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三位神父就这样英勇献身了，那是因为他们太爱他们的丰县学校。尽管被完全剥夺了司铎职位，他们还是决定把他们的学校开到最后一分钟，甚至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尤其对于那士荣神父来说，这个一直都认为自己的一生都将奉献给传主的福音的神父。而在他加拿大初学院的学生生涯结束之初，首先被派往他家乡附近的教区教书。也就从那时起，他深深地爱上了这一工作。在他1937年写给他的院长的信中，他还曾表达过想把他的一生都献给教育事业的想法。又是怎样的巧合啊，不久以后，他将为了这一事业献出了他的生命。

    丰县的囚禁者们，有时会抱怨他们整天被关在屋子里，无法完成他们的传教使命。当然，他们毫无疑义地认为，这一使命是他们的真正的本职工作，但既然目前无法从事这一工作，也不能无所事事，浪费时间。1942年1月，屠神父给大家分配了新的一年的工作。谈德义神父负责天主堂的唱经班和宗教司仪；隆神父负责城里的教友联络工作；那士荣神父将教授高年级的数学和天主教教理。屠神父负责学校的全面工作。由于城里另外两所官办学校的竞争，他们的学校必须保持他们的教学质量和声誉。然而，好的教师要花高价才可请到，因此，缺少资金成了个大问题。

    在他的1月29日的日记中，那神父这样写到："今天中午，屠神父神情恍惚的坐在桌边。大家都在想可能发生了什么事。'一会儿，我要告诉你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对我们来说，这真是飞来横祸啊！'一个重要消息，对于被囚禁中的我们来说，真是少有。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疑问缠绕着我们，顿时使我们的食欲大减。终于到了课间休息时间，我们问屠神父，到底是什么消息？'没有任何资金可以从上海教区发出来，今后，我们不会再接到从徐州转来的汇票。因此，可以说，我们的学校只得关门了。'他回答我们。"

    "这对我们来说，真可谓当头挨了一棒。我们开始困惑天主的真正用意。最近这些年，传教仍在运行，但进展甚微。大家不得不用秘密的隐蔽的方式，传主的福音。因此，我们应该更虔诚地相信天主"那士荣神父继续这样写到。

    屠神父自己有一点点儿积蓄。2月春节过后，学校又开门了，共有130名学生，其中40名是教友。那神父教授数学、地理，并兼作训导主任。同时，他还继续自修提高中文。他感到生活又变得有声有色起来。因为他的学生们个个都生龙活虎，聪明仁义。

    "1942年的圣主日，整整一个星期，我看上去比我的学生们更激动，更紧张。尽管学校还没有停课，但情况已很危险。我不停地对我的学生们重复，'天主的恩惠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它不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让我们虔诚地祈祷吧！'晚上，学生们到公共宿舍就寝前，我和他们一起默默祈祷。时而，向他们望一眼，没有人讲话。其中有几个双漆跪着，向天主痛悔他们白天犯下的罪行。第二天，一个15岁小家伙问我：'神父，在我的书里，有两个字我不懂他们的意思。默祷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不是太复杂，'我向他作了解释。"

    "新学期的第一顿公共餐后，两个学生来找我，'神父，蔬菜太少了！'经过调查，我知道，这两个孩子来自比较富有的家庭。在我们这儿，伙食不是太糟糕，可以说中等水平。每一个人都得看好自己的饭碗，如果他们中的一个贪吃的话，其他的就没的吃了。这两个学生请我准许他们出去买蔬菜吃。我要求他们要遵守校规。"

     下面这段文字，让我们来看看那神父是怎样来描绘他的地理课的。"整个下午，我都在上地理课。在我前面的墙上，贴着一张很大的世界地图和一张欧洲地图。一个学生对欧洲地理不清楚。我没有只一味地谴责他，而是要他放宽眼界。他自我辩解道：'我们只学过中国地理。'晚饭前，他又来找我，这帮小滑头们，课后，他们又去问过隆神父了。现在他们可以区别5大洲了。甚至可以辨别出哪个是法国，哪个是意大利。当然，有一些很细的东西，他们还是会搞错，比如他们以为英国是德国的殖民地。"

    当天晚上，是中国传统的元宵节。城里到处洋溢着喜气洋洋的气氛。那士荣神父也带着他的学生们去看热闹。他是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的："大街上，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无论大人小孩都用竹竿挑着一个灯笼。彩灯、锦袍和珠光宝气交相互应，使人们眼花缭乱。欢笑声掩映在灯光烛影里。这些处在非常困难时期，仍懂得享受生活乐趣的中国人，真的使我很感动。我混杂在人群中，怀里抱着一个小孩，为了能让他也看到这热闹的场面。我买了一些糖果和炮竹分给孩子们。"

    4月7日晚，人们告诉我们城里今晚放电影。因为没通电，人们利用一个装在卡车里的马达。我和我的学生们也赶去了。地点是在一个破荒庙里。人们挤在一起。开始放一点音乐，接着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有人出来向我们道歉，请我们再耐心一点。最后，人们再通知我们由于马达坏了，电影只好作罢。

    "有时，晚饭后，我们和学生们坐在一起聊天。孩子们总爱提问题。我们可以说无话不谈。今天晚上，我提到我从他们的中国诗歌史课上偶尔听到的中国诗节选。我还给他们讲一点法文诗，并给他们朗诵了几句。"

    他5月31日的日记中写到："今天早晨，一个可怜的孩子来找我。他看起来很悲伤。他的父亲过世了，他的家庭只拥有一亩麦田。而昨天晚上，有一半的麦子被人偷了。'为什么，昨晚你没有看麦子呢？'我问他。'我家没有男人，妈妈又病了。''你爷爷呢？''他来城里陪我一起睡觉。''为什么他不留在村里看麦子呢？'孩子没有回答，眼泪在眼圈里直打转。他只是看着我，泪水顺着脸颊淌下来。'到底怎么回事，你倒是说话啊！''每天晚上，是爷爷把我送到城里来为了让我能望弥撒礼。'谈德义神父也在一旁默默听着，他的眼睛也渐渐湿润了。'可怜的孩子，明白吗，在麦收时节，你最重要的事情，是帮你的爷爷收割麦子。天主愿意让你这么做。麦子收割后，你再来望弥撒。明白了吗？'

    丰县的那神父也有感到很欣慰的时候。例如，有一次，他正在批改他学生的作业。一道题问：'举一个例子证明天主的存在。'我的一个学生是这样回答的：神父们的心地是那么善良，这表明了天主的存在。我的这个小学生的回答比那些智者的论文的回答，更富有哲理。"象这样的故事举不胜举。那神父常常向其他神父和教师，讲他的学生们的小趣事。"一次，一个最多10岁的小家伙来找我，他的膝盖摔破了，我给他涂了碘酒。接着，我们开始聊起天来。'神父，你是不是总想要一只猫？''是啊！因为我的房间里有好多老鼠。''我的母猫下了5只小猫，我将给你留一只。你喜欢什么品种的？''总而言之，我喜欢好的！''好的，你要公的，还是母的？''公的''为什么你想要公的？公的不好，它们会偷东西吃，这样一来，它们就不捉老鼠了。''那母的呢？''母的好！越是母的，越能多捉老鼠！'这小鬼灵精，我在心里想，是否他是想取笑我。但他的眼里没有歹意，充满了质朴。他又向我讲起教他们天主教教理的隆神父的事。'隆神父经常在黑板上写错别字.. .. .. ''当他讲话时，你听得懂吗？''当他说话时，我可以听懂，但发音很好玩。但他在黑板上板书时，总有几个字他不知道怎么写.. .. ..'

    7月底，更确切地说7月31日圣依纳爵瞻礼这一天，屠神父在他们的住所举行了一个宴会。他成功地筹到足够的款相来支付学校的开支。那神父是这样记述当时的情景的。"大约5点钟，客人们都陆续到了。一共有15人。我们一边聊着，一边喝茶，用点心水果。这个聚会是专门为了感谢他们慷慨解囊，资助学校的义举而举办的。他们当中，有很多面孔我是第一次见到。而屠神父自己，虽不能完全说出他们的名字，但对他们的面孔却都很熟悉。客人们没有穿传统的长袍马褂，而是穿着便服。大家说话都很随便。18个人围坐在十平方米大小的饭厅的饭桌旁。由于没有足够的地方，放下那么多的椅子，有些人只好坐在园木墩上。客人们吃得很少。糕点和糖果对他们来说都太甜了。大多数中国人偏爱咸的东西。当然，他们对我们宴会的丰盛还是赞不绝口，而我们也照惯例对我们的招待不周表示歉意。客套话过后，大家开始很随便地聊起来。谈论着我们只知一知半解的战事情况。感叹时局的不稳。接着，他们问起，加拿大我们父母的情况和那里的风土人情。警察局长曾见过北美式样的木制房屋，相比较我们的中国简陋小屋，他开始赞扬我们是如何的大公无私和崇高，放弃了北美的优越生活来到中国传教。他是一个很正直的人。因为在中国非教友的眼里，那些放弃了优越生活而选择过一种艰苦生活的人，不是英雄就是傻子。当然，他不认为我们是后者了。"

    接下去的几个月，学校的生存又有了保障。繁重的、单调的教学工作又开始了。那士荣神父不知疲倦的工作着。除了每天温习几小时的中文，他还饲养着一些鸡鸭。更不要说，有时他还得充当家庭护士，为教友们看病敷药。每星期，他上14小时的课。在加拿大，我认识一些教师，抱怨他们的课业太重，想想看，我们的那士荣神父每天还要批改他学生写的中文作业。

    那士荣神父在写给他的上海的朋友的一封信中，高兴地写到："每星期我上14堂教理课，除此之外，中文教师还答应给我单独补习中文。照此下去，生活将会又充满生机。

    "我的一个年仅16岁的学生，三天前家里捎信来让他回套楼镇-我从前的堂区。因见他久未回去，他的父母前来学校把他带回家。他得知，明天就是他新婚大喜的日子。他是他家里唯一一个受过洗礼的人。很久以来，他就表现出想献身天主，成为神父的愿望。然而，他的父母给他订了婚，当然事前没有同他商量。他是独子，将来要继承不少的土地。在中国，象他这样处境下的孩子，只有两条路可以走：或是顺从父母的命令，或是象我们这里的一个中国神父的侄子一样，在婚礼前夜逃走，从此和家人脱离关系。这在中国，对于有钱人家的孩子，这是很难能可贵的英雄之举。"

    "这个学生真是值得同情。他在我面前，热泪盈眶。他想逃跑。但经过一番祈祷和思考之后，我感到在这种情况下，天主的意志，还是要这个可怜的小男孩顺从他父母的意愿。我安慰他说，虽然你当不了神父，至少你还可以说服你的家人和镇子里的非教友信奉天主。这稍稍使他感到好过了一点。他走了。婚礼两天后，他又回到学校。星期一，他又回到课堂上课。如果事情照次发展下去，我的六年级的学生，不久都将成为一家之主。"

    1943年2月，新学年又开始了。然而学校的资金问题变得更严重了。屠神父没能筹到这个学期需要的一千块钱。几个他认识的在军队里供职的他的中国朋友都离开了丰县。至于说当地的日本人，只是袖手旁观。他们只是很喜欢我们有时送给他们的糕点和小礼物。而他们却从未回过礼。因此，就只剩下城里的几个有钱的生意人，可以求助来维持天主教会学校。1942年7月和9月，屠神父两次邀请他们来喝下午茶，对他们表示感谢。因为还要仰仗他们，屠神父又在考虑重新邀请他们。最终，经过一个月的等待，1943年3月9日这天，他们正好都在城里。神父们在他们住所的饭厅里宴请了11位捐款人。而选定这一天，纯属偶然。宴会气氛很活跃。客人们充分肯定了屠神父和天主教会，在困难时期为丰县所做的一切。三位神父也各自表达了对他们的感谢！

    学校的生存好像又有了保障，然而，这三位加拿大神父却将为此，献出他们的宝贵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