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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尊敬的神父： 经过约八个月的航行，我们于1766年到了广州。在毛里求斯我们遇到了我们的总会长费若瑟神父；德圣一拉扎尔先生一家接待了我们，并以世上最热情的心态和最仁慈的恩泽为我们提供了约一个月的食宿。费若瑟神父有意派我去北京；虽说难以逾越的障碍看来会使计划落空，但是一个特殊的机会却使它轻而易举地实现了。 此前一年，一位名叫巴新的耶稣会修士到了广州。他是药剂师和外科大夫，先前曾是大马士一古利汗的医生，在波斯居住过二十八年或三十年。这位修士希望去北京，但广州官府决不答应，甚至不让他见省里的总督。然而，有人把他到达广州的消息告诉了在北京宫中供职的耶稣会士。当时，由于皇帝第五个儿子得了病，宫廷方面便问神父们是否认识精通医学的欧洲人。后者答道，他们有理由认为，有一个非常精于此道名叫巴新的人已经到了广州。皇帝立即派遣特使寻找巴新。但不管特使行动如何迅速，(到广州后)他发现巴新修士已与费若瑟神父一起离开了那里，因为欧洲船只离港后，官府不允许任何知名的外国人再在那里驻足，所以他们未能留在广州。他们也未能去澳门，因为它不再是我们可靠的庇护所了。于是，他们决定前往毛里求斯，或曰法兰西岛（ 毛里求斯岛当时是法国海船经好望角到远东航程中的一个途中停靠站。法国人于17世纪初来到此地，传教士在此设立教会据点和远东传教的中转站，海外的法国人称之为法兰西岛。一一中译注）过年。 皇帝特使一到广州，那里便闹腾起来了。官府派专差四处打探巴新修士下落，有些官员还到澳门寻找，甚至想让葡萄牙人协助；后者申明他们根本不知道他在那里。最后，总督终于知道他去了毛里求斯，便打算派中国船只去把他接回来；若不是有人告诉他这种船只根本不可能进行如此的航行，他准会这样做的。为了让巴新尽快回来，人们往印度甚至往欧洲寄发了信件。总之，这位修士在那年成了最让人期待的人，而他自己对发生于广州的因他而引起的一切却一无所知，我们在毛里求斯让他搭乘我们的船只时他对此仍毫不知晓。 到达广州后获悉这一如此令人高兴的变化，我们真是又惊又喜。总督几乎立刻召见了巴新修士，我与他一起被引见。总督隆重地接待了我们，问我们各自的年龄，是否喜欢去北京；我们回答喜欢。他还问我们进京时愿着华装还是穿西服；我们说这由他作主。他随之告诉巴新修士可在他愿意的时候动身；至于我，他要考虑能否在奏明皇帝前就将我送往北京。我们随之拜会了总督下面职位最高的一位官员。过了数日，总督那里来了通知，说我们两人可一起出发；他本人对此很是高兴，还说动身日期可由我们决定。于是，我们把日期定在当月十五，即 刚到这里，我们便从来自东京的书信中获悉，东京王国和科钦支那王国掀起了对基督教的新一轮迫害。大多数传教士被迫逃离。意大利耶稣会士奥尔塔神父与另一名神父身陷囹圄，而且很可能将有幸以鲜血来确认我们神圣的信仰。虽遇迫害但继续留在宫中的葡萄牙耶稣会士卢若望神父来信说明了引起这场迫害的原因：某些不属于耶稣会的传教士给东京寄去了一些信件，为了表示人们正在盼望教士，他们在信中使用了“辅助部队”这个象征性词语；信件被截留后，该词语被人作了字面含义上的理解，从而引起了官府的怀疑。 自这一可怕的时期起，我们的总会长费若瑟神父便处于我与之分离时的那种凄凉状况之中。他只得冒着海上风险去留尼汪岛找一个躲避处。另一年，他被迫躲藏在珠江一艘船上听凭浪涛摆布。他既不能秘密前往澳门，也不能进入大陆(他差点获得成功)，因为有人背叛并向海关告发了他；最后，因为我已说过的原因。他在广州也同样无法立足。然而他后来在广州毕竟藏匿过一段时间，因为他住进了他早已赢得其保护的商界首领的家中。 确实，他在那里的存在对于传教会的事务是绝对必需的，他既可以安排新来的传教士入华(或去帝国首都，或散布于大陆各地)，也可以使他们了解当地习俗及应采取的措施。费若瑟神父对所有这些有利之处或这种必要性洞若观火，因此不断敦请在京的耶稣会士为他争取留居广州的许可。事情很难，也很棘手，谨慎小心看来妨碍了这一要求的提出。然而必要性毕竟太大了，何况我们总会长的处境已使他别无他路可走。因此，在北京的法国教堂主祭神父和我决定依费若瑟神父所愿开展活动。我们向负责我们事务的一位显贵呈递了申请，请其祈求皇上或托人祈求皇上准许负责照料传教士一切事务的人（指费若瑟神父。一一中译注）留居广州，因为他既不能去澳门一一那里有他的仇敌，他有理由为之担心；也无法再登船出海一一因为他年事已高，身体又很虚弱。天主降福于我们的活动，甚至超出了我们的希望。事情刚着手进行，便有了令人满意的结果。过了十天或十二天，我们寻求帮忙的那位显贵告诉我们，他把一切都告知了被封为大学士公的首席军机大臣，后者上奏了皇帝，陛下立即向广州总督下达了诏书，令其斟酌此事并作出让我们满意的安排。 这里正是赞美天主力量的场合。看似无法克服的困难顷刻间便被排除了；似乎被谨慎小心所拒绝的事却因信仰天主而产生了最有利的结果。这也是我对那些指责我向天主提出的要求有点冒失者的回答。我告诉他们，我知道办事应克制和谨慎，但这种谨慎不应发展到对我们教友和长上的迫切需要不闻不问的地步。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天主的事业，我们担心的灾难由天主来排除；然而，倘若我们不善于利用在北京享有的小小声望为外省传教士提供某些帮助，那么在北京留这么多人又有何用?我们不是应当把一切都托付于从不抛弃信赖其照料的无辜者的天主之手吗? 我要向你指出，重新受理我们事务的这位广州总督对欧洲人毫无好感。他没有忘记在其升任该省总督之初英国人给他造成的伤心事。为报复欧洲人，他对囚禁于广州的两名方济各会传教士采取了最严厉的措施，继而又下令判其终身监禁。他运用一切预防手段阻止任何传教士进人大陆，而且还以装模作样的伎俩推迟向皇帝报告晁俊秀和金济吋两神父抵达的消息。 因此，收到皇帝关于审察费若瑟神父一事的诏书后，这位总督宁肯让神父返回澳门也不想在广州看到他。基于这一想法，他派员前往澳门，责令澳门人接纳这位神父；几名派去的官员还以侮辱性方式对待葡萄牙人：他们不顾后者提出的种种理由，强令其答应接纳这位神父并为他作保一一如果他遇到什么麻烦。葡萄牙人为说明其拒绝的理由，便把来自欧洲的对我们最恶毒的诬蔑向总督做了详细介绍，同时加进丁自己杜撰的内容。总督马上向皇帝上了一道诬蔑我们的奏折。然而，天主掌握着君主们的心。这些诬蔑不仅丝毫未影响皇帝的想法，相反，这位君主不以准许费若瑟神父前往广州及晁俊秀和金济时两神父前来北京为满足，他还主动下诏释放被判终身监禁的两名方济各会士，命对其不得有任何虐待，同时将一名因充当其向导而被判死刑的犯人减刑为流放。“此事乃为主而做成”。一旦天主插手，事情的发展是多么顺利。 抵京整整一年后，我作为钟表匠被召至皇帝身边，不过说我是机械师更为恰当，因为皇帝要我做的其实不是时钟，而是稀奇古怪的机器。在我到达前一些时候去世的杨白新（法国助理修士， 至于我，我每天都要进宫，因此无法与教友们一起待在城里，我的职务使我必须待在海淀，陛下平时就住在那里。先前我和王致诚修士在一起，但正如您知道的，这位圣洁的修士，这位能干的艺术家不久前已经作古。其他进宫的传教士不是法国人，而且住在其他地方。此外，如果我只做皇帝吩咐的活计，我就尚有喘息机会，但亲王、大臣们也要找欧洲人修理他们的钟表，而且此类物件在这里还真不少，会修理的却只有罗马传信部一位神父和我两个人。因此，我们岂只是忙，简直是不堪重负。我甚至没时间学习汉字。 确实，我们通过这种办法也认识了一些可能对传教有用的人。 我尤其认识了皇帝的兄弟，他是皇帝不在(京城)时的摄政王（指乾隆之弟弘昼，封和亲王，但从未摄政）。我三次去他府上，他也屈尊到我们小屋里看望过王致诚修±和我。我还认识了受封大学士公的首席军机大臣，他是惟一受皇上器重的人。他任此职已有二十年之久，仅此便使他誉满朝野。上个月，我在他府上与其长谈过一次，我坐在他身边清楚地告诉他我们前来这里别无其他目的，只想传播福音，其次是为皇帝尽绵薄之力。我还说了其他许多话，无疑使他相信了我们到中国来没有其他任何打算。这次谈话很可能为宗教带来了某些真正的利益，而我之所以对修理钟表有点兴趣，也只因为希望自己对宗教有用。若依我所愿，我宁肯去内地教育新信徒和归信异教徒。既然天主作了别样的安排，我愿祂从一切事情中均能获得荣光。 再说，我们在宫中干活很安稳。我们手下有几名工人听我们使唤，没任何人打扰我们。我当着异教徒官员面毫无顾忌地背诵日课经和其他祷文。从中您可看到，我们在此进行宗教活动是多么自由，皇帝对此又是多么慎重。有一次，他们想把一个铁质器皿涂上蓝颜色，便问我是否会做；我不知道这种器皿的用途，起初便回答至少可以试试。但就在这时，我得知它是派迷信用场的，而明知这一点的官员们却想瞒我。于是我找到他们，笑着道：“你们要我加工这个器皿时没有告诉我它会派某种与我们宗教的圣洁性不符的用途，因此我绝不能做这件事。”官员们笑了起来，也不再勉强我；这说明他们对其神明并不重视。那只器皿也就依然如故。皇帝和大臣们承认我们的宗教是好的，如果说他们反对公开传教而且不允许传教士进入内地，那只因为政治原因，他们担心我们借口传教而别有所图。他们大致知道欧洲人对印度的征服，担心在中国发生类似的事。如能在这一点上让他们放心，我们不久便能获得所希望的一切许可。我尊敬的神父，这便是我想向您指出的值得注意的一切。我把自己及我们整个传教会托庇于您的弥撒圣祭。我荣幸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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