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来，那士荣神父的侄子那士荣教授就梦想着有一天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丰县参观访问。然而，文化大革命使这成为不可实现的奢望。下面这一章，将向您讲述那士荣神父的家人1983年第一次访问中国丰县的情景。

    在1982年中，那士荣博士作了许多关于徐州、加拿大传教士和中国人文地貌的研究。他拜访了一些曾认识那士荣神父的神父。其中有蓝文田神父、沈善静神父、邵类思神父、达莱尔神父和劳善颐神父。他还于圣母无染原罪传教修女会取得了联系。他多次给在菲律宾的松仁山神父和香港的郎仁傅神父打电话。美国纽约尚布雷的吴神父借给他一个用中文标有中国城市的地图。西方翻译中国城市名字的译法自1950年以来，已有了变化。出发前，他已清楚地知道埋葬这三位加拿大神父的城市-徐州的确切位置。他有一个关于丰县，丰县教堂和1943年埋葬他们的墓地的描写介绍。

    1983年1月，那士荣博士、他的妻子弗朗西妮和科帕拉尼教授一行三人作为蒙特利尔四所大学和加拿大政府的代表来到中国。这次中国之行的目的，是商谈一个经济管理学科培训项目。其中包括准备中国学生来加拿大受培训和加拿大教授来中国直接授课。

    1983年1月20日，我们从蒙特利尔出发，经纽约、东京，于1月23日到达中国上海。一路上，我们重新读了1948年dragon写的"那士荣神父"一书和1982年蓝文田写的'中国徐州教区'一书。同一天，我们又来到中国首都北京。我们在北京和天津两地，一直工作到1月29日星期五晚上，中途我们参观了'万里长城'。整整一周，我们都在商谈中加合作办工商管理硕士培训项目。这个项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它有力于使从前由传教士们建立起来的中加友好关系进一步发扬光大。

    整整一星期，我们都在努力争取访问徐州的许可。1983年，在中国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必须有许可才行。尽管我们在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申请到的签证，已包括访问徐州和丰县，这一样很困难。经过一个长时间的等待，1月29日，我们终于获得了从天津访问徐州这个当时还不向外国人开放的城市的许可。星期五，一结束我们的工作，我们就乘上了开往徐州的夜车。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到达了徐州。当地安全局使我们等了很久，为了申请另外一个去丰县的许可。这是一个更封闭的离徐州80公里的小城市。这天早上，我们很荣幸地见到了徐州教区钱余荣主教。他看起来非常高兴又见到加拿大人，同我们讲起三位献身的加拿大神父。他领我们参观了徐州教堂，教堂看上去很好，人们重新安装了十字架。教堂在文革中曾被毁坏。钱主教告诉我们，1982年12月12日丰县天主堂重新开放时，他到过那里。有一个本堂神父在那里主持日常事务。遗憾的是，对于参观丰县他帮不了我们什么忙。似乎获得这样一个许可，很不容易。他不能讲太多的话，但看起来很高兴。

    中午，国家安全机构通知我们，我们的申请遭到拒绝。丰县是一个完全对外国人封闭的城市。此外，徐州的行人看我们的表情，似乎很久以来，就没见到外国人一样。于是，我们给北京、天津和上海的我们所有的关系打电话，请求帮助，并施加了不少压力。我们曾有机会，会见了中国外交部、教育部的官员和大学的校长。

    3点15分，回复被从新证实，仍然是'不容许'。就这样，从早上7点以来，经过许多努力，那士荣从他儿童时候起，就渴望实现的一个梦想，成为了泡影。只有80公里，是这样的近在咫尺，又是这样的重重阻隔。'怎么会是这样呢？那士荣叔叔会容许这样的事吗？'那士荣曾丢失了一只隐性眼镜，又偶然失而复得。我们想这或许预示着我们将会有一个满意的回答。但消息却令人沮丧。我们准备行装，离开徐州回到北京。3点30分，我们把我们的行李装上一辆的士。奇迹出现了！从最上面传达下一个消息，我们被容许去丰县。怎样的欣喜啊！

    我们在一个负责外事接待的官员的陪同下，赶忙乘的士出发了。人们又看到了那士荣叔叔在他的书里描写的丰县的道路。的士司机不得不绕过无数的自行车，驴车和有时人拉着的小车。

    我们到达丰县天主堂，已经是晚上6点了。天很黑。我们受到刘神父、丰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的官员蒙先生、王修士和一些当地教友的欢迎。人们说一点法文，说一点英文或是通过翻译交流。人们领我们参观了在原教堂的东边从新建的教堂。人们还领我们参观了那士荣叔叔的墓地。在这样一个漆黑寒冷的夜晚，我们跪在三位加拿大神父的冻的硬邦邦的墓地前。40年了，我们的心情怎么也无法平静。这个地方，完全和那士荣神父和蓝文田神父在他们的书里描写的一模一样，但关那士荣叔叔的监狱不见了。

    很遗憾的是天很黑，很难照照片，但我们仍欣喜万分！

    我们又来到教堂，本堂神父的房间。接着，我们邀请他们共进晚餐，席间我们和刘神父和其他人进行了交谈。不久后，我们明白了为什么没有在坟墓前立碑。我们交给刘神父一些美元，请求为三位加拿大神父修建一座简单的墓碑。或在他们的坟墓前，插一个用中文和法文写有他们名字的墓牌。应我们这恳求，这个墓牌，将于1983年3月18日，三位加拿大神父遇害40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安放在他们的墓前。这样，可以使今后的吊唁者很容易找到这三位为中国献身的加拿大神父的安葬地。据我们所知，我们是自1950年以来，第一批来到丰县的加拿大人。人们向我们打听几位神父的情况。我们告诉他们我们从蓝文田神父书中了解的情况和从其他耶稣会会员那里得到的消息。

    丰县的天主堂被毁，又被重新修建。教堂只是自1982年12月12日在1982年颁布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下，才刚刚开放不久。教堂的院墙和那士荣叔叔描写的完全吻合。人们差不多一下子，就认出了它。晚8点30分，我们乘的士返回徐州，为了能赶11点23分，开往北京的火车。徐州火车站，我们受到当地官员的迎接，人们对招待不周，表示歉意，对我们访问表示感谢。我们填写了一个返回北京的申请表。人们甚至邀请有一天再来徐州参观访问。我们接受了邀请，我们一定会再来的。

    由于在徐州耽误了时间，我们没能赶上从北京飞往香港的我们的原定班机。一个短暂的参观北京圣母无染原罪天主堂后，我们又到机场重新买了飞往东京的机票为了能赶上我们飞往北美的班机。

    我们感到1983年的中国天主教会还存在，尽管经过文革的困难时期。特别是多亏了象徐州钱主教、丰县刘神父这样的主的虔诚跟随者们。自从1953年加拿大传教士被迫离开中国，一些象徐州钱主教、丰县刘神父这样的中国神父参加了中国天主教爱国教会。应该感谢这些在困难时期，特别是文革期间仍然紧紧追随主的中国神父们。现在1983年，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又重新得到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35年后，加拿大耶稣会的传教士们和圣母无染原罪传教会的修女们在1918到1949年中的传主的福音的伟大业绩，还是可以看到的。我们还亲眼看到，被加拿大传教士建立的徐州教区和培养的中国神父们正在继续他们的事业。除此，许多中国人，由于这些加籍神父的贡献，受到教育。加拿大对中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今天，加拿大政府决定再一次帮助中国的教育事业。我们的任务正是培训中国的管理学方面的教授。

    1983年1月的吊唁那士荣叔叔在中国丰县的墓地，尽管很困难，很仓促，我们还是感到非常安慰的。它圆了我们很久以来的一个梦想。40年后，我们终于来到了地球另一边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