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访问丰县的几个月后，丰县的刘神父给我们退回了我们留给他给三位加拿大神父建一座纪念碑的钱。在一封写于1983年的信中，刘神父写到：目前无法修建一座纪念碑。他于1983年一月退回了我们留给他的建纪念碑的钱，并请求我们为他祈祷。不久，他就过世了。

    北美的加拿大和美国，80年代就这样匆匆而过了。我们希望有一天再访中国丰县。1992年，那士荣博士收到来自香港，1990年丰县为三位加籍神父修建墓碑时，所排的照片和一封出席1993年为纪念他们遇害五十周年的邀请信。但遗憾的是，1993年实在没有可能前往。于是，1994年3月，那士荣博士、弗朗西妮和满而溢神父一行三人再访中国。满而溢神父曾是会友协会的主席，他能很流利的讲中文。前一次中国之行的经验告诉我们，最好有一个固定翻译，

    1994年3月13日，我们乘坐早7点的班机离开蒙特利尔，经芝加哥、东京，于4月14日当地时间晚上10点30分到达香港。第二天，我们会见了特朗布雷神父，他是1941年12月8日三位加拿大神父被捕时的见证人之一。那士荣博士整整一天都忙于他自己的事务。满而溢神父同样如此。3月16日，我们游览了香港和九龙，当天晚上，我们离港赴沪。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代表热情地欢迎我们。我们下榻于大学对外宾馆。

    3月17日，我们于上海外国语大学校方进行了会谈。下午，我们在上外的安排下，我们参观了上海市容。晚上8点40分，我们乘上了开往徐州的列车。3月18日早6点20分，我们一行到达徐州火车站。我们本想乘当晚的火车返回上海（因为那士荣博士习惯利用晚上旅行，白天工作）。由于已没有位子，我们决定拜访徐州钱主教。

    他刚刚结束了弥撒礼，热情邀请我们共进早餐。同时，我也答应通过他的朋友，试试弄到当晚回上海的火车票。9点钟，我们乘的士前往丰县。道路有6条车道，比起以前，真是大有改观。从前，那士荣神父描绘的荒漠，已不复存在，到处是鲜花满树的果园。11点钟，我们到达丰县天主堂。石神父、教友和丰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的代表已等候我们多时了。石神父领我们瞻仰了三位加籍神父的墓碑。心情万分激动的我们，静静地跪在墓碑前祈祷。1983年的访问时，我们没有被容许在白天瞻仰亡者的墓碑，只是在晚上。

    在三位加拿大神父被害的51年的今天，我们以那士荣神父家人和所有耶稣会的名义，参加纪念他们的活动。满而溢神父用中文大声朗读了"玛窦福音"，石神父讲解教义。即使这样一个不是周末的白天中午，教堂里仍挤满了年轻的和年老的。中国地方政府的代表也在座。弥撒结束后，我们又来到三位加拿大神父的墓碑前追记亡灵。我们再一次看到一缕阳光照亮了掩映在鲜花丛中墓碑。之后，在石神父和县里政府官员的陪伴下，我们又来到一间会客室，在那儿，使我们很欣喜的是，石神父亲手交给那士荣博士如下遗物：

                      普罗佩斯.那士荣神父遇害和安葬时，所戴的镶有耶稣受难像的十字架；

                     普罗佩斯.那士荣神父被葬时，所穿衣服的几片残片；

                     几片棺椁残骸；

                     一捧曾紧贴他尸首的泥土和一段他用过的念珠；

                     一本讲述他为了中国和教育事业献身的历史书；

    我们从未料想到我们可以接到这些珍贵遗物。那士荣神父的耶稣受难像的十字架在地下埋了50年后，仍完好无损。捧着这些遗物，那士荣博士热烈地拥抱了石神父。我们走出教堂，大家一起合影留念。我们被邀请到市中心的饭店吃了一餐丰盛传统的中餐。宴会一开始，由于过度激动，那士荣博士感到突然身体不适，不得不到宾馆的一间卧室里点滴和药物治疗。少年时代印在脑海里的关于那士荣叔叔的印象、故乡老房子里叔叔的照片和叔叔1941年圣诞节从中国寄给他的贺卡，所有的这些象放电影一样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他很明白那士荣叔叔对他一生的影响有多深。应我们的请求，满而溢神父交给石神父一些钱，其中包括一些临走前部分亲友托我们转交的捐款。傍晚时，我们离开丰县，这一次是政府的专车把我们送到徐州的。

    我们和徐州主教共进晚餐。民族宗教事务局的官员为我们弄到了夜车返回上海的火车票。我们分别和主教、当地政府和中国矿业大学进行了关于今后友好合作的会谈。第二天早上7点30分，我们从新回到上海。整整一天，又是在和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商谈合作项目中度过的。3月20日早6点，我们坐的士，穿越差不多整个城市去上海徐家汇天主堂参加弥撒礼。弥撒后，我们会见了不少老朋友和满而溢神父以前的学生。当天下午，我们乘机离开上海飞往东京。这一次的8天中国之旅使我们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我们可以说是满载而归。

    我们记得1966到1979年中，教会活动被禁止，教堂不是被毁就是被接收。现在中国的宗教政策有了很大改进。自从1979年，教堂从新开放以来，信教者的数量似乎不断增长。

    1983年，在形势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曾请求为三位遇害的加拿大神父修建一座墓碑。1990年，在石神父的带领下，丰县的天主教友们自动筹款，在当地政府的帮助和支持下，为他们建了一座纪念碑。并在丰县和中国的历史书里，赞扬他们对中国的贡献。在一本当地政府编的县志里，是这样叙述他们的故事的："屠神父建有一座学校，定名为'光启小学'，1943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加拿大教会无法汇款，学校无力开办，学生面临失学的危险，屠神父为办学设宴募款，因没有请日本顾问新犬赴宴，致使他恼羞成怒，于1943年3月18日晚9时许，将屠神父、隆神父和那神父残酷杀害。为了纪念为丰县教会学校献出宝贵生命的三位神父，丰县教友自动捐款，于1990年3月18日为三位神父重建了坟墓，并立碑纪念。"

    1994年，我们亲眼见到，亲手抚摸了墓碑，并带回了那士荣神父的一些珍贵遗物。这样一座墓碑，也会使中国的下一代，记得这三位加拿大人是怎样为了中国和教育事业献身的。再也没有比为他所爱的人献出生命，更能出示他的爱的啦！

    如果有一天，你经过中国的这一个角落，这个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的国家，请驻足于这座纪念碑前。他可以说是现代中国对这三位加拿大传教士对中国贡献的重新评价的最直接表示。那士荣叔叔如同另一位加拿大人诺尔曼.白求恩一生一样，为中国的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篇。我们1983年的中国之行，使中国政府开始认识到三位加拿大神父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是站在中国人一边的。为保护中国人作出了他们的贡献。他们是中国人民的朋友。

    那士荣神父1938年离开加拿大，就再也没有回来。1994年，我们带着装有他的部分遗骨残骸的中国瓦罐回到他的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