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人: 我只是在今年才收到承蒙您于1755年赐予我的大函。 您希望得到稍微详细一些的消息。尽管我通常几乎没有足够平安的处境来写这样的信件,但我将尽我所能来服从您的旨意,我将只在信中告诉您我脑子里记得最清楚的相关事情。 我进入湖广省大约已有三年时间了。在这期间,我几乎走遍了当地所有有基督徒居住的地方。我看到,在天主的保佑下,基督教在许多人的心灵当中得到了传播,而神圣的主还在以仁慈的眼光注视着他的这一部分遗产。在法国的某些人以为,自从康熙皇帝统治时期流行的基督教的公开传播遭到禁止,并且所有在各省的传教士被遣送到澳门之后,除了首都,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已完全被消灭,或者说已迅速地走向全面的衰落。而在首都的传教事业之所以能够幸免于难,则是因为受惠于在京传教士所拥有的技艺以及皇帝对他们的保护。当我还在法国之际听到人们这样说之后,我几乎信以为真,并以为这是天主的安排,以为天主已不需要我们再在那里为他服务。尽管如此,我依然没有放弃前往中国的念头,因为我相信天主还需要我根据他的意愿,去注视在中国的传教活动的一切进展,并且在需要的情况下,去充当这一传教活动受到完全摧毁的见证人。 好几个世纪以来,我们神圣的信仰在欧洲得到了维持,并且在没有得到任何人世间显贵的保护,甚至还受到种种阻挠的情况下神奇地传播开来。因此,这一神圣的信仰也同样应当在中国的这些地区得到维持与传播。我们希望,这将是天主对这一繁荣的帝国所持的仁慈看法。 在康熙皇帝的继任者雍正皇帝公开向我们神圣的宗教宣战,并且驱逐所有在各省传教的传教士之后,逃往澳门避难的传教士们很快就摆脱了这一打击所引起的沮丧。我们当中的一位神父希望率先尝试一下,我们是否能够在基督教明确被禁的情况下悄悄地返回中国,小心地、秘密地维持我们以前曾公开进行的传教活动。 在天主的保佑下,这位神父在取得了成功之后,又返回澳门寻求帮助。许多属于其他基督教团体的神父也循着他的路线前往中国。渐渐地我们重新回到了曾被驱赶的所有有基督徒居住的地区。只是我们曾拥有的,并且可以用来体面地举行表示奥义的仪式的教堂丝毫没有归还给我们,这些教堂在我们被迫流亡期间或被没收,或被用于非宗教用途。首位邀请我们的基督教徒的家就成了我们的教堂。毋庸置疑,我们完全希望皇帝以及帝国中的所有显贵能够大彻大悟,并最终归信基督教,因为许多臣民,也许是所有的臣民都会效仿他们的君主。但是,要想做到这一点,除非天主惠予我们一个巨大的奇迹。我不甚清楚目前的处境是否有过去的处境那样的价值,但我知道,对我们而言,目前的处境可能比后者更具有价值。通过目前的这种处境,我们的教会神职以及我们的作用将变得更加符合使徒的教义;通过目前的处境,我们将能够得到天主更多的奖赏。作为不敢在任何地方停留,而且也没有人敢收留他们的被驱逐者,我们这些传教士一时无家可归,四处流浪。几年来,我们还目睹了在不同的地方与不同的时间里,各种各样的打击是如何落到了我们的同道身上。一些圣多明各教会以及本会的教士因为信仰基督教而被处死,而另一些教士则被投入了监狱或遭受严刑拷打。这些受到迫害的人是率先进入这种美好历程的人。如果我们永远不配享有同样的命运的话,那么我们可从他们身上得悉我们应当担心,或更确切地说,应当期望的事物。当我们有时从知县或巡抚的衙门前经过之际,不可能在看到所有这些布满在大门前的打手和士兵时坦然自若,因为我们几乎每一天都有可能落入这些人的魔掌。当基督教可以公开传播时,我们可以毫不畏惧地进入这些衙门。在衙门内掌管事务的中国官员会请我们和他一起用膳,并要人们尊敬我们。而现在,我们已经不再敢出现在他们面前,因为后者将会把我们当做犯人。大人,如果要我在目前的处境与先前的处境之间进行选择的话,我宁愿选择前者。 那么,我们力图在这一帝国传播的基督教失去了它真正的财富了吗?在那些带着某种过于合乎人情的目的加入基督教以及基督教并未在其心中扎根的人当中,有不少人在遭受迫害时会放弃信仰。在不同地方展开的各种各样的迫害(这些迫害有的发生于雍正皇帝统治时期,有的发生于当朝皇帝统治时期)也许能够把滥竽充数者分辨出来。地位显赫、家境富裕的基督教徒因为过于眷恋其每时每刻都害怕失去的财产与地位,往往在基督教受到迫害时表现得最为软弱。尽管在不同省份当中还有个别这类的基督教徒存在,但人们可以断言,此类基督教徒的数目屈指可数。那么,依然还留在本教的基督教徒们表现又如何呢?大部分公开表明信仰的基督教徒通过为捍卫基督教而受苦受难来表明其信仰。在天主的保佑下,这类公开表明信仰的基督教徒在中国并非凤毛麟角,很少有教区不存在若干名这样的基督教徒。那些还没有公开表明信仰的人则完全知道他们若留在基督教内或要求受洗(如果他们还没有接受洗礼的话)会面临何种危险。 我不是很了解这些被托付给我们四位法国耶稣会士以及作为其助手的三位中国耶稣会士的省份。我没有其他神父的人名录,但通过我们每年让人印制的用来庆贺新年的日历的数目来判断,我们拥有的基督教徒家庭(不论是生活在船上还是在陆地上)的数目在2000~3000之间。我这里只包括了我们在湖广,也就是说大致是在湖南与江西省内的基督教徒。 本会的葡萄牙神父以及其他修会的传教士在南京省和浙江省内拥有同样多的基督教徒。注意到这一点的是我们在北京的法国神父。尤其是在北京,由于那里有传教的自由,其基督教徒的数目应当颇为可观。除北京之外,在这一帝国所有其他的省份都有一些来自不同宗教团体的传教士。根据他们的神召的精神,热忱地为天主的葡萄园而工作,他们不可能缺乏众多的被征服者。在被托付给我的那个小小的地区里,从去年9月开始一直到现在,就我而言,我已经听了一千三四百人的忏悔,举行了一百五十次洗礼,其中有八十七名受洗礼者为成人。为了收获这小小的丰收成果,我曾经四处奔波,并因此相当疲惫。在这样一个通常每年才举行一次忏悔,有时甚至要两年或者好几年才举行一次忏悔,而且忏悔者说的是我们难以听懂的外语的地区里,要听十至二十个人的忏悔就得花上一整夜的时间。在听完这么多人的忏悔之后,通常就到了举行圣祭的时间。也许,传教会中其他比我早来的传教士们,以其比我多的经验、才能和热忱,能够获得更大的丰收。而另一些传教士则因为其负责照料的基督教徒住得更加紧凑一些,所以能够用较少的精力使更多的人得到更为经常的救助。 我所处的位置是在湖广的中部。三四个月之前,我曾经偶然地来到被托付给河弥德神父以及作为其助手的中国耶稣会士曹神父(名貌禄,广东人,曾赴法国学习神学,后与骆尼阁神父返华,先后协助石若翰及河弥德神父在湖广管理教务。——中译注)照料的湖广的上游。很多年以来,置身于山区之中的这些基督教徒们体现了早期基督教的虔诚。令我甚为宽慰的是,我在许多地方没有碰到一个偶像崇拜者。这个地方的基督教徒没有与异教徒混居在一起,他们只知道向天主祈祷与耕种田地。四年前发生于这些山区的宗教迫害是如此的猛烈,以至于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很好地经受了各种虐待的考验之后,却在这种迫害达到登峰造极之时最终不得不屈服。这些可怜的人仅仅是暂时的背教者,因为他们在其内心深处从未背叛过基督教。我曾经目睹他们为了能够重新入教,公开地以类似于早期基督教时期的苦行来赎罪,他们的这种虔诚之情令我钦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以更大的热忱希望尽快获得这种恩典,这些人就像圣西普利安指示他那个时代的背教者去做的那样以大胆的行动来表明自己的态度。他们重新来到审判官的面前,对审判官们的宗教信仰表示厌恶,并在忍受酷刑时只回答他们是基督教徒,而且至死也只做基督教徒。 让我们感到钦佩的事情之一是许多信奉基督教的年轻妇女的坚定态度。这些妇女在其异教徒的丈夫以及公公、婆婆那里终日遭到虐待,同时又无法从其往往住得很远的娘家得到任何救助。但她们没有中断自己的虔诚之情,并把自己的信仰作为其最宝贵的财产加以保留。在中国,存在着当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许婚的习俗。许多后来变为基督教徒的人在其还是异教徒时曾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偶像崇拜者,而这种非常正式的约定一旦形成,就不再有办法摆脱它们。在此,有大量这样的女英雄,她们虽没有殉道者外在的光荣,但却具有殉道者的一切优点。她们中的某些人最终得到了其终日在天主面前哭求的事物,即宽慰地看到其家人均从偶像崇拜者变为基督教徒。另一些较为顺从的妇女则最终使其丈夫在不再过问她们的宗教信仰的问题上变得相当好商量。去年有一位这样的妇女在经过七八年这种类型的婚姻,并为教会生下了好几个孩子之后去世。说实话,对这位妇女而言,其受到的迫害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在她刚进入夫家时,她在惊恐地拒绝了人们要她跪拜供在家里的偶像的建议之后,跑到了自己的房间举起了圣像。人们很快从她手中夺走了圣像,于是她态度坚决地说道,没有这些圣像,她就不再在这个家里待了。她还连续三天既不吃也不喝。人们见她态度坚决,并显示出在宗教问题上绝不屈服的性格,就把圣像归还给她,而且从此以后任由她保持其宗教信仰。 在三四个月之前,我听了一位妇女的忏悔。这位妇女在忏悔完毕之后极为平静地对我说道,如果其丈夫知道她待在娘家是为了看望传教士,将会痛打她一顿。但是,进行忏悔以及领圣体时的那种幸福就非常值得付出这种代价。事实上,我在两天后得知,她的丈夫打得她的手脚至少将在两个多月内无法听自己使唤。但我确信,在新的一年里,她将是首批要求参加神圣的表示奥义的仪式者中的一员。 在我自去年9月以来给成年人施行的洗礼当中,有几次洗礼尤其让我感到宽慰。大约在两年前,一位从事大宗买卖的商人来到了我们的一位基督教徒家中,后者名叫保罗·黄,是一位出色的教理讲授者,而且非常虔诚。这位从事大宗买卖的商人住在七八法里之外的地方,此次来到黄家纯属偶然。保罗·黄与商人进行了交谈。由于见后者有意接受耶稣的教义,就给他讲了一些相关的基本内容,并给了他一本有祈祷文的小册子和一小本教理书。由于教理讲授者能够留住商人的时间只有几天,所以他没有能够让商人了解足够多的相关内容,他既没有向后者讲到传教士,也没有向后者讲到洗礼。四五个月之前,这位商人又重新出现了,并重返保罗·黄的遗孀家中——保罗·黄已在几个月之前去世。我那天正好离开保罗·黄遗孀的家,以便前往8法里之外的下一个有基督教徒居住的地方。保罗·黄的遗孀认出了这位商人,并问他是否已经忘记她的丈夫以前向他讲授的教义。商人答道,不仅是他本人,而且连他的父亲、母亲、妻子、儿女均已成为基督教徒。因为在他回到家中之后,在天主的保佑下,他已让家中所有的人都归信了基督教。这位以其朴实和信仰让人着迷的妇女对商人讲到了传教士、洗礼和人们对初学教理者秘而不宣的奥义。商人急急忙忙地追上了我。由于我绝对不可能往回走,所以我在给他施了洗礼之后,派了一位教理讲授者去他家,以便给他的孩子简礼付洗,并安排大人的受洗事宜,也就是说等我第一次去他家时接受洗礼。通过这位善良的商人表现出来的虔诚以及他告诉我的相关事情,我觉得他们一家人均非常虔诚。 在我现在所待的地方不远之处,不久前有一位孤儿被迫在一个从未有过基督教徒的地方的异教徒家中度过了几天时间。有一天,天主把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引导到了这个异教徒的家中。她看到这个男孩缩在一个角落里背诵着祈祷文,并听到了其中的一些句子。在这位男孩背诵完祈祷文之后,她告诉男孩,她知道与他所背诵的祈祷文一样的祈祷文,而且她也是基督教徒。男孩非常惊讶地问她,她的教名是什么?给她施洗的是哪位传教士?由于无法听懂男孩说的语言,该妇女不知道这位男孩想要说些什么。异教徒突然走了上来,不准他们两人继续交谈下去。就在这时候,我来到了这个男孩所待的那户人家,人们立刻把这一消息告诉给了这位男孩。这位男孩在忏悔完毕之后跟我讲起了这位妇女,并告诉了我她的中文名字。我在我的教徒名册中仔细查看后没有发现她的名字。我叫这位男孩把那个妇女带到我这里来。男孩向我陈述了此事的困难之处,其中最大的困难就是只有在很远的地方才有基督教徒,并且我仅靠一个孩子去为此事跑腿。由于他缠着我要某种小礼物,我对他说道,只要他把这位妇女带来,他可以得到任何他想要的东西。过了两天,这位妇女果然在男孩的引导下来到了一个她不认识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人认识她的地方。女基督教徒们汇集在我的房间里,以便知道她是何许人也,并听她叙说自己的身世。她告诉我说,当她十四岁时,曾在其娘家遇到了一位基督教徒,后者在她家里待了几天,并教她认识天主和敬仰天主。在这短短的几天里,她学会了祈祷文以及人们给初学教理者传授的基本教理。在这之后不久,她嫁到了其夫家。自从进入夫家以来,她从未忘记在早晨和晚上背诵祈祷文,还不断地思念造物主,并在内心里对造物主表示崇拜。那位基督教徒还跟她讲到了星期五与星期六的小斋。自以为已经是基督教徒的她就把小斋视为自己的义务,并从未忘记过这样去做。在那位基督教徒离开之后,她在计算每个星期的天数时出了差错。但是,她仍在每七天的时间里保持两天的小斋。由于担心遗忘自己所学的那一小点教理,她在四十年来每天都背诵它们,从未间断过。在这期间,她亦始终遵守她所知道的那一小点基督教的戒律。由于被她的叙述所吸引,我让人做好了给她施洗的准备,并将以巨大的宽慰之情向她授予圣事。 在最近几年期间,没有发生什么能引起轰动的迫害事件。虽然一些低级的官员在不同的地方做了一些欺压基督教徒的事情,但在天主的保佑下,这些事情并未产生什么后果。我们所处的环境相对平安,以至于我们能够不声不响地履行我们的宗教职责。但是,天主多次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关键的机会,这些机会能激励我们的信仰,并使我们完全信赖天主这一我们惟一的保护者的关照。这类机会不少,任何传教士都会经常碰到。天主在需要的时候不会忘记我们,但他有时想迫使我们必须把能使我们摆脱危险的无论是看得见还是看不见的救助仅仅归功于他。 在去年的11月份,为了安慰一位基督教徒,我同意前往他家去望弥撒,并听少数无法前往指定的地方的人忏悔。由于这位基督教徒曾为许多欧洲人服务过,并且认识许多欧洲人,所以他想让我吃上略带欧洲风味的晚餐。我在吃饭时使用了餐刀与叉子,这种吃法与中国人的习惯大相径庭。当我独自在我的房间里用餐时,来了一位属于最为敌视基督教的宗教派别的偶像崇拜者。此人以一种相当随便的态度进入了我的房间。我起初还以为他是某个初学教理者,所以对他颇为礼貌与友善。但是我没有为迎接他而站起身来,因为在这里的基督教徒在相处时没有这样的习惯。他看到了我吃饭的方式,还看到了放在桌角的我身边必备的书籍、文具盒和其他来自欧洲的物品。由于他存心想闹事,他一边大喊着我侮辱了他,一边跑了出去。因为我手里拿着吃肉时要用的餐刀,他就说我是一个犯人。他所属的宗教派别在这里人多势众,他几乎把其教派在这里的所有的人都纠集了起来。在听到吵闹声之后,我很快就把所有欧洲带来的物品收了起来。我拿出了纸和笔,开始用中文写东西。此人过了一会儿就与另外两个人一起返回我所在的那幢房子,而被他带来的其他人则站在屋外。他像发狂者一样走上前来,并说道,如果人们不把我交出来去剥皮,他们将在此大肆烧杀。见状大为吃惊的基督教徒们冲到了我的房间门口。在大肆辱骂并亵渎神明之后,这些偶像崇拜者开始撞门。在这幢屋子里的基督教徒非常顽强,但挑衅者知道他们有大量的人就停在门口。这场斗争持续了大约有半个小时,房门亦曾被撞开了二到三次。那个家伙还不时地出来动员在屋外的那一群人。因为不甚清楚这一切会产生什么结果,我一边仔细地收拾着自己不多的行李,一边祈求着来自上苍的救助。当偶像崇拜者们为去敲响警钟而暂时走开时,我派人去看看是否已经无路可逃。人们回答我说,已经完全被人包围,无路可逃了。但我还是一边让自己委身于天主的安排,一边乔装打扮,准备出逃。因为我清楚地认识到,我不能够仅仅坐以待毙。此外,我也不能够让人在击溃了所有基督教徒之后再把我抓走。如果要被抓的话,我宁愿单独地被人所抓,而不愿由此导致一次如此之大的不幸。天主救助了我。我幸运地在没有被任何站岗放哨的人认出的情况下逃了出来。摆脱了部分恐惧心理的基督教徒为藏好或拿走了所有属于我的东西而甚感高兴。在天主的安排下,直到此时,上百名他们的人才冲进了屋子。他们到处搜索,并为让自己的猎物逃走而感到恼怒。他们抢走了在那位基督教徒家中发现的物品,并把无法拿走的 物品砸得粉碎。天主没有允许他们产生烧毁房屋的念头,因为如果他们要这样做的话,将不会遭到来自基督教徒方面的抵抗,后者由于已不再有值得捍卫的事物,已经逃之大吉了。人们在第二天前来我藏身的地方找我。但躲在藏身之地的我,当时几乎没有因自己已获得人身安全而减少那些对我以为被人抢走的装做弥撒用的全套器具的箱子以及来自欧洲的书籍的担心。 三个月前,天主正好在我处于危险的时刻使我发现了一道可用来藏匿我的装做弥撒用的全套器具的箱子和我的书籍的壕沟护墙。这个箱子是个谨慎的基督教徒在有人设立关卡严格搜查前带给我的。 人们在整个帝国范围内大肆搜查的是一名著名的反叛分子。这名几年前出现,也许现在已不在人世的反叛分子曾经并且现在每天还在引起许多骚动。许多无辜的人因为有一点点可疑的迹象,就被逮捕、囚禁和审讯。只要有人在当地显得让人感到陌生,或者其举止、方式、语言等有点与众不同,就会遭到怀疑。只要有人以某种方式提起马朝柱(此为这次叛乱的首领的名字),就会使所有的人出现骚动,并把这种恐慌传播到周围的地区。看见马朝柱后未向官府告发,把马朝柱或者他的同伙留宿在自己家里,甚至连没有认出马朝柱,都将成为一项能使全家遭殃的罪名。由于我外表奇特,我曾经被作为马朝柱的同伙之一让人抓了二到三次。那些陪伴我的人都吓坏了,但幸运的是,这一切均未产生什么后果尽管这些搜捕上百次地使我们感到恐慌。 大人,以上就是我脑子里记得最清楚的事情的大体情况。虽然我们取得成功的速度并不神奇,在传教过程中也没有出现什么光彩夺目的奇迹,但我仍然要感谢天主,感谢他使我们的工作取得了成果,并使我们在工作中经受了一些在取得成果的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小小的磨难。愿我们在天主的保佑下,日复一日地取得更大的收获! 与我在同一个天主的葡萄园工作的同事可能具有许多能够感化和宽慰其写信对象的特点,尤其是河弥德神父更是如此。该神父在以其热忱而值得合作的曹神父的帮助下,照料着除北京之外中国最美好、人数最多的基督教徒聚集区。我通过所做的旅行而知道的一切是,这些神父宽慰地看到以前所建立的,并相继由胥孟德、纽若翰和石若翰等神父所维持的虔诚和神圣的习俗还在延续。被他们的榜样所吸引的大量的偶像崇拜者每天都有人加入基督教。 大人,通过您主持的按手礼接受圣灵的蓝(即蓝方济,中国神父。直隶人,幼赴法国学习,后被授司铎,与骆尼阁一起返华,1754年派赴湖广传教。——中译注)神父最近发生了一件其结局令人高兴的事情。他所在的那个地区的基督教徒们因为对大搞迷信活动的偶像崇拜者感到恼火,遂被后者指控说他们信奉的基督教是一种邪教。蓝神父本人被人指名道姓地告发。此事还被送到湖广主要城市之一的官员那里审理。在审理此案时,因为蓝神父能够说出他的父母以及籍贯(我们欧洲人无法做到这一点),所以人们只把他当成了一名基督教徒,而没有把他作为传教士看待。判决结果对基督教徒颇为有利。中国官员禁止不信仰基督教的人再去骚扰基督教徒。这位官员还补充道,如果基督教是一种邪教的话,皇上就不会允许四座教堂在北京,即在皇上的眼皮底下存在了,也不会把这么多的荣誉赏赐给钦天监监正了,那几位钦天监监正就是基督教徒。蓝神父惟一害怕的就是看到人们摊开各种各样的刑具,因为通常在各种审判之前均先要给人上刑。我们非常感谢天主使事情的结局变得如此有利。因为判决取决于某个人的公正或偏见,所以人们无论在看到输掉最好的诉讼还是赢得最坏的诉讼时均不会大惊小怪。如果这位神父知道我有幸给您写信的话,他一定会向您致以崇高的敬意。大人,我请求您在您珍贵的记忆中,尤其是在祭坛上,为那些有幸向您致以无上尊敬的人保留一席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