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行装，那士荣神父深深地感到，这比理顺内心纷乱的思绪要容易的多！匆匆告别亲朋好友。1938年1月9日星期天，出发的日子来到了。在三台弥撒瞻礼中，他都登台讲道理。许多亲朋好友前来听他证道，为他饯行。6点钟他和他的父母共进最后的晚餐。他不久以后是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的：表面上看起来平静祥和的我，其实内心深处，象开锅的沸水一样难以平静。尤其是当我的目光和眉宇间流露着无限凄凉的我父母的眼光，不期而遇时，我感到揪心扯肺般的痛。8点钟，他们一行来到火车站，已有许多朋友等在那儿，想最后跟他说声:再见。几句幽默的话语打破了死一样的沉寂。他一一拥抱了他们。妈妈已泪流满面，其他的人也都面带依依不舍之情。火车缓缓开动了，我可怜的老父亲还不愿松开握着我的手。我居然使我的父亲这样一个坚强男人也流泪了。我的主啊，怜悯我吧！经过一番祈祷，心渐渐趋于平静，人也有了困意。

    埃德蒙顿，他的三个兄弟和妹妹德兰在火车站等着他。这也是他和我的父母保罗.那士荣和埃德维治.当瑟柔最后一次见面。他和他的家人度过了悲喜交加的几天。卡尔加里，这是在加拿大的最后一站。在那儿，他见到了他的妹妹，玛格丽特修女。她非常高兴见到我，有生以来头一次参加了我主持的弥撒礼，并弹管风琴为唱经班伴奏。可以看出她把强压着的内心情感，都流露在跳越的琴键上。我强忍着泪水，作完一切圣事。最后，挥泪微笑道别。

    1938年1月22日，他从维多利亚港写信给耶稣会省分会长，信中写到：我们在船上向着加拿大的方向，举行了我们的第一个弥撒。我们大家都很好很快乐。经过这些天几乎横跨加拿大全境的奔波，我们现在得以好好休息一下。明媚的阳光给哥仑比亚海岸披上一层盛装。海面微波荡漾，就如同我的心绪一样泛着涟漪。

    1938年5月22日，那士荣神父在给家人的一封长信中，诉说了旅途见闻和到达中国的情景:在海上的一个星期，非常惬意。我们遇到一个非常热情的基督教传教士团。在纸牌的游戏中，我和艾白禄神父把郭鸣时神父和米守神父杀得片甲不留。我们在日本东京逗留了一个星期。这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可以参观几个月，然而，一个星期，我们也可以对她有一个大概了解。在这之前，我们对日本一无所知。我们可以说是在实地，面对面地了解她的。渐渐的，我们开始喜欢她了。就这样，有了一丝对日本的眷恋。然而，不久以后他被一个侵华日军驻地顾问官残暴地杀害了，这是为什么呢？

    1月15日中午，我们进入中国海。2月19日凌晨两点钟，我们的船驶进塘沽港，抛锚准备靠岸。我几乎在甲板上度过了大半夜，久久地凝视着大海。我将会想念你的。看着这个如同有生命的巨大无比的生灵，你会感到大海就象一个沉睡的巨人，心脏在缓慢地，但很有节奏的跳动着。此时此刻，我似乎有一种抛弃一个生灵的感觉。这或许是由于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我渐渐有点意识到，就在这儿，我们将开始我们的新生活。一束亮光如亚西亚的和煦阳光照在我的脸上，我深深地感到天主给了我一个多大的恩惠，使我能来到中国。这些完全不同的人民将成为我的人民，我将为实现天主交给我的神圣使命-中加友谊而奋斗！我将和他们朝夕相处，他将给予他们我的全爱，我的全有，甚至生命，就如同我的先辈，法兰西传教士一样来魁北克传主的福音。

    凌晨三点，因水位不够，旅客们转乘吨位较小的小船登岸。瑟瑟发抖的乘客们都躲在避风的地方。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到达中国的那个清晨！我们的小船靠岸了。我们终于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若不是怕海关移民局的检查官员误以为我是疯子，我一定会亲吻脚下的土地。但我已把我的心完全交给了我的新同胞。我会百倍的关爱他们！一声招呼，八个扛行李汉拥过来。每人背起一个大箱子，大步走了。看着他们弯曲成牲畜般的样子，我的心里难受极了。尽管，人们向我解释他们已习惯这种活计，而且很高兴，如若不然，用卡车，他们就会失去饭碗，我还是无法使我的过分敏感的基督徒神经平和。不管怎样，他们在从事着比我们的井下矿工或某些重工业更艰苦的工作。

    我们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车厢里挤得满满的，我们只好站在过道里。这是一种极好的旅行方式，它可以使我们能更好的接近人民大众。就如同此刻，我们通过车窗，已接触到了乡间田野。北京的学校打开校门，热情地迎接了我们。人们把我带到我的房间，留下我一个人，我感到象到了天堂一般。房间比我想象的更干净、舒适。方砖铺地，床象在神学院时一般，中国锦被又轻又软；书桌、衣柜、电灯、小火炉，样样俱全。此外，天一点也不冷。当阳光从云端探出头来的时候，已隐约看到一点夏天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