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缺乏传承与支持

的确，在我的书中我也责备驱魔师。我说“我们失去了教育的传承”,意思是在教区内没有具有经验的驱魔师训练接班人的这种传承。因此就会发生一些驱魔师连最基本的程序都不了解的窘况。我曾指责过义大利都灵教区的驱魔师协调人基塞佩·鲁塔（Giuseppe Ruta）蒙席，他在一九八八年三月三十曰接受《天主教家庭》采访时，很肯定地说:“恶魔的发作时间很有限，只会持续几个小时或几天。”这种无知的回答显示他完全没有最基本的经验。事实上，他还继续说，每一个来向他求助的人“从来都没有显示出任何需要驱魔的征兆。”

我自己这九年来在殚精竭虑的繁重工作中（工作多到我被迫必须削减工作量），为人驱魔超过数万次。我记下每一个附魔之人的名字：其中有九十三人，到目前为止会附魔了十年左右。有些人长期、固定来接受驱魔，有时长达十五年或更久，但仍未被释放。

我也曾强烈批评过佛罗伦萨主教座堂的告解神师基塞佩·维吉尼尼（Giuseppe Vignini）蒙席在《托斯卡纳曰报》（Toscana Oggi）发表的四篇文章（一九八八年十月和十—月）。因为一个驱魔师竟然写说魔法、黑弥撒、下咒语等等只不过是“异想天开，没有杀害力的人为做法”。他肯定地说驱魔不是圣事，只是简单的祈祷，而无视于驱魔其实是一项圣仪；他不经思考地草率结论说，在实务上根本不应该施行驱魔礼，所以请恕我直言，我必须告诉他：“年轻人，先把你的本行学好，要不然你就改行算了。”

我知道有一些驱魔师甚至连本《驱邪礼典》都没有。他们不知道有哪些必须遵守的规范以及必须诵念的祷文。他们只知道意大利文翻译（而且并不完整）的教宗良十三世的驱魔祷文，而且只会诵念。全球各地的新闻都曾大肆报导过在德国克林根堡（Klingenberg）发生的安娜莉丝·米契尔（Annelise Michel）事件。这位二十四岁的女孩，历经了漫长的系列驱魔过程后，在一九八六年夏天去世。由于两名驱魔师被指控并受到司法审判，因此这个案件上了新闻。报纸和其他刊物（例如，华特·凯斯柏（Walter Kasper）和莱曼（Lehmann）合著的《恶魔附身》Queriniana，1983）。）所发布的资料，都暗指两名相关的驱魔师太急于认定这是附魔的情形。这也显示了这两名驱魔师——虽然他们所做的都经过女孩的父母同意，并且父母也都在场，只凭这女孩自己所说的话，来导引他们决定哪些事有助于将她从魔鬼侵扰中释放。

然而，后来凯斯柏·布林格（Kasper Bullinger）所著的《安娜莉丝·米契尔》（Altotting：Ruhland，1983）一书对这事件的真相做了更深入的研究。这本书对这案件研究的结果，实际上洗刷了这两位驱魔师的罪责。这本书论证了授权驱魔的主教及两位神父所行之事都完全合宜，并指出这位女孩死亡的原因与施行及领受的圣仪毫无关联。纵然如此，这一事件仍影响到神父们接受任命担任驱魔师的意愿。

最后，我要把箭头指向主教们。确实，我对他们有些怨言，因为我爱他们，希望他们得到救恩。《天主教法典》没有关于“玩忽职守”的条文，但是关于审判的福音经文，譬如《玛窦福音》第25章所讲述的，很清楚地向我们指明，“当为不为”也是一个不可原谅的过失。

我心中记忆最鲜明的，是那位闻名的总主教在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曰发表的那篇极端糟糕的言论。那次他以贵宾身分出席扎瓦里（Zavoli）主持的一个收视率很高的电视节目。总主教似乎在夸耀他从没为人做过驱魔礼，也从没指派过任何神父担任驱魔师。所幸，可敬的弗敏葛利（Formigoni）,他是“圣体与释放运动”（Comunione e Liberazione movement）的成员，也出席了这个节目，他得以陈述基督徒的观点。我也听到其他主教们对驱魔之事的评论，我不是泛指所有主教，但这些评论真是有损意大利主教的名声。这些评论是来自意大利各地请我驱魔的人告诉我的，因为在我同意为他们驱魔前，都会要求他们先去找他们的主教帮忙。这里我只提一些我最常听到的评论：“我不会指派任何驱魔师，这是原则问题。”、“我只相信心理学”、“你还相信这些事？”、“我找不到任何神父愿意担任这个职务你去别处找吧。”、“我不指派神父，也不自己做驱魔礼，因为我害怕如果魔鬼与我做对，我要怎么办？”、“我真想知道是谁灌输了你这些白痴的观念。”

我还可以举出更多这类的评论。每一个这样的回答都会让听到的人非常难过，我怀疑说这些话的人是否也感同身受。大多数这些人，是在肯迪度神父为他们做了驱魔，并警告他们还需要更多次驱魔之后去询问主教的。因此，这些受害者去见他们的主教时，都已经被一位知名而且合格的驱魔师诊断过，却还是听到这些回答。

作为一名驱魔师，我要感谢波雷蒂枢机的贴心与主动。我相信每一位驱魔师也都会对他的主教怀着同样的感激之心。我无意概括而论，然而，驱魔师的稀少，很清楚地显示出，总体而言，主教们都无意在这方面多费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