之后，你就很容易被环境所征服。我们经常把注意力的焦点集中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所想的只是我们能够做什么或不能够做什么，却忘掉了天主、祂的圣意和祂的爱。然而天主永不会忽视每一个人的重要性，他的尊严和价值，以及每一个人在天主的爱的计划中所要扮演的角色。对天主而言，每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同等重要，祂都在关心他们。但是祂也希望我们能接受祂所为我们安排的每天的现实环境，视之为来自祂的手中，然后照着祂的圣意而行，祂也会给我们所需要的恩宠。

    总之，人所能改变的就是他自己，每天他都要——而且是必须要——对天主带进他生命中的人们产生某种影响。身为基督徒，他随时都被期待，为了他们的好处，去影响他们。他可能并没有对他们产生好的影响，但是他们至少和他的生命有所接触．他也就因此会对他们产生某种的影响。在这样的接触中，所产生的结果无论是好、是坏天主会为此事负责，你所关心的只是：为了天主，你是否努力要去跟别人有所接触。欲了解天主的仁慈和人类救恩的奥秘的关键就在于这简单的真理中。

    不，在白尔姆的监狱中，我并不是没有办法的、没有价值的、没有用的。身为神父而遭到摒弃，并不是多么重大的侮辱。在我身边的这些人正在受苦，他们正需要帮助。他们需要有人怀着同情心去倾听他们，安慰他们。给他们生存下去的勇气。他们需要有人不自怨自怜却又能真正分担他们的苦痛；他们需要有人不寻求别人的安慰，却能安慰别人；他们需要有人不因他的地位寻求别人的尊敬和羡慕，却又能对他周围的人表达出他的爱心和尊重，即使是遭到他们的排斥或嗤之以鼻。基督已为我立了榜样，因此我也应该对他们表现出基督徒的爱德和关怀。若他们仍坚持规避我，我至少可以为他们祈祷，将我受他们摒弃——因为我是神父——所遭受的痛苦奉献给我们共同的天父。基督也曾为迫害他的人祈求：父啊！宽恕他们吧！如果此刻在白尔姆监狱中我不能做别的什么，至少我可以这样做。

    天主不会要求我们做一件不可能的事。的确，在每天的生活中，祂向我所要求的，不会比祂向任何人或任何基督徒所要求的更多。祂只要求我能够把我周围的这些人，把白尔姆监狱的这些遭遇，看成是来自他的手中，并由祂的圣爱所圣化的。祂要求我充当基督第二，忘掉自我。不为「自己」感到悲哀，并在目前的环境中，追随基督的芳表行事。他要求我在目前的处境中，忘掉自己的「无能」，而去注视在我周围人们的迫切需要，并借着我的祈祷和善表，去做每一件我能力范围内所能做的事情。祂所要求于我，期待于我的无非就是这一点罢了。这就是我该做的一切，并且这已经足够了，然而，如果我先坐下来自怨自艾，将永没有办法。并非我有能力做到，因为事实上那是在我能力范围之内，而且我可以依靠天主的恩宠来支持我。祂将以祂丰富的恩宠光照你，使你看到并了解这道理，了解今天，如同我生命中的其他日子一样，是来自祂的手中，而且在他的慈爱内是有其目的的。无论在什么环境中，我必须学习去相信这真理，然后在祂的圣意、智慧、恩宠之内，以完全的信心去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