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旷野会祖们同时代的人，并叙述他们生活的，大有人在。但在这些人中，有两位作家特别超群出众，不易多得。这就是《会谈录》及《劳西亚克史事》的作者。他们二人虽有许多像似之处，但各有特色。

     伽仙约生于360年，帕辣德生于363年或364年。伽仙自幼入白冷修院。帕辣德则于386年入奥利未埃山修院。

    当时埃及旷野英雄们的生活，已为全部教友世界所瞩目，人人有门皆碑，争相传颂，无比钦佩，都热切希望去参观这片奇异的圣地。我们的两位作者，也和其它人一样，抱着同样的热情，向上级申请，作埃及之行，结果获得了允许。伽仙和他的朋友曰尔曼于385年之前，航海到达德乃苏。这个滨海城市位于现在的达米堰城附近。他们先就近拜访了帕乃菲西的独修士。然后，越过尼罗河的一道主要人海支流，访问了底约尔科一带的独修士。从这里又深入旷野，到达塞德及尼特利。在这一地区，修士们实行的是一种比较温和的独修制度。继而又访问塞路莱，那里共居住着六百位独修士。不过他们在塞德住的时间最长。中间除一个短时期返回白冷修院外，总计留在埃及的时间约为十二至十五年。至于帕辣德，他是于398年自亚历山大起程，第二年到达尼特利，然后转往寒路米，十二年后才回到巴勒斯坦。

    离开埃及不久，伽仙和帕辣德都来到君士坦丁堡，二人坚决拥护圣金口若望。为了替这位圣人辩护，一道前往罗马。

    伽仙几经迁移，最后辗转到马赛定计。马赛是普洛旺斯省的陌府，据相当可靠及许多人支持的意见，伽仙就是出生在这一省。帕辣德最后回到他的本乡迦辣齐。二人当时均以德高望重著称。他们本着热爱隐修理想的心情，把每人所见所闻记录成册，共诸于世。帕辣德把他的著作<会祖行实>，献给了皇帝戴约道兹第二的侍卫长劳苏斯，因此以《劳西亚克》或《劳西亚克史事》而得名。劳苏斯可能是帕辣德在塞路来旷野结识的朋友。这部著作汇集了他在买扫波达米亚、迦辣齐、卡巴道斯、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地，还有在希腊、息人利有关修士的所见所闻，而主要是记叙了埃及的修士。伽仙为自己在普罗旺斯省的朋友们编篡了《隐院规章及论八罪宗》，特别是汇编了三组《会谈录》，记述了他听自埃及旷野最著名会祖们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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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辣德和伽仙的著作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但影响的性质与范围却大不相同。

    《劳西亚克史》译成各种文字，列入统称的会祖行实一类著作。从当时起即对修士与教友有相当的教育意义，直至中世纪仍然为天真朴素，对有想象力的人，是一种兴奋剂。

    至于(规章)，尤其是《会谈录》，因为讨论的范围广泛的多，讨论的题目意义重要得多，所以它们的价值，远非《劳西亚克史事》所能比拟。历代教友读这两部著作的热情非常高，虽然其中有些论点经过圣普罗斯贝尔的公正批评，甚至加之以半白拉曰异端的罪名，而伽仙的声望并未因此而减低。圣本笃经常引用并推荐这两部著作，伽西奥道尔也加以赞扬。这两部著作，不但在启发圣召方面，产生了奇异的效力，又为形成西方隐修制度的面貌，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历年来造就了四十代隐修士，而且影响超出了修院的范围，遍及全圣教会，成了公教神修学发展的主要促进力。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会谈录》是神修学与神契学最精萃的教枓书，值得高度称颂和普遍学习。

近数世纪，这部著作的作用似乎有些减弱，其理由不难明了。第一是大隐修会(指本笃会)的衰退，其次是在不少修会内灵性生活有了新的特点，最后是群众愈来愈不懂拉丁文。虽然如此，这部著作仍未失掉它的意义，许多人仍然对它很感兴趣。时至今日，凡研究这部著作的人，仍无不心旷神怡，面对这样古老而又这样新鲜的内容，无不拍案叫绝。当然在欣喜惊叹之外，尤其注意不断从这股丰富、甘美的泉水中，吸取灵魂的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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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位作家的著作，所以有如此不同的遭遇，并非偶然而成，其中原因在于他二人的性格及各人著作的性质。

    帕辣德虽然不缺乏真正的圣德，但他本人也沾染了当时当地人天真轻信的习气，专喜爱不寻常的、奇异的事迹，以刺激自己的想象力。

    隐修在最初，兴盛一时，但缺乏有权威的指导和固定的规章制度。优秀的修士固然坚持正确的路线，而一般人却往往误入歧途，走上夸张荒诞的神修道路。东方的太阳使人兴高彩烈，头脑发胀，拿突击操练当成德行。在克苦肉身方向争强斗胜，互相竞赛，好似真正的圣德不是由爱德或其它别的德行得来的，而是只凭克苦肉身就能得到的。于是克苦的项目逐渐繁多，日日翻新，花样百出，无奇不有。《劳西亚克史》大量搜集了这方面的材料。作者迷于这些显而易见的奇异现象，误认这就是超性的英雄。

    当然，为了表示公正，我们必须指出，在这部著作中，不乏通过真正鉴别，确实可以启发人心，具有教育意义的事例。可是，总的说来，只触及事物的表面，仅罗列了现象，没有说明内在的动力，没有深入灵魂。书中很少神契方面的教训，甚至可说连真正神修的道理也没有，仅限于神修故事。由于这些缺陷，再加上一些故作惊奇的言词，不免令人不满，甚至怀疑他是否坦率诚实，真正出自热爱德行的光明正大的目的。因为书内的描写，确实很不完全，因而不能忠实地反映出旷野会祖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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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伽仙的作法恰恰相反。我们从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细心观察了各隐修院的日常生活习惯，认为这些习惯是隐修或半独修生活的坚甲利兵。更进一步，他一直探究到最深最稳固的底层，表示他最感兴趣的，是如何利用会祖们的教训，如何从隐修知识的宝库，满载而归。

    不过应该承认，在《规章》前四章专门讨论隐修生活习惯时，他也没有完全满足我们的好奇心。

    最先，他略而未谈塔伯纳一带修士的基本特点。这也不足为奇，因为他虽然计划到塔伯纳去(会谈11：1) 「请参阅辣德兹所著的《巴各默的隐修制度》273—4。」但实际上很可能没有完成计划，没有见到那里的修士。他所描绘的仅是埃及和叙利亚的隐修制度。而且他在叙述埃及的隐修制度时，把在法国修院不能实行的，完全删掉，不愿加以推荐(规草序及1：10)。如果因此抱怨伽仙，那是不公正的：他的目的是实际行动，而不是空洞的理论；他要完成的工作是向普罗旺斯的修士贡献一种可以实现的理想。这一点他完全做到了。不过把某种习用规则作为隐修或圣教礼仪的历史渊源提出，不论其出自埃及或出自叙利亚，如不予以确切叙述，就无法准确执行。

    至于有关隐修要义的那一部份，不论是在《规章》后八章或是在《会谈录》里，却不能打这样的折扣。《规章》后八章主要讨论八种罪宗，用以造就隐修士，作实行神晤的准备工作；《会谈录》则特别针对独修士和已经实行神晤的人。

    伽仙生来思想精细深入，富有判断力，加之自幼学习拉丁文，造诣很深，更发展了他的这些特长。旷野会祖加给他的影响是另一种推动力，把他推上了令人钦佩的境界。此外，他还具有一副敏锐的眼光，善于选择圣德成全，灵性知识透彻的人，作为拜访的对象。他向这些人虚心求教，以他们为模范来教育造就自己；他透彻他们的思想，一心想望的是和他们有同样的精神，同样的灵魂，在自己身上重视他们的形象，使自己的语言成为他们语言的回声。说实在话，他在这方面是相当成功的。他们思想面貌和道德面貌上所有最突出的纹理，最显著的特征，连同部份缺陷在内，凡从叙述他们历史的种种著作中所能见到的，在伽仙身上也不用费力就可以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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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会祖们特别擅长鉴别，因为鉴别像母亲一样护卫着一切德行，时时加以调节。他们极端反对夸张和标新立异。总之，他们反对自私心。伽仙谨遵会祖们划的路线，丝毫不敢偏离。当然，他也和帕辣德一样，觉察到了一些偏离现象，但他严加驳斥，声称只有将心内一切隐秘完全向长者敞开，严格服从他们的命令，才是惟一稳妥的道路。

    会祖们讲的道理既简单朴素，又非常感动人心。因为他们同天主交往日久，习以为常，所以天主最深奥的秘密，他们十分熟悉，并不感到惊奇。如果他们的言谈异而流露出有分寸的激动，我们不难感觉，他们达到这样高超的境界，并不费力气，也不必勉强。他们的会谈和平开朗，用极朴素的语言，讲最高超的事理，简单淳厚，光明磊落，有时略现天真。伽仙在记录时，充分保留了他们的风格。当伽仙用自己的名义谈论他最喜爱的题目时，比如谈起内心的清洁，也完全用的是们的语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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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伽仙还仿照会祖们的榜样，把严格讲求实际的精神，与平静的兴奋心情和乐观情绪互相结合起来。

    这些高尚的人在热情祈祷中，往往超拔身外，但仍面对现实，放眼观察周围的事物。他们拥有帕斯迦南所说的机智，并已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他们善于分析和掌握人行动中微妙的细节，不论多么暗淡的特征，甚至转瞬即逝的变化和动荡不定的隐私，他们都能很快发现，如察秋毫。他们在天赋之外，又加上鉴别的恩宠，所以透彻入微，准确无误。各种恶习，以及它们的产生，它们如何互相关联，它们的种种表现，最后如何对症下药；本性和天主的圣宠在人灵魂上起伏不定的复杂活动，他们从各方面予以挖掘，历历在目，如数家珍。

同样令人惊奇的是，伽仙把自己由亲身经验证实了的情况，以过来人完全洞悉内情的口气，从各方面进行描写，连最细小的变化也刻画入微。他照原样拓出来的思想动态图，也是维肖维妙。这里，他用栩栩如生的笔调，大量描写人的思想，时时动荡不宁，不能持久稳定，可说令人随着他的笔尖，亲眼看到思想不可捉摸的往复奔流(会谈7：3)；那里，他用熟练的笔法，刻画出一个被烦闷折磨的修士，不回避略带一点幽默和讽刺的口味(规章10：2及11：4—9)。

在这样敏锐的眼光下，不易发生错觉。旷野的会祖和他们的代言人并不是没有发现，隐修的理想在大多数人身上变了质。因此他们很痛心，不得不指望少数达到完全弃绝和纯洁神晤的修士。

    但是，他们并未因此减弱自己的兴奋情绪，因为他们的出发点不在人间。我们则不然，我们心情不能稳定，有时达到令人吃惊的程度，忽而慷慨激昂，忽而又消极阴沉。我们的兴奋犹如毛草火，火光被烟遮蔽，忽明忽暗，原因是激起我们兴奋的主要因素，是来自想象与感觉，故而不能持久。他们的兴奋是货真价实的，是出自圣神的灵感，是分享天主性，因为天主就在他们灵魂内。天主居住在永不污染的光明清洁之中，他们是真正属于天主的，所以在他们心内，除了暂时的考验时期，永久存在同样的热情，同样的轻快，灵魂永久鲜嫩皎洁。这种情况，我们读《会谈录》时不难发现。

    由于同一理由，他们的乐观态度也从不减低。胜利的喜悦使他们容光焕发。关于圣安当有这样一句话：。他经常笑容满面，他的容颜反映出灵魂的喜悦”  [见圣安当行实]  。关于赛莱诺院长说：。他的名字所表达的和平的含义都在他身上反映出来。(会谈7：1) [注：赛莱诺的名字有晴朗、开朗之意]

    他们这样心情舒畅，影响他们对人生的评价。他们向来不愿把人性看得过份恶劣。圣安当曾对他的门徒说：。你们听到谈论德行，不要胆战心惊，德行不是一个可怕的名词。德行离我们并不远，它不在我们之外。德行在于人为，是容易办到的。只要愿意就够了……。天主造的灵魂是善的，是完全正直的。只要顺其自然，即合于天性……。我们要把灵魂当作白天主领受的存款，谨慎为天主保存，使天主看到我们的灵魂，真像祂所创造的那样，认识自己的工程”  [注：见圣亚达纳肖所著：《圣安当行实》] 。

    他们在这一点上是受了时代的影响。第四世纪，正是公教信友与马尼盖依异端斗争时期。为了反击对物质世界及人类错误的悲观学说，圣教会的教父们突出地表明人性是善的，人的意志是有能力的。

    但是到第五世纪，情况就不同了。这时，为了反对白拉曰必须强调圣宠的必要性，和圣宠的绝对非报酬性，即天主白赏的恩赐。圣奥斯定在这方面十分坚决，他的主张，似乎在得救的事业中，有些把我们自由意志的作用冲淡了。在伽仙的心目中，圣奥斯定在这一点上是错误的，他认为白拉日固然过份强调自由意志，而圣奥斯定也未免过份贬低自由意志，于是他企图在二者之间寻找一条折衷路线，其结果他反倒陷于错误。关于这一问题，伽仙也不过是反映了旷野会祖中有几位的错误意见。(半白拉曰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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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点上，乐观的态度出现在这些会祖身上，同样也在伽仙身上起了不好的作用。他们虽然在实际行动上超群出众，却对形而上学不够精通。《会谈录》中，道德概念非常丰富，而对人心却缺乏深刻的观察，也没有宗教哲学概括的总结。伽仙从来不是像圣奥斯定或圣多玛斯那样的精通思想家，他没有看出受造物只凭自己的力量什么也做不到，他的善功总脱不掉受造物的本质。

    伽仙和他的师傅们当然很清楚圣宠的必要性。不过自由意志同样也是一种定而无疑的真理。在这两个光明的极点之间，有一段昏暗地带。他们深入到这一区域，想找连接和协调天主的权利与人的权利的环节。可是他们在研究中不能用形而上学的原则作指导，所以举棋不定，尽管到处摸索仍不能确定和清楚地组织如此微妙的概念。他们的语言，在有关协调圣宠与自由意志的问题上，也周转不灵，往往用辞含混，甚至这一篇和那一篇彼此矛盾，不能自圆其说。比如帕乃菲西旷野的一位独修士竟至声称，人可以用一个善念的开始引来天主的圣宠。我们不难确定这正是伽仙的感觉。半白拉日异端的历史，以及《规章》里许多辞句都证明，伽仙正是沾染了这方面的错误。

    伽仙在有关谎言的讨论中，也犯了同样哲学方面的错误。在一篇会谈里(会谈17)，伽仙提出了他认为正确的道理。若瑟院长面临一件良心问题：如有真正重大的不方便处，是否仍应坚持履行已许的誓愿?再深入一步：如何把说真话与不可否认的保密权利协调起来?伽仙和臼尔曼，为了留在埃及继续深造，最好不急于回白冷，完成他们向上司所许的诺言。这本来是个好主意。而会谈在讨论时却大量罗列了一些晦涩，不确定的辞句。再比如，会谈的推理失之过于简单，直接了当肯定’好动机可使谎言合法化，甚至断言宗徒们也曾多次认为谎言是可以利用的。

    不过这决不是怪罪圣德这样高超的人。这是由于事先不知，而引起的善意的错误，永不能算作罪恶。何况在真理尚未确定，或在圣教会尚未作最后表态之前，也不能形成错误。难道我们此教会更为严厉吗?事实上我们知道，伽仙不止在一处被敬为圣人；现在马赛教区仍于六月二十三日，伽仙的忌辰，作盛大典礼庆祝。希腊教会则在二月二十八日或二十九日作为他的纪念日。就连伽仙的缺点本身也不是没有教益的，因为从这里可以证实，他是如何忠实于自己的师傅，愿总处处以他们为榜样。确实，他的思想，无一不是由他们而来的，他的行动，无一不是照他们去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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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以外，伽仙在叙述会祖们的教训时，所用的独树一格的格式，也不难理解：这些教训无疑是出于会祖之口，同时也真正是出于伽仙本人之口。

    不论《会谈录》，也不论《规章》，行文是完全自由的。在这两部著作中，伽仙总是以原著者的口气谈话。例如，在这些著作中大量引用丁圣经原文，若说会祖们全部连续背诵下来，几乎是不能想象的。本来伽仙也不得不这样，因为，至少在最初，他不懂他们的语言，又何况他必须把翻译员用希腊文翻出来的话，重译为拉丁文(会谈16：1)。

    伽仙著作的文体在许多方面是相当艰深的。《规章》已不易懂，《会谈录》犹其煞费思索。在《会谈录》第一组的序言里，伽仙对执笔叙述这些，既高深又新奇，且从来未被前人讨论过的题目，深表恐惧。他这种借口完全可以取信于人，不过他写的序言本身，未免读起来太费事了。总之，他指出的相当正确。为一些以前向来不知道的概念和色彩，找出恰当的词句确非易事，所以有时不得不利用现成的词汇。加之在第五世纪初，拉丁文已过了它的鼎盛时期，失去了古典年代第一流作家难以模仿的特色，以致一些词句已不再保留当年极细致、极准确的本意。伽仙自然免不了受时代的影响，《会谈录》的文辞不止一次显得牵强、浮泛、含混不清。此外，伽仙喜欢用一些抽象名词，且经常不注意比喻的前后关联。再者，从句堆积，句子冗长，文笔显得非常笨重，使现代习惯于接触拉丁文的读者，望之生畏。

    以上这些缺点并不妨碍他的文字出自纯萃拉丁文的渊源。他的文笔多变，声韵和谐，抑扬顿挫分明，开扩流畅，颇类似圣良教宗写作的风格。书中也表现了作者的口才，描写生动，绘声绘色，情趣盎然，用字用句，婉转细腻，尤能发人深思。

    同时书中也充分反映了这些盛德老人的淳厚天真，不急不忙的性格。我们彷佛看到他们在埃及美丽的夜晚，热情盎溢、孜孜不倦地畅谈天主的事理。即使有时行文迂回曲折，或意思不得连贯，正足以表示他们无拘无束的态度和亲密无间的关系。

    此外，必须考虑到，这些善良的独修士各有明显的不可磨灭的个性，往往在谈话开始或谈话结束时，附带提出某一项旷野的生活琐事，以证实该项谈话确系出自本人之口，因而每篇谈话皆有其独特风格。还必须肯定伽仙的记忆力特别强，虽然他虚怀若行，讳莫如深，但事实俱在，无法否认，并且他在写作过程中，随时利用他在当时当地所作的记号。根据以上各种情况，再加上他为寻求真正隐修生活，对会祖们所表示的儿女般的忠诚，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位伟大的修士在写作过程中是相当明智慎重的。他自己也表示，他写作的目的，是要转述他们的道理，毫不删节，毫不遗漏。他们的圣德神韵，在谈话中自然溢于言表，我也希望能如实表达出来，尤其是用拉丁文表达出来，使读者如亲对其人，亲闻其言”  [注：见《会谈录》第一组会谈的序言。]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