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山是一个四面由土城墙环绕的小镇。镇子里有一座秀气的教堂。尽管房屋的窗户都用铁条围着，但仍有不速之客时常光顾。1938年，一百多个手持手枪的土匪突然闯进镇子，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洗劫。因而，可以说那士荣神父就是生活在这样一种随时被抢劫的环境里，而他本人却认为这是对灵魂的一种很好考验。

    小镇里有四百名天主教友，有多少镇民不得而知。没有人知道新来的神父是怎样形容他的新环境的。而在1939年10月13日的日记中他写到:土山位于黄河故道的一个大平原上，当黄河厌倦了她的河道，重新流经这里的时候，一片汪洋，到处是饥饿的人群，尸体遍野，就如同1934年。东北部有一个小土山，正东部是一串此起彼伏的山脉。5月6月间干涸的小溪，7到10间到处欢畅地流淌着。一望无际的田野很自然地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正方形麦田。被人踩出的小径或被独轮小车碾出的小路弯弯曲曲地伸向远方。放眼望去，掩映在一片片的绿荫中石灰泥的茅草屋，就是村民的家。土山镇因她的集市，而闻名于方圆几十里。每个月有十几次集市，买卖非常热闹兴隆。

    年轻的神父全身心地投入了他在土山的工作。清早5点差一刻起床去教堂。1939年8月12日在写给他妹妹的信中，他这样写到：几个天主教教友和一些年轻的修女在唱颂圣歌，我跪在他们的身后，靠近神工架的地方等待告解者。当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跪在天主的化身-我这个小小的毫无德能的几乎半哑的传教士的面前，虔诚地诉说着他们的企盼和痛苦的时候，我尽量向天主祈祷。在这里，我将不向你讲述此刻画过我脑际的念头。

    紧张忙碌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给生病的人看病，主持圣事，解决一大堆的学校问题、薪水问题、厨房琐事。他向他的母亲透露说：您也许觉得奇怪，我整天为这些生活琐事而忙碌，也许你会更奇怪，现在我已学会了用他们的方式同他们交往：非常耐心，说话客客气气，即使我知道他们错了或是在说谎，我也不当面揭穿顶撞他们。大多数的时候，是他们在讲，我洗耳恭听。我赞同他们说得有道理的地方。但对他们的那些不可能实现的要求不立即予以答复。谈话就这样持续着，而最终不了了之。他们因未被当面拒绝，而面带喜悦地向我道别，兴冲冲地走了。在这儿，当面被人家拒绝是很丢面子的。我从来都没有现在这样深深地体会到：时间磨练人的意志。

    那些传教多年、年长的神父们都很赞叹他奔波于路上的冲劲。他们常常向他开玩笑，亲昵地把这个不知疲倦、往来穿梭于徐州和他的本堂之间的年轻神父称为"流星"，这同时也表示他的新教区宽广无际。

    一个新上任的神父应该探访散居在教区四面八方的他的所有教友。平常时候，这种事情并没有什么可难的。战乱这时，它就变得异常艰难了。被雨水冲毁的道路没人修复；不是被炸弹炸得坑坑洼洼，就是布满壕沟。让我们来看看那士荣神父是怎样描述他路途的艰难的吧:有一次，我还没走了几里地，路就被一个水塘截断了。我没法，只好骑着我的骡子下了水。水越来越深，快到我的小腿了，我只好尽量靠塘边走。骡子也感到情况不妙，它犹豫着，往后退。它开始害怕，当然，我也很害怕。我笼回缰绳，因我不想完全浸湿。或许，骡子有了得救的办法，它开始游起水来。我们终于扑腾到了湖对岸。

    八月中旬，那士荣神父得到徐州去，接受他作为土山本堂神父的正式任命。但路面情况使他无法出村子。他不得不把行程推迟到9月12日。踏着泥泞的道路，他来到徐州总教区，接受任命，购买一些日用品，然后又毫不耽搁的赶回他的堂区。

    10月，他又不得不踏上去徐州之旅。来回120里，无论那些开他玩笑的人怎么说，这样在路上跑也不是只是为了闲逛着好玩！这一次，随他一同前往的还有他的五个教友，其中两个准备到徐州中学去念书。火车晚点了，午夜30分，我们不得不惊动徐州总堂的看门人和圣母无染原罪传教会的修女们，接着，很快跟随我的人都去睡了，而我蹑手蹑脚地来到二楼神父们的宿舍，叫醒了熟睡中的隆仁昌神父，他刚刚来中国才三天。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在微弱的烛光下，两个身处他乡久别重逢的加拿大人畅快的聊着，时间过得真快！第二天，我买了一辆独轮小推车，以便下了火车后载我的行李，此外，我还给屠神父买了一个小马鞍作礼物。接着，我们又踏上了归途。这样一来一往，又是一星期。

    11月16日，我们的"流星神父"又来到徐州，但这一次，他在床上躺了整整三个星期。我去绥宁看望我的中国同事苏神父。25里的路程，骑自行车算不了什么。微风浮面，我很兴奋地骑着车，突然，我感到被什么艰硬的东西一绊，一下子，我被弹出很远。

    或许，我本应该从黄河故道走，那是如同撒哈拉一样一望无际的沙漠，沙丘、沟壑和裸露的河床，到处可见。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中国军队在路中央挖了一条两米多深的战壕，就如同正在挖下水道的大街一般，任何车辆都别想通行，即便是坦克。而我，或许是走神了，车轱辘正好压在壕沟边的松土上。就这样，我连同自行车一个猛子，扎到沟底。一下子，浑身上下，满头满脸都是砂子，可想而知，我的样子有多可悲！而我最担心的是被称作"洋驴子"的我的自行车。幸好，它安然无恙。而我，真可以说目不忍睹。鼻尖擦伤，正在渗血，如果我的鼻子没这么大就好了。手腕扭伤，膝盖也划破了。我匆匆涂了一些碘酒，又上路了。还有六里路要走。

    这就是为什么，最后我被送到医院。护士修女为我清洗膝盖的伤口，敷一层糊状药膏。我可以毫不隐瞒的向你们承认，这次受伤使我心里很不好受，我有点生我自己的气，为什么这么不小心！我使我的家访的教友的计划无法实现。终于，可以起床了，我马上回到了的教区。这一次，在徐州耽搁了24天，我必须争回我失去的时间。下面就是我一天的琐碎记录：起床后，我叫醒和我住在一起的所有人：老师、学生和佣人。6点45分，听教友告解，7点半，弥撒礼。早饭后，念日课经。我派一个修士去教区北部家访十个村子的教友；我派另一个修士去买柴草；再派第三个去给望教者讲解教理。然后，一捆一捆地给麦草过秤；教佣人怎样摆弄我的骡子和溜我的可爱的小灰马。结着，抽空整理自己的卧室，早课、吃午饭，下午，又为各样杂七杂八的琐事忙个不停。

    人们不会忘记，在他来到土山4个月后，也既是主保瞻礼日的第二天，那神父差一点被枪杀在送他的客人回家的路上。他是这样对徐州的报界坦言的：他们没有料到，消息象长了翅膀一样不径而走，他们想报复；他们后悔没有趁乱，结果了我们。其实，显而易见，如果他们的子弹当时打中我们中的一个，他们也会打死其余的，以便杀人灭口。自从这次历险以后，人们总是向我们表示同情，当他们听说我们向高层揭露了这一丑闻，同情立刻上升为钦佩。

    谁敢说这不是天主借助这次的历险，来帮助这个单枪匹马的小神父更容易的完成他的传教使命呢？当地人总是还未见其人，已闻其名了。"就是在这样的慕名中，我开始了我正式任命土山本堂神父后，对我教区的第一次家访。我作了22台弥撒，收获了700个复活节圣体，洗礼了130个幼童和巡回了两趟我堂区的所有学校。这次12月4日事件的另一个影响是得以重建去年被烧毁的我本堂区的最大教堂，几乎不用我筹款，人们答应会有足够的资金，而且这次重建的会比以前的更美仑美焕。

    今年由于我的麦仓空了，而我又没法再弄到粮食，神学教理初修班只好暂停。我也非常遗憾，望复活时，没能给教友带一些绵羊羔。现在对我来说，最大的希望就是赶快让我的小学生们复课。学生们都回到他们自己的家里学习，有时，我去看他们并给他们出一些考题。有时，我把一些学生集中到教堂进行短期培训。土山的学校已满员了，83个学生，4个教师。但应该提到的是：我重新整修了两年来被战火摧残的不象样子的我的家和学校。"

    作为土山的唯一传教士，而且又不曾有过有经验的年长者的启蒙，可想而知他的困难有多大。他的中文还远远没有达到精通的程度，同时，他也很无奈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帮助和解脱那些还没有得到天主恩惠的灵魂。他的辖区有3000多教友，他得到处跑讲经传道、做弥撒。在1940年写给他母亲的信中，他这样写到：我没有时间，因此，只好简短的给你们写几句。最近几个星期，我都在外面到处跑。在连窗户都没有的茅草屋里，更不要说墨水了，我怎么能给你们写信呢？做弥撒的前一天晚上，我通常住在我的教友家中，这样我可以体会他们的疾苦！今年冬天，这天气暖和的出奇，我正好趁这好天气多跑几个地方，传我主的福音。我想我的天主应该会很高兴的！

    5月，对神父来说，可以暂时轻松一下。因这正是麦收大忙时节。整整三个星期，每天几乎18个小时忙在田里。他也很关心他教友的活计，他常常去田里看他们干活同他们亲切交谈。人们跪在地上割麦子。他们用左手抓住一把麦子，右手用月牙般镰刀飞快地割着，然后，打成捆。人们从早上3点一直干到晚上8点，然后，人们把割下的麦子带回家，当天夜里就打穗、磨面尝尝鲜，因为他们已断炊很久了。"为什么大家都象发了疯一样往前赶呢？首先是因为饥饿，其次，是怕麦穗被雨浇霉或是被烈日晒焦。同时，尽早打谷归仓，也是为防夜间的偷麦贼。"  

    土山一年的传教使命就要结束了。6月初，他听说7月份，可能徐州大教区将被分成几个。"不管怎样，7月，我得到北京去继续进行中文的提高培训。 "6月底，他的继任者到达土山，这比他料想的要快。他尽他最大的可能教他怎样开展工作，7月1日，他向土山挥手道别。在他离开土山几天后的日记中，他这样写到:如果说，离开土山对我无所谓，这无疑是在撒谎。首先，在我临走那天，教友们对我表达的无限依恋这情是不言而喻；镇子里无论信教的、不信教的、军官和商人，一直把我送到城门外。街道上排起一条长龙，还不断爆发出只有对名人才有的掌声。在他们的心中，我该是一个伟人！而在我的心中，在我的整个传教生涯中，倾注了我的全部心血，艰难开垦的处女地-土山，可以说是我的中国故乡，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