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家庭与四周的反应

1．家庭

罗宾家不能送玛德去医院，因为那时还不存在社会保险。1901年之前或许可以找到一个由教会开办的诊所或房屋，而无偿收容玛德；然而，1901年在反教会运动中，宗教团体遭驱逐后削弱了法国的医疗网络。玛德只能留在家中，她已经不能自理，因此忙于家务的妈妈也只能牺牲自己的宝贵时间。她还需要钱，但既不能结婚，也不能借手工，例如求剌绣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对她而言，修会生活的大门是关闭的，首先因为她的健康，其次也因为修会被驱逐，若入会必须离开法国。因此，罗宾的家庭陷入了绝境。

尽管如此，这类事情在当时并不罕见，例如大部分瘫痪病人都留在家中，即使负担很重。虽然人们很憨厚，仍需要适应。疾病打击的不只是玛德罗宾自己，也包括家人们，这并非没有实际的影响。父母已经历了考验：夫妻曾有一段时间的不和睦、爷爷及克莱曼的去世、让亨利几年不在家的战争，还有佳播的非法怀孕。这次实在难以承受了，父亲说道：“我（对天主）做了什么，怎么会有这样的女儿？”父亲和哥哥从感情上远离了玛德，毫无疑问是为了自我保护。“和冷漠的人，甚至攻击型的人一起生活，对我来说太难了！”玛德谈到家人时说。然而，妈妈却尽心照顾自己的女儿，她提到女儿时会说：“我的小孩儿！”这是一句表达感情的话，她总是表达着对女儿的爱。

父亲的反应最激烈，玛德实在忍不下去了，1927年将她的痛苦告诉一位朋友德拉图太太(Delatour)。她说两个星期以来，自己的牙齿咬得咯吱咯吱响。“必须对他说很难听的话，令他感到羞耻，以便来帮我……有他那样的硬心倒不错，竟然没有什么能打动他，即使看着他血液中的血从十字架上淌下……不幸而可怜的父亲，我从内心深处抱怨他的心硬！的确，我生病五年了，可他从来没难受过，对我还不如对待他的狗。或许您认均我这样说太不客气。即便我说这话，也只是对你——我亲爱的姐妹——说的。可是，我说的都是心里话，并不带任何情绪，因为忍耐最终是有限的，并且我可怜的小生命竞遇到了这么多的困难……我愿意的是他的幸福和温柔；我，爱他是多么美啊，然而我也做不到了，这超越我的力量！就因为我是基督徒便应该承受这种冷漠吗？”

玛德的描述符合其它的见证。去拜访她的日塞布特维说：“玛德的父亲只谈起其他的孩子，对玛德只字不提。当我询问他家人的情况时，首先他用方言回答我，随后他跟我讲到布罗斯太太(Brosse)（即阿莉斯），关于玛德，他什么也不说。“玛德呢”我问他，“哦！那个玛德……！”不能说他的态度讨人喜爱……每当我去时妈妈很高兴，可是罗宾父亲经常嘲笑，而弟弟更是如此。”

2．周围的人

如果家人们未能很多地帮助玛德，至少在感情和精神方面，那么周围的人所提供的更是有限。在农村，面对这种不常见的疾病，人们手足无措并觉得非常严重。那时，正好从沙高(Charcot)和撒柏特(Salpetriere)学校心理专业诞生了“歇斯底里”(hysterie)一说，借此来解释所有难以理解的病症，而且很快就套用在玛德身上。沙都暖夫的助产士玛格劳特(MargueriteLautru)回忆道：“她没有，几乎没有探访者。本堂司铎也不去，即使我多次和他讲起玛德，可是他却鼓励我去看她（在我离开那里前的几个月他才开始去）。当时，村内热心的人们还批评我，因为他们认为玛德很没有意思……有时他们的批评更为苛刻，称她患了歇斯底里，并补充说是欧特里沃的毛兰医生诊断的，

这一切造成的结果是没有人去看望玛德，她的同学们也不去，或许人们害怕传染。因此，玛德整天整天地被孤立起来，只有痛苦和无聊。她所写的可以说明当时的情况：

每星期我非常缓慢地工作着，可是我仍然回到了那些年的忧伤和孤独中，没有人陪我聊天以打发这些时间。(1927)

至于我，我相信这个主日天会完全像其它的日子，我也同样相信除了家人外，不会见到别人。(1928)没有人来看我，一个都没有；据说每个人都说了该说的，为让我好好刺绣和反省——(1928)我的日子天天如此，那么无聊；四分之三的时间都一人度过，再就是屋里妈妈的那几本书。(1928)

至于我，明天就像过去的日子那样阴森而单调，即使妈妈陪着我，也不会有什么改变(1928)和母亲同住一个房间，玛德承认夜间的痛苦：“夜里我很难受，难受得那么厉害，以致于我用牙咬着床单为了不惊醒妈妈”。

探访堂区的病人是本堂司铎的职务，司铎培育中对这一点极为重视。有些司铎在这方面投入很多时间。直到1923年，那里的本堂是巴叶(Payre)神父，他一定看望过玛德。随后接替他的是福尔(Faure)神父，任沙都暖夫本堂直到1955年。他有着充沛的精力，设法更新堂区并回应反教会的行动。他建立了一个由天主教徒组成的协会，很快便拥有十五位成员；还开始了一座有十位儿童的教养院。他将那些长期受反教会宣传压迫的善心人士聚集一起。他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人，偶尔有些粗鲁。人们有时会拿他和亚尔斯本堂神父做比较。毫无疑问，在那个紧张的年代，也需要这祥的人为了抵制和督促。他害怕度神秘生活的人：在修道时曾祈求天主不要为他们听告解。在当代人的眼中，为走向天主，必须首先度一种刻苦的生活和个人的努力，必须着手实践这些，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教区的要理便持这种观点。

最初，福尔神父与玛德的关系很困难，他不理解玛德。玛德写道：“本堂神父在橡树皮粗糙的外表下有着一颗金子般的心；我害怕他，他总是不理解我。有时他让我重复我刚说过的话，我觉得他在大声地喝斥我，我的心砰砰直跳，我无法再回答他，而这样神父便以为我和他赌气，然后就不欢而散了”。当朋友若娜包奈彤（JeanneBonneton）跟她讲起神父的温良时，玛德回答：“可他来我家时，却把温良留在了门外！”

另外，在上面描述过的宗教环境里，玛德的家人也不太接受本堂司铎的探访，肯定是害怕人们说他们热心并亲近教会。亨利曾说：“如果神父再来，我就枪毙了他！”那时，玛德请人转告神父就不必来了，这也使他伤心，他不明白。直到1927年玛德垂危时，他来举行最后的圣事。这时关系才好转，在这种情况下，家庭方同意神父的来访。那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一无所知！可是，关系得以重建，并且玛德改变了看法：“我知道本堂司铎是一位圣人神父，完全尽职。你们需要接近他，非常值得……你们没有发现神父的改变吗？当然他还在改变，变得更有耐心，不要怕他！当有痛苦时便告诉他，他完全可以理解你们，并且总会给你们好的建议”。这是那时玛德所说的。终于，她在福尔神父身上可以找到灵性方面的真正支持。

3.最初的友谊

玛德有着一颗善良和敏感的心灵。她转向外在的世界，以寻求爱和交流。一切对她是那么好奇。当他于圣贝莱治疗期间，结识了两位朋友：一位是巴义太太（Bay），阿尔代什省奥布谢（Alboussiere）贵爵妇人，是一位有信德的人并有很多宗教书籍。她一定是被这位身患重病而不知所措的姑娘所感动，因为看到她不明白应该如何在信德中“接纳”自己的病苦。她对玛德讲了耶稣苦难，这无疑给了她一把理解的钥匙并深深地影响了她。另一位朋友是侏罗省圣克洛德（Saint-Claude）的德拉图太太，自1923年至1928年，她们有着亲密的书信往来，这种交往对玛德而言既是安慰又是鼓励。德拉图太太就像是她的一位姐妹，在一起时无所不谈，她也帮助玛德找些缝纫的工作。

另外一位里昂的女孩日塞布特维，曾来沙都暖夫一位朋友家（也属于罗宾家族）度假。她看望玛德并成了她很要好的朋友之一，这友谊一直持续到玛德去世。透过日塞，我们得到了她们于1924年相遇的叙述，那时的日塞刚刚17岁。“见到来探望她的人，玛德看上去极其高兴。当我的朋友们向她介绍我的名字并说我来自里昂时，我发现她的目光直接透入我内心深处，那时的我难以表达内心的激动，这令我十分惊讶。她不断地感谢我去看望她，以致于我有些不好意思”因为我告诉她我自己是那么地喜乐……我们在一起聊了很长时间，非常随意地，但她丝毫未谈到她自己。她多么喜欢人们在那里多留一会儿，因为她告诉我们她很少见人‘总是那么孤单’”。

1927年，村内木匠的妻子裁缝方济保奈认识了玛德。他们夫妇是本堂司铎的朋友，都是沙都暖夫的热心教友。“我送给她我亲手做的一些个人用品，她很激动，并那么温柔地向我致谢，以致我跟她越来越亲近，并很快把她当成了我最好的朋友”，她写道。

同年，另一个人进入了玛德的生活，即24岁的玛格劳特。她在欧特里沃医生的请求下作为助产士来到沙都暖夫。在她离开这里之前，她去看望玛德，这次是玛德自己讲述了与德拉图太太的相遇：“那是我在星期一所见到的第一个人。当时家里只有我自己，我们就像大姑娘们一样自我介绍。她早就应该来，我等她已经一年了，因为她就是沙都暖夫的助产士，是一位24岁的年轻女孩。她留给我的印象是：非常有教养，说话十分得体”。

这些友谊对玛德尤为珍贵，它们为她打开了通往生命之门：阻止她自我封闭并耗死在其痛苦和问题中。它们激起了她的好奇心：人们发现玛德很关心里昂所发生的事情。特别是终于有些人感到了玛德的价值：人们接纳她之所是，不再只是把她看做一个“负担”或一位“怪人”，可以和她说话或谈心。我们看过年轻的日塞布特维是如何被玛德的目光所震慑，那是因为事实上在玛德内心已经开始了某些事情：即她与天主的关系。天主将渐渐地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