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我离开卢班卡监狱之后，并不是走向行刑队，而是开始了从莫斯科到西伯亚的长途旅程，我非常兴奋。虽然在那痛苦不堪，似乎是没有终点的旅途中，我们就好像群被关在囚车里的牛只一样，我们这班人挤在那原始而简陋的栅栏内，几乎令人透不过气来，我们所经历的情况简直是不合乎人性，令人不胜唏嘘，然而我却因为能够重新与群众接触感到十分高兴。虽然我是那么需要同伴和交谈，但刚开始时令我感到非常惊讶，我发现要别人开口是多么困难。他们谈话时，我是很好奇、很切望地在倾听，但我自己却很少说话我想，这是由于长期的单独监禁所造成的一种奇怪的心理不平衡，和由于受了长期的审讯导致的自我防御的习惯。起初，我发现要跟别的囚犯交谈时，总是感到很紧张。但是，能跟别人在一起，听他们谈话，这为我已经是一种很大的鼓励了。我不知道此番旅行的终点是何处，也不知道我到底要前往那里，但是在当时，这无关紧要。我虽还是个囚犯，但我感到自由了，解放了，我感到我像是从卢班卡的坟墓里爬了出来一般。

    我发觉我实在渴望听到一些我被囚禁的五年中所发生的事，更不用说是时事新闻了。在卢班卡的最后一年中，我知道欧战已经结束。当时，「红色广场」附近的钟声大作，这消息造成了极大的激动和兴奋，一些卫兵竟然掩不住内心的激动，高兴得向囚犯们宣布了这大快人心的消息。这是我在那些年中，很少几次获知外面世界的事情中的一次。因此，现在我是何等渴望听到关于战事，关于政权，关于囚犯们，和关于全世界的一些消息。我几乎对任何一种消息都感到极大的好奇，甚至对那些无稽的谣言也不例外。我在个别监禁中所养成的专心的习惯，在这么大的震撼之下完全崩溃了。我内心又变得纷乱不堪，甚至在我设法祈祷时亦然。在卢班卡监狱时，我在反省和默想中所享受到的那种与天主内在接触的宁静和喜乐，如今已很少有了。

    这也不是我唯一需要调整的一点。我从前试图在每一个处境，每一个遭遇中看到天主的旨意，发现和了解祂的照顾的愿望，现在又再沸腾起来，反对着现实世界。在过去那段有祈祷和默想生活的期间，很容易想象到未来所要发生的事，以及我因应的对策。在这种洞视力的光照下，我当然感到十分喜乐，很容易让自己自由自在地、无忧无虑地漂向未来，随时准备着去接受天主在那儿为我预备了的一切。「未来」现在已经出现在眼前，但它却比从前想像中的更棘手。更令人束手无策。因此，我愿意在任何处境中寻找、了解和接受天主旨意的那种内心的决定，立郎受到迫在眉睫的坎坷的实际生活之严重考验。可以说，从前我好像单独与天主在西乃山上一样，而今我却又需下到那嘈杂、骚动、纷乱的营区。

    我似乎有点像梅瑟，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罪恶，这里的罪恶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或哲学上的定义，而是一个极丑恶的事实：兽性，粗暴、残忍无情。因为我在前往西伯利亚途中，在穿过俄国山区的旅程中，在那简陋不堪的囚车上，在那极为原始的「转运站」上，我绝大部份的时间都是与这些毫无悔改希望的罪犯在一起。他们并不像我一样是政治犯，而是一群苏联下流社会的恶棍。他们既粗鲁又卑鄙，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套原则，有自己的行为标准，有自己的价值体系。暴力和欺骗是他们所羡慕的美德，如果「良心」为他们还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只是软弱的记号而已。他们长久以来就学会了轻视它，而只按照自己的法律来生活。他们极为冷酷无情，而且肆无忌惮。因此，他们在和他们在一起的政治犯身上胡作非为，甚至连全副武装的卫兵也不太敢干涉或反对他们。

    他们有时候会为了极轻微的口角而相互撕杀起来。对他们而言，肉体的力气只是为了控制别人或在别人身上引起恐惧而已。在他们中间，有某一种基于拳头、暴力和残忍的阶级组织，但是他们又能够团结起来以对付「外人」。他们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们有共同的一个态度，即他们都轻视任何不属于他们团体的人。他们似乎对于政治犯特别憎恨，因而经常找他们的麻烦。他们称政治犯为卖国贼，因而感觉到鄙视他们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因为政治犯大部份都是知识分子或以前执政党内的人，所以他们骂这些人是「秘密警察的走狗」。这一切的一切，按照他们自己的法律观点，他们有权力支配这些政治犯，或在他们身上施加暴力。因而自然地，他们会从这些人身上取走他们想要的东西，如食物、衣服等等，你若是有任何的反抗和不满，他们会立即诉诸拳头。强权就是公理，他们会毫无同情心的，也丝毫不感到有什么良心不安地对你拳打脚踢。

    罪犯们的天地，罪犯们的心灵，对我而言还完全是新鲜的，既恐怖又令人费解。这是我第一次明显地经验到「恶」的力量，它是多么彻底地盖过了「善」的力量啊！好人，在那种环境之下，根本不是那些专门瞒骗、偷窃、威胁、打斗、咒诅或甚至是无所顾忌地残杀的人的对手。你或许会抛弃身上的一切美德，降至完全是动物本能的爱、恨的层次，为的是和这些人较量较量或以牙还牙，然而，在那种原始的肉搏战中，你也不是他们的对手。因为这些人不会有什么矜持，有什么抑制，他们已惯于生长于弱肉强食的森林中，在那里强者统治一切，而弱者就只有用各种卑鄙狡猾的手段逃生了。他们无论做什么，都是公开地大播大摆地做。在他们所居住的世界中，完全把他们自己的法律和价值体系当成一种『道德律」，在那里他们是绝对安全的，没有任何挑战。然而，他们把伦理原则完全歪曲了。

    尤有进者，他们认为他们对其他囚犯的支配权是理所当然的，似乎他们从永远就为某种无上的权威所指定，来统治监狱或劳工营的世界。这种邪恶的自大狂真是可怕。你除了与他们同流合污、自甘堕落或以牙还牙之外，实在无路可走了。事实上有一些政治犯在情况许可

之下也这样子做了。但是，这个监狱世界的下流统治是根植于恐怖政策，按照它的法律，它容许长时间的记恨，而且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以暴力行动施以报复。例如，不久以前我亲眼看到一群穷凶恶极的流氓走进一间营房，把一名政治犯从他的床铺上拉起来，活活的

将他揍死——因为那个政治犯先前和他的朋友在一块儿时，殴打了一个过来欺负他们的罪犯——当时，营房中其余的人只眼巴巴地楞在一旁，丝毫不敢作声。这个黑社会以它的报复能力而自夸，也因为大家害怕报复的威胁，因而助长了它的统治权的不断扩张，不畏任何挑战。

    我在白尔姆( Perm )看到了这些过去我在卢班卡监狱的五年中，几乎看不到这种事，因为在卢班卡都是个别监禁，而且因为在那里大多数的囚犯都属政治犯。而现在我却被抛掷到这里，在载我离开莫斯科的囚车上，我和二十位窃盗犯监禁在同一车厢内，当我被警卫推上车后，我就完全受他们摆布了。他们抢去了我多余的衣服，然后他们用它和警卫交换更多的食物——当然只是为他们自己吃的。他们还公然地挑逗我，问我对这事有何感想，有何反应。当我默然以愤怒的眼神望着那一伙人的首领时，他斥责我，告诉我他不喜欢我这样子看他，并威胁要叫他的喽啰揍我，迫我屈服。

    这是我重新回到现实世界中所经历到的痛苦。我经验到肉体的恐惧，内心的不平，和相当大的精神上的矛盾。我努力地去告诉我自己，今天，为我而言，就是这个处境、这些人构成天主的旨意。可是我并不因做了这么沉痛的反省而变得更快乐，我内心仍旧紊乱不堪。在这一刻，我根本无法祈祷或集中精神，我只有漠然地坐在车厢的一隅，焦急地注视着未来的发展。

    接着我想到有关生活必需品的问题。在过去，我几乎不会担心过这问题，甚至当我在监狱里时，诸如食、衣、住等这些东西，尽管是极为缺乏，却从来不会中断过。这个意思套句福音的话是说我不必忧虑要吃什么、穿什么或何处为家——过去在我的修会生活中，在乌拉尔山的工作中，或在苏联监狱中，天主以不同的方式照顾了我这一切——我只应寻求天主的国和它的义德。现在，当我看到那些罪犯完全用他们自己的一套道德标准来填饱自己的肚皮时，我担心我自己是否能在这种情形之下活下去。的确，世界之子总比光明之子更聪明。我如何能在他们中生存下去？对他们而言，除了这个物质世界和此时此刻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存在了。他们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他们学会了如何生存，他们是谋生技能的导师，他们完全越过了文明行为或良心的界线，只以暴行和盗窃来掠夺弱者，向社会施以报复手段。他们认为，社会亏欠他们某些东西，所以他们可以自由地拿取，理由就这么简单。

    为了这一切，我不得不想到他们的信念和人生观与我的是多么不同，这并不是说我比他们好，或有什么优越感，事实上正相反，我感觉到我是在他们之外，就像是一个外人或被他们遗弃的人。我对他们的经常口出秽言而感到震惊，可是要是跟他们的人生观和我的人生观之间的鸿沟比较起来，那就小巫见大巫了。我们之间几乎没有一点相同，要是有的话，那大概就只有我们人性求生的本能了，这本能曾在当时引起我一阵不小的震撼；其余的，凡是我所看重的价值，他们不是讥讽就是嘲笑。在他们的伦理规范中，我所认为是美德的，为他们只是软弱的表现而已；我所认为是罪恶的，他们反而把它看成是美德。总之，他们纯粹是一群无神论者，唯物论者，投机份子，是一群彻头彻尾的无赖。

    当我在劳工营中，与这些人生活了几年之后，我终于知道了我这种初期的印象并不完全正确。逐渐地，我了解到，在他们残暴的外表和被扭曲的伦理规范背后，他们仍然是人啊！他们受了「恐惧」的逼迫，或许比大多数的人更严重，但他们亳无疑问地仍然是人。就像其

他人一样，他们亦曾经有过他们的憧憬，就像其他人一样，他们也有许多难忘的回忆萦绕于心——家庭、爱人，目前已失落了的美好时光，失之交臂的机会等等。就某种意义而言，他们是基于人人都需要的对于友情和同伴的共同渴望——即使是在犯罪中，基于归属感和安全感的相同需求，和基于分享相同目标和价值体系的共同需要而凑合在一起的，虽然他们经常是向社会采取报复的手段。在我了解了这一点之后，在劳工营的最后几年中，并没有使我接受或承认他们的种种行为，但是我实在学会了去可怜他们，同情他们，因为他们是人，纵使我为了他们的所作所为而感到恐惧时亦然。然而目前，在这个囚车内，我所知道的就只有恐惧，我所见到的只是一群无可救药的乌合之众，我坐在一旁，忧心仲仲地想着我的未来。

   我将会在我即将前往的劳工营中碰到些什么样的人呢？他们会不会像这些职业罪犯呢？他们会不会采取和这些罪犯一样的态度和价值观，以试图在劳工营的世界中称霸或求生呢？如果这样，我该怎么办？我该不该为了在劳工营中生存下去而选择今世之子的智慧，以获得足够的食物和衣物呢？我可以不可以只顾我自己呢？

    立刻，我意识到我又在质问，又在疑惑了，从前我决定把自己放在天主的圣意之下时，已经答应过不再质问了。我也知道，在充满天主恩宠和有深入的灵修生活时，放弃这些疑问与怀疑是一回事，但是要在每天的困难和逆境中阻止这种念头的发生又是另一同事。所以对于这些问题，我并不感到羞愧，我只承认它们存在的事实，而努力去唤回我自己，使我在这种环境之下，重新肯定对天主圣意的承诺。

我目前所能见到的，我不知在那个我即将被推进去的世界中，我将如何反应，我将如何在未来的环境中生活。我只知道那一定是我的生活，而且也是天主要我过的生活。我将成为一个真正的葡萄园工人，在那儿很少几个工人是忠实的；至于收成如何，那不在我，而是在天主手中。我的确不知道天主要我做什么，也不知道对自己的期望有多少，但这正是为什么我要决定接受未来的一切——无论事情如何——为来自天主手里的原因。

    我又想起那段经文：「今世之子比光明之子更聪明」，它像一个奇异的东西不停地掠过我的心灵，然而对于一个正在前往努工营的囚车上的「司铎使徒」而言，却也是一项颇为激烈的挑战，这挑战似乎相当清楚，在承行天主圣意上，我的牺牲，我的奉献，我的耐力，可以比世界的子女还差吗？为了在这么长的刑期中保住生命，他们况且知道必须去面对和征服每一天。我不是也已经决定了要把每一天，每一时刻，视为是天主的礼物，要我在祂的限制之内去实现祂的圣意吗？罪犯们每天只是在暴力拳头中打滚，当一天来临时，他们只想到如何不择手段地去渡过这一天，再没有其它的希求了。的确，我的动机应该帮助我有更超越的看法。每天，对我而言应该不只是一个有待我去克服的障碍，一段必须坚忍捱过的时间，或勉强继续活下去的几个小时而已。为我，每一天都是来自天主的新创造，使我有机会能继续充满活力地去实行祂的圣意；每一天应该成为把我一切的遭遇奉献给天主，再一次把自己完全委身于祂的良辰美景。我的司铎身份要求我如此做，同样，它也要求每一个基督徒如此做。

    今世之子努力用尽一切可能的方法，为获得生存。同样，我也必须把自己完全交出，只是多了一个幅度。我不应躲避痛苦或试图减轻所遭受的打击，我应该在艰难困苦中看出天主的圣意，而且通过它们创造出自己的救恩，否则我的行为就如同今世之子，而非光明之子，我的行动就不是出于信德，而是如同一个宿命论者了。我已经过了一连串的危机和痛苦的日子，但是我一直没有做到这一点。因此，我再次决心要接受每一天，每一个时刻，视它为来自天主的双手，然后，尽我所能地将它奉献给天主。我不愿如同今世之子一样，仅是被动地求生；我愿借着祂的恩宠和助佑，主动而积极地参与，唯其如此，我相信我会活着回去。我不曾怀疑过这坚定的信念，因为我不再怕死了。死亡仅是被召回到天父的家乡，而我现在每天所服侍的就是祂啊！死，何惧之有？我的生命就是要去实行天主的旨意，如同吾主教给我们的祷文中所清楚提到的：「承行于地，如于天焉。」至于我在世上要活多久，那是祂的圣意。

    在这样的思想和祈祷中，我重获了平安，那是再一次把自己完全交给天主所带来的平安，只是，此次并不是在卢班卡监狱的寂静、孤独的单人牢房中，而是在破旧、颠簸、污秽不堪的囚车的一角。我的处境并未有何改善，但是接纳天主圣意的意向已经重新获得，它带给我极大的平安与崭新的信念——不是凭着自己的能力去求生，而是对天主能力的一种完全的信赖，相信祂会支持我，给我足够的力量去面对祂所将加给我的一切考验。我还能要求什么比这更大的平安与信心呢？我甚至盼望能再回到祂的葡萄园内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