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七 致汤作霖神父 此信写于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亲爱的弟兄: 我抖颤着给您写这封信,因着一个使我无法克制的愤怒使我全身抖颤,没有,在这世界上没有公理,我恳求您,请您阅读「中国之声」第四、五、六,这三期的刊物。除非您先阅读那篇关于法文刊物所记载的言论,找出可以答复的文章,我决不安心。您在报上要看见「当利益问题无法确定的时候,人没有理由顾及原则上的小问题。」这个是一家英文报发表的,而是由一家法文报把它翻译过来的,但您先读一读,看完全部文章后,您会看出它的矛盾,厚颜的谎言。这实在令人伤心,而我们的国事当政者虚有其表,无能为力,哀,全是这么不名誉和欺诈:「世界竟如此卑鄙!」何时要让我们死,使我们远离这一切呢—— 难道「益世报」不能在您的指导下,发表一篇文章吗?这文章同时讲述勇士们在战场上的荣耀,和那些在世界上代表正义理想的人们的光辉。真的,您可以减轻我的苦痛。这些勇敢的好人可激起慷慨的情绪。 只有一个字使我获得安慰。似乎老西开的这次人为的震撼全部由于一个外国神父形成(不是,先生们,是由于一位中国神父),并且这位神父被遣送走了以后,一切争端均告平息。请您自然地继续下去。 谢谢您给我寄来了李神父(李安德的日记,由Launay出版。李神父J 位杰出的中国神父.在教难期间,欧洲传教士们无法工作时,在广泛的地区中.不停的辛劳,并冒着极大的危险。支持教友们的忠诚热火.还去传教,开拓新教区。由此可证实中国神父是有能力的。 ——译者注)的宝贵文件。这是像黄金和钻石一般有价值的数据。就如同一道灿烂的阳光照射在污泥上,而我们却沉沦在这卑贱的地方。我内心的好弟兄,现在我跟您说这个。那末,我们勉力罢,勉力除去污辱,「宁死也不腐化」。天主在他的审判时,因为我未在强盗的党羽之中,将不处罚我。我觉得我全身热血沸腾,我再看不到我像羔羊那样的可能性。假如我是个老百姓,我卖掉我所有的一切,为买炸药和子弹,而死在老西开。但我因为是神父,我们是弟兄,我们再一次宣誓,宁愿死在罗马,而不愿在罪恶前缄口不言了。现在问题已不再是能战胜与否,而是要作战,尽我一生,只要心在跳动,这场战争永无止休。我写了很多,为能在今天见到您。在别人那里,这是一种痛苦。天主万岁,良好的痛苦万岁,受苦甚至流血也不愿做卑鄙的事;宁可去死也不愿与那邪恶妥协。 为狄神父……他常常做了我修会中最杰出的好弟兄。自从主教来信说我是来这里游历的(或属于这一类的事)以后,狄神父待我如同从前一样,不反对我的自由和我的主张。我不久要在他的本堂里举行三次长篇讲演,并没有丝毫反对的迹象,更好说人们竟然对此事表示欢迎。 我内心的弟兄,再见,我们是中国的,/并希望中国是天主的。 主内你的兄弟 雷万桑 五十八 致杜主教 汤作霖神父又向上级法院控诉,求援于罗马之事,非常使某些人不高兴。汤神父的问题有些秘密泄漏,引起驻中国的法国代表们注意:罗视察员决定遣送汤神父回欧洲。 此信写于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主教大人: 请您降福。 我刚刚得知汤作霖神父要离开教区和中国而被遣送回欧洲。我以会院和教区的辅理身分及顾问的(和代理副主教的)资格,并以主教大人的劝谏人的名义写这封信。我觉得在这事上我若不向您说明我的想法,我以为有欠职守。下面是我的见解: 主教大人,请准许我向您坦率地陈述一切,就好像我喜欢看到我的属下向我谈话一样。 汤作霖神父现年四十五岁,其中十九年献身于传教事业,在中国工作将近十二年。他曾在这里有服务的经验。他在语言上有很深的造诣。他无可指摘地完成了他的一切传教任务,为他的本堂区曾谋求了很大的福利。他的行为,司铎的品德,均很崇高而无瑕可指。他神贫、克己、常牺牲自己,而不顾及其它,一心为造福他的信众及教内外的人而努力。他爱他们,也为他们所爱;他为教外人也是受爱戴的导师。他的榜样和奇妙的慈爱,使人喜欢接近他。相反地,使那些从前对于我们这个教会只怀有仇恨和轻视的人们,现在却接近我们的神圣教会了。他受到同会所有会友的重视,也为一切人所爱戴,或许只有一两个人例外。 我徒然想到了这些,我不能找到汤神父的错误。竟然长上们没有预先警告他,也没有试图料正他,贸然不顾他的德行及功勋,而决定制裁他。这种处罚粉碎了他的一生,罚他离开他的第二祖国,遗弃他在耶稣基督内所爱的一切,他曾为这一切将自己完全牺牲了。 汤神父既然没有重大错误,也没有任何缺点,实在找不到遣送汤神父回国的理由,除非是因为他继续上诉,首先在巴黎,最后到罗马。主教大人,我求您,请您跟我说我错了,求您使我闭口不言这痛苦。一想到这些一事,这痛苦使我激动。 主教大人,请您原谅我向您说这事,这不只是痛苦,而是愤慨。我感觉到愤慨,不能说我就有罪;至于把这事向主教报告,我也不以为是罪过,因为我真的感到愤慨。我若错了,请您将错误处指示给我。我们知道本修会的某些会士,即使立了很大的坏榜样,而能不受处罚。他们中某些人的品行即使在我们这里也严重地使人坏疑。有人竟然包 庇他们,使受害者闭口不言,使说出这事的见证人受到责斥。没有地方会有一个如此采取随便标准的权威,有人甚至说(罗视察员)这没有办法,……就是在同一时间,同样的权威在他们的手中,采取更严酷的刑罚,死刑同样地也在他们的权柄下,反对一位本会的会友。这位会友的品行明明地无可指摘,而他唯一的「过失」就是恳求罗马教宗医治这个局势,因他判断这局势为我们的圣教会不利。 主教大人,因天主的圣名,请您考虑,这种作法使情况更加严重,使人灰心丧志,使我们的圣职人员对合法权威的奇妙服从更难上百倍。对于一位为大家所敬爱的人受到了攻击,谁不视为像本身受伤害呢?这样的好人受迫害,不是一切人的共同损失吗?当人见到坏人们的品行使这些一人忧伤,使那些一人发怒,而他们本身却依旧安然无恙,谁不起反感呢?长上不制裁那些更可怕的人,而却打击众人所敬爱的人,也就是神父、教友、望教、连教外民众也敬爱的人,对于这种好人所作的审察,曾有人提出问题。这些审察是不适当的审判。主教大人,请让我希望您垂怜天津的可怜代牧区,不要「在创伤上再加创伤」,希望这种办法,在消息传出以前,能早日收回。无疑地,新闻报导不能使叛乱合理化。但是假如这不幸一旦来到,我觉得我不得已地也要将这件事张扬出去,责任是要由大家来负的。 主教大人,请您也不要因我自由地向您讲话而感到受了冒犯。我还祈求您,请您禁止人谈一切其它的感触,请您在天主台前深思,天主对于其余还要做的事,将审判我们。 请您接受我在基督内对您表达的宗教忠诚。 万桑雷 五十九 致汤作霖神父 汤作霖神父,对于有关当局所采取不利于自己的决定,提起上诉,并且不离开中国。他步步为营以求自卫。他的主教在三个月后,以撤职之惩戒来打击他。此外这种处罚的方式乃属滥用职权而且非法。这时巴黎总会长委托刘神父到天津教会人士中审问此事。当时刘神父是中国南方遣使会的视察员。 此信写于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七日。 弟兄: 「没有一件事」,也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能把我们与基督之爱分开」。 在例行视察时你不在场,我常感到可惜。我要跟您说的这一切,却不能给您完整的印象。以后您可以收到有关的报告,不过要晚到十五天,在我心灵深处感到很忧愁。是的!虽然一切如此!仍有希望找到在以色列中还有判官的那一天……唉,假如我们能见到教宗! 刘视察员一开始讲话,马上就给了批注!不确定的批注!他主张捐弃他本人的判断,在判断中坚持友爱!但对正义,只字未提。 明显地,刘视察员的理由是:应该对他的审判表示怀疑,此乃属于最明智的作法,并在一切之前及「一切之上该保持爱德」。但是这些一话只是说说罢了,在这时候,这些话还是一个预先的看法,未免言之过早。并且他重申他来了不是为审判而是为调查。 但事实上,在交谈一开始,他就不断地让人看出他持有一个几乎有系统的敌对立场,与所有的人相反。他说:「怎么,你们竟敢将你们与一位公使的,一位领事的智慧相比较,……」及其它。但已经对于一个论证有了清楚的答案,在问题的根本上有了一个确切的立论。我看出刘视察员首先愿意不论付出什么代价,也要镇压这件事,并要将这事件归纳成一位或两位司铎的叛乱,如此他好容易将这少数人消灭……而对于其它的事,「起初如何,今日亦然,以至永远……」还有若干类似教区会议的人,我们在北京及栅栏已经看过了。(注:一九一三年,汤作霖神父曾提起本地圣职的问题)「议决记录」将这个 在第二次会议中见面时,刘视察员的态度完全改变了。他向一些人说:「我从来没有想到事情是这样,我已听说你们的事,但从前对这事我什么都不懂,而现在我懂了。」他说了,竟也公开地重复说明他被我们纯朴的言行所感动,己不再怀疑我们的纯正的意向。刘视察员也跟我说,这些被牵涉到问题非常棘手,应当惯重处理,甚至一些圣人也有争论的可能。 我曾多次求刘视察员给我说明他本人或我的上司,现在如过去一样,给我的处罚,我已准备做一切补偿,受任何苦……等。(这是真的)。上面他问我,在日报借款方面,是否我不担保。我将事情真象向他做了一个有证据的简报后,他感到惊奇(有人先向他说了什么呢??)他判断人们在这事上一点儿都不能责备我。他跟我说:『所有的人(长上们)重视您也敬爱您的很……』我问他是否还有其它的事。他说:『没有了,不过,有人发现您放任中国神父们独立门户。』我请他更确切地说明。他说,这很难讲。最后他向我说,不该在基本平等上对待他们,因为这会使他们成为革命党。我问他说,革命党是什么样子……是否向罗马上书就被认为是一个革命行为,所有的人都是革命党吗?还有欧洲人,至少有一个发起的人,第一个签署的人,不然首领就是您。否则我看不出来他听谈的是什么。 自然地,他不能发表意见,而以「就算结束的话」,完成了这次的会谈。他要说的似乎就是基本上一切都不错,但是应当是明智的,及其它。 最使本会弟兄们感到忧伤的就是刘视察员的结束演说。对我来说,我格外完全清楚地看出他绝对须要向教宗报告。依照刘视察员的演说,不一定根据他的观念,不论如何当有完整的本地圣职(就是也该有本地主教,并脱离「护教权」,也就是从欧洲政权,尤其从法国政权中,将中国的天主教解救出来)。您请听我跟您申述这些话: 「爱国是一种尊贵的情操,也是一种天生的美德,教友们应当有这爱国心;例如,尤其在法国、比国等,现在这情操是可嘉许的,是一个为国家牺牲一切责任,连为各轴心国的教友们也是很合法的。就「连」中国人也「能」爱他们的国家……教友也「能」是爱国的人(他说话的声调此诃句更表现出「准许」的弹性。这「准许」切实适合白种人而不适合黄种人爱自己的国家)。「但」……如果在两个政权之间发生战争,那是另一回事……在这种情况下,圣文生说(可怜的圣文生,)应该保持中立,不但是司铎们,就连教友们也该保持中立。教友们应当承认法国的公使馆为一个权威,这是因为传信部给了法国这种护教的权力。 依他(们)看来,如果在中国与法国之间爆发战争,或意外事件,一些代牧区的圣职人员及大部份教友应该保守中立。并且你们知道这美好的中立曾对中国取得了东京、广州湾、胶州、等等。如果在中国与德国之间有战争,山东省的教友和圣职应当保守中立。如果在中国和义国之间发生战争,山西省的圣职人员和教友们……」 由以上所说的,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他敢将这些话印出来吗? 上面所说的话,归纳起来,包括在一个隐藏的思想里。这思想就是在中国内扼杀我们的可爱教会。吁,我的天主,这思想严重地扼杀这广大民族向教会的皈依。但时至今日,人总不敢确定这一点。故此应当提出一切事实,具体的事实终于使问题明朗化,而不再许可有一些隐蔽的遁词。或者刘视察员的理论是真的,那末,中国人为救自己的灵魂,当抛弃他的爱国心,或至少在危险的时候应当抛弃!或者我们将这些事上诉罗马,这一决定做的好,已经不能再推诿了。 那似乎更严重的就是刘视察员,关于本修会所说的:「在中国与法国之间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我们要守严格的中立(哦……我们知道这个中立至少为一部份人是表示知恩)因为如果从一方面我们应当拉拢中国的舆论(您看法国的圣职现在高兴拉拢舆论)。从另一方面我们应该避免一切能使人对法国政府生疑的事。现在就算司铎们不参与政事,而教友们参加爱国运动,足够让法国政府使我们负责,从此本修会可能遭受莫大的损失,冒更大的危险,不但在法国而且反应到全世界…… 刘视察员有理。由他所强调的这个结论可看出:只要是中国教会的行政权由修会操纵,忍受痛苦及一切灾难。我感到我们的十字苦路只是开始而已。因为介乎两者之间,已不能有中立的余地,或是抛弃在中国传福音,或是在阻碍交通前煞车,只能在两个可怕的障碍前决然昂首直立。 因此,弟兄,准备您的心灵接受考验。我们抵抗还不曾到流血的地步。我们试图如圣人们一样的祈祷,如圣人们一样生活,尽力克制我们,纯洁有如天使,努力做一切为悦乐天主,并在天主手中成为祂好用的工具。尤其如同您以前跟我说的,不要拿我们当什么:因为我看不见不受磨难的办法……我们有罗马,有耶稣基督的在世代表以及传信部的一切指挥机构……但是自数世纪以来,这些机构就遭到藐视,而我们又是什么?竟能将这事报告圣部知道吗?还有您也知道那件由罗马来通知所重视的案情。我并不是悲观的人,但是更好不要以幻想自欺,您还记得那寄往巴黎的罗马命令吗?已经有好几次了,已成为死文字。以后由于一些被害者一再的呼求,罗马强迫我们的长上在团体前公开诵读这件命令。总会长于是不耐烦地宣读了这件命令是用……意大利文!!记忆的不错,那里关系到指导良心的问题。并且国籍的和修会的情绪很敏感,不与这问题混为一谈。 文主教,被人们看做是一位圣人,在正定府跟我说,他非常难过看到我们的长上们常谋求修会的利益!物质的利益!面子、「殖民地」的数字!将修会的利益放在教会的利益之上。也只有天主知道是否他们的榜样令人满意,令人伤心……」那末,他做什么呢?他阻止这事吗?他屈服了,他放任他们去做,他不再负责。讲真理和试图使人敬重真理并非是愚昧可笑的事。 我提这个不是为使您失掉勇气,我本人也不气馁,但我以为我们应彻底地,在祈祷中,在克己中,在完全弃绝自己的工夫中武装起来,我们准备接受一个不再有人方面安慰的生活。我从二十五年多以来,向天主常求殉道的恩宠,我深以为这个殉道的机会仍然给我们保留着。 现在有代牧区的情况。这些一好司铎无论如何都奇妙地固守良好精神,照常工作。他们对于主教大人没有失去服从的精神和正直的作风,但是我似乎感觉到各处的人有屈服的情绪。这是个不能持久的局势。因为有懦弱的人,他们需要一个坚强权威的支持。我尽一切所能的去试图劝说他们抚慰他们。但那还是不够。您见过一个圣职人一年之久还没有见主教的吗? 我们要虔诚地及恒心地祈祷。我们都该做天主的忠仆,吾主耶稣的好门徒。为支持我们,我们该思念圣宗徒及殉道者的榜样,尤其是那些人们的榜样:这些人在眼前已有美好的庄稼,容易收获的庄稼,而没有能动手…… 在基督内您的弟兄 雷万桑 六十 致汤作霖神父 此信写于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一日,何家庄。 诸事中最甘饴的弟兄,基督的恩宠和慈爱与您同在! …我阅读了数页关于一些中国(上海)真福殉道者的(很简短的)行实,至今我的印象仍然很深刻。请您想办法得知他们的庆节,传扬他们的敬礼。 好弟兄,请您说出来,我们勇敢地潜修于德,在一切事上寻求天主及敬礼祂的圣爱,我们勉力做另外一种人,简单地说,要做一位好神父。请您不客气地告诉我您在我身上找到的缺点。长久有人说我寻求民心和人世的光荣,这种不断的劝告使我越来越相信这其中定有真理实理——虽然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因此我感谢您尽量设法消灭这些一引伸之意,就是关于向罗马教廷的报告,有人把它推到我的身上。 为了我们神圣事件的胜利,如果向罗马报告,是必要的,人们说我没有过失——就外表来说,我在尽我的责任;这一点就全够了。在审判中,天主将来不说的那么多。既然您是我的弟兄,我的真弟兄,请把它牢记于心,而不要谈论此事。请注意阻止这一切。坦诚的说,这没有什么用处,而我也要知其不可而为之了……。 六十一 致汤作霖神父 遣使会副总会长刚从巴黎给罗视察员拍了电报,派雷神父到中国南方去:罗神父在电报上写给雷神父说:「:我巳通知杜主教,您不再属于天津代牧区,我请您赴上海!嘉兴在江南,定遣使会的中心。」雷神父在动身之前,写信给汤作霖神父…… 此信写于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五日之夜,即我们极可爱救主 的苦难主日的前夕。何家庄。 在主内我心爱的弟兄: 我给您写这信时,有如在死亡的忧苦中,在弥留的恐怖中。愿我祈求天主的仁慈来接受这夜的痛苦。但它如同一炉烈火,炼洁我的灵魂,涤除一切污秽,而终于成为一个圣人的心灵……。 因为明天,在弥撒圣祭后,我就要动身了;我将在东光站乘车,连天津也不经过了。我求您不要谴责我,不要让这无法表达的痛苦上,再加上您难过的痛苦。不辞而别,您不要认为这是对我们友谊的义务有缺失。 既然需要绝对的死亡,我更爱使它美丽而毫无迟疑。既然我的罪过迫使天主打击到灵魂的最深处,我愿意奉献给祂一个绝对的牺牲,我毫不后侮。恐怕我所遭受的比渊还深的痛苦——要感动天父的心。如果天主不愿藉着我,因为我还不够纯洁——恐怕这份全燔之祭要使祂感动,为了挽救我那天津可爱的弟兄,使他们的灵魂获救。于是祂要给他们派遣一些为鲍适当的神父,而使他们的灵魂仍然得到敦赎。 我的弟兄,我只写信给您和杨儒望神父。 请您在我主耶稣基督内可爱的同工兄弟们前,做我的传驿人吧,我们的关系是超过肉体上的弟兄关系。请代我求他们宽恕,您为我请求他们,一切工作都是为外教人回头以及天津教会的发扬。 希望我的离去给我们解决问题,希望您能留在他们当中。我直达嘉兴后,我将通知您我的地址.从嘉兴我要试图给瓦内维教长写信……只要我有通讯的自由。 我深深感到是炼狱开始了……但是天主跟我们在一起,是为了祂我们才作战,才受苦,愿我每日为祂死。举心向主。 我以为有关遣送两人回国之事,与刘视察员在离天津时,访问法国公使之事,不无关连。 起来,举心向主,天主万岁!我宽恕他们,如同我要求天主宽恕我一样——我发誓,要耗尽我最后的一滴血,出尽我最后的一口气,为挽救中国……人们让我在此,甚至不让我在此,我都要这样做。 弟兄,您想不到我在此刻,所经过的痛苦深渊如何之深……但是教友们没有一个人看见……请为我祈求! 在现世我们还能再见面吗?是的,如果天主赏给我们胜利。 请代我拥抱我们一切的弟兄及在基督耶稣内的同工,我在基督的心肠内拥抱你。 但愿天主在自己的圣爱中保护我们——我们虽远离并不相忘,我们于吾主内在祭台前相会合。 六十二 致杜主教 此信写于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七日,上海。 主教,求您降福! 昨天晚间我乘最后一班车来到了上海。在这里白天我等候刘视察员的教诲。 我是否可以由主教大人希望一个最后纪念的施舍,这是奉上主的名,因上主祂不折断受伤的芦苇。在吾主前,求祂祝福十字架,并肯将十字架放在我的肩上,使十字架助我成圣,并赦免我的诸罪。从我这方面我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日,在祭台上,我总忘不了天津和天津的司铎、教友、甚至外教人。我爱他们超过我自己的生命百倍。我最大的安慰还是在想念着他们。因痛苦本身就是一个祈祷及一个有益的工作。或许如果我好好忍受这痛苦,这痛苦将来稍微有助于可爱民族的得救。 主教大人,请接受我在基督内宗教忠诚的保证。 雷万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