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抵达诺里耳斯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寻找一位乌克兰司铎——维克多种父。他曾在劳工营中和我相处过，而于四个月前被释放。我知道他拿的也是限制性的护照，且被送往诺里耳斯克。经过一番打听后，我终于在城郊的一处简陋的住宅区中找到了他。这是由临时搭盖的茅草屋和小木屋(俄语称为boloks )所凑成的凌乱住宅区，曾经一度住着许多前来西伯利亚的中国「志愿」工人，所以诺里耳斯克人到现在还称它为「上海城」。它的茅尾和木屋是用木板条一块接着一块像是迭多明诺牌( dominoes)一样搭建起来的。墙壁经常是双层的，由薄薄的小碎木片所组合而成，然后中间填入灰粉来隔开。好一点的外面还用焦油纸、黏土或石膏来覆盖。我发现维克多神父和另外一位司铎——奈龙( Neron)神父一起住在这样的一个房子里。奈龙神父也曾经在我刚离开的卡耶堪劳工采矿营中呆过，但我被送到那里之前，他就获得释放了。

    在这个约十呎见方的木板屋里摆着两张床，中间被一偶祭台隔开，因为这个小房间事实上也充当他们的教堂。由于地方实在太狭窄、太拥挤了，所以我问维克多神父，是否他认识附近邻居，我可以住在那里。但他和奈龙似乎都没听进去，他们很高兴看到我，坚持要我和他们住在一起。他们在一个小电炉上为我烹煮晚餐，这个电炉既用来煮饭也用来取暖。接着我们交谈了好几个小时。那晚我们在祭台前的两张床之间的狭小空间里排放了三张椅子，我就睡在那儿。我用我的棉袄和裤子——属于我的仅有的衣物——当做垫被，毯子和枕头。清晨一起床，我们立刻清理床铺并准备做弥撒。

    到了六点半钟，有十来个人到这个小房间来参加弥撒。主日天，人潮不仅挤满了整个房间，连门口的走廊也站满了人。为了顺应渐增的群众，维克多和奈笼每个主日都做两台弥撒，两人轮流讲道。每台弥撒都有六十或更多的人。事实上这个摇摇欲坠的房子就是他们的「堂区」，在大多数的晚间，也通常有某种的集会，如告解、领洗、婚礼或Panikhida，这是俄国人纪念死者的一种很美的迫思仪式。

    实际上，由于群众太多，所以我很快开始在每星期日早上提着维克多所给我的一个装满弥撒用具的手提包，去市上的另一角落为另一个波兰人的「堂区」做弥撒，实际上这是一处目前已做为都市住宅区的老旧监狱营房内的一个房子。弥撒前我听告解，弥撒后。可能也有洗礼和婚礼。当人们发觉我每主日都能应他们的方式时，前来领受这些圣事的人也就愈来愈多。我按照官方的吩咐定期到警察局报到。后来我找到了一份工作，最后我也拥有了我自己的小房子，我也每天在那儿做弥撒，前来参加的人也持续增加。但在主日天，我仍旧继续到老营房内为我的波兰「堂区」教友举行弥撒。

当然，我不断在警察的监视下，我的堂区教友也是如此。偶尔我也被叫去问话，并警告我不得煽动群众。我知道教友中有些人也因为如此公开履行宗教信仰而被警察传讯，或受到他们工作地点的联邦官员或监督员的搔扰。但我被他们在面对这类小迫害时所表现出来的持续的信仰和勇气所震惊，并且感到安慰，所以只要我办得到，我决心继续帮助他们。即使那意味了我将再次被捕，送往监狱或劳工营，身为神父，为了服务这些勇敢的教友，我也愿意冒这个险。

老实说，我经常惊奇在这个宣称无神的国家内的这些人对于信仰的热衷。报纸上，收音机和电视上，学校里，课本上，和各式各样的期刊上，到处都在教育和宣传着无神论。当然，苏维埃宪法保证每个公民有宗教信仰的权利，但它却禁止任何形式的宗教教育和宣讲。事实上，那条法律也被解释为十八岁以下的儿童不允许上教堂，即使在他们的父母的陪伴下亦然，神职人员乜被禁止向年轻人讲道。保证履行宗教信仰的自由，但不得宣讲的那同一条宪法条文内却又保证了宣传无神论的自由。而且那个保证，在这个国家内，透过每一个想象得

到的方式被运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每一个人，从最年幼的儿童到最年长的老祖母，都不断暴露于这种宣传的阴影下。这一切对曾经一度是神圣的俄罗斯( Holy Russia )的影响是，它已经改变了这个国家的整个社会生活，改变了一般人民的思想和行为模式。然而，无论如何，它并没有影响几百万信徒的信仰。

    即使当无神主义在这个国家内到处施展它的魇力时，东正教会和其它许多基督教派仍继续大行其道。尽管无神论的压倒性优势和教会所面对的重重困难，他们仍旧很卖力地工作着。教堂少得可怜，且教堂与教堂之间距离甚远。圣经和宗教书籍不准出版，市面上也买不到。没有任何教会期刊或宗教报纸或小册子可供阅读。然而，在某些东正教修道院，仍旧可以买到一些小圣像、念珠、蜡烛，和背面印有简短祷文的卡片，人们也都非常珍惜这些东西。教堂在星期日或星期六晚上举行宗教仪式。如果要在其它日子，如教会的大节日，举行宗教仪式，本堂司铎必须得到堂区委员会的同意才可举行。这个委员会是负责安排所有宗教仪式的举行，并管理整个教堂的事务。

    这些堂区委员曾是直接向政府负责。他们的任务是监视堂区的一切，甚至连讲道亦在监视之列。讲道被严格限制在纯宗教的话题上，因此经常很短，内容也经过谨慎地选择，以避免任何对政治的影射，或对政府、党及制度的批评。东正教会一直是俄国官方的宗教，因此它可从政府那里获得一些为维持传统教会结构所需要的津贴。此外，司铎也有微薄的薪水，那是由堂区委员会所发放的。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个无神主义的苏联政府居然有个特别的宗教事务部（他们称为文化部），它甚至也提供基金给教堂；但就是这同一个部门，也充当严密控制各教堂和教会事务的工具。因此，为抵挡政府对教会精神结构所施予的强大压力，这个有组织的东正教会和它的圣统制也显得力不从心了。

    人们很了解在这样的制度下应如何生活。虽然有时候也有些人曾抱怨司铎和主教们对政府如此干涉教会事务毫无反应。然而这毕竟是少数，即使他们如此做了，这种要求教会反对和抨击政府措施的言论，也从未获得公开的答复。教会当局的这种沉默，有时会在百姓中间

引起许多流言。偶尔，你会听到有人愤怒地指责那些居于教会领导地位的人，称他们是变节者或共产党的代理人。但大多数人都了解，教会权威当局也无法摆脱这个统治政权的压力，因此人们对东正教会和它的神职人员仍给予极高的重视和评价。

    每一个人也都知道，教会若有任何反对政府或拒绝遵守宗教事务部之规定的企图，立即会招来报复。这为政府是轻而易举的。例如，他们可以起草一份请愿书，上面还有许多人的签名，要求为了公共秩序或安全或任何一种理由关闭教堂；或者市政当局会突然提出某项新的建设计划，而教堂也被列入必须拆除的建筑物之一。自然地，政府也总是会核准这种请求和这种新的建设计划。然而，尽管这些压力，尽管政府的干预和控制，尽管在办公室、工厂或学校内的宣传和不断的无端骚扰，东正教会在全国各地仍然继续发挥它强大的影响力。

    那些仍然存在或尚未被关闭的教堂通常都告爆满，而且也不像共青团和无神论者行动联盟所吹嘘的那样，只是一些日薄西山的老年人，事实上，也有着许多的青年人。他们中有些人前来教堂只是因为他们不被许可，而就像各地的青年人一样，他们想要表示他们的独立

性；有些人起先只是出于好奇；另有些人是由于一种模糊的渴望，他们愿意在民族情感和文化上重建与旧传统之间的联系；大多数人是在寻找某种东西，某种他们尚未完全了解也无法清楚表达的东西。他们从父母和祖父母那里知道了旧日的情形，他们不知他们是否正在失去某种东西，或能找到某种老一代人在天主内所曾经拥有过的平安和安全的东西。所以他们来到教堂，也因此，在天主的照顾下，信仰持续壮大且不断增长，洗礼继续进行着，甚至有些共党官员的子女也秘密受洗。

    除了二次大战中被苏联所占领的边界区域之外，俄国境内的天主教堂很少。事实上，今天俄国境内的天主教徒大多数和我一样，是那些战争期间前来苏联木材营区和工厂工作的「志愿者」，或是那些不被允许回到他们家乡的囚犯。我在诺里耳斯克所服务的「堂区」就是

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一些小镇和乡村散布着许多类似的波兰人，德国人和立陶宛人的团体，而大城市内就很少了。他们很高兴能有神父在他们中间，而他们为参加弥撒和领受圣事所做的牺牲，所跋涉的路途，一直是我惊奇和安慰的来源。否则，他们就只得去参加东正教会的礼仪了。

    然而，大多数的东正教神父并不允许其它教会的基督徒领受洗礼、圣体和告解圣事。在这方面，他们表现得很严格而强硬。某些拜占庭礼的天主教神父对东正教徒的态度就开放得多。我们听他们的告解，为他们的子女授洗，祝圣他们的房子，探望他们的病患，殡葬他们的死者。然而这样的神父在数目上也不多。东正教和天主教徒之间已充分表现了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之后大家所熟知的「合一」精神，但是教会官方仍旧沉迷于古老法律的严格解释，设法保护自己的信徒，使他们不陷于错误。旧法律严厉禁止和其它基督教派互领圣体。我们自己发现，这样的法律在西伯利亚的环境中并不适用，而且是信徒们最先注意到这一点。他们愿意朝拜天主，履行他们的宗教信仰。而为他们，在各个教堂里所崇拜和敬奉的是同一个三位一体的天主；无论那一种礼仪的弥撒，所奉献的祭品都是同一个基督。只要那里有弥撒，那里有神父，他们就彼此安慰，彼此支持，彼此帮忙，彼此交谈。是他们首先服从了圣神的推动，打破了彼此之间的藩篱，反倒是神父们不愿听从圣神的呼声。

    如同苏联全国各地一样，在西伯利亚还有着许多其它的教派，它们有些也很兴盛。他们不盖教堂以做为聚会之用，在主日或其它时候，只要有个用来聚会的房子为他们就足够了，他们也没有留下他们活动的记录。但无论何时，只要他们聚在一起祈祷、读经，他们的心灵就被彼此拉进，并激起寻找别人加入他们团体的热火。他们的聚会不拘形式，他们宗教信仰的坚定，他们自动自发的祈祷，使他们意识到天主临在于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信徒聚会时的团体之间。他们的信心坚强，他们不怕表明他们的信仰并公开向别人传教。同样，他们也比其它的基督徒更不怕官方的迫害、恐吓或压制。他们是秘密警察和文化部的眼中钉，因为他们拒绝妥协，而他们也没有固定的教堂可以查抄。不幸的是，他们对其它的基督徒也经常采取同样的不妥协态度。他们直书无讳地批评有形的教会，尤其是东正教会和天主教会。他们坚信，只有他们实践了福音讯息的纯洁，他们视其它基督徒为需要悔改的罪恶之徒，视神父们为魔鬼的代理人或引入走入歧途的巴比伦淫妇，而且他们也粗鲁、无礼而公开地这样宣讲。在劳工营中，和这些人在一起时我就会经有过多次很不愉快的经验，他们也不愿和我这种神父有任何接触。

    然而我佩服这些人，他们在面对围绕在我们四周的不断宣传和迫害时仍保持着他们活泼的信德。我经常对天主的照顾和圣神的化工感到惊奇，因为尽管有着决心要根绝宗教之无神制度的强大压力，甚至尽管教会自已之间有着许多人性的缺点，祂仍然保存了苏联境内的信

仰。我逐渐看出，无论个人或政府企图摧毁天主的国，都将是徒劳无功的。你可以关闭教堂，你可以拘禁神父和传教士，你甚至可以在人与人或教会与教会之间挑拨离间，使他们自相残杀，但你仍无法将存在于莠子之中的好种子根除，这个好种子就是天主的国。它像芥菜子，像面团中的酵母，将继续存在。和苏联各地的基督徒一样，西伯利亚这些勇敢基督徒的信仰，是这一点的充分证明。

    基督的确是君王，如祂对比拉多所说的，但祂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它不是一个反对苏联政府或任何其它政权的王国，它不是一个基于领土、建筑物或组织的王国；它是一个正义、爱好和平的王国——如同教会在基督君王节弥撒开始时所唱的，一个真理和生命的王国，一个存于人们内心且由他们的信仰和对基督的话的信心所建立的王国。「我来不是为带和平，而是带刀剑，」圣玛窦记载耶稣如此声明，但祂所宣讲的并非反对此世权力的革命，而是一种伴随人心的革命。「悔改，」祂说，「作补赎，改变你们的心，因为天国临近了。」

    天主的作法是，如果你不在内心所面临的危机中皈依，祂绝不留给人平安。天主的恩宠要求人的完全转变，因为人属于天主。只有在信仰内，只有藉着内心的改变，人才可能进入天主的国。人迟早会了解，这个多变的世界不能是他的安全和他的心灵真正平安的来源。吾主说：「你们该先寻求天主的国，然后这一切必会加给你们。」那是我们最终平安和安全的来源——天主的照顾——但我们应学习在信仰内接受祂，在一切事物中寻找祂并跟随祂，将我们的信心和信赖完全放在祂身上。一旦我们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在每天所思、所言，所行的一切事物中活出那种精神，活于那种态度中，无论我们在此世做的是什么，都将有功于天主国的扩展。

    那么，我们的首要责任，我们努力的主要目标，应该是我们自己、我们心灵和我们生活的转变。如果我们在这方面能成功，我们就促进了天国的扩展。因为当我们如此做了，我们也就同时使自己愿意帮助别人，甚至进而对天国的发展能有所贡献。它的具体涵义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忠实地完成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责任。天主每天透过祂的爱所提供给我们的人和环境，给了我们藉着实际行动促进天国扩展的机会。无论我们已经结婚而必须照顾一个家庭，或在校求学，或在公司、工厂、农场上班，或献身神职、修会生活，这些都无关紧要，无论我们做的是什么工作，我们总必须首先寻求天主的国。亦即，我们每天的每个行动都该被视为来自天主，并将我们的辛劳奉献给祂，以符合天主圣意的方式来实践它。因为天国只能藉着这种方式被促进并传遍普世。

    因此，我们每天所经验到的是，要在每一方面实践天主的圣意并以自己的生活促进天国的发展是多么地困难。没有任何一个曾经认真设法以这种方式生活的人会说它是轻而易举的，它只能在天主恩宠的帮助下才得以实现。天主一直在将这恩宠赐予我们，但我们必须在我们周遭的环境、人群和我们心灵的思虑中认出它来。我们知道我们并不总是能答复这恩宠，因为祂的恩宠也要求我们的牺牲、努力、放弃自我意志，和永不懈怠的虔诚精神。而这些事情的实践对年轻人，或懒惰的成年人，或老年人而言，绝非易事，但天主之国所指的就是这些。

    当我们得知，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中只有很少的恩宠被我们所接受时，我们也同时可以想象得到，有多少天主的恩宠被我们周围的那些人所排斥或一脚踢开。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也就了解，为何今日的世界尚存在着如此多的邪恶、罪、暴力、战争、恨、不道德、宗教迫害，

和甚至是否定天主本身。只要人继续我行我素而拒绝接受天主的恩宠，这些事情就必随之而来。降生成人的基督已把天国重新带到人间，祂给我们立下了完美无缺的榜样，要我们在一切事物，任何时刻都能服从圣父的旨意，除非全人类每天都能按照祂的榜样来生活，否则天圃永远无法建立在人间。

    祂说过：「天国在你们中间。」这几个字对正在诺里耳斯克的我们是多么真确而深奥。地上的天国——有形可见的教会，在这广大的西伯利亚荒原中几乎已不存在。这里的基督徒，甚至我也一样，必须设法在无信仰、无神的气氛和在几乎令人窒息的无神论宣传下，事奉天主。然而我最大的安慰是那些我所服务的勇敢基督徒的明显信仰，和在这个人烟稀少的土地上，对于天主恩宠的能力与对他王国的存在的活生生的见证。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勇气，每天都激励着我，将我每天的行动、工作和痛苦奉献出来，俾对地上天国的扩展有所帮助。和千千万万苏联无神论者比较起来，我算什么，和苏维埃政府的强大势力比较起来，我算什么？的确，面对我们周围的制度，它的宣传工具和迫害的能力，我们都不算什么。但是，在天主的照顾下，我们屹立不摇，我们成长茁壮。这是祂为我们选择的地方，这是祂为我们安排的情况和环境。只有一件事是我们应作且应天天作的：我们该寻求天主的国和祂的义德——首先是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中，然后是在那些我们周围的人身上。从宗徒时代开始——十二个单纯的人，孤单而害怕，他们接到了向普世宣传天国福音的命令——除了藉着每个基督信徒每天的行动和生活努力去实践天主的圣意之外，就再也没有别的扩展天国的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