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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II)列表
·25 在华耶稣会传教士杜德美神父
·26 耶稣会传教士骆保禄神父致本
·27 关于骆保禄神父信件的几点说
·28 殷弘绪神父就利圣学神父之死
·29 中国传教会总会长张诚神父的
·30 传教士白晋神父的信
·31 耶稣会传教士殷弘绪神父致印
·32 近年写白中国的几封书信的摘
·33 耶稣会传教士杜德美神父致印度
·34 耶稣会传教士殷弘绪神父致中
·35 彭加德神父致印度和中国传教
·36 殷弘绪神父致耶稣会中国和印
·37 利国安神父致德泽亚男爵先生的
·38 耶稣会传教士巴多明神父的信
·39 耶稣会传教士殷弘绪神父致本
·40 冯秉正神父致本会德科洛尼亚神
·41 耶稣会传教士孟正气神父的信
·42 耶稣会传教士冯秉正神父的信
·43 一封北京来信的摘要
·44 一位在华传教士的信
·45 耶稣会传教士卜文气神父致其兄
·46 在华耶稣会传教士殷弘绪神父的
·47 耶稣会传教士殷弘绪神父致某夫
·48 传教士朱耶芮神父的信
·49 一位耶稣会传教士的信
·50 耶稣会传教士殷弘绪神父致本
·51 杨嘉禄神父致修道院长拉法埃利
·52 宋君荣神父致图卢兹大主教德纳
·53 耶稣会传教士巴多明神父致法
·54 巴多明神父致法兰西科学院诸
·55 耶稣会传教士冯秉正神父致本
「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作祭司。」
53 耶稣会传教士巴多明神父致法兰西科学院诸位先生的信
53 耶稣会传教士巴多明神父致法兰西科学院诸位先生的信
浏览次数:3608 更新时间:2007-10-30
 
 
 

(1723年5月1于北京)

 先生们:

    你们或许会感到惊讶,我为何从如此遥远的地方给你们寄以你们无疑不认识的文字撰写的一部解剖学论著、一部医学大全及一些物理学论著呢?但是,当你们看到我所寄的是译成了鞑靼文的你们自己的著作时,你们就不会惊讶了。是的,先生们,这是你们的思想,你们机敏的发现,是不断钻研所获得的可敬的成果;正是靠了这种钻研,科学才达到了我们所见的高度的完美。我甚至要说,正是这种发现在众多民族中唤起了既有益又宜人的研究兴趣。他们通过翻译你一们的著作利用你们第一流的成果。.而鉴于著作年年增加,许多人宁愿学习法文以便亲自从源头吸取营养,而不想等待(译员)虽然勤奋但毕竟太慢的手为他们开启你们知识的大门。

    在欧洲也非常有名的中国皇帝热爱科学,渴望获得外国的知识,但他不认为必须学习我们的语言以利用这些知识;他觉得对他来说最便捷的办法是让我把(法国的)种种发现详尽地译成他的母语,因为以前我在交谈中只对他做了粗略的介绍。

    这位于17221220去世的君主是人们在许多世纪中才能见到一个的那种非凡人物之一,他对自己的知识面不加任何限制,亚洲所有君主中从未有任何人像他这样爱好科学和艺术。向他介绍新的尤其是来自欧洲的发现,简直是对他的奉承和讨好;而这种新发现,只有在你们卓越的科学院里才能获得这么多,因此,耶稣会传教士与这位伟大君主谈论得最多的也是你们科学院。

    二十五年前我到达中国时,人们已经使他对经你们精心完善的天文学和几何学产生了重视,甚至向他呈上了在你们指导下制成的许多或大或小的精美仪器并教他使用。你们在物理学上的研究成果也未被遗忘。至于人体解剖和疾病方面的问题则刚刚起步。

    这位熟谙中医典籍的伟大君主清楚地知道,若不在中医知识中添加解剖学知识以指导医生处方并指导外科医生进行手术,那么中医知识是不完善的。因此,他命我把一部解剖学著作和一部医学大全译成鞑靼语。此外,我说他让我译成鞑靼语,这指的是统治中国已达八十年之久的满洲人一一即东鞑靼人的语言,而不是称为西鞑靼人的蒙古人的语言;蒙古人几乎全部臣服了皇帝,这两种语言是很不一样的。   

    皇帝希望先对整部著作有个概念,随之又希望我把它分成几个部分或者说几篇课程;也就是说,每当我誊清十页左右译稿,就要送他御览。必要时他亲自修改词语,润色文笔,但对理论基础不做更动。他常做这件事,直至整个工作结束。这位聪明的君主预见到了工作进程中的困难。他对我说道:“朕很清楚你需要处理某些不太合适的内容,作为教士,你可以省略这些内容或只以含混的措词表达;但这样一来它们也就无用了。为此,朕给你配备了两名熟练医生,由他们处理那些你认为与你职业不相宜的内容。”他接着又说,“朕希望不省略任何内容。且不说我们并不缺乏适当的表达方式,更重要的是大众应从这本书里受益,因此,它应当有助于拯救或至少是延长人的生命。这不是公诸于年轻人的书,因此,里面的插图只能被和你一起工作的人看到。”他还说道,“朕在你们书中发现一个应当避免的弊病:这些书把插图放到了各章一一有时甚至是整本书之后,此外,朕觉得插图刻得不好,也不准确(皇帝说的是那些在德意志刻印、从莫斯科地区传过来的插图)。朕希望在每篇课程后看到展示文中所授原理的插图,如下文还需讲到这些原理,则把同样的插图再印一张。”这便是皇帝对我下达的御旨,剩下的就是执行了。先生们,对此你们可能会问,我做得了这件事吗?或者说满洲鞑靼语中是否有足够的词汇说清楚解剖学和医学内容呢?

    我首先要回答你们:皇帝之所以确信我能胜任他委派的任务,是因为约十年以来,我奉旨把大量鞑靼文字译成了欧洲文字,此外,我还把法文、拉丁文、葡萄牙文和意大利文译成了鞑靼文。想译好一种语言,需长期练习,仅知道一种语言的理论并认识它,还不一定能完成翻译,因为每种语言都有其诀窍和微妙之处。我所缺的只是某个像贵院德·丰特内尔先生善操羽笔那样的鞑靼人来使用毛笔罢了。

    为弥补这一缺陷,皇帝从上书房派了三位精干的官员、两名文笔极佳的司书、两名善于插图的画师、几名拉线工及纸板制造者等。先生们,我知道你们撰写这些著作都不需要这么多人组成的班子,何况我只是翻译;但是各国都有自己的方式,而在中国宮廷中,做任何事都是大张旗鼓的。此外,我认为不应当盲目地完全逐字逐句地直译。倘若我毫无独立性地翻译我们语言中的熟语、措辞及词组的布局,这种语言将大为失色,皇帝也会读不了几页就兴趣索然,决不会耐心地等了整整五年直至译作完成(这项工作延续了很长时间,我在下文将说明原因)

    那么,鞑靼语中是否有足够词语作这类翻译呢?我的回答是:有,甚至绰绰有余。我认为这种怀疑主要起因于几乎所有民族都存在的一种偏见,他们都认为自己的语言是举世最美、最丰富的。与别的语言接触越少,此种想法越易产生。我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纠正了皇帝长子(他是个读书人)在这一问题上的错误。你们可以从我和他随皇帝赴鞑靼地区巡视时的一次谈话中对此作出判断。他当时三十五岁。他认为人们无法把他母语的意思(更不要说文笔了)令人满意地译成任何一种蛮语(由于不懂我们欧洲语言,他就称其为蛮语)。为确认这一点,一天,他在我无意识的情况下把我叫进了他的帐篷,告诉我他要给葡萄牙耶稣会士苏霖神父写信,托他办一件要事。他接着说道:“不过,鉴于他不懂鞑靼语,我把要通知他的事向您口授,由您将其译成拉丁语一一因为您对我说过,这是欧洲所有读书人公用的一种语言。”“再也没有更方便的了,我答道,同时拿起了笔,因为纸已经备在桌上了。皇子先说了一句由几个分句组成的长长的复合句,又不完全说完这句话,却要我翻译。我请他马上说出他要托办的事,然后我再译成拉丁文。他微笑着说了出来,仿佛认为我试图躲避困难。翻译很快完成了,我问他信封上地址怎么写,他说:就写皇长子致苏霖。我照办了,随之把信递给了他,同时装出我没重读过的样子。他说:“我怎么知道您写了些什么呢?是我的意思还是您的意思呢?您没遗漏、改变或添加任何东西吧?不会只是您记住的片言只语吧?因为我发现您写的时候未做任何涂改,而且您也不像其他人那样再誊写一遍。我答道:区区一封短信不必如此费事,只要懂得这种语言,信手写来即可。”“!”他说道,您想向我表明您懂拉丁文,而我,我要确信您的翻译是忠实的。因此,请用汉语把我用鞑靼语对您口授的话说一下,因为您说已把它们变成了拉丁文。我马上照办,皇子惊诧不已。“真不坏!”他又说道,“如果回信与您刚才说的相符,我就能悟出点道理了。不过苏霖神父必须以汉语给我回信,因为如果他写欧洲文字,您就可以以您的方式回答我了。我向他保证苏霖神父一定从命,而且回信会与他的信吻合的。

    我向您承认,皇子辩解道,我把您叫来主要是想考验您的本事,而不是要给北京写信.当我端详你们欧洲书籍时,我觉得封面做得很好,插图刻印得也不错,但文字令我大倒胃口:它们很小,数量也少,难以辨认,活像一连串扭来绞去的圈环一一或者更确切地说,像苍蝇在布满灰尘的油漆桌面上留下的痕迹。怎么能用它们表达如此丰富的思想、千差万别的行为以及那么多无生命的和有生命的事物呢?相反,我们的文字,还有汉人的文字则是美观、清晰、十分高雅的。它们数量庞大,足供人们选用,它们清楚地呈现于读者面前,令人悦目。总之,我们的语言是雄健有力和庄重的,听起来也很悦耳。,而你们相互说话时,我只听到一派无休止的啁啾呜叫声,颇像福建省那种莫名其妙的方言。”

    这位皇子认为有人不同意他的意见并不是坏事,这在他那种地位的人当中颇为罕见。于是,我利用他为我提供的机会捍卫我们的语言.不过根据当地习惯,我一开始仍承认他说得有理,这样说能讨东方皇子们喜欢,他们会高兴地品味这种恭维,从而使他们倾听人们陈述的理由一一而人们正是通过这些理由以不易觉察的方式来证明他们的错误。我不怀疑这种婉转的方式在西方宫廷中同样会被使用,因为我觉得与君王们讨论问题真是件危险的事,普天下都一样。

    因此,我向皇子承认鞑靼语是庄重的,它适宜于描述战功、歌颂伟人、创作严肃的剧本、编写历史,它拥有表述他们祖先所知的一切事物的词汇和熟语,然而与此同时,也应注意避免过于偏爱自己的语言。我接着对他说道:“在您的母语与汉语之间,您更喜欢前者,我认为您是对的;然而,懂得这两种语言的汉人,他们却不同意这一点,何况事实上也无法否认鞑靼语中存在着缺陷。”由一个外国人说出的最后这几句话令他吃惊,然而我不给他打断我话头的时间,就给他举了我从中发现的不完善之处的一些细节。

    我对他说道:您承认,汉人以其千千万万个字却无法表达你们语言中的音、词、术语而丝毫不改其原貌,以至一个鞑靼词写成汉字后变得再也无法辨认和理解了;您从中理所当然地得出了你们的文字优于汉字的结论,因为前者字数虽少,却能极好地表达汉语。然而同样的理由应使您承认欧洲文字比鞑靼文字更有价值,因为我们字母更少,却能以我们的方法方便地表达鞑靼语和汉语以及其他许多你们无法很好拼写出来的东西。

    我接着道:您关于文字美观问题的说法很难说明或根本不说明任何问题。欧洲文字的发明者们无意于制作用以悦目的图画,他们只想创造赖以表达思想的符号并表达嘴能发出的各种声音;这就是所有民族创造文字的意图。因此,这种符号只要够用,那么它们越简单,数量越少,就越值得赞美,越便于掌握。在这一点上数量多反倒是弊病。正是在这一点上汉语不如你们的语言,而你们的语言又不如欧洲语言。皇子答道:我不承认我们不能用鞑靼文字书写外族人的语言。我们不是把蒙古语、朝鲜语、汉语和藏语等等都写出来了吗?”我答道:“这还不够,还要把我们的语言也写出来。譬如说请您试一下能否把prendreplatinegriffonfriand这几个字写出来。他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在鞑靼语中不能把两个辅音连在一起,两个辅音间必须加一个元音,所以要写成perendrepelatinegcriffOnfchand等等。

    随之我向他指出,虽说鞑靼字母有不少地方与我们的字母相似,但仍有许多缺陷。我告诉他:你们缺少两个起首字母:BD;你们无法用这两个字母为任何字开头,因此以PT取代。例如你们把BestiaDeus拼写成PestiaTeus。这样,许多欧洲的音你们虽然说得出来,却写不出来。所以我的结论是我们的字母优于你们的字母。此外,无论发音还是拼写,你们把巨这个元音总是弄成开口的e,你们只在某几个以n结尾的字末才发哑音e,但又没有任何符号去表示它。我知道汉语里()有这些缺陷,而由于你们有汉人所没有的r这一字母,因此在表示外国人名时你们的语言优于汉语。

    皇子不很欣赏这些话,不过仍让我继续评论。于是我从字母转到了对鞑靼语总体的评述。我说它不宜于简洁明快的文笔,许多词过于冗长,还认为这是这种语言难以写出诗歌的原因之一。我还说我没见过(用鞑靼语)写诗的学者,甚至没见过翻译汉语的诗歌一一除非是把它译成散文。我接着道:“这无疑是因为在汉语中如此容易的押韵和顿挫在你们语言中无法实现。您常以汉语写诗,而且写得很好,您把它们写在扇面上或用以赠友;但我斗胆问一句,您用鞑靼文写过诗吗?”皇子道:我没试过,而且我不知道们在这方面立过什么规矩。可是谁告诉您天下有什么诗人和诗歌呢?您要承认您是到了中国才听说这一切的。”我对他说:“若说我固执地认为仅有单音节的语言不能做诗,这决不是真的。我先前弄错了,正如您现在弄错了一样。我用两种语言给您背诵几首诗,您虽然不解其意,却很容易听出其中的顿挫和押韵。”

    做了这番试验后我接着说道,鞑靼语言中很少有过渡转换,它们非常细微,难以捕捉,最能干的人们正是在这一障碍前失败了,人们有时见他们写了上句要接下旬时举着笔久久落不下来,思量再三又只得划掉已写的句子。若问及原因,他们只会说出以下的话:这听起来不悦耳,这很生硬,不能这样来表达,必须换另一种联诵等等。

    皇子无法否认他的语言中确有这一缺陷,但又说这一麻烦在说话时不会碰到,人们可流畅地表达。我辩驳道:“若有人讲述一件事情或一则故事时说了三四句话便张口结舌停顿下来无法继续说话,那真是咄咄怪事了,人们一定会以为他突然中了风。但应看到,那些对这种语言尚未完善掌握的人一一例如您一一往往会拖长句子的最后音节并加上无任何意义的yala一词。如在一次交谈中他们仅重复两三次yala这个无意义的词,他们就认为别人应为此感激他们了。我甚至见到那些刚从鞑靼腹地来的人也和别人一样频繁地使用该词,这说明你们语言中用以过渡转换的词确实很少。在稍稍优美的文章中,人们就不会冒失地使用yala一词,尤其在您父皇贬斥了该词并避免予以使用后更是这样;但作者们写文章从一项内容过渡到另一项内容时行文就非常局促。

    皇子笑着道,我们俩人旗鼓不相当,因为我在他的国中,而他从未到过欧洲。他愉快地说道:我若在欧洲做过旅行,回来后便可举出你们语言中的所有弊病,便可把你说得哑口无言。我答道:您不可能找出如您想像那么多的弊病,我们对语言十分关注,不会让公众任意乱用的;正如对待科学和艺术一样,我们还设立了改革和完善语言的机构。皇子接口道:等一等,我可把您抓住了:因为既然有人改革你们的语言,就说明它有弊病,人们不会为鸡毛蒜皮的事而设一个机构的。我说:我没解释清楚,我们设立这个机构主要不是为改革语言,而是把它控制在规范以内。在这一点上犹如你们的大江大河,尽管它们庄严雄伟地流淌着,你们仍要委派官员予以监视,怕它们泛滥,或因别的水流汇人而上涨,从而变得不那么清澈有用。皇子又道:难道你们的语言没从别的语言中吸取任何东西吗?其中难道未渗入邻国的字眼和熟语?难道它始终保持着发端时期的纯净?”

    我告诉他鉴于欧洲许多王国开始时受同一君主统治,不同民族间的相互交往导致了一些共通的词语,尤其在科学和艺术领域,大家都采用首先发明了它们的民族的读法。这番话让皇子觉得自己是个胜利者并高声说他赢了。他说:我们从蒙古人那里只吸收了极少词语,从汉人那里吸收得更少,我们在把他们逐出家园之际还给了他们一个鞑靼语词尾。但你们呢,你们(的语言)是靠邻人余沫丰富起来的。虽然如此,您却仍然热衷于在枝节问题上对鞑靼语进行挑剔。

    先生们,我不想继续叙述这次交谈,以免你们厌烦,也不想细说我是以何种方式把有生命的语言和无生命的语言间的差别告诉了皇子的,因为他从未听说过后一种语言。我只需告诉你们,我与他的这场争论一直持续到他收到苏霖神父的复信;他对复信颇为满意,因此开始对欧洲语言有了较高评价,即把它们紧接着排在他的母语之后,而此前他曾想把汉语排在上述两种语言之间。我引证了汉语中存在的大量歧义反对这种不公正的排列。于是他笑道:“好吧,就依您吧,在这一问题上不愿被说三道四的汉人自己会起来辩解的。”

    我上述所言证明,所有民族都存有共同的偏见:人人都看好自己、自己的国家、自己的语言、自己的长处。若仅仅如此倒也罢了,可他们还以为别的民族并无同样的优点,甚至不客气地互相把对方称为蛮人;这是因为无论对谁而言,若想相互做出更正确的评价,就需进行许多游历和研究。

    先生们,在此向你们讲述鞑靼语规则是不必要的,因为我想你们中没人打算学它。我只讲几点或许不会使你们讨厌的特点。

    与法语相比,鞑靼语特点之一是,若使用faire()这个动词,几乎每次都要因后面所跟的名词的变化而变化。我们(faire这个动词可以)造一幢房子、做一项工作、写诗、作画、雕一个塑像、扮演一个角色、假装谦虚、使人相信”等等,这很容易,也便于记忆;但这是鞑靼人不能容忍的。他们每次都要因不同的名词而使用不同的动词。若日常说话时漏用了动词这尚可原谅,但在文章中、即便是普通文书中就绝不能遗漏了。

    相邻的两行文字重复出现同一个词,他们也不能接受,因为这会变得单调乏味,听起来不舒服。正因为这样,给他们诵读我们某本书时,他们便会发笑,因为他们不时会听到quequ’ilsqu’euxquandquoiquelque~is等等。这些代词频频重复出现使他们很不喜欢。我们徒劳地告诉他们这是我们语言的特性,他们还是不能习惯。鞑靼人是用不着这些词的,而且丝毫不需要它们,他们只需把词序稍作变化就取代了这些代词,而且意思决不会晦涩含糊。因此,他们没有什么文字游戏,也没有乏味的讽喻。

    鞑靼语另一特点是它拥有许多用以节略的词。它不需要那些使言语意思中断、失去活力的代用语或拐弯抹角的说法,一些相当简短的词能清楚地表达若缺了它们帮助人们必须用一长串话才说得明白的意思。当谈论家畜或野生动物、家禽及水生动物时,这一点很容易看出来。如果想用我们的语言来准确地描述这些动物,那我们该使用多少代用语啊!因为用以表达我们意思的词汇太少。但鞑靼人就不一样,我举个例子你们就明白了。我以狗为例;鞑靼人用以表示狗的词汇是所有家畜中最少的,但仍比我们多得多。除了常用的大狗、小狗、看门狗、猎兔狗、卷毛猎狗等等称呼外,他们还有用以表示狗的年龄、皮毛、质量好坏等等的专门词汇。您若想说一只狗耳朵和尾巴上长着长而密的毛,那么用taiha一词就够了。若狗的口鼻部位长而大,尾巴也一样,耳朵很大、嘴唇下垂,那么yolo这个词便说明了这一切。若这只狗与无任何此类特征的普通母狗交配,生下的小狗就叫peseri。不管什么狗,公母也不论,只要眉毛上方有两簇金栗色或黄色的毛,那就只管叫它tourbe;若长着豹样的毛色,便叫做couri;若仅在口鼻部位有斑点,其余部位毛色是一致的,便叫palla;颈部全白的称为tchacou;如头上有些毛向后倒,便叫kalia;眼珠半白半蓝的唤做tchikiri;个头低矮、腿短、躯体笨拙、头部昂起的称做capari等等。

    Indagon是狗的统称;nieguen则是母狗统称。七个月以下的小狗称做niaha,七至十一个月的小狗叫nouquere,十六个月以上的狗便统称为indagon了。若要表示其质量好坏也是这样,一个词就能说明其两三种特性。

    如果再讲述别的动物,例如马,那我这封信真无法结束了。鞑靼人出于对这种于他们如此有用的动物的偏爱,有许多词汇用在它身上,其数量比用于狗的多二十倍。不仅有表示不同颜色、年龄、特征的专门词汇,还有表示它各种动作的词汇:例如被拴得太紧、无法歇息,脱了缰自由奔跑,寻找伙伴,因骑手跌落或因突然遇见野兽而受惊,被骑手骑上后,它以怎样的步伐、多少次各种各样的抖动来考验骑手等等,所有这些以及其他许多东西,鞑靼人都有专门术语予以表达。

    这么丰富的词汇究竟是好、是坏、还是无用的呢?这要由先生们自己作判断了。我能告诉你们的是,若学习这种语言的人一一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一一记住了这么丰富的词汇,交谈时能让他们备受尊敬;此外,它们在文章中是绝对必要的。若没有表示动物内部外部所有器官的大量名称,我就永远无法完成我有幸向你们呈上的八卷译作。我毫不困难地找到了适用于不用显微镜(鞑靼人没有这种仪器)就能看见的所有器官的专门用语;我还要排除某些只存在于活动物身上、死后就会消失的器官。此外,他们的语言不缺少准确描述人体的任何必要词语,这一点让我感到吃惊,因为我看不出他们是从哪种邻近语言中借鉴过来的。他们西面是蒙古鞑靼人,但两种语言中只有七八个相似的词,我们甚至无法说出他们最初是向谁学来的。他们东面有几个很小的民族,住在海边,过着野人生活;鞑靼人听不懂他们的话,也听不懂住在北面的人的话。鞑靼人南面是朝鲜人,他们的语言和文字是汉语,与鞑靼人的文字根本不同。

    征服中华帝国后,满洲鞑靼人担心自己的语言变得贫乏或完全消失,其原因与其说怕汉语与鞑靼语相混,不如说怕他们自己遗忘:因为这两种语言是互不相容的。年老的鞑靼人在关内渐渐死去,他们的子女更容易学习被征服地的语言而不是父辈的语言,因为他们的母亲和仆人几乎全是汉人。为避免由此造成的妨害,在仅在位十八年又几个月的第一位皇帝顺治统治时期,人们开始翻译中国古籍并按字母排列顺序编撰(鞑靼语)词典。然而因词义解释部分的文字是汉语,而汉语无法表达鞑靼语的发音及某些词义,所以这项工作鲜有成效。

    为此,康熙皇帝白统治初期起便建立了一个机构,由最精通鞑靼语和汉语的人员组成。他让其中一些人继续翻译史书、典籍,另一些人翻译雄辩术篇章,而多数人员则编撰鞑靼语宝典。这项工作进行得极为认真。如出现某个疑问,就请教鞑靼八旗的老人;若需进一步研究,便垂询刚从鞑靼腹地前来的人员。谁发现了某个古词或宜于编入宝典的古老熟语,便可获奖。随之便规定使用这些古老词汇和熟语,以便把它们教给已将其遗忘、或更确切地说从未知道过它们的人。等这些词汇全都归到了一起(或是极少再有遗漏,若有,也可将其编人补遗之中),便予以分类整理。

    (宝典中)第一类词讲的是天,第二类讲时间,第三类讲大地,第四类讲皇帝、政府、官员、礼仪、习俗、音乐、书籍、战争、狩猎、人、地、丝绸、服装、工具、劳动、工人、船只、饮酒、食物、谷类、草、鸟类、家畜及野兽、鱼类、虫类等等。

    每个类别中还分章节。如此排列的所有词汇都是以大写字母书写的,每个词条下面的定义、解释及使用方法则以小号字写成。解释写得明确、优美、文笔简练,人们正是通过模仿它们来学习写作的。

    由于这部宝典是以鞑靼文字编撰的,因此对初学者并无用处,只有已经懂得这种语言、希望进一步完善或撰写著作的人才能使用它。

    (编者)主要意图在于提供这种语言的一个集锦,使之只要宝典存在便不至消亡。人们把扩编的任务留给了后人,倘后者发现了什么尚不可名状的新事物,便应添加进宝典之中。

    我在所知的以拉丁文、法文或意大利文写作的解剖学家中选择了迪奥尼斯先生的著作,我觉得它最清楚、最准确。我根据他的顺序和方法做了解释。至于插图,我则喜欢巴托兰先生的作品,因为它们比其他的更大、刻印得也更好。谈到人体内部血液循环时,我尽量模仿作者的清晰和明确,但我的表达比他稍显罗唆,因为皇帝缺少必要的知识,难以轻而易举地明白我要向他讲述的内容。为此,我必须为这段课程写一前言,由内侍太监送给他。他反复读了前言,说这一理论值得称道,文笔清晰明白,词语也选得很好。

    他还说记得在内库房中见过一尊约三法尺高的铜像,上面布满了表示血管的线条,他已下令取出,让我看看这与我们书上说的是否有关。皇帝这一命令使我高兴,因为我相信中国人以前至少也想像过血液循环,我或许能有所发现。有人送来了铜像。上面的所有线条皆是平行的,而且几乎全部同样长短。它们全无静脉或动脉之状,也不符合血管所在的位置。宫中两名最能干的御医察看良久后也赞成我的意见。他们的看法是,人们想用这些线条表明在治疗坐骨神经痛或足痛风时应当下针的部位。这种针不过是妇女们用以编织袜子的小铁针罢了:中国人把这种针刺进肌肉、多肉的部位,甚至其他部位,深度达两三法寸。可以肯定,中国人一向是知道血液循环及淋巴的,但不知其如何运作,他们书中所说的也不比当今在世的医生们(所知的)更多。

    我向皇帝做了汇报;他承认铜像上这些线条一点也不像血管和其他经脉,还对我说他记得前明王朝时有人解剖过一具尸体,但他不认为此前还有人这样做过。他接着道:“朕承认解剖罪犯尸体大有用处,尤其是如卿对朕所言的那样在偏僻之地仅由医生和外科大夫进行解剖更是如此。这些可憎的家伙生前作恶多端,死后理应对公众有点用处。”

    我绝不会告诉他,在欧洲,父亲有时会解剖儿子的尸体,而儿子也可能解剖父亲的尸体。若说了这些,不管我提出什么理由都将是徒劳的,因为儿子对父亲的敬重及父亲对儿子的慈爱,皇帝绝不会接受此种做法。有些偏见要想予以制止是徒劳的,甚至是危险的,在中国尤其如此。

    我若把皇帝在我阐述每段课程时提出的所有问题全部告诉你们,那我真写不胜写了;我只需告诉你们,他不断向我提问,而且往往从一件事转到另一件事,远远超出了解剖学范围。特别是有一天,不知因什么缘由,他向我谈起了蜘蛛网。我不失时机地把蒙彼利埃(法院)首席院长邦先生的发现及德·雷奥米尔先生奉你们之命所做的实验告诉了他,因为我在《特雷武报》上读到过这次实验的细节。他命我把报上这些内容翻译出来一一这一度中止了解剖学书籍的翻译。皇帝读译文时十分人迷,因此把它交给了三个儿子,要他们三天后谈读后感。三个皇子中最年长的那个承认,他在读过的许多书中从未见过就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而做了如此准确而勤勉的研究的篇章。他说:只有欧洲人才能如此深入研究,甚至连蜘蛛网也加以利用。皇帝道:他们在这方面比我们能干,他们想知道自然界中的一切。另外两位皇子说了一些其他的赞扬话。总之,我可以向你们肯定,这项研究给它的作者们(我把他们的名字告诉了皇帝)带来了荣誉,也加深了我使他对这个著名团体(指法兰西科学院。一一中译注)所产生的印象一一因为它拥有如此杰出的成员。

    后来,这位君主就化学及其原理、毒药的突发作用及药物通常的缓慢作用向我提出了各种问题。我求助于勒梅里先生(的著作)满足了皇帝对第一方面问题的好奇心。物理学则足以帮助我回答第二方面的问题。这些纷繁复杂不断增加的问题提供了独立于解剖学著作之外的一卷译文的内容,前者本身并无那么多互不协调的内容。

    我已荣幸地告诉过你们,我寄上的这些译作历经五年方告完成,这是因为皇帝几乎不断出外巡视,每年在京仅呆十五天.他在位的最后十八年时间里,我始终随他同行。在北京和主要狩猎场之间,他下令修建了二十余处行宫,为了避暑,他在热河的行宫要住近三个月,这样,我就可以像在北京那样靠原班人马及书籍的帮助继续工作了。

    此外,这部译著并未印刷,看来也永远不会印刷了。皇帝起初的确有意给我配备两名汉人学者和两名汉人医生以便把该著译成汉语并刊印出来,但后来改变了主意。他说:“这部书很特别,不能视为等闲书籍,也不能让它被不学无术的人任意处置。”他下令将它认真抄写三份,即以刻在石头或木头上的字体抄写;第一份存于北京,放在御用书籍一起;第二份藏于离京三法里的行宫中;第三份留在鞑靼地区的热河行宫。由他(据鞑靼文)译出的三小卷汉语译著也照此办理,他未把它们像自己其他著作那样刊印出来,而是将其藏于书库,却又常说起它们以激起人们好奇。过了几年,他准许好奇者入库阅读,但禁止带出和抄写。

    皇帝任命了二十余名能干的司书和校对员帮助我原有的助手。你们不要把我说的司书想像成单纯的抄写员,他们全是官宦子弟,是渴望赢得名声以便升任要职的精干人才。他们所有人在一起用了八个多月抄完了第一份译著。如果你们知道事情是怎样做的,你们就会承认时间花得不算太多。

    虽说鞑靼人只有一种文字,但他们有四种书写方法,第一种方法我刚讲过,它很费时间。要写得能呈送御览,一个司书一天只能写出二十到二十五行字。倘落笔太重因而某一笔画变得过宽或过粗,倘因纸张不好而笔画不清,倘若遗漏了一个字等等,在所有这些情况及类似情况下,都需要重新抄写。文中不得使用附注,也不得写到纸的边缘,否则便是对君主不恭。因此,主事人哪怕发现某一页纸写得稍有瑕疵也不会收下。以半个字另起一行也是不允许的,因为它本应写在前面一行,必须时刻谨慎小心并准确估计每个字所占的空间才能避免这种麻烦。第一份译著便是在这种困难情况下抄成的,另两份所费的功夫也不比这份少。

    第二种书写方法与前一种相差无几,但写出来的字很漂亮而且麻烦也少得多。这种写法不必把每个字的最后一笔写成双笔画,也不必因某一笔画比其他笔画细瘦或略显模糊而加以修饰。我寄给你们的书便是以此种字体抄成的;虽说它们并非出自一人之手,但既无错误,也无涂改。

    第三种书写方法与第二种之间的差异要大于后者与第一种之间的差异;这是通常的书写方法,速度很快,不一会儿就能写满一页纸的正反面。由于毛笔比我们羽笔更留得住墨水,人们蘸墨水所费的时间很少。倘若给司书口授文稿,只见后者飞快地在纸上笔走龙蛇,无一刻停顿。衙门里的文书、诉讼案及其他寻常事务的记录最常用这种字体。这三种写法都清晰可辨,只是有的字体不如另一些美观。

第四种写法是所有写法中最粗俗的,但也最简略,对著书者或撰写底稿及摘录者最为合适。为更明了我有幸告诉你们的这些话,请看看我寄来的书中的一本,你们可发现鞑靼文字中每个字都有一笔自字首垂直贯通至字末的主笔画,这一画左侧是表示元音aei0的锯齿笔状符号,由放在这一画右侧的附点的不同位置决定其发音。如在一个锯齿对面放一个附点,就发元音c;如省略附点,则发元音a;如在字左侧锯齿旁放一附点,这一附点就充当了字母n,因而要读作Be;如右侧对面有一个附点,则要读作lqa。此外,若字右侧不是附点,而是0,这便是发送气音的符号,因而要读作送气的ha he,就像西班牙语中常见的那样。

    不过,一个想用鞑靼语表达得彬彬有礼的人起初头脑中并无他寻求的词汇:他沉思、擦着额头、使想像力活跃起来;一旦文思泉涌,他就把思想泼洒(而简直不是写)在纸上。因此,他就先写字首,并把垂直笔画一直写下去,至多先只放一两个附点,直至把想法表明。如随之出现了另一个想法,他就不去复看已写就的文字而是继续写下去,直至出现困难的转折;于是他突然停下,重新审读写就的那些垂直符号,并在他人可能无法理解的地方加上某些笔画。复看时如发现漏了一个字,就写在边上,并做记号表明它应在的位置;如发现多了一字或错放了位置,他并不删除,而是用椭圆形线条把它圈起来。最后,如别人向他指出、或他自己认为这个字是合适的,他就再在旁边做上。。的记号使该字复活并提醒读者该字已恢复。

    与我一起工作的人们使用的就是第四种书写方法,只要熟悉论述的内容并对鞑靼语有所习惯,这种字体还是易于阅读的。工作过程是这样的:执笔者先把我以鞑靼语口授的内容飞快地写在纸上,除内容真实准确外,先不考虑其他;然后再由他加工撰写成译作。这时尽管其他人在一起交谈,他的工作却绝不会中断,甚至根本听不到别人在谈什么。这里的人自青年时代起就习惯于如此专心。因此,他在嘈杂声中安心地撰写,思索与他撰写其他著作时赢得的名声相配的词语。自己满意后就拿给我看,我若发现华美词藻的选择影响了内容的准确,我是绝不姑息的,必须推倒重来;因为正如在其他语言中一样,在鞑靼语中任何事物均可用雅致、明确、清晰的文笔表达。执笔者可能要多费点事,但这道工序是必需的,这是程序。我满意后,把纸交给另两名合作者,于是轮到他们专心致志了。他们拿着笔一丝不苟地审查字眼、词组、简洁性、清晰度、论述的条理性等等。

    这些复校者有时不做或极少做改动,但也有他们之间互不一致、与执笔者也意见分歧的时候,这时他们就聚在一起讨论,不过各自都很谦虚,不会发生争吵。当大家在字眼、词组等问题上商定后,便由司书誊清。后者可用第二种书写方式誊写,因为这份稿子只是呈送皇帝修改的.事实上,皇帝从未连续对四段课程的稿子不做任何增删。虽然皇帝阅读稿子的速度快得令人难以置信,但他连一个附点也不疏忽,不过只有当我们不在跟前时他才亲手改动,我们若在,他就不动笔。倘发现用词不当,他先说几句客气话,随之以疑问的方式问我们是否有更具表现力的词语;而且尽管他知道有,也不告诉我们,要我们自己去找。他的目的无疑是训练我们而不是让我们为难。不过我们毕竟要费不少功夫,我们要重新查阅二十卷本的鞑靼语宝典。最后终于找到了,它不过是一个以大写字母书写的宇的解释而已。于是再次誊写,再次呈送皇帝御览。如皇帝发还时丝毫未做改动,即被视为已获批准,便留下等全部译作完成后一并以我说过的第一种书写方式抄清。

    人们通常皆用毛笔书写,但也有些鞑靼人使用一种竹制的削成欧洲羽笔状的笔。我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就使一个上了年岁的鞑靼人用这种笔写出了一手好字,但因中国纸张不含矾而且很薄,所以毛笔比羽笔更合用。若想用羽笔书写或画中国式的花草、树木、山水等等,事先须在纸面上涂一层溶有少许明矾的水,以防止墨水渗入纸中。

    最后,先生们,在结束鞑靼语这一话题之前,我还想告诉你们这种文字具有以下特点:即使把它颠倒,人们照样能阅读,也就是说,若一个鞑靼人把一本翻开的书以正方向送到您面前,如果您读得很慢,那么,他(在您对面)虽然只能从反方向看到字,却可以读得比您快,而且在您疑惑不决时还可以告诉您。因此,只有当同室中其他人不管从什么方向都无法辨认您所写的内容时,您才能以鞑靼文字写,若写重要信函格外应注意这一点。

    诸位先生,不知道我说的这些琐碎小事是否值得你们注意,但我至少相信,你们会把它看成我有心使你们高兴并由衷地敬重你们的一个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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