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中国不仅到处弥漫着内战的硝烟，而且一部分领土已处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其中徐州已完全被日军占领。那士荣神父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来到徐州的。传教士们不得不遭受着飞机的轰炸、日军的蹂躏和土匪的敲诈。他们居住的村子和城镇被一次又一次的占领和失守。每一次都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炮弹、炸弹和子弹不断的落在教堂里，吓得教友四处逃散。那士荣神父在1938年11月13日他的日记中写到：既然天主容许那些不怀好意的人制造这样一场令人发指的战争，他有足够的神力来扭转局面。但愿我们这些他的福音的传播者和信仰者，通过我们的祈祷、施舍甚至生命来尽我们的一份责任吧。

    尽管十分危险，神父们还是不停地在被各种军队和土匪轮流占领的道路上奔波。天主保佑着他的传教者们。但有时他们还是难于幸免一死。在一次飞机轰炸中，一位神父正在象往常一样跪在地上作长祈祷。一颗圆形炮弹擦着他的头皮而过。顷刻，他就没了命。而教堂也弥漫在一片火海中。人们立刻在水井和教堂间排起一个长队，来一个接一个的传水救火。忽然，听到一声大喊。水井没水了！一个神父跑过来，由衷的感激他们不停地汲了24小时的水井，并祝愿它再生出水来。

    刚刚来到中国的年轻神父高文奇迹般地死里逃生。那时，他正在徐州东部的一个叫绥宁的小城市传教。日军刚刚占领了这个城市。在教堂上空盘旋的轰炸机不断地向下抛着炸弹。其中一颗正好落在他的卧室里，顷刻间，他的被褥被炸得粉碎，铁床也拧成麻花状。而他本人却只是前额擦伤，被大家在瓦砾碎片堆中找到。难道这是天主给他的一个预言吗？片刻之后，他在冯司修和罗文豪两位神父的陪伴下，一同骑着自行车上路了。穿过村子时，枪声在身后乒乒乓乓地响起来。冯司修神父的肩膀严重受伤，而这一次高文神父被击中腰部，倒在地上。由于没有看清对象就开枪的日军很惊慌，他们马上包裹了受伤的神父。高文神父感到他活不了多久了，他微笑地对罗文豪神父说：我来到中国只有两年的时间！但愿这不会使那些将要来中国的加拿大传教士们害怕而不敢来了。希望神奇伟大的天主排除他们的顾！啊！我将为我所恭敬的天主献出我的生命.. .. ..  救护车把他们送到徐州医院，几天后，在几番痛苦挣扎之后，他终于闭上了眼睛。

    传教士们不得不总是在枪林弹雨中穿行。因此，日军要求他们在自行车上插教宗旗，以便于识别，好让他们通过。但如果碰到视力欠佳或忠于职守的哨兵，端着枪冲着他们喊，他们就只好停下来。解释、道歉之后，再重新上路。但走不了多久，又会被叫停下来。有一些小插曲，是他们不会轻易忘记的。在1939年12月26日，那士荣神父写给毛纶神父的一封信中，他这样写到：主保殉道烈士瞻礼这一天，神父们来向我祝贺，被正是任命为土山天主堂的本堂神父。庄严的弥撒和虔诚的告解圣事之后，我们围坐在一起，静静地体味着这一年来少有的片刻宁静。这一天，我用妈妈捎给我的枫叶糖招待我的客人们。聚会的气氛既温馨又活跃。尽管条件困难，路上很危险，仍有五、六位神父赶来了，其中包括传教士的领袖--申白天神父。大家都很高兴。最后，我应大伙之邀，决定把我的这些来自30里外的尊贵客人们一直送回家。另外，我也想试骑一下申白天神父送给我的新自行车。两点钟，我们出发了。普胡和科得两神父向东；袖申白天神父、拉甫莱士神父、布哈萨神父和我向西。出发前我们合影留念。一路上，人们都用崇敬的目光望着我们并向我们问候，对这些我们已习以为常，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值得炫耀的。

    出了土山镇，我们并成一队继续快骑。10里、12里，突然，我们听到爆炸声，我们放慢速度。突然，我们四个人一起倒在地上，甚至没来得及踩脚刹车。一串串的子弹从我们的头上飞过。我们在休闲田里匍匐着前进，试着垒起一个小土埂来保护我们，因为土地只有几寸高的起伏。一颗子弹击中了站着的自行车，土块四溅，落在我们的身边。我觉得枪击持续了一刻钟，其他人则认为是半小时。无论如何，大家没有选择，只好等着它结束，袖申白天神父大声地喊着，申明我们的身份。枪声暂停了一会儿，一个农民牵着他的两头牛从我们面前匆匆而过。我们本应该隐藏在牛后，躲开危险地逃到邻村去请求救助，但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想起这个办法。我们隐隐看到远处的土匪。我们挥动着我们的教宗旗，喊着我们的头衔，一切都无济于事。牛群过去了，枪声又响起来.. .. ..

    随着时间的不断延长，我们变得紧张起来。为了激励我们，袖申白天神父对我们说：是啊！在这儿，我们看起来太温和了。如果他们继续这样下去，他们将会至我们于死地。他长长地叹一口气，因为他的大肚子，他只能把全身的重量都压在一点上。这使他非常难受。但他仍然给我们讲笑话。他笑着对我们说：我来中国已经10年了，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你们这些年轻人马上就碰到这样的机会。然而，子弹继续嗖嗖地飞着，甚至打断了我们的谈话。

    他们从射击的村子跑出来，这使我们的心稍稍平静一点。我抬起胳膊挥动着我的白手帕，七、八个穿黄褐色军装的人一边跑一边象疯子一样开枪。他们离我们很近了，我们试着站起来，但子弹又飞起来。当我们再试着站起来的时候，已经有几只枪直直地对着我们了。他们狂怒地跺着脚，冲我们大喊：你们是共军的奸细！他们想象我们身上有钱，由于没有在我们身上找到，接着搜起我们的行李来。<我们是神父>。我们对他们说。<这我们管不着！>。我们给他们看我们的教宗旗。但除了申白天神父的以外，其余的都被他们折断了。我们自然提出抗议。但回答我们的是一记耳光和一枪托子。我们想要尽可能的保住我们的衣服，但同样的后果迫使我们随他们去了。除了我们随身的衣服，所有的都被强走了。戴着我们的自行车和衣物，他们又重新朝着他们来的村子跑去。这个村子昨天夜里刚刚被他们烧杀一空，只是因为共产党的军队曾在那里驻扎过。而我们看起来，衣冠不整，甚者可以说半裸着，被他们抢走手表的手腕还在生生的作痛。我们拾起几件散落在地上的衣服，相互对视一眼，长嘘一口气：万幸的是无人受伤。我们大家都无法表达对我们的天主的感激！就这样，我们又朝着土山镇出发了。你们可想而知，接着我是怎样被大伙开玩笑的。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邀请客人，却使他们遭受伏击。

    一个日军炮楼发现了我们几个衣冠不整，实在令人同情的神父。他们居然派出一小队人马一直把我们<护送>到土山镇。我们如果能拒绝就好了！身后跟着一群荷枪实弹的士兵，我们真是巴不得早一点甩掉他们。我向你们承认，一边往回走，一边开始后怕刚刚发生的一切。刚才趴在地上的时候，以为是腰间挎在身后的包袱保护了我。现在才忽然明白，多亏了包里的羊毛衫救了我的命。一想到这些，两腿禁不住发起抖来。

    回到土山以后，我们开始到处诉苦。经过一番访友送礼、递交事件报告，五天后，我们的自行车、手表和一些衣物终于被送了回来。日军进行了突击搜查并答应找到剩下的衣物。这就是，主保殉道烈士这天我们经历的不怎么太愉快的一次奇特历险的全过程。而我并不抱怨我们的主保殉道烈士。因为从趴在冬季的休闲田里，这半小时的枪林弹雨里，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就象许多生活中的教训一样，我们会永远把它记在心上。

    从这次历险中，你们可以大至了解传教士们是生活在怎样的环境里的？你们还想听其他的故事吗？那士荣神父可以给你们举出许多例子，因为在他战壕遍布、军人遍地的教区里，这样的事举不胜举。他在1941年10月18日写给家人的信中写到：没有一次出门不会遇到荷枪实弹的士兵的。这对于其他人是一件极其恐怖的事，而对我，大多数情况下还是比较客气的。但有时，他们也会用枪对着我，做出一些不友好的表示，随后又会向我道歉。流露于眉雨间的悔意常常使我忘记了刚刚被打过的脸颊.. .. .. 我向你们讲过去年5月我从南部回来时发生的一件事吗？那时，我去探访我的教友，在回来的路上，离我的教堂三里远的地方，我听到一连串的爆炸声，我们赶紧跺进了就近的一个小村子。突然，一队人马从我家里冲出并向我们冲过来：原来他们在搜寻我们！我们差一点就和他们撞上。朝南面跑？自行车跑不过子弹！原地不动还是向东跑？到处都被照得象白昼一样。我们只好听天由命！忽然，我看到右面有一个3米多深的战壕，我赶紧对我的向导说：快！跳下去！我们就这样在战壕里推着自行车直到我们的邻村。紧接着，机关枪开始扫射。子弹霹霹啪啪地落在我们头顶的土地上，有时就象深秋的狂风狂卷着干枯的树干发出的声响。

    我们在下一个村子停下来喘口气。我们从战壕里钻出来。聚集的人们都面带惊恐之色，因为他们都还不熟悉死后将去向何方？伴随着机关枪的扫射声，我给他们上了一堂关于生死之旅的课。夜幕降临，战斗平息了。<天太黑了，神父，在我们这儿过夜吧，明天一早再走。><不啦，谢谢！人们还在家里等着我们呢，再见！>漆黑的夜里，自行车没多大用途，我们小心地向前摸着。战斗过后的村民都到哪里去了？村子里静得出奇。我于是大喊：哎，是你们的神父回来了，点灯给我照点儿亮！各家的油灯点亮了，大家围着我们，打听着刚才发生的一切。他们一直把我们送到家。啊！我们终于顺利回来了！

    被战争困扰着的穷苦大众没有一点值得高兴的事。许多人被饥馑和恐惧夺取了生命。恐惧到了极点！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人们是无法想象的。那神父在他1941年5月12日的日记中是这样描述的：随时都有可能被日军烧光房屋、带走亲人的村民们，整日提心吊胆地生活着。稍稍一听到日本鬼子要来，他们就吓得要命，四处逃跑。但是往哪里逃呢？没人知道，只是胡乱逃跑。人们拿着被子为了能在田野上或战壕里过夜。有时他们来不及带任何东西。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简直可以说象惊弓之鸟。别试图想使他们有理性，他们根本听不进去！只有一种不变的逻辑：鬼子一来，马上就跑。劝他们来望弥撒，一路上，他们都在担心会不会碰上日军.. .. ..

我教区西南部的人们又吓又累。他们每天都忙着田间的活计，但中国军队仍强迫他们日夜不停地挖战壕。日军一来，又命令他们把它们添平。他们是饿着肚子干这一切的。他们不得不每两、三个小时就赶回家一次，用柳树叶来充饥.. .. ..

 1940年8月的一个大清早，两个衣衫褴褛、打着赤脚、面带愁容的教友敲开了我的家门。他们拜倒在我的脚下，请求我的祝福。他们向我讲述了他们的故事。一年前，强征入伍的他们被带到五百里外的地方。一天，他们趁机逃了出来。就这样乔装改扮，沿路乞讨，走了十天才回到家乡。我禁不住的想，如果这是我的亲兄弟呢！我找出我的裤子、衬衫给他们，即使是我十分珍爱的帆布鞋。我认为这是天主的意旨。整整一天，我都在听他们倾诉。有太多的事情要说了，在这儿，我就不一一诉说了，只是衷心地希望你们不要经历，哪怕是一点点儿这种悲惨的事.. .. ..

    你们在加拿大，多快乐啊！每一天，这儿都有一个村子被烧杀一空。人们被抓作人质。村民必须给过路的军队提供食物，被用枪逼着挖战壕、用独轮小车运送军用物资。今天是为日军，明天又为另外一个军队。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些愁苦人们从不失去希望。可以说几个世纪的苦难已练就了他们非凡的忍耐力！如果一个人想锻炼自己的意志，应该来这儿！

    路上，那神父常常可以看到可怜的中国人的尸体。一次，一辆载满尸体的牛车从他身边经过，他禁不住想：可怜的人们，可怜的灵魂，就这样匆匆地走了，都没来得及作临终前的祈祷。1940年2月的一个早上，从土山镇火车站回来的路上，我隐隐约约地看到陡峭的河岸上，几把新割的麦梗、褴褛的衣衫，终于，我分辨出几个小孩的破帽子。我已想到这是怎么回事，但我还是害怕这么想。我问我的学生，果真是这样。真是骇人听闻！死在这里孩子们被饿狗蚕食，只剩下河岸上他们小帽子的绺绺破布。那士荣神父同这个饱受磨难的中国同甘共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