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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主内平安！ 当我需要回答您写给我使我受宠若惊的信时，我始终被迫以新的恩宠行为来开始自己的答复。您如此大度地对我广施恩德，以至于使我再无法找到适当的表达方式，以向您以及向久负盛名的贵科学院的先生们，表示我该有什么样的感激心情啊！先生！由于您使我获得了他们对我的尊敬和友善，所以我当然会请求您为此而向他们表示我的深切谢意。一旦装有您的新论文集的箱子运达北京，我将在我们的图书馆中，把它们与先前的论著陈列在一起，以使这座住宅中的成员都能利用这一宝藏，它于此将是皇帝科学院的荣耀及其捐赠物的一座永久纪念碑。 除了这些论著的延续性之外，我还收到了已故的喀西尼(（1625—1712），法国天文学家，是发现土星光环的天文学家之一，曾任巴黎天文台台长。他死后，其子J.喀西尼继任为天文台台长。——中译注)先生的一幅月球图，以及您谦虚地称之为您的“物理小书”。这本书是您过去在地方上写成的，您很乐意将它作为礼物而送给我。如果仅仅从其篇幅来看，那么这确实是一本“小书”。但无论它多么小，我们还可以不带恭维地说，它比其他有关同一题材的巨著更有内容、洞察力、公正性和论证力。这后一类巨著在使人的视力和心力精疲力竭之后，依然使人觉得如同在对此阅读之前一样空洞。我是希望说人们并不能很好地了解情况。先生，它不像您的著作那样能充分地满足读者，如同用手牵人一样引导读者，一步一个脚印地向读者揭示自然界最美好的秘密，而这些秘密中的大部分都是人们过去不敢想像的。虽然确切地说，人类有关物理学的观念仅仅是某些理论体系，它们不能证明事物确实如同人们所想像的那样，而仅仅是证明事物确实就可能是这样的。然而，先生，在阅读您有关冰的论述时，我情不自禁地会联想到，它确实正如您所阐述的那样。 我尚记得，就在1716年，您的论著非常公正地在波尔多获奖。我在冬天随皇帝去狩猎老虎，我感到不知不觉地保证要说服一家著名的机构（它由帝国的两位大臣，十名被称为“翰林”学士的精英、进士组成）相信，可以使位于火盆上的热水结冰。这种保证是我与这些先生们就液体在寒冷天气中会冻结的多次谈话之结果。他们以某些相当于神秘学性质的言辞解释了大自然的这种作用，基本如同我们的古代哲学家一样。但他们却未更多地突出对他们观点的执著，因为他们在这方面深感无能为力。其实他们并不缺乏思想，而仅仅是缺少实用。当轮到他们邀请我讲话的时候，我尽量让他们理解液体的特性、成分、组成部分、外形，使其各部分保持运动状态、混入其间隙中的空气等。我接着归纳说，为了使水结冰，只需要打乱其组成结构就够了，即从中排出其最细微的部分，它们本来会阻止其他部分凝结起来，并从中引入其他能固定液体并阻止其运动。这些先生中的一位说：“这是一种很好看的操作流程。我非常好奇地想知道，为这些逃脱了人们的视线的极细微部分进行的加工，应该使用什么样的工具。”我回答他说：“先生！既然在我有幸向您讲述的问题上，您只想相信您的眼睛，但是它们并不是真相的可靠证据，所以我准备满足您的好奇心。” 我刚讲完，所有人都立即抓住了我的这些话。他们指出了应该在什么地点、哪一天或者更应该是哪一夜来完成这些操作过程。因为他们在白天没有空闲，而是每时每刻都可能会被召至宫中。确实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他们于头一天晚上决定了约会的地点，也就是翰林院大学士的帐篷。正当我出发前往那里的时候，皇帝却令人打开了封闭皇家营地的栅栏，派一名太监来寻找我，传来了为他带去一名外科医生的命令。这一事件使我食言和失信了。显然我能很方便地将这一切通报这些先生们，但我更喜欢他们仍处于疑惑之中。至于他们，当他们始终未看到我们到达时，便又派了一名仆人，一直到达我的帐篷，以通知我说他们都在等我。人们只满足于回答说我已出发了。这一回答令他们感到吃惊，从而使他们怀疑我已经走得太远了。他们中的一位，由于不相信一个外国人、一个夷人（他们正是这样称呼所有那些非华人人士的）对此能够了解得比他多，故失去了耐心，正如人们后来向我叙述的那样。他惊呼：“啊！先生们，你们想让一个人欺骗到什么时候啊！而这个人不满足于经常以肤浅和缺乏明显证据的言论在宗教问题上取笑我们，而且还想以绝对没有根据和随心所欲杜撰的解释而在自然事物上欺骗我们。当人们知道他于此集中了如此之多的谦谦君子，以听取他向我们散布的神话故事时，人们又该会如何说我们呢？”讲到这里他突然站了起来，取道其帐篷，以在那里休息并消除其闷气。其他那些比较温和一些的人，不久便都撤走了，却未造成任何轰动。属于我的朋友之列的大学士独自留在那里，为既未能替我辩护，又未能及时提醒我，而实实在在地感到悔恨，即让人暂时放弃冒险，从事一次他认为已超越了人力的事业，他说：“因为让火旁的水结冰，这是希望强逆自然规律而行事。” 次日，我发现这些先生们正顺着围场而行走。我上前去向他们道歉，向他们解释了失约的原因。中国人的礼仪不允许他们向我回答其真正的想法，却采取了一种相当清楚地表示已经尽到义务的口吻。他们告诉我说，那就只好等下一次约会吧。我接过话头来说：“如果你们愿意的话，那就在今天晚上吧！因为我今晚不进宫门（觐见皇帝），我将早早地赶到翰林大学士那里。”我确实是第一个到达的，因为这些先生们必须在大门关闭时离开。他们在到达时看到我很高兴。 经过一般性的寒暄之后，每个人都各自就座，在一个大火盆四周围成了一圈。大火盆又位于帐篷的中央。人们尽量降低帐篷的门帘，以增加热量。因为在他们看来，热度有碍于这道工序的成功。他们首先开始谈论一起无关紧要的事，当他们看到我仅仅作了一次简单谈话的准备之后，便自信我完全是为了前来道歉，或者是为了取笑那些幼稚地相信可以在一个很热的地方使水结冰的人。 当我发现热度已相当高，以至于它迫使他们摘掉其帽子或貂皮盔形帽时，我便笑着对他们说：“好吧！先生们！我相信我们很快可以饮冰了。难道你们不认为我应该尽可能早对此作准备吗？”这项建议被一阵笑声接受了，人们将这番话当做了一种说笑。翰林大学士问我，我是否在认真严肃地讲话。我回答他说：“在这样受人尊重的人们中，难道我能以另一种方式讲话吗？请您严肃地命令您的仆人给我带来一个装满雪和一小碟水的金盆，我将会让你们看到，我从来都不会提议我无法实施的事。” 立即有人为我端上了所需要的东西。因为我在到达时，便小心谨慎地告诉这位翰林院大学士的属下，必须为我准备好这一切。我坐在了一块坐垫上，如同其他所有人一样盘腿而坐。他们为我端上了装满雪的雪盆和装满温水的盘子。这套器具引起了围观者们的注意。但此时要将我带来的硝石与雪混合在一起，却不能使别人对此有所觉察。我的借口是为帐篷照明的火把离我太近了，妨碍了我的视力。有人立即令仆人将火把置于他处。我在此移动期间，便将硝石悄悄地塞进了雪中。 我首先将雪盆放在水盘之上，使它一直接近于火盆边上。我假装非常困难地捧好这两件东西，于是便请一名轻信的翰林学士捧住水盘，我与此同时只端着雪盆。此人非常乐意地这样做，以便有幸更靠近地研究整个操作过程。但他的好奇心使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他又不敢对此发出抱怨。其他翰林们都放声大笑，他们看到了我用手搅拌的雪融化了，但他们却远不会相信放在下面和更接近火的盘中的水会偶尔结成冰。 然而，冰的的确确凝结成了，而且是在我进行操作的很短一瞬间内完成的。由于那位轻信的翰林学士勉强能在较长时间内忍受火热的炙烤，所以他在整个期间都将头转了过去。我对他说：“我同情您。此后，我不再需要您的帮助了，您可以放开盘子而又不必害怕它掉下去了。”他果然双手松开了盘子，而且尽快地退了出去。所有这些先生们都看到了该水盘悬在我手执其耳的雪盆底部，他们感到了极端惊讶。他们径直向前并以手指触摸新冰，拿起这两件已凝结在一起的器具，并非是十分小心翼翼地触摸它们，躲避着落到他们衣服上的雪水。我对他们说：“请稍等一下，先生们，你们感到非常满意，从而使你们不再有任何怀疑了。” 在将水盘底部放在火上烤了一段时间并以同样的方式将盆翻扣在火上之后，我手中便只剩下一块很纯洁和很明亮的冰了，每个人都想触摸它并在火把下观看它。那名很轻信的进士既不相信视觉，又不相信触觉，于是便打碎了盘子，将其中的一块冰放在口中，认为味觉比其他感官能更忠实地证明事实的真相。需要指出的是，北京的中国人在盛夏时不仅要饮水，而且还吃大块的冰，却又不使之有害于健康。在他吃掉一块冰之后，便惊叫：“这确实是冰，而且是名副其实的冰。但我承认，如果这种变化不是在我面前出现，那么我永远不会相信其可能性。” 但是，先生，我并未意识到在向您讲述一次奇遇时，会使您感到无聊和厌倦，因为它根本不会引起您的兴趣，也不会使您有任何收益，可能仅仅会使您学会更好地了解中国文人的才能和性格。如果这是出自我一方的错误，那么它就应该受到原谅了，因为这是由于您对于冰的讨论才使我犯了这样的错误。 在这次试验的翌日，我随皇帝前往狩猎。这些先生们也完全如同我一样仅仅是普通观望者，他们在迫不及待地想与我在一起时，便可离开其队列，而且他们也这样做了。如同前一夜一样，他们也徒劳无益地试图制冰，模拟他们所看到的我的做法，他们非常好奇地想知道妨碍他们成功的因素是什么。我回答他们说，他们只需问一下翰林院大学士就可以了。大学士说：“是啊！先生们，我已对此做了试验，而且已经成功了。我将告诉你们这一秘诀，但却不是现在。那些缺少信仰的人应该为此而多少付出一点耐心。”他接着对我说：“我很想知道冰雹、雷电和暴雨是怎样形成的。”我尽可能地向他解释了所知道的一切。我的解释并非未遭到反驳，但非常幸运的是他们的反驳却几乎都是围绕着雷电的作用而展开的。他们对我说：“雷经常下落而不是上升，更不是如同火药的作用那样炸散。”我回答他们说：“先生们，我清楚地看到，我还必须以亲眼所见的证据来说服你们。我将为你们配制一种火药，它会如同炸雷一样爆炸，它不是于上空而是于下部发生作用的，甚至能穿透一个于其中加热这种火药的铁盆的底部。”我确实有制造雷汞火药的材料。他们亲眼看到这种新操作工序的成功，更增加了他们对我的崇仰。这就意味着我今后可以欺骗他们之中的一个人了。因为经过他亲眼看到的情况之后，他便会情不自禁地相信我讲述的其余一切了。我回答他说：“我无法欺骗任何人，而相反只是希望相当顺利地为您解除在宗教问题上的疑惑，它比对某些自然作用一无所知，会更大地影响您的幸福生活。” 另一天，我们的谈话落到了有关岩石于大地内部的形成方式问题上了。我的回答很简短，因为对于那些仅仅是出于好奇而丝毫不相信地听讲理论的人来说，一种更冗长的答复是非常无益的，这些人将一切都简化到感官证据上了。我于是便对他们说：“难道你们希望我一直把你们带到大山中心地区和道路的尽头吗？而这仅仅是为了使你们用手指触及我刚才向你们讲述的有岩石的形成及其增长的内容？”其中的一位先生对我说：“不，我更喜欢相信您的话，而不是从事特别默默无闻和非常危险的旅行。但是，如果不冒如此之大的危险，您以您的方式而向我们出示一块小石头，那么您就让我们受宠若惊了，您将会发现我们更顺从地听信您讲的有关其他问题的话了。” 我回答他说：“我非常乐意接受您的建议。但不能在这里这样演示，因为我缺少为使您感到满意而必需的一切东西。我将在北京演示，我将在那里为你们造一块石头，而又不使用任何坚硬物体。远不止如此，我将教会你们制造石头，你们一旦从事第一次试验，便会完全掌握这方面的技术。你们付出的代价只是将两种溶液混合在一起。你们首先会看到一次沸腾，两种溶液在搏斗，最后必然会以破坏此种或彼种而告结束，于钵底就剩下一块白色的石头了。但您还记得您许下的诺言吗？即以后在一个更要高雅得多和对您有无限好处的题材上，要更加顺从地听我的话，因为它会使您得到永久的幸福。”那位进士（翰林学士）说：“您自己做曾向我许诺的事吧！我会毫无困难地相信您。” 先生！如果我致信于一个不如您那样具有睿智的人，那么我就会删去我荣幸地向您所写的一切。因为他可能会责备我，认为一名传教士只适宜简单地向不信基督的人们传播教法，而不应该以与他们谈论物理和纯粹的珍异物之内容为消遣。我对这些责备的回答是，历史经验已使过去的所有传教士们都深知，当涉及向该国的大人物和文士们宣讲教法时，人们在开始时，都是通过我圣教的奥义，一般是不能获得成功的。一部分人觉得这些奥义含糊不清，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它们是不可信的。他们坚信外国人没有任何宗教知识，这些人与他们的伟大教义具有可比性。这种坚信使得他们在一段时间内会听我们的话，他们立即会使谈话转向另一主题。他们的虚荣心，他们对自己的尊重、对其他民族的鄙视，都不自觉地通过他们那假装的谦虚和他们偏爱使用的词句而表现得淋漓尽致了。 因此，为了引起他们的注意力，则必须获得他们的欢心，以他们大都一无所知并且迫不及待地想学习的博物知识，来赢得他们的尊重。没有任何办法能更好地促成他们在基督教的神圣真谛问题上聆听我们的说教了。我还必须在这一切之中补充许多献殷勤的语言，以及听取和解决他们提出的难题之耐心，无论这些难题是好还是坏，都会显示出我们重视他们的才能和个人功德。由于这些巧妙的谨慎方式，才能使宗教真谛于人们无意识中深入到他们的思想中，深入到他们的心中。 我现在来讲您的信，它是对我有幸于1730年12月致您的信的答复。我于信中向您指出了科学尤其是天文学的发展传播到中国时都很晚的大部分原因。您在很大程度上承认我对此提供的理由之可靠性。但您会遗憾地感到，中国在如此漫长的岁月中，在一片如此美丽的蓝天下，处于与我们的第一批天文学知识的出处迦勒底和埃及一样理想的方位中，中国人却再未于这一学科中取得更大的发展。 对于所有那些仅仅从遥远的地方窥伺到中国的人来说，这一切确实令人感到吃惊，因为他们确实是这样推论的。在古希腊的骑兵司令们计算星辰，确定其大小，提出比前人能更准确地计算日月食的公式时，托勒密在未使用望远镜和天文钟的情况下，便研究天体，确定了自己的天文学体系。我认为，这一时代正相当于中国大汉王朝的第五和第六位皇帝执政年间。中国皇帝也有数术学家，他们可以继续和改进先人于数世纪之前已经开始的工作，正如史书所证实的那样。因此，他们为什么会在如此之好的成就中裹足不前呢？我认为，那是由于这些远古时代的中国人基本上与今天生活在那里的人具有同样的性格和同样的天资，这就是一些迷信的、懒散的、厌恶任何专心用功的人。他们认为，他们更喜欢一种现实的和扎实可靠的利益，而不是曾在天下发现过某种新东西的一种虚无缥缈的和无实际利益的名声。 更有甚者，我还补充说，他们至少也像你们欧洲人所希望的那样害怕新鲜奇观。对于他们来说，这些现象是太重的负担。他们为此而付出的最低代价，便是自费多次旅行，而且往往是在一个很不舒适的季节，前去向朝廷禀报，而朝廷有时在城内，有时又在行辕。在那里人们把它们视为带来不吉利消息的征兆。因为据他们认为，在天空出现的任何新天象，几乎始终都表示天对于统治人间之主，或者是对于践踏民众的酷吏的愤怒。这可能会在帝国中煽动起叛乱。我很乐意把那些日夜坚守于北京观象台的人，与只希望看到敌人接近的军旅中的探马或前哨部队相比较。因为只有这样做，他们才能赢得战斗的胜利。埃及、迦勒底和希腊的天文学家们从来都没有类似的可怕情况。相反，他们都受到了支持、帮助、赞扬、鼓舞和保护。他们未用文字留给我们任何从外国得到的帮助，这可能是为了不因与其他多人分享这荣耀而减少其分量。这很可能也是（这一点的可能性最大）他们比同时代的中国人更有天才与几何般准确的思想。 无论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家如何，如果今天的中国天文学家会使我们获得某种最佳的东西，那么我们还会有自我安慰的理由。但现已显得确凿无疑的是，这始终是指同一种事物。始终都会有些天文学家、一座观象台、一个充斥着那些以常规而推算日历，并且在天文图正确的情况下，能相当好地获得成功的人员的钦天监。很多的工作，很大的开销，致使每年都能做到成功地编制一部历书，以便向各地颁布。王朝变迁本身丝毫不会打乱这种秩序。因为在此情况下，始终都必须使登基皇帝以监制或钦定一部历书而开始，把它视为帝国政府的一种主要文件。 我觉得，我有幸在关于中国纪年问题上向您所写的内容，开始消除了您在《哲学的妥协》中读到的那篇颇有教益的论文中产生的顾虑。我自以为是，当您收到我于今年5月写给您的信（它已被寄往广州，附有作为本论文之基础的一页中文文献）时，您将会感到非常满意。我于同一件邮包中还寄出了中国“经”书之木刻版，共有六卷，附有简单的解释。我又从中附上了一页用百种不同方式手写的同一个中文方块字，这个方块字是指人的年龄的“寿”字。我希望所有这一切都能使您感到高兴。 我将更详细地回答您向我询问的传统问题。我们应该知道（我的头脑中从未想到过这一点），中国的多数传统似乎都发祥于埃及。你们说：“历史告诉我们，塞琐斯特里征服了恒河两岸的民族，他们又推进到印度洋。因此，他可能到过中国，他为什么不会在那里建立某些聚落呢？”您以中国多种习俗的归纳法而确认了这种假设，而这些中国习俗又几乎完全符合埃及人的习俗。 先生，如果说有些理由可以支持这种历史事实，那么我却有更强有力的理由来推翻它们。您可以通过我向您讲述的这一切，来对此作出判断。征服者塞琐斯特里大约于公元前15世纪时执政，这一时代大致相当于中国的第十一位和第十二位皇帝时代，即商代第三个世家。我们觉得相当可靠的事情，便是塞琐斯特里向亚述人和斯基泰人发动了战争，征服了腓尼基、叙利亚和几乎整个小亚细亚地区。希腊史学家向我们断言，他只在九年间曾离开其国。他于此期间中断其征战而班师归国，因为他授权对其王国摄政的兄弟阿尔马易斯正在设法篡位。但是否同样也可以肯定，他将其征服一直推进到恒河流域，并征服了那里的民族呢？这只有我在刚才讲到的远征之后才能实施。如果他从恒河流域来到中国，并在那里建立了殖民地区，并且建立了作为其胜利之纪念物的圆柱，正如人们断言在世界各地都是这般行事的那样，其后便返回埃及以驱逐其弟，如果这一切并非是绝对不可能的话，那至少也是令人很难相信的。因为在这一时代，从印度到中国的道路绝没有现在这样通畅易行，尤其是对于一支大军来说，更为如此。我甚至怀疑对于骆驼队非常有用的布哈拉和萨马尔罕那类的城市，当时是否已经在印度存在了，或者是否还有其他有益于商人和旅行家的类似站程。 人们也可能会说，塞琐斯特里是否只派遣了其军队中的一支先遣队，以打探该地区的自然及其居民的特征。我回答说，从这一时代起和甚至是在此之前，中国禁止所有外国人进入那里，惟有使节们例外，并且只允许他们携带少量侍从。人们友好地接待他们，向他们赠送厚礼，派人友好地护送他们到达边境，却又不允许其中的任何人留在中国定居。这就是至今仍对所有使节实施的政策。 人们可能会说，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反对的和自认为是世界之主的塞琐斯特里，卑躬屈膝到了向中国遣使求和的地步，那是否认为他当时已经了解中国了呢？我认为，他更应该是形成了进入中国并征服它的目标，他也坚信中国人不会比印度人给他制造更大的困难。对于所有这一切，中国历史中也未曾为我们留下任何踪迹，虽然它经常讲到某些近邻民族的入侵。如果人们愿意的话，那还应该从中加入某些由于偶然巧合而正在那里的埃及人。至于我，我却更趋向于相信，这一时代的埃及人与中国人根本互不了解；这两个民族各自都相信其帝国为世界第一帝国，或者更应该是惟一帝国。 先生，我知道我刚才所讲的一切完全是以一种或然性为基础的，它似乎可能会通过您对两个民族习俗的比较而不攻自破。您对我说：“您在这个或那个民族中发现了使用象形文字的习惯；在中国就如同在埃及一样，以社会等级和部族来划分社会集团；他们同样执著其古老的习惯，同样都尊重父母和老叟；他们同样都热爱科学，特别是热爱天文学；中国有元宵节（灯节），埃及则有光明节；两个民族都有灵魂转世论，可能还有职业的终生制。您说，难道这一切不足以证明，这两个帝国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吗？” 先生，我承认这种可能性还会向更远的方向推进以进行比较，从而首先激起并形成了支持本处所指相互关系的一种偏见。但是，如果人们更深入和更仔细地对它作一番研究，那么我们就相信大家将会看到，它无法清楚地得到证实。我们就从象形文字开始论述吧。 据组成象形文字的两个希腊字的原形来看，埃及人为指其宗教及其伦理的信条，所使用的都是象征符号或神像。希腊人非常欣赏并大肆吹嘘埃及人的这些神像。由于继希腊人之后的许多欧洲民族，发现它们被雕刻在漂亮的柱子上，于是便轻而易举地相信其中有神秘的内容，但他们对这一切却丝毫不理解。我认为，如果说我们西方在这些时代尚不了解中国，又偶然地收到一篇中文碑铭，那么他们同样也会欣赏它；而且在那些希望表现自己无所不知的学者中，也会有人以他自己的方式提出一种解读来。 埃及的象形文字是一成不变的吗？难道人们赋予这些文字的意义高度固定，以至于人们无法改变它们，而且它们始终都意指同一种事物吗？这其中只有宗教奥义吗？是否有些普通人也以常见的世俗意义而使用它们呢？埃及人从什么时候开始拥有它们呢？我对这一切均一无所知。但是，为了能够指出这两个民族中的哪一个利用了另一方的发现，则无论如何也必须知道这一切。 中文方块字只能不精确地被称为象形文字，它并非是为了供神圣的事物，而是为了供世俗事物使用的。它们都是一些抽象的符号，可以使我们对一种事物产生某种概念。但这不是通过它与其所指事物的任何关系，而是由于人们希望以某种符号指某种东西，与它们的发音基本没有多大关系。这样一来，其后的不同民族都使用了汉文方块字，诸如日本人、高丽人、交州人等。他们以自己特有的语言的发音来读汉文方块字，并且赋予了它们与中国人相同的意义。 这些符号如此抽象，以至于人们经常可以变化其笔画数及其外形，而又使之保持着同样的意义和代表着同样的思想。埃及象形文字的情况是否也一样呢？毗邻民族是否也使用它们呢？是否有供世俗生活使用的所有象形文字呢？同一个象形文字是否可以根据在语流中的不同用法，如同在汉文方块字中那样，而具有不同用法呢？ 汉文方块字是由仓颉所创，他生活在公元前2000年。当时在埃及就已经有象形文字了吗？先生！您在此问题上可能比我知道得多得多，本人在此问题上从不敢妄下断言。我仅仅猜测到，埃及人和中国人是最早创建了伟大君主国的民族，他们可能需要符号和方块字以书写其法律和治理其民众的条文，而且他们是各自为政地想像出来了这一切。为此，没有需要使它们共同传播。难道大家不是经常看到，许多新发明是几乎同时于欧洲的不同地点开始出现的吗？ 至于职业的永久性问题，这一点在中国从未出现过，相反却是只有很少的中国人愿意学习并继承其父辈的职业，从未曾有过强迫他们这样做的必要性。一旦他们赚点钱，便进入了商贾之列，个别人甚至试图变成小官吏。我于此看到过四五个这样的人，他们有的为我们做鞋匠，其他人则做裁缝。他们离开了其店铺前往各省流动，在三流城市中做小官吏。 灵魂转世论却不能进行比较，因为这是一种晚期的理论，始终为中国所陌生，它在中国如同对待一种来自外国的瘟疫一般经常遭摒弃和诅咒。中国文人撰写了无数的书籍，以抨击这一教派，但他们却未能阻止它取得巨大发展，尤其是在民间的发展：人们到处都能看到和尚与佛塔，而皇帝的数目依然比其前世们更多地成倍增加。 先生，既然您于您的对照比较中声称，中国如同埃及一样拥有种姓与部族，那么您就一定是在某些我所不知道的游记中读到了如此之奇谈怪论，这或是由于某人非常轻率地写下的，或者是由于滥用了“种姓”与“部族”的名称，但在中国却不像在印度那样能看到这一切。由于没有一种错误不是程度不同地具有一点根据，所以我在探寻可能造成这种错误的原因。这就是我们想像的情况。中国也有无耻之徒，但这并非是由于其出身血统，而由于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他们不可能被接受为官，甚至平民也绝不与他们联姻。完全如同在公共剧场中表演的喜剧演员一般，那些荒淫无度的大臣、青年中的腐败者、狱卒牢头、那些大堂上按审案官判决的命令而对犯人行刑的衙役们，这些人绝不会形成一个“种姓”或等级集团。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都是由于一种悲惨的遭遇，而不是他们的出身促使他们从事这种耻辱的职业。当他们的后裔获得了体面生活的手段时，便会抛弃这些职业。 还有另一种贱民，人称之为“堕民”。他们只存在于浙江省，特别是在绍兴城，那里的人迫使他们在被隔离的街道中居住。只允许他们经营最低贱和最微不足道的商业，诸如出售天鸡（青蛙）或供儿童食用的小甜点的买卖，或者是在死人入殓时充当吹鼓手。当时完全禁止他们参加科举以获取功名，世人不希望与这些人有任何交往。传教士们正是据此而下了很大辛苦，才使基督徒们变得理智起来。然而，当人们下苦功研究其起源时，却发现中国始终不存在“种姓”的问题。所有人甚至包括绍兴居民在内，都一致认为，这些“堕民”大约都是被元朝摧毁的宋朝末年的王爷们的后裔。由于这些王爷们为征服中原付出的苦劳最多，所以他们后世到处占据地盘，经常拒绝服从鞑靼人。那些逃脱大屠杀的人，则被判定生活在绍兴，与其他民族隔离，处于一种受屈辱的地位。人们发现他们于雍正皇帝执政之初依然如此。雍正在一份为反对一种如此令人发指的差异而颁降的诏书中，命令“堕民”们应受到与其他臣民们同等的待遇，他们可以参与科举并取得爵位，以便其中出现贤士时，也能够充任国家公职(雍正废除堕民籍，见（清）萧奭：《永宪录》，卷二下，《鄂尔泰奏请除绍兴堕民籍》。——中译注。 ) 这道圣旨颁降天下，任何人都未曾提出过异议，惟有绍兴文士们例外。这些人思想活跃，他们的部分荣誉便是侮辱这些不幸的人，他们有权随意极端轻蔑地对待这些人。他们反对有人希望对这些人作出的赦免或圣宠，会乱哄哄地去向该城的知府告状。该城的知府感到非常棘手。因为当在民间出现骚乱时，知府深知将暂时失去其职位，那就如同一个缺少才能的人去施政一般。然而，知府是不缺乏才能的，他想出了一种可以获得成功的计谋。他将“堕民”中的显贵人物传到其大堂，用华丽而动听的词藻向他们宣布了皇帝的浩荡皇恩。他然后又如同用自己的语言一般地补充说，这种皇恩是有条件的，其中第一项条件就是他们自己不从事普通职业。这些可怜之辈于是便抢天呼地地打断了他的话，声称有些人为了自己的荣誉，想让他们饿死，因为他们没有其他的谋生手段。双方都有难处，他们便未作任何结案地下堂，各自悻悻地离去了。继此之后，“堕民”中的那些略为盈实一些的人家，便离开绍兴而赴他处安居。其中有几个人来到了北京，现今均已进入仕途；其余人也逐渐地摆脱了那种奴婢地位。 另类人是世人称之为“干家”干家，中文原名不详，大概是船工或船家的讹称，可能是指“客家”。——中译注者，其地位同样是令人蔑视的。正是这些人，今天将装载大米的船舶从各省运往京城以囤积于皇家国库。先生！您知道是元王朝令人挖掘了这条著名的大运河，以通过水路，不仅自南方诸省北运大米，而且还有供朝廷使用的其他诸多物产。他们把驾驶这些小小舟船视为一种艰苦而又低贱的职业，因而指定由那些因犯有个人过失而被判处流放的人来从事。其中的某些人成为船长，而其他人仅为普通船工。当时要让每个船工连同其全家都登上船，他们再没有其他家了，无论船只是在行驶中，还是停泊抛锚，都完全一样。有人向他们提供大米，以及他们为维生所必需的一切物品。他们之中的不少人变富了，因为这些人既不交水上运费，又不纳关税，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将许多商品都装在船上，以供到北京销售。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当朝皇帝执政期间，他明令禁止这些人为自己或为其他人的私利而搭载一定石数的大米之外的其他物品，他们为此而必须在到达北京之前交纳34次关税。这样一来，皇帝对他们如同对其他人那样，广施皇恩，却使他们付出了沉重代价，并使这种走私变得几乎无利可图了。因此，他们变得比过去更为贫穷，已无法提供抚养其孩子们的经费了。当这些孩子们想考取某种功名时，他们必须经过漫长时间的求学。 先生，这可能就是得以造成声称中国有过“种姓”的理由。如果这一切足以使人确信无疑的话，那么我们同样还可以说，欧洲的那些被判处苦役或流放的人，也形成了一个特有的种姓。其余的中国人则被分成了文人、军人、商人、匠人，完全如同在其他各地一样。 我现在来谈一下在中国非常著名的元宵节或灯节，人们认为可以将此与在赛邑(古埃及地名。——中译注)庆祝的节日相比较，中国人的这种节日也可能起源于赛邑。因为中国人的元宵节要比希罗多德(古希腊历史学家。——中译注)介绍的那种埃及节日晚许多，至少从其知名度上来看是这样的。我曾经就向中国人询问这一节日的起源，他们所有人对我的回答基本如出一辙：它是为了赞扬皇帝才设置的，在年初为百姓表演一场节目。其中一人向我指出一本书，其书名为《事物纪原》。此书系于前朝成书，共分十小卷《事物纪原》十卷，系宋人高承撰。——中译注。这是一部有关习俗及其起源的文集。作者列举了他所写内容的征引书目。下面就是在有关灯节的条目中讲述的内容。 在唐朝睿宗皇帝统治期间，于被称为“先天”(此处《事物纪原》原书有误，“先天”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年号，而不是睿宗皇帝的年号。——中译注)二年时，某一位叫做婆陀的人请求于元月十五日夜点燃灯百千盏，皇帝出宫以亲眼目睹这一景观。为了与民同乐，他命令开放门禁，即整夜不关城门，允许在所有街道中自由散步，而不必害怕受阻。人们在同一部书中还可以读到，在宋朝开国（公元960年）皇帝统治年间，帝国国泰民安，五谷丰登，皇帝希望灯节一直持续到同月的十八日，以使他与万民同乐。但继他之后，这些娱乐活动被压缩为三天，于十七日结束，正如当今仍在实施的那样。这一节日伴以各种烟火。同一作者于下文不远处又补充说，在周王朝统治年间（未具体指出时间）要在祭“天主”时燃灯，在汉代，当佛教传入皇宫时，该皇帝（指汉明帝。——译者）便下令燃灯，以使佛法更为光辉照人。 还有另外一部书，叫做《千家类书》(疑为《干家类纂》。——中译注)，如同前一部书一样，是引自作者阅读过的不同书籍的习俗集本。他提出，在共延续了八个世纪的周王朝执政期间，有一位他未指名字的皇帝，允许元月十三日夜出街。作者补充说，这就是燃灯。 先生，这就是我找到的有关灯节（元宵节）的全部资料。虽然这一节日在中国很古老了，但它似乎是在睿宗皇帝时代才变得著名起来。我让您来定夺，究竟是中国人还是埃及人在时间上是最早庆祝灯节的。 有关在中国和埃及这两个民族之间的其他相似之处，诸如他们对于先祖习惯那不可侵犯的执著，对于双亲、国王和老叟的尊崇，对于科学和艺术的酷爱等，我仅仅讲述我想到的情况，而不企求让别人服从自己的看法。 在民族大分散之前，诺亚的三个儿子闪、含和雅弗，都从其父亲那里，至少是在口头上，学会了有关科学和风俗理论方面的知识，尚且不讲他们在诺亚洪水之前，从那些最年长者身上学到的东西。由于他们可以利用这一切，所以当他们进入诺亚方舟时就已经结婚了。诺亚可能继续向他们施教。如果诺亚更偏爱于此者而非彼者，他的选择就不可能会落到含的身上，此子于其后裔中不大受到尊重并受到了责骂，埃及人便出自于含的后裔；诺亚的选择更有可能是落到闪和雅弗身上，他们都是受恩宠的孩子。雅弗及其后裔很快就忘记了他们受到的教诲，但在中国繁衍子民的闪之后裔却截然不同。他们很早以来便形成了一个大帝国，如同同一个家庭一般地治理其国。这是使他们从其先祖那里接受的风俗习惯与科学的重大准则得以延续的真正办法。 埃及人也是最早（如果要相信他们所说的话，甚至是所有民族中的最早者）形成一个帝国的民族，他们培养科学精神的发展。如果大家愿意这样讲，那也可以说他们比中国人获得了更大的成功，因为他们可能具有更多的天才并更好地致力于学习。无论如何，我觉得大家始终都可以说，中国人和埃及人自分别之后，便再无任何联系了，但却在许多事情上颇为相似。他们各自于其一方，都在不同程度上根据各自思想的差异，发展了其文化底蕴。因为即使在几个兄弟之间，这种思想差异一般也都甚为悬殊，更何况在他们的后裔之中了。 先生，使我感到惊讶的事，则是世人在尊敬父母和老人问题上，在中国人与埃及人之间进行了比较。这些人应该是对其父的罪孽确有憎恶。由于我仅仅在文集中阅读他们的历史，所以我对于有关他们的具体情节只有一种很有限的想法。这两个民族之间会在今天出现巨大差异，便是其一方几乎失去了昔日的光辉，而另一方却在同一基础上始终在延续着。埃及人现在变得如何了呢？他们的科学、他们的法律、他们的习俗究竟都到哪里去了呢？他们昔日的强盛只剩下一大片断壁残垣及其带题记的断裂柱子了，战胜他们的人摧毁了一切。由于其王国既不太大，人口也不多，故而无法阻止其敌人的征服。 出于完全相反的原因，中国也曾多次战败过，但它却削弱了其战胜者，迫使敌人服从战败者的习俗，并使胜利者发生特别明显的变化，以至于人们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辨认不出他们来了。这是一片海洋，它使所有注入其中的江河都变成咸水。我是希望说，中国的征服者们被迫按照中国的法律条文、道德准则和风俗习惯来统治该国。他们既无法改变汉人的性格和语言，甚至也未能将他们自己的语言传入他们建立朝廷的城市。总而言之，他们的后代都变成了汉人。 金和元王朝便是这种现象的一种明显证据，这一证据又被现今仍在位的鞑靼——满族人所确认。他们能够改变的仅仅是衣着形式，及迫使百姓剃发。其余一切都一如既往地延续下来了。在他们入主中原尚不足百年时，他们在风俗习惯、举止风度和外形方面都已经彻底汉化了。他们只讲汉语，即使在北京和在满族人的家庭内部都一样。他们甚至必须将其孩子们送往学堂，学习用鞑靼语读书和写字，以便能够进入使用这两种语言的部院；在各省中，人们根本不知道怎样讲满语，在一万人之中，也只能勉强发现一个人会很困难地使用这种语言。 上文已经指出，中国人是出自于闪的后裔，但又未具体解释清楚他们是闪的儿子中的哪一位。我们的一名传教士曾写道，中国人出自法勒的幼弟约坍，法勒与约坍二人均为希伯的儿子。我个人认为他为此而提供的理由证明不了任何实际情况，于事无补。 第一种理由是，《圣经》中继提到约坍的十二个儿子之后，又指出（《创世记》第10章，第30节）：“他们所住的地方，是从米沙直到西发东边的山。西发山位于阿拉伯半岛（正如人们一般所认为的那样。绝非是这些山脉之一形成了伊玛奥斯山，这后一座山脉的最南极位于西藏境内，叫做冈底斯山；另一部分即恒河的发源地，叫做朗格尔；其直到鞑靼地区的北部叫做贝尔羌，即今天的阿尔泰。这些通向中国的道路并不为约坍所熟悉，这些名称也都晚于最早居住于山区的人所起的那些名称。 他所依靠的第二条理由是，由于是尧皇也被中国人称为尧唐，此名酷似约坍 ，所以正是约坍或其孩子们在中国繁衍居民。这条证据（如果这确实是一条证据的话）确实有点模棱两可，并将绝对会被希伯莱教徒们所摒弃。其主要原因在于约坍本人，因为人们无法证明他个人进入中国的时间。至于其后裔们的情况，我看不出会有更多的理由断言他们缔造了中华帝国，或者是有理由断言约坍的其他兄弟的后裔们会这样做。 但无论是闪（中国人即出自于他）儿子中的哪一个，他们在进入中国时，似乎继他们之后而关闭了中国汉地的大门，非常严格地只为外使开启城门。我觉得颇为令人瞠目的一点，则是他们的西部近邻，从西藏一直向南的查谟（这些人也可能是闪的后裔，无论后者在风俗习惯、语言、面部轮廓以及全身的外形方面，与中国汉人有多大差异也罢；他们是一些粗俗的、无知的、懒惰的人，而这些实质性的弊病，在汉人中却非常罕见。当这些鞑靼人中的某一位到达北京时，人们便会向汉人询问这种差异的原因，而汉人便回答说：“水土所致。”也就是说这一切均出自水土，该地区的自然环境使人体，甚至使其居民的思想都发生了某种变化。 我觉得这一切比在我见过的其他所有国家中都更为真实。我还记得，当我随皇帝銮驾前往巡视鞑靼北纬48°地区时，我发现有南方的汉人定居于该地区。他们的孩子变成了真正的蒙古人，其头缩在脖子上，双腿的膝盖外翻，于其整个风度中显示出了一种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不洁。我由此便得出结论认为，如果过去曾有几个埃及人进入中国并在那里定居，那么他们也完全变成了中国人，以至于不再有任何往昔的遗痕了。居住在河南省会开封的一小批犹太人的情况也如此，遍布在整个中国的回民（摩尔人）情况也如此。如果他们不注意保持诸如割礼和忌食猪肉那样的其宗教的外部标志、诸如白布帽那样的某些穿戴标记、蓄留剪短的小胡子的习惯，以及他们制定的只能内部联姻的法律等，那么人们就完全无法辨认出他们来了。 先生，另外还有一件您很难理解的事，这就是在中国经常出现歉收的荒年饥岁。您可能会说，这怎么可能呢？中国人是勤劳、朴实和具有高度技巧的人民，居住在世界上的一个最美丽和最肥沃的国家，皇帝以其英明和智慧而形成了该国的主要特征，让他们来治理整个国家，他们怎会经常面临报界经常提及的这些饥荒呢？也就是说，怎会经常面临人类技巧最容易排除的那种天灾呢？人们在欧洲却会看到一些贫瘠的国家，由缺乏多种此类优越条件的民族居住，但他们却从未或者是几乎从未受饥荒折磨。我承认，这种异议更受那些未曾仔细研究过中国的人所接受。仅仅在那里停留一段时间也不够，必须对在这方面出现的事多作思考。 先生，您因此便已观察到，在一个荒年饥岁时期，汉族人不可能从其邻居那里得到任何帮助，他们相反却被迫向其邻居提供帮助。如果您先从南方省开始，再北上经由贵州、四川和陕西诸省，一直到达万里长城，那么您就只能会看到令人望而生畏的大山，大部分由某些尚不开化的人居住，人们称之为“苗子”、“长仡佬”（。他们拥有自己的头人、自己的法律，并且操有一种不同的语言。他们经常入侵平原地区，蹂躏辽阔的地区，而人们至今却又从未能驯服他们。特别是今年，他们拆毁了清朝政府军的兵营，抢劫了邻近的城市。清朝皇帝必须派遣由各省抽调的二万大军驰援，以使之与平时驻守边境的军队会师在一起。 在中国的北部是蒙古人。他们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驯服的民族，但却懒惰，仅仅为供自己食用才播种五谷，其畜群弥补了他们在食物方面的匮缺。长城附近的许多贫穷的汉人在三四十年之前，获许越过长城。他们开垦并耕耘了最好的土地，收获了他们消费不完的小米，于是便将多余部分运往了中原。 在中国的东北部是辽东省，我曾从其一端穿行到另一端。其省会叫做沈阳，满族人称之为盛京。整个地区酷似法国洛林和勃艮第伯爵封地。该地区很肥沃，但由此运输粮食却太远了，于冬季根本无法通行。但冬季正是从那里向北京调运大批的冷冻野味和冻鱼的季节。或者是按照汉人的说法是带“冰衣”的肉类。 朝鲜并不向中国提供任何粮食。江南和浙江诸省都东部临海，距日本也只有三四日的航程。但据我们所知，它们的任何船舶都不敢冒险去那里寻求粮食。这也许是人口已经稠密的日本，没有剩余粮食了；或者是自它闭关以来，受到了过多的当众羞辱。 中国南方的福建省濒临大海，面对台湾岛，它只是属于中国的一道边境线，当台湾受饥荒之苦时，大陆则必须向它提供粮食。 广东省的南方只有大海和某些遥远的土地。我尚记得，在某一年，那里的大米极其昂贵，康熙皇帝将我与另一名葡萄牙耶稣会士召去，向我们询问澳门城是否可以为广州城提供大米，一直等到从其他省份运往那里的大米到达为止。我们感到非常惊讶地听人讲到，澳门既没有大米库存，也没有小麦、水果、青苗和肉食，它一般都要从中国大陆获取一切生活必需品。 我最终结束了浏览整个中国。先生，您已看到，中国中原的周边地区无法在需要时为中原人充当财源。因此，中国始终处于与法国在1709年基本相同的处境。尽管中国当时有些富庶的毗邻地区，但它却无法从那里获得任何东西。这些邻邦甚至要由中国来供养，因为他们全力反对中国能从其他地方获得的援助。敌对的和贫穷的近邻，与人们在荒年饥岁中所期待的帮助相比较，这完全是一样的。 假如情况确实如此的话，那么中国就必须自己养活自己，它从其不同各省获取养活其数量巨大居民的物资，这就是那些贤明皇帝们自古以来都关心的国家大事。事实上，并非是今天才在所有省份和略具一定规模的几乎所有城市中建立起官仓，以便在困难时期减轻民众的饥苦。人们至今尚可以读到古代皇帝们的诏令和上谕，其中对于其受灾臣民充满了最温柔的词藻。皇帝们声称，他们在未能减轻大众苦难时，寝食不安。 我认为，中国由其汉族皇帝统治的时期，皇帝视其臣民如亲生子女；他们必须在颁布诏令之后严密监视执行。今天，从理论上讲，依然如故，皇帝仍以同样的方式降旨，很容易使得在各省份接到已颁布的诏令的官吏们不折不扣执行它们。但在朝廷中，人们都恢复了这些美好表达方式的真正价值，由此缺乏采取执行这些诏令的有效途径，事实上只有半数诏令才能有效回应。只有皇帝才爱其子民，而在皇帝依靠为其效力的官吏中，其爱民之心却无法与皇帝相媲美。因此，这就是本国出现的一切灾难的原因。 当在某省或者仅仅是在某一地区歉收缺粮时，无论是由于极度的干旱，还是由于某次突如其来的水灾，大官吏们都会使用官仓，开仓放粮济民。但他们又经常发现官仓空虚。正如我将于下文所指出的那样，他们令人搜集资料、进行查验和追查，尽量拖延将这一切通报朝廷，因为这都是一些令人不快的消息。等到不能再拖延时，才最终向朝廷上表。这些表章传到了北京的朝廷部院，经由多道手传递，数日后才上奏皇帝。皇帝立即命令朝中权贵们聚集起来，讨论减轻民众苦难的方法。在等待期间，皇帝颁布非常动听的诏令，人称之为“上谕”，在整个帝国中发布。接着便是有司衙门的决定，它在一般情况下是请求皇帝委派宫中最贤明和廉正无私的官吏负责放粮赈民事宜。他们有时也亲自 以上便是在最偏僻省份的惯常做法。因为在朝廷和附近的省份中，有可供十年消耗的大米供应。在北京，从来都不会发生价格暴涨。如果价格略有上涨，那么皇帝便会以平价向民众出售官仓的粮食。对于其他省份的缓慢行动，却出自于其他多种原因。我将触及其中的几种原因，它们是可以使你们了解事实真相的。 第一种原因是，那些负责官仓的首席要员们，都将官仓的看守工作委托给了一批货真价实的贪官。这事实上就如同一批饿狼看守一家鲜肉店一般。这些流氓恶棍使用千般花招进行盗窃。他们向一品大员们呈奏，后者再直接上表皇帝说，仓储大米太陈旧了，潮湿已使之腐烂，米蛀虫已将米蛀之一空，绝对必须将大部分大米更新，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们全部抛售，以重新采购，但这样做会使皇帝遭受重大损失，最佳对策是在米价最昂贵的月份，把它们分配给那些可靠的人，一旦新粮收获，他们都必须以优质粮归还，甚至还可以加收高利息。一旦当这些粮仓管理人获得准行之后，他们便将这些事实上是完好的大米抛售给富人，买主以现钱支付，然后再以此从事投机交易。当有上司视察粮仓时，这些贪官污吏们便出示那些带双层底的大箱子，其中只装有很少一点大米。他们声称其他的箱子都是空的，因为今年收成很不好，人们只能归还一部分，其余的将会逐渐返还，不应该向负责人施加压力，因为害怕他们逃离该省。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一次饥荒，那就要将此呈报朝廷。朝廷于是便会下达开仓赈灾的圣旨，人们便会发现所有粮仓都空空如也！那些往往从中得到了全部利益的官吏们，都会为他们的渎职而受到惩罚，朝廷或把他们免职，或把他们召回。“硕鼠”（正如本地对于贪官们的称呼）们被逮捉、桎梏加身、受到鞭笞或被流放，最后是所有人都被判处连带负责地退赔。这一切都要求时间，对于目前的灾情却丝毫无济于事。黎民百姓始终在等待和怀着希望，在无任何减轻负担的希望中死去。当该省摆脱了其无益人口之后，便会再次变得富裕起来。 饥荒的第二大原因并不是如同人们相信的那样，是由于中国人口众多。我承认，众多的人口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这一切。然而，我认为中国提供了足够其所有居民们生活的粮食。但这是由于那里不充分地珍惜所有的粮食才造成了饥荒，人们令人震惊地消费粮食，以酿米酒和烧酒。无论是在南方诸省，还是在北方各地，这就是一大灾难之源。该地区的那些统治者，对这一点不会不知道，但他们反为此而提供了一剂无效之药。例如，他们多次严禁在这个北直隶省制造烧酒。到处张贴朝廷的布告，并由统治者们在所有的城市中公布。那些被指派从事巡视的人遍访所有的酿造厂。如果酿造厂没有东西给他们的话，那就会摧毁所有的烧锅。但如果酿造厂以金钱贿赂官吏们，他们便视而不见，然后便往其他地方去施展同样的伎俩去了。首席官吏有时也会亲自出巡，那就会抓捕酿酒工人，再将他们投入监狱，判处他们被鞭笞杖责和桎梏加身等惩罚，但从不会对他们判处死刑。这样一来，酿酒者们便会变换地点，隐蔽起来，然后再重新开张营业。 所有这一切都具有一种纯属演戏般的样子。因为无论是在城市中，还是在其他地方，人们绝不禁止出售普通的黄酒和烧酒。每天有大量装满这种商品的小车驶往北京，它们在分散于城乡一千多家店铺中销售。商人们在城门口要交纳关税。如果他们想实实在在地执行禁令，那么难道他们不会令人关闭这些销售烧酒的店铺吗？难道他们不会对首次售酒课以巨额罚款和二次售酒便被谪遣，而禁止销售它吗？但对于应在这方面作出表率的人来说，自我禁止这种饮料的代价太昂贵了。 这种烧酒造成的恶果并非仅仅是饥荒，它还是在诸大城市尤其是在北京经常发生火灾的最常见的原因之一。且听其详。中国人不喝未被加热的普通酒和烧酒。特别是在晚上临睡之前，他们都要饮用酒，尤其是商贾、匠人和兵勇们更为如此。他们每个人都于自己的卧室中有一个石炭炉子，于其上面熬米饭、煮茶并同时加热他们睡觉的土坯炕。他们也是在同一个炉子上，于晚上温热这种烈性酒，就着咸菜而饮酌，只花很少一点钱便可酩酊大醉。他们会让这种烧酒溢入火中，火苗很快便会直冲天花板，而他们的天花板又都仅仅是以柳条编织物搭建而成或者是用纸糊框架搭成，其高度不过超过人头高度三四尺。这样一来，一刹那间，整间房子便陷入了一片火海。因为商贾们起居的房间和大部分民宅，仅以墙壁的主体而与邻居相隔，房架往往都互相连接在一起。火势迅速蔓延，在人们得以扑灭它之前必会造成巨大的火灾。 我们除此之外还应补充一条，过度地饮用酒精饮料，会造成大批小民死于一种叫做“噎食”的疾病，人们尚未找到任何可医治此病的良药。这种饮料逐渐地烧毁了喉咙，使食道和上呼吸道严重干枯，以至于使人无法下咽任何食物，甚至不能吞咽清水。这样一来，由于缺乏营养，病人便必死无疑。 如果不是饥荒使中国拥有的巨大数额的人口每隔一段时间大大减小其密度，那么中国就很难和平地生存下来。在中国过去绝没有如同欧洲那样的战争，也没有瘟疫，更没有流行病。人们刚刚在一个世纪前后才极稀罕地看到这一切。在每年的农历三四月间，确实是于民间流传一种疾病，但它只能夺走很少人的生命。因为一旦降雨时，它便停止流行了。然而，当饥荒爆发时，人们会完全忽略为此提供药剂。那里很快便会麇集起一大批小偷，其逐渐增长的数目可能会在一个省内造成动乱。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断地下命令，来来往往运输东西，似乎是作出了许多运动，所有这一切都使人感到很高兴，一直到再没有饥民为止，或者是一直到民众再不愿意接受救济或再不能赈救他们为止。这样一来，这不是用一种基督教的慈善去拯救贫穷人，而使赈灾仅仅成为国家的一种理智行为，或者仅仅纯粹是天生的慈悲心的补偿。那些受痛苦折磨的人在必需的时候，则很少会减轻痛苦，或者是以他们所需要的方式减少痛苦。 先生，您曾向我询问，此地是否出现过北极光。您希望我向您汇报这一切，但我在这一问题上却无法使您感到满意。在这里，天空拒绝向我们呈现它在巴黎使您们看到的那种美好景象。我几乎可以相信，这是天主出于对中国的那些可怜的数术学家们的慈悲，出于我已有幸于上文向您讲过的那些原因。我迫不及待地等待您那部有关这种天象的精辟论著的到来，我将会手不释卷。我希望能从中找到可以澄清我在此问题上的某些怀疑的内容。现在没有必要向您作详细阐述了。我仅仅向您指出，我并不觉得如此一点火光和如此一点亮光，会出自我们的大气层。我是想说，环绕着整个地球的这种流体，人称之为“大气”或“空气”，于其之上必然还有其他发光物质。它永不休止，而是在循环流动，或者上升，有时也会下降得很低，以达到我们大气层的边极或其巅峰，并且以某种方式而自燃发亮。这或是由于这种混合物体造成的发酵所致，或者是由于与其他异体相撞而成。事实正如我们看到火出自以钢碰撞的燧一样。撞击体既不一定具有能令人感觉到很大的体积，也不一定具有特别大的重量，以至于使我们的大气能在某种极限内支撑它，并使之于其上部漂浮。先生，您是否相信，我们地球的大气层如此之圆，以至于它不会根据地球地势的特征，而具有高低、三角状和金字塔形之别呢？它们对此能垂直性地相适应。因为我觉得，大气并非到处都一样粗大、浓厚、密集或沉重。它根据当地的特征而有别，最粗大的气柱挤压最微小者，并使之上升到其他气柱之上。因此，这些气柱很容易遇到我已讲过的那种物质。假如这些气柱具有易于着火的倾向，也就是说它们比附近空气的其他气柱或气基有更多的硫分子，或其他可燃物，那么它们就会着火。 北极光的回归则相当清楚地说明，造成它们的物质都往往返返，接近或远离我们。但这种不规则运动是自何处而来呢？使之转动的原因何在呢？北极光与其他异常天象（如与黄道光、彗星光等）具有某种关系或联系吗？这是我所不知的事，也是我可能要阅读您的著作而努力学习的内容。 在写完我的书简之前，我将以该国的一种使我非常感兴趣的新闻来结束它，您可能在某处已有所闻了。 在雍正拥有的数位皇子之中，现在仅剩下三人了。他们中的任何人都非嫡出。皇后薨逝已有时日，未为他生子。三子之中的长者年龄二十六岁，在无任何反对意见的情况下登基，虽然他只是被秘诏立为太子的，也正如他自己面对全朝文武大臣而宣布的那样，向他们指出了立储秘诏的年月日和地点。 举国臣民们获知在8月之后将会出现日食。他们不会放弃机会无聊地议论皇帝的这次暴卒，就如同日食提前对此产生了影响一般，因为这一年剩余的全部时间都是在属仍归于晏驾皇帝的年号中流逝的。下一年初才改元并启用新年号，已经决定新年号为乾隆。 最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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