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信集的信件

    共有224封信，其中148封(亲笔信140封，复印本8封)可在慈幼会中央档案室内找到：其余74封找不到文本(我们只从其它信件中知道其存在)。

    至于收件人方面，主要是高惠黎的家庭成员：其中78封写给妈妈罗撒；3封写给爸爸伯多禄：4封写给姊姊洛道维嘉，30封写给弟弟安德肋及其妻子维珍尼亚。至于他跟侄儿贾利斯督·拉斯泰的来往信件，则所知甚少。他曾跟高惠黎一起前来中国，后来离开了修会：共有14封信，几乎全部遗失，无法寻获。

    还有其它的信件：有的写给他所辅导的一个有圣召的青年：有的写给意大利的修士和他所管理过的学生：有的则写给校友、恩人和不同会士，其中也包括毕少怀神父。

    在这中文版内，我们选出了102封在神修方面较为重要的、又能紧密地跟随其行踪的信件，这位会士虽然简单纯朴，但以高度热忱度过了平凡的慈幼会生活。在这102封信中，我们又加上了一封于1930年1月9曰、从韶州写给他妈妈的信，它与其它两封信一起收藏在会省的档案室内。

二、高患黎的生平事迹

    贾利斯督·高惠黎于1903年6月8曰，生于杜林的科涅)。父亲伯多禄·高惠黎(1851一1940)先和玛加利大·莫加诺结婚，玛加利大死后，再娶其妹罗撒为妻。

    从第一次婚姻生下玛利亚·高惠黎，她后来跟道明·拉斯泰利结婚，生下贾利斯督·拉斯泰利，即信中所说的那个侄儿。道明和玛利亚很快就死去，遂把小贾利斯督托付给罗撒女士，她把他视作自己儿子般抚养。从第二次婚姻诞下洛道维嘉·贾利斯督和安德肋。当贾利斯督五岁时，全家由杜林迁往新门附近的圣塞瓦利奥定居。六岁时，前往附近的辣伊内利学校就读，共读了三年小学。离家不远，有一间慈幼会士开办的圣若瑟庆礼院，很快就成了他第二个家。他在那里认识了夏怀理神父，也在那里跟毕少怀修士缔结了友谊：后来这些名字时常和他的生平联在一起。

    读完小学三年级后，贾利斯督就转往圣若望学校继续学业，他在该校求学一直到1914年。在几位恩人的协助下，他就在那年进入华道角母院就读。读完中四后，他要求成为慈幼会士。他于1919年在霍利佐矢发圣愿。当他在华沙利切读书时，曾先后在圣类斯庆礼院和圣若瑟庆礼院担任训导主任。攻读哲学期间，他在圣若望学校做了一年管理员(1921—1922)。读完哲学后，前往华道角母院管理工艺生，并负责照顾由年长学生组成的 「卢华神父社团」。

    1924年，他前来中国传教，在上海工作直到1926年。1927年转往帝汶，由于1929年学校关闭，他重新回到中国。1929年5月，类斯·雷鸣道主教祝圣他为司铎，并派他前往连州传教。当他陪同主教前往连州视察教区时，两名传教士惨遭土匪抢劫和杀害。他们的殉道行为被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所认同，并于1983年把他们册封为真福。

高惠黎神父的信件，尤其是写给妈妈的几封，显示了丰富而深厚的神修精神，希望将来会有专家悉心研究。在这篇序言中，我们只着重他的某些特色。他并非一个异乎寻常的、而是与别人相同的传教士，直到天主召叫他壮烈牺牲。而这个「与别人相同』正是我们作出抉择的理由。

三、书信内容的特色：

与中国人一起成为中国人

    1924年，当高惠黎还是年轻的修±时，就前来中国传教。当船只在锡兰逗留期间，他开始接触到一个跟他所认识的迥然不同的世界，并对当地教友的虔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来到中国后，他看到了一些跟今日的中国有很大差别的现象，他直接体验到物质和伦理方面的惨况，是他在欧洲从未想象过的。国内的六成财富都落入外国人的手中，中国因内战而四分五裂，只好向苏联求助，以解决它的无数问题。

    高惠黎的传教工作始于上海。第一件令人注意的事，就是慈幼会士并不投靠可受到保护的外国租界，却愿留在平民中间。有几次，他们被逼前往租界避难，但只是短短的数天，情况一好转，便立刻回到平民之中。

    慈幼会学校已成为许多无家可归孩于们的归宿，这些孩子很快就发觉：这些外国传教士跟其它外国人不同，他们待自己很好，不会殴打自己，而且被他们所爱。当时国内有奴役孩童的恶习，但人们一早就明白，慈幼会士是绝不赞成此种行为的。当军队霸占了学校，团体必须迁往澳门的时候，夏怀理神父坚决地要跟一群无家可归的孤儿，留在陆伯鸿先生所建筑的部份校舍里。

    传教士很快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他们努力学习中国方言，若有任何困难，就由他们一起生活的孩子们协助解决。他们也学习书写中文，到了夏天，他们穿着中国长衫。这样逐渐地，他们学会了当地的风俗习惯。高惠黎曾谈及如何适应上海气候和食物的问题，并宣称自己很喜欢成为中国人，以造福中国人民。

    情况一许可，他们便设立若干工房和课室，并组织银乐队和体操训练班。在自修室内，并没有完全的默静，因为孩子们在学习要理和其它科目时，要高声朗诵以助记忆。那些获准接受洗礼的孩子，事先都经过相当妥善的准备。当孩子们在神修方面有充份的培育后，才考虑让他们举行退省神功。

    但慈幼会士们很快就明白，自己既受了完全不同的培育，决不能单独地在中国传播福音。必须栽培本地的圣召，以便中国人民由自己的子弟接受福音的熏陶。只有这样，天主教才不会被中国人视作外国的宗教。那时教宗庇护十一世刚好祝圣了首批中国主教，高惠黎曾为此事感到万分欣喜。

    我们可别以为一切都很顺利，高惠黎知道辨别中国人性格的有利和不利因素。他明白哪些是真实的，哪些只是外表客套和恭维的话。他也有沮丧的时候，但绝不会改变主意，当他想到妈妈正在为他祈祷时，他又振作起来了。他劝自己的父母把要远离子女的牺牲奉献给天主。

    当他被迫离开上海时，长上们在帝汶的帝力开了一所学校。当地的传教工作培训也很严谨，虽然它是葡萄牙的殖民地，传教士除了要学葡文外，也要学当地的方言。由于它是一个有天主教传统的民族，

   很快就有当地的孩子愿意成为慈幼会士。但慈幼会事业在当地只维持了很短的时期，当学校关闭后，这些孩子就被送往杜林，希望将来他们成为慈幼会士后，能再回来工作。这是首次要求传教士面对的如何恒心到底的问题。

    与此同时，蒋介石已能暂时控制整个中国，和平似乎已降临神州大地。慈幼会士们可以回到上海去，帝汶的中国人无不雀跃庆贺，但高惠黎颇了解中国，他知道那种局势并不稳定，认为不久之后，中国将会发生令欧洲震惊的事。

帝汶的学校关闭后，高惠黎又回到了中国。晋铎后，他前往韶州宗座代牧区工作。由于当地的环境跟上海的不同，他又要重新适应当地的风俗习惯，也要学习新的方言。高惠黎为了某些原因，必须独自留在教友的团体中。他和他们一起过着简单的生活，也和他们一起经历战争的痛苦和共产主义的渗透。此时，祭品已准备好献给天主了。他的中国名字：高惠黎(平民的恩人)，为他增光不少。为了维护陪他们前往连州视察的中国女孩子的贞操，高惠黎神父和雷鸣道主教竟舍弃了自己的生命。他的确爱中国人民一直到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