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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至为尊敬的神父： 主内平安。 您始终对我的精神有巨大的影响力，这是非常必要的。我已给您写过一封长信，这是我情不自禁而为之的。有点感到害怕？不！我离你们6000多法里之遥，此外在这块土地上我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也没有什么值得期望的。这完全出于对您的热爱，对您的尊敬，出于想使您感到愉悦的渴望。 我亲爱的朋友，我在中国，我终于到了中国，为此我千万次地感谢天主。天主只要看上我这位可怜的雇工一眼，将我在第十一个时辰派往他的葡萄园（典故出自《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20章。——中译注）我就不存有其他奢望了。天主慈悲为怀，为我做了这一切。只要我向他祈求感恩，他就使我心满意足。 我们于 我们 不久，我们到达萨雷（摩洛哥港口，现为摩洛哥海港城市拉巴特的近郊。——中译注）的纬度。风将我们送向那里，因为萨雷人对欧洲人全然没有好感：自从法国在那里的事业以悲惨的命运结束以后，那里的民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胆。据说，英国人为了给我们的商业制造麻烦，在暗中支持他们。对此，我深信不疑，因为利益是当今几乎所有民族最大的驱动，就和几乎所有的个人一样。荣誉和体面已不大有约束力了。据说，萨雷人有一艘装备了三十门大炮的三桅战船，另一艘战船也装备了二十四门大炮。这差不多超过了“伯蒙号”这艘船的战力，我们乘坐的这艘“伯蒙号”本可以装备六十四门大炮，却只装备了二十二门，而且保养得也不好。此外，我们总共只有一百八十多名船员，而萨雷人一条船上就有五百多人。通常，他们等待风平浪静的时候到来，然后奋力划桨，全速向敌船靠拢，此时您就可以领略到他们的情绪可以高涨到何种程度了。然而风向转了，我们远离了这片海域。我向您保证，这不免让我们非常遗憾，因为我们已经如此接近那片海区。 此后不久，我看到了一艘战船。此时我们离萨雷人并不远，他们还可以追上我们。事情是这样的：两天来，有一艘船一直和我们并排行驶，走的好像是同一条路线，它突然向我们驶来，摆出一副交战的姿态。我们刚吃完饭发现了它。我看到它时，它已经非常近了。在人们为发射炮弹做准备的时候，有人将步枪、手枪、斧子和刀拿上船楼，将所有的船员武装起来，每人都守住自己的位置。但我们认定为敌人的那艘船却又远去了，我们船上的官员认为这是一条英国船，它只是和我们逗着玩而已。 人们不能容忍船上乘客对船的操纵说三道四，这样做一定要有分寸。尽管如此，我认为时不我待，必须跟船长放手让他干的舵手说说。这位舵手是一位非常正直的人，但他又是一名老水手，他在海上航行了八倍到中国的距离，即8万法里。尽管在其他场合他会尊重我的意见，这次他却只相信自己的经验。然而海上已经布满了水草，这些草只能是从岸上飘来的。 通往中国的航程是人们不经休息一口气能到达的最远距离。我们的船上已经出现了坏血病，五十个船员失去了战斗力，他们的牙龈一块块掉下来，两腿浮肿，失去了血色。另外五十个症状略轻一些的水手活得也不自在。到达陆地的希望支撑着他们，但一个月的阻隔已使一大半的希望丧失了，而我们大概考虑放弃今年的航行，因为没有足够的水手应付穿越海峡的任务，它需要一个强大和健全的船员组。晴天包治百病。我们在 1617月12日，在与爪哇岛并排行驶了两天两夜后，我们终于来到了“亚洲之门”。它约有2法里宽。一边是一块与爪哇大岛脱开的礁石，在其上人们很远就能看到一棵树，它弯曲成修士尖顶风帽的样子，这块礁石由此得名“修士岩”。亚洲之门的另一边，在苏门答腊岛（Sumatra）的边缘，我们可见“木匠礁”。这是一群礁石，当船通过时，如果不幸遇到无风，潮流就把船推向礁石，被这些礁石撞得粉碎。波涛拍打着礁石，发出惊天动地的声响，涌起30多法尺高的浪潮，然后碎化后掉下来化作像奶一样的白色泡沫。在经过此地时，我的祈祷词来自先知的名言：请启开你们的主要门户。晚上，我们停泊在叫做“坎塔也”的小岛附近，这一小岛处在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巽他海峡的入口处。我骑在两位强壮水手的肩膀上第一个下到陆地上，我马上独自一人进到一片树林里。与小岛相隔如摩泽尔河一样宽海水的是大岛，在那里有大量的老虎、狮子、犀牛等凶猛动物，人们在那边行走须带武器。尽管我们不能进入那长枪射程以外的大岛，但我们还是时时觉得惊奇。 在爪哇和苏门答腊人中，马来人是受到圣方济各·沙勿略热情垂顾的最早和亲密的对象。此民族分布在整个东印度，就像犹太人分散在欧洲各地一样。非常令人吃惊的是我们的地理学家们把他们看做单独的国家。在我们到达之时，我们鸣炮以示通报。我等待那些可怜岛民的到来，我对此已预先沾沾自喜。我为他们准备了礼物。一切都安排好了，但他们没有来。荷兰人通过巴达维亚（雅加达的旧称。——中译注）威令全国，禁止他们向过往船只提供新鲜食品，违者处死。我们猜测，这条禁令的动机是荷兰人害怕有人卖武器给马来人。 补充了淡水和木柴之后，我们于17日起锚，19日我们投锚停泊于隶属万丹国王的塞利尼。是日晚，我们看到有艘马来船向我们驶来，这是一位荷兰士兵奉巴达维亚之命来索取我们的船名和船长的姓名。趁我们的官员与登上我船的荷兰士兵说话之际，我下到亲爱的东印度人的船里。我第一次看到他们，我慈爱怜悯地看着他们：轻轻地抚摸他们。但他们有点惧怕，我的表情逐渐使他们安下心来，最后他们其中一人向我伸出手来，我握住了，我向你保证，我充满深情握住了它。我向他们分发了小礼品，其中包括一件我不会再穿的冬季长袍，随后我用手势向他们宣示我们的圣教：我向他们指了指天，他们似乎若有所动，也像我一样指了一下。但说真的，我也不太确定我们是不是都互相了解了，接着他们也想送礼给我。我惟一能够接受的是一片散发着芳香的叶子，他们叫做“蒌叶”，他们在上面放少许石灰。当察觉船上有些人对我在船上感到忐忑不安时，我把这片叶子吃了。翌日他们可能白担心了，我下船去了塞利尼。态度坚定有时非常适时，对于一个在这片土地上不期望得到什么、也不害怕什么的人来说，态度坚定不会付出什么代价。 塞利尼是爪哇岛上一个马来人的村庄，地处山区，到处有茂密的森林。树木一直生长到海边，它们四季常绿，对欧洲人说来都像是新的一样。我们特别注意到其中一种树，葡萄牙人称之为“无花果树”，因为它的果实就像天主给我们的无花果那样，有点粉，有点甜。结着这种果子的树有点像我们的胡桃树，树叶宽宽的，翠绿翠绿的，随着季节推移，它们会变成浅红色，非常好看。果实有苹果那么大，当它们成熟时就成了金黄色。杜赫德神父在《中华帝国全志》中曾经提到过类似的树。我们还看到另一种树，至今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我只知道它结一种如椰枣那样的果子。这种果子的肉软软的，味道甜美。包住肉的壳有点像装订用的轧花革，果子呈椭圆形。人们认为，这种果子在新摘下的时候是有毒的，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先要将它晒干。晒干后它变成黑色，皮也皱了起来，就像我们普通的李子那样。这时候人们吃起来就没有什么危险了。 我登陆的地方就如一座大花园，布满了奇草异木，葡萄牙人充分利用这些植物来制药。当海水退去时，在原来海水浸泡的地方留下一条长长的沙滩，一眼望不到边。它的宽度大约有40法尺。我首先看到一群孩子和若干男人来到沙滩上，有些人在这边，有些人在那边。就如圣方济各所描绘的那样，他们有着像烧砖那样的肤色。盘缠的头巾紧箍头上，顶上不盖住。他们在腰到膝的部位穿短衬裤。有点身份的人在裤带上别一把煨了毒的匕首。匕首只1法尺长，他们称之为“奇里克”。妇女不能在公众场合露面。我们其中一位官员深入村庄，看到一两个去提水的女子。她们和男子有所区别的是，在她们腰带的右边别着一块围巾，她们将这块围巾搭在左肩上以遮掩胸部。再往远看，我看到一位有身份的土著坐在草编的座椅上，另一些土著围在他周围，有些人站得笔直，有些人就像猴子那样，或者如欧洲的裁缝那样盘腿席地而坐。他们的肤色、他们的姿态可使人比之青铜雕像。 我继续前行。万丹国王一位年长的大臣握着我的手，我以世界上最友好的态度也握住了他的手。但他丝毫也不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对荷兰人的惧怕使他不能为我们可怜的船员提供食品，他们已经快要饿死了。结果我们决定南下去克里达，这是荷兰人的一个商站。我们在那里发现有三个荷兰兵。我们必须吓唬他们，于是就提高嗓门说话，那下士害怕了，满足了我们官员的部分要求。在人们做买卖的时候，我将一些玻璃小念珠分发给孩子们，因为我看到他们十分好奇，但我知道他们都是伊斯兰教徒后，我把念珠上的十字架取下来，以免亵渎神圣。然后，我退到一个荷兰人的内园中，忙做圣事。 然而我们在塞利尼和克里达都未能达到目的，只取得人们允诺的极少部分食品。惟一可做和能够做的决定是尽早到达澳门，我们离那里只有七八百法里路程了。然而天主对我们大发慈悲，突然刮起一场在该海峡不常见的风，阻挡着我们的船继续前行。 当我们刚抛锚停船的时候，一艘装满乌龟的船从一个叫做阿尼埃尔的地方向我们驶来，为我们补足了食品，此时风也顺了。这一圣迹使我们那些自认为铁石心肠的船员大为感动，其中的一位船员昨晚还与人为是否有奇迹而争论，现在高声说到，凭今天的经历，他信服了。眼泪从一名外科医生的眼里流了出来。从那以后，每当我鼓励病人，以增强信心和感恩之情时，我就对他们说：“回想一下阿尼埃尔吧！”乌龟治愈了所有人的病。我从来也没见过治疗坏血病有这么迅速有效的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欧洲的乌龟也有同样的疗效，我们的医生是不是对此已做过试验。 我对上川岛非常迷恋，距该岛越近，我想见它的欲望就越强烈。根据我们所处的纬度，我想这一天应该看到这个我向往已久的岛屿了。二三点钟，天还未亮，我就起床了。面朝应该看到上川岛的方向，我目不转睛地看着，祈祷着，但一点都看不到。最后到了6时半，有人在桅杆上叫起来：“上川岛！”闻此，我赶紧从船后楼跳到船前楼，我看到了上川岛。它的身影把我震住了，一度使我一动也不动。但人们来通知我做弥撒的时候到了，我在做完弥撒后，又迅速登上船楼，愉快地端详上川岛去了。 我们离澳门只剩20法里，我们已考虑在澳门停泊，这一天是 六个月来，我扮演了很好的角色。一路上，没有人怀疑到我是耶稣会士，船长也不例外。他们都把我当做是塞拉尔先生的同僚，我也有意完全装成这副模样。但不和他一起去澳门就会使我露出马脚，我想到广州之前不暴露自己身份，因为葡萄牙人对我们的到来有许多担心。在茫然中，我考虑了一下，有了主意。尽管塞拉尔先生十分害怕，但我还是从头到脚乔装打扮起来，以免被人认出。我首先从更换装饰开始，我脱掉教士长袍，代之以一条镶蓝边的衣服，然后我戴上发套，腰里别一把短剑，手持一手杖，我就这样出发了。我在晚上11时到达澳门，首先需要去葡萄牙总督府邸。我完全预料到这一点，但我假扮“伯蒙号”船上的官员。我对总督说，我想知道次日早晨向澳门致意时需要发多少响礼炮。我们同意互致礼炮，一炮对一炮。午夜钟声敲响之际，我来到美丽的圣保罗教堂前，接着我来到外国传教会教士们的住处。他们向我通报了一系列坏消息。我从他们嘴里得知，暹罗王国刚被缅甸人摧毁，那里只留下一大片废墟，几乎所有的基督徒都惨死，外国传教会的教堂和神学院都遭彻底破坏。 我还听说，中国的情势也混乱不堪，云南省和海南岛已经拿起武器反抗皇帝，周边省份也蠢蠢欲动，后果不堪设想。他们向我补充道，仅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有两位方济各会的德籍神父在广东省被捕，目前他们关在省府（与省同名法语中“广东”和“广州”都为Canton。——中译注，此信就是在该地写的）的监狱里。他们还说，在距此四五百法里之地，传教士们或被迫逃亡，或被迫躲藏，以躲避在此情况下必然出现的追捕。广东巡抚已派官员到澳门，了解是否有新的外国人进入到帝国之内，他愤怒地威胁葡人议事会，要求它此后应密切注意不让欧洲传教士进入中国。 听了这么多令人沮丧的消息后，半夜三更我被迫返回船上。翌日，即８月１３日，天色微明，我们到达大河珠江口。这是进入中国的大门。我们逆流而上的河道在此仅１／４法里宽。保卫入口的两座要塞既小又丑，它们不配要塞之名。稍后，我们看到一座著名的高塔，它的用途是让皇帝二十四小时都能知道广东的消息，尽管皇帝距此有600法里之遥。此塔高八层，外部是瓷质的，装点着各种人像，里面覆盖着非常光亮的大理石，五颜六色。在厚厚的墙壁里，建有楼梯，藉此人们可以登上所有的层楼，每层美丽的大理石回廊装饰着金色的铁栅栏，使得围绕着塔身的飞檐更为秀美。在每层回廊的角上挂着小铃，风吹铃动，其声清脆悦耳。 虽然广州距黄埔约3法里，但翌日一早我们就到达了那里。我全身心地拥抱这座城市，就像一位在这里工作了三十多年、用不知疲倦的热忱转变非信教者信仰的老传教士。我从费若瑟神父处得知，拉米拉尔神父在10至11月之前潜入内地，但在距广州半法里处被捕，为了将他赎出，花费了2万锂锂，法国古代记账货币，计量各朝代、地区各有不同，一般1锂相当于1古斤银，约合 没有比这样的境地更悲惨的了。朋友们在黄埔告诉我们时，他们就大声抱怨，完全有可能把我们送回到来的地方。费若瑟神父不畏人言。但为了应付危急的情势，他要我们留在船上，建议我们不要被负责来送食品的中国人看到。尽管我们小心翼翼，但在 然而，费若瑟神父向天主祈祷，征求他对我们目的地的圣意。我内心已对天主说过多次，我已经作好了一切准备，他可以随时支配我，但惟一使我觉得代价沉重的是把我遣送回去，但如果需要，悉由天主作主。我暗自怀有信心，一切都会好起来，吾主基督不会让我经受这样可怕的考验。 上级神父在 据我所见，中国人与我们在欧洲的想像大致相近。但人们谈论他们时，讲的是他们的特征，而当我们过分贴近地观察他们时，这些特征似乎都不见了。在我们的画像中，过分地夸张了他们眼睛的细小和身材的矮小。我们发现，在一百人里，至少有二十人足以打扮成欧洲人。不过这也是必需的，否则我们传教士就不可能进入内陆，因为在通关时，要经过海关人员的检查，他们的眼力可是好得很。惟一会使欧洲人露出破绽的是他们的蓝眼珠。 杜赫德神父在他的描绘中对中国人过誉了。这些人可谓十恶俱全，而主要的是傲慢。我感到奇怪，为什么他们不太残忍。但对信仰难以在这些人心中扎根，我却一点也不奇怪。他们非常善于模仿，但缺少一点灵气。在广州，四十人中三十五人所穿的全部衣服就是他们的短衬裤。当然也必须承认这里酷热难当：我也有点不适应。但我身体非常健康：什么东西都比不上神的召唤。神召使得一切都容易对付了。 人们提到过中国人口众多，这可是一点都不夸张的。在广州和它沿岸就有一百万人。在距广州五六法里的丰康村（疑为佛山（Fou—chan）之误，传教士中流传着一种说法，说佛山人口达一百万。参见本书第一卷第193页。——中译注），也有同样多的人。该村庄如有一道城墙，就可成为特大城市了。 啊！亲爱的朋友，在这些千百万与我们类似的人中我们看到的只是干柴，这是多么痛苦啊！我求您让天主给这些坐在黑暗和死亡阴影中的可怜人以关怀吧！对于一个热忱的传教士来说，这真是悲惨的想法！这里在我的眼皮底下就有成千上万个偶像教徒，我要能见到一个“圣方济各”该有多好啊！必须出一个圣方济各！ 菩萨是中国人的大神。中国人崇拜他，却并不知道他为何物。他们崇拜他，只是因为他们的父辈也崇拜他。他们把他做成各种模样，但差不多都大腹便便。我在穆尼埃神父处见到过一尊，他用此来激励自己在中国传教的热情。中国还有女菩萨。我不知道在她们身上体现的是什么德行。这些偶像每天都在增加，皇帝可以封那些死后获得荣誉的男女为菩萨。 每个中国人在他家里都有二到三个供奉神像的小屋。在最为显眼的地方，供着菩萨的画像或雕像。有时我们看到对菩萨的颂词贴在标语牌上，他们称之为牌匾。日落时分，他们在假神的雕像和画像前点起一盏灯。停泊在锚地的中国船在同一时间敲打一面大锅盖（指钹、锣一类打击乐器。——中译注）发出致敬之声。同时他们为向菩萨表示敬意，焚烧一些金箔纸，洒入河中。每一港口和每一次航海都有特定菩萨（指中国民间祀奉的“天妃”女神，但晁俊秀误认她是一位男性神，故下文用“他”来称呼。——中译注）保佑，所以船只返航后，人们就要隆重造访这位跑遍大海的菩萨。这样的仪式中，看不到任何虔诚，尽管从表面看，菩萨的恶魔也受到我们真正天主那样的崇拜。 首先，菩萨出现在船上最高的地方，这是有旌旗围绕其周围的亭子。人们从城里赶来，拿着乐器和一把四边透光的轿子。当整个队列到齐后，菩萨坐在一艘装饰华丽的小艇上出发了，在他经过之处，两边停泊的船只敲锣打鼓以示致意。然后菩萨又被从船上移到轿子上。轿子前面点着两支大蜡烛。轿子里面，燃着香。非信教者的捐赠物悬挂在轿子后面，有如圣者遗物状的，也有小球状的。轿子的脚上也没完没了尽是这种东西。在音乐声中和人们超乎寻常地使劲敲打小锅盖的声音中，人们又焚烧纸箔。主持仪式的是船上食物的分配者。他穿戴得像个魔鬼，手持一黑色大棒，左右旋转。他蹲下来，然后轻声地喊叫着祈祷词。当菩萨晃动时，人们燃放了大量的爆竹。两个孩子举着牌子走在最前面，紧随的是六只灯笼，然后是所谓的乐师，再是菩萨乘坐的轿子。我看了二三次后再也不忍目睹。看魔鬼如此趾高气扬要付出太多的代价，我们在此无能为力，只能抬头望天，只有祈求天主最终能摧毁这个令人厌恶的罪恶帝国。 我想，我是不幸的预示者。去年4月，印度支那王国掀起了一股疯狂的镇压之风：一道敕令禁了我们的宗教。传教士被下令逮捕，基督徒被罚为国王的骆驼割草。考虑到耶稣会士一百多年来不停为印度支那提供服务，路鲁瓦翁神父和彼特洛尼神父被留置在朝廷里。 奥尔塔神父是意大利籍耶稣会士，他最近在东京王国被捕（指今越南河内。奥尔塔神父之死见第信。——中译注）。这位神父去年在返国途中曾到过法兰西岛法兰西岛（指西印度洋中之毛里求斯岛。——中译注），但在欧洲获取一些消息后，他又改变了决定，重新返回亚洲从事传教活动。正是在履行神圣使命中，他才被抓住的。省一级地方长官和京城的大官负责审理此案，他决无逃脱的希望。他被关在该省地方长官的监狱中，有一位信基督教的士兵曾在路上遇到过他，他由二百多名士兵押送，他们手持长棒，其中大部分为不信教者。意大利神父赤脚行走，他的教理宣讲师紧随其后，后面是两个牢笼，用于晚上关押他们。我们上级神父很久前在此见过这位神父，说这是一位神圣的教士，天主无疑会授予他烈士的桂冠。 这里的10月在我们看来就如同洛林的6月底和7月，您一定丝毫不会知道我们在这里8月和9月是如何过的。酷暑难熬，不论是白天还是晚上，你都找不到一块可以打个盹的地方，你不可能睡在垫子上，代替它的是一块如同包装布那样的厚席子。人们睡在地板上，我还看到有人不用席子，睡在地上，希望由此能凉快一些。变得稀薄的血液涌到体表，引起奇痒，直至暑热稍退，这些红斑才褪掉，皮肤却变成粉状而脱落。非常奇特的是，我们从过分暑热突然转到寒冷之中，寒冷并不严酷，所以让人不知不觉。这样的季节转换也许有害身体健康。 我们等待着皇帝的答复，可能在圣诞节会有回音。目前我们正在为我们的旅行作好一切准备。我们已命一位远在300法里外的中国耶稣会士赶来与我们会合，以便在途中为我们充当翻译，我们远行乘坐的是有篷的船，里面分成几个小间。巡抚派了一个中国官吏来陪我们。名义上是对我们表示敬重，实际上是来监视我们，防止我们走东串西。中国官吏有自己的船，他全家人都和他在一起，一路要走600法里。我们首先逆广州河流而上，航行150法里。冬天常常涨大水，非常可怕和危险，在这种情况下，要四十个人才能将船拉动。他们将他们所有的绳拧成一股，这根绳系住船。如果此绳一断，船上所有人都会完蛋。距此150里之外，我们会找到一座山和在那里接待我们的人，这要花一天时间。然后我们沿着一条美丽的小河顺流而下，前往北京（Pekin），这条小河只有300法里，然后全要靠骡子了。尽管你说你喜欢徒步走路，都不会让你从骡子上下来。人们会对你说，你不要忘记你是皇帝的官员。这是怎样一位皇帝啊！您想是否皇帝会负担我们的旅费？不。要到他那里去，而且他要我们到他那里去，他只负担1/3的费用，其他则交由天主处理了。 那么，为什么在纬度40度左右的北京整个冬天会如此寒冷，以至于人们要睡在整夜烧火的火炕上？为什么这里的夏天又是如此酷热，以至于去年两个月里被太阳的热度烤死了八千多人？这个问题提出得已经很久了，我希望金济时神父能够给出详尽的解答，至少我们在近三个月的路途上会有时间去考虑它。 剩下只有一件事要向您说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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