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4年10月29日于北京）

我尊敬的神父：

主内平安！

    我于今年没有任何需要作出的答复，因为我从未收到过来自欧洲的书简。去年9月25日，我曾致书助理教主教拉·格雷神父，同时还有我寄去的一个开口的大包裹，寄到了大人您在里昂的地址。我希望您在巴黎能收到它，负责入华耶稣会的官员德·维拉尔·德·巴尔先生会将它带到巴黎。现在，我将于此附上我过去致杜赫德神父的书简抄件。若无此抄件，您就同大众一样在以后很久才能看到它。在尊敬的神父读过它之后，我请求您将它寄给博普瓦尔先生。

   这份抄件将会使尊敬的神父获知本传教区的现状，以及我们那种始终都缺乏安全的处境。由于皇帝的行为始终都不能持之以恒，他在作出任何决定时始终都神秘莫测。他确确实实是仇恨基督教，但出于礼貌，他又谨慎地与我们打交道，在人前能善待我们，这是由于他害怕与其父皇之间的差异过分惹人注目。中国新年那一天，当我们所有人都去朝拜皇帝时，他令人打开了一间他有意居于其中的大殿，让我们进入了宫院。我们从那里可以看到他，不过由于太远而无法与他讲话，我们在那里举行参拜大礼。继此之后，皇帝为我们每个人都送来一些用彩带扎着的新年礼物，由他手下的太监们携带。当我们收到这些礼物并表示谢意时，他高声呼唤我的名字。我登上了大殿，他于那里又赐给了我新的新年礼物，讲了某些非常殷勤的言语。他最后是恭维我，正如人们今天所说的那样：“你的看法如何？”我对此一无所知。但我由此而决定利用这一机会，至少可以证实他内心想的是什么。以上便说明了我是怎样行事的。

  我们的会长赫苍璧神父，在上次季风期间的船舶到达时，曾从澳门致信于我并告知，龚当信神父已死于海上，他带来的两位教友却身体很健康地到达了澳门，而且是为了成为传教士才来澳门的，没有为皇帝效劳所需要的任何才干。特别令人感到气愤的事，那就是我们都是一些老朽，很快就使我们的法国住院变得空荡了。他不怀很大希望地祝愿我能找到把他请到这里来的某种办法。我也有同样的心愿，于是便决心恳求皇帝允许把我的两位新近在澳门下船登陆的同胞召至宫中，以在我年迈时帮助我。他们现在尚很年轻并且都是文人。我要向他们传授鞑靼语和汉语，以使他们能为皇帝陛下服务。此外，他们的这次旅行是由我们自己付路费的，不会有任何扰官之处，只请求一道让他们自由行走和畅通道路的命令就足够了。如果皇帝陛下赐予我这一恩宠，那我将感恩不尽，剩下的也只有恭维话了。

   3月22日，我的奏折递了上去，皇帝当场就同意了我的请求，让兵部下令广东总兵任命一个小官吏将赵加彼和吴君（分别为我们的神父Gabriel Boussel 和Pierre Foureau的汉名）带往朝中。赵加彼是图鲁兹省人，而吴君却是巴黎人。

   他们于9月15日平安无恙地到达了这里。19日，我把他们领到皇家园林，携带我在他们到达之前已准备好的礼物。因为我清楚地知道已故的龚当信神父未从巴黎带来任何稀奇和珍异的礼物。

   皇帝同意召见我们所有三人，这是我始料不及的皇恩。皇帝友好地接见新来者，接受他们的几件礼物，当场把他们介绍给在那里上朝的大人物。他们向我提出了某些问题，让我们非常高兴地退朝。人们从所有这一切中只能得出如下结论：皇帝希望给予我恩惠，而不是针对我圣教的，因为我始终如一地相信这一问题。在此问题上的良好迹象，便是广州的官吏们未能理解皇帝的这种行为，他们在对待仍然留在澳门的传教士们方面很谨慎。那里的任何人都不能被获许返回广州了，显然广州接受商船，但商船却不能进入和停泊在澳门小港，正如我们为反对鄂弥达总督的意见而向皇帝呈奏的那样，他在此问题上败诉，但在阻止传教士们返回广州时却依然很坚决。他在广州卖掉了我们的所有教堂，将他乐意支付的价款交给了澳门城的检察官，该城当时正处于极端的苦难之中。但该城的检察官尚丝毫未将这笔钱财归还传教士们。

   我尚没有时间致信尊敬的博普瓦尔神父，我只能对他讲述我刚才写下的那些内容。我请求尊敬的神父向他通报这一切，并且向我们在初修院的昔日教友伏契伦、德·沃和鲁西诸神父致意，如果他们都在里昂的话。我们现在于本传教区共有十三人，包括三名中国人，其一为司铎，另外两名为见习修道士。其余人便是诸神父：殷弘绪、雷孝思、冯秉正、宋君荣、孙璋、朱耶芮、赵加彼、吴君、安泰修士和我本人。我推荐所有人都参加尊敬神父您的弥撒圣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