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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十月，鲍思高神父率领品行最好的孩子，到碧基乡间去过圣母玫瑰节。起初只是二十来个孩子，后来人数逐年增加，一八五八年以后，每年多达一百余人。 雷慕恩神父写道：“十月初，一群歌咏团和音乐队的学生，以及其他的青年中心的青少年，从青年中心起程。各人自备一小包衣服以便更换，几个面包和一些奶饼及水果。” 到了碧基之后，由鲍思高神父的哥哥若瑟招待他们。他常很殷勤；虽然有时孩子跑到葡萄园里去，采摘已熟的葡萄，他也闭眼装不见。 十月第一个主日，庆祝圣母玫瑰节，第二天就开始出去旅游，十天或二十天不一定，甚或时间更长。 直到一八五八年，常以碧基为基地：早上出发，前往一个不太远的市镇，晚上回来。到了一八五九年，这种远足成为真正的长途旅行，前往蒙弗辣道各地。 事先鲍思高神父拟定路程。沿途各地的本堂司铎和各位恩人，都欢迎这群力乏肚饿的旅游者。他们走的是乡间小径，穿越小冈峡谷和葡萄园。他们分组前行，一面走，一面唱，或打鼓.有几头驴子，载着演戏用的布景等道具。鲍思高神父殿后；常有一大群孩子在他左右前后，听他讲一路所经过的各地村镇的历史故事，好象总听不厌似的。 快到一个市镇的时候，全体排成整齐的队伍，由乐队在前开路，然后大队浩浩荡荡地进入市镇。 安福西神父这样记叙道：“我常记得那些多采多姿的旅游，使我觉得又奇异又高兴。自从一八五四年起，至一八六。年止，每年我都跟着鲍思高神父前往旅游。我们约共一百多个孩子，发现鲍思高神父到处都已经享有圣德的盛名。每到一个市镇，就受到当地居民的热烈欢迎。附近各地的本堂司铎都来见他。一般地来说，就是连政府官员，也都来欢迎他。当地的居民，都群集在窗口，或到门外路旁看他走过。农人们放下田里的工作，也都来看一位圣人。做母亲的，带来她们的小孩，跪在地上，求他祝福他们。由于我们按例先一直前往镇上的圣堂里去朝拜耶稣圣体，所以不一会，圣堂内已经挤满镇民。鲍思高神父就登上讲道台，向他们讲一篇道理。接着孩子们唱圣体歌。鲍思高神父主行圣体降福礼。” 大家吃的是袋里带来的干粮，虽然简便，却很丰富。镇民们都很乐意给孩子们送一些水果、奶饼和家中自制的面包，也给他们几瓶自酿的葡萄酒。 晚上，孩子们就睡在大棚下，或一间大屋子里，以干草麦茎为褥子。 一个五岁的小孩 从一八五九年至一八六一年，鲍思高神父率领青年中心的青少年，前往蒙弗辣道各地的岁镇，最后再乘火车直达亚历出特里亚，再从亚历山特里亚乘火车回都灵。 一八六二年，铁路局特别为鲍思高神父的青年中心的青少年，预备了两个车厢，载送他们从亚历山特里亚回都灵。 一八六三和六四两年里，铁路局也特备车厢，载送青年中心的青少年从都灵出发；因此一八六四那一年，他们竞远达热那亚城。一八六四年后，因有严重困难，无法作长途旅行，只到碧基和道明．沙维豪的故乡蒙多尼奥去转一遭。 对孩子们来说，这种旅游，给他们留下了难忘的趣事；为鲍思高神父，却是一个良好的机会，可以在蒙弗辣道那些风俗淳厚的农村里，选取一些优良的圣召幼苗，把他们带回华道角，培植成为未来的慈幼会士。 一八六一年，鲍思高神父到了一个名叫路的乡镇，在李纳德家门前，看见九个孩子排成一行，好像大风琴上一列的琴音。那第八个孩子只有五岁，圣名斐理。他抬着小头，目不转眼地看着那个神父在指挥乐队；奏乐完毕后，他也跟着别人拍他的小手，显得十分高兴。 半小时后，鲍思高神父就在李纳德家前的场地上，又看见了那个小孩。小斐理的父亲多福·李纳德，预备了自己的马车，送鲍思高神父到圣沙瓦道雷。 鲍思高神父在上车前，抚爱了李纳德家所有的孩子。大家都静静地呆视着他。他放手在小斐理的头上时，注视了好一会孩子的眼。 日后小斐理将进慈幼会，晋升铎品，成为会祖鲍圣之后第三个继位者，而为慈幼会的总会长；他就是斐理·李纳德神父。 一个红发的孩子和一场大雨 一八六二年，青年中心旅行团抵达大山镇。有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正在谷中游戏，听到了音乐队的奏乐声，连忙抛下了鞋子和玩伴，一口气奔到了镇中的广场上，只见那里已站了一大堆看热闹的人，便使劲往人群里钻，挤到了最前面。 鲍思高神父看见这个满头长有红发的孩子，正在好奇地睁大了眼张望，便等他离去前，拉住了他，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磊思·拉沙那。”“你愿不愿意跟我到都灵去?”“去干什么?” “去读书，像这些孩子一样。” “好啊!” “那么你去对你母亲说，请她明天到维那雷的本堂神父那里去见我。” 磊思．拉沙那就在那个月底，进了华道角青年中心。他生性很活泼好动，却也很多情，在青年中心只住了几天，因太想家而偷跑回去了。有几位长上认为不应该再收他；可是，鲍思高神父却对他很有信心，满口保证说：“这个孩子资质很好。你们看着吧!” 拉沙那回来了，而且很爱鲍思高神父；后来他也进了慈幼会，升了神父，远往南美洲传教，是第二位荣升主教的慈幼会士。 两年后，八月中，鲍思高神父又到了大山镇。这次发生了一件很特殊的事。 那年大山镇气候亢旱，已有三个月不下雨了。山冈上的葡萄树大部分都快要枯死了。 鲍思高神父到大山镇去讲圣母升天节前的三日敬礼；就在第一天，他向听众们预告说：“如果你们在这三天里，办一个妥善的告解，求天主宽赦你们的罪过，并在庆节那天，你们都领圣体，那么我因圣母的圣名，向你们许下，那天会有丰富的雨量。” 讲完道理之后，看见本堂神父克理维奥显着沉重的脸色，冷冷地说：“神父，你的胆量可真不小啊!” “有什么?” “竟敢当众答应，圣母升天节那天会下雨。”“我答应了这样的事吗?” “我们大家都听见了。老实说，这样的话，我不太喜欢。” 那些忠厚的农民却很有信德，都遵照鲍思高神父的话实行了。卢华神父和贾烈劳神父当时也都在场。他们好几年后，还都记得有很多人来办告解，使他们在告解座里很久，累得要命。 鲍思高神父的“预言”，也传到了附近各乡镇。很多人好奇地等待着，也有不少人怀疑不信。 圣母升天节那天(星期四)，早上，天空很晴朗，到了下午，连一朵云也没有。 磊思·包尔达神父作证道：“那天下午，我跟法沙底侯爵一起前往圣堂，去参加晚经时，还谈到了预言的雨。虽然从侯爵的馆邸到圣堂，距离很近，只不过十分钟的路，我们却已走得满头大汗。 到了祭衣房里，侯爵笑着对鲍思高神父说：“神父，这回可要丢脸啦!许下了今天会下雨的；可是，现在连雨的影子也没有!” 唱完了晚经，鲍思高神父穿了短白衣和领带，登上了讲道台。当他还在念讲道前的那遍圣母经时，阳光已经开始昏暗下去。他才讲了几分钟，已在闪电打雷了。 鲍思高神父因过分激动，暂停讲话。那时大雨倾盆而下，滴滴答答不停地打在圣堂的玻璃窗上。 试想鲍思高神父在这大雨如注的时候，讲了一篇怎样的道理。那是完全发自他心底的一篇感谢仁慈圣母的颂词。 圣体降福后，信徒们还留在圣堂里和前廊下；因为滂沱大雨还在下个不停。” 以上这段文字，就是摘自包尔达神父所写的证词。 在蒙弗辣道一带，每逢夏天下大雷雨的时候，往往也下冰雹。那天也下了一些。有些好事者就去查看，发现冰雹都落在格辣那乡的葡萄园上，造成了不少损失。格辣那是大山镇附近的一个乡镇；那天镇民庆祝主保节日，不听本堂神父的忠告，没有善渡节日，却在广场上公开举行舞会。 一位莫乃才的淑女：玛利亚·玛沙籁禄 一八六四年，鲍思高神父率领学生旅游时，也到了莫乃才镇。那时已是晚上。镇上的居民，由本堂神父瓦雷和贝思达理诺神父领导着，前来欢迎鲍思高神父。当他走过他们的面前时，许多人都跪下求他祝福。青年中心的青少年和镇民们都进了圣堂；圣体降福后，大家都回去吃晚饭。 青年中心青少年受到了民众一再拍手鼓励之后，便举行了一场小小的演奏会，奏的是一些进行曲和轻松的乐调。听众之中，坐在第一行的，有一位贤淑的女子，名叫玛利籁禄，二十七岁。 演奏结束后，鲍思高神父向听众说了短短的几句话：“我们大家都已经累了。我的这些孩子们都想好好地睡一觉。明天我们再谈吧!” 第二天上午，贝思达理诺神父向鲍思高神父介绍了“无原罪圣母孝女会”的各位会员，其中也有玛利亚·玛沙籁禄。鲍思高神父对那些女青年们的贤慧勤劳，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印象。他对她们讲了几句话，鼓励她们要恒心继续自己所选择的生活，勤修各种美德。 日后玛利亚．玛沙籁禄将成为鲍思高神父所手创的“母佑会”的第一任总会长。 鲍思高神父在那一年率领青年中心青少年到乡间去旅游，得到了丰硕的成果：一位他的继承人、斐理·李纳德，一位主教、磊思‘拉沙那，以及一位同他一起创立母佑会的圣女、玛利亚·玛沙籁禄。 卢华晋铎，初献圣祭 一八六0年七月二十九日，卢华修士晋升铎品。 事先鲍思高神父叫他到传教司铎会那里去避静。在结束避静之前，卢华修士写了一封法文信给鲍思高神父(法文是传教司铎会里通用的语文)，要求给他一句“箴言”，作为他一生之中这个重大日子的纪念。 鲍思高神父当时也在都灵的圣纳爵堂避静，却用拉丁文回信说：“你用法文给我写信，很好。不过，你只在书写和讲话时用法文，你内心的思想，和外面的行动，却应该是属于罗马的一个慷慨勇敢的人。” 若翰·范济夏写道：“鲍思高神父从圣纳爵堂回来的那天，正是七月二十九日。当时我同他在一起。由于他坐在公用马车里，感到很不舒服，便同我一起坐在外面马车夫旁边。忽然看见前面远处有三个穿着黑袍的人，后来才看出，原来他们是卢华修士、杜兰道修士和安福西修士。 鲍思高神父要求车夫把马车暂停一下，问他们道：“你们上哪儿去?” 卢华修士答道：“到卡才雷去。巴而麻主教将在那里升我为司铎。” 啊!我多么高兴!亲爱的卢华，我为你念经，希望天主俯听你的祈祷。请你代我向巴而麻主教问好。” 第二个星期日，卢华神父在青年中心里奉献了他第一台弥撒。在祭台旁边，有一大束洁白的鲜花，是圣磊思青年中心的那些扫烟囱的孩子们赠送的。 经过了一天的热烈庆祝，到了晚上，卢华神父上楼到了自己的小房间里，看见台面上有一封鲍思高神父写的信：“你将比我看得更清楚，将看见慈幼会的事业，超越意大利的边境，确立在世界上许多的地方。你将有许多工作毛将受许多苦；可是，你要知道，只有横渡了红海，越过了沙漠，才能进入福地。要勇敢地忍受。那么就是在这世界上，你也不会没有上主的安慰和援助的。” 自从卢华神父献了第一台弥撒之后，鲍思高神父显然安心得多，有了很坚定的信心。青年中心已是一个很大的家庭；寄宿生快要到五百人；在四个完全发挥工作效能的工房里，有三百多名工艺生正在学习一门手艺。鲍思高神父屡次要出去办理各种事务：供养这许多人，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他出外向人募捐，寻找维持青年中心的经费时，可以完全安心，而无后顾之忧；因为在青年中心里，有卢华神父为“第二个鲍思高神父”。 一八六0年六月二十三日，却给鲍思高神父带来了很大的痛苦：贾发束神父去世了。鲍思高神父知道他的这位大恩人病危的消息时，已经太晚了。他由年轻的方济·谢鲁谛陪着，急忙赶去探访。可是，他来到时，贾发束神父已经气绝。他跪在死者的床前，长时祈祷。他应该对别人表示感恩的，很少像对贾发束神父那样的。贾发束神父对鲍思高神父的使命，常深抱信心，就是连鲍思高神父自己也犹豫不决，他也坚信不疑。他常常帮助了鲍思高神父，也常鼓励了他，真是他的一位“精神的父亲”，也是他最大的“恩人”。 四百只面包在一只空篮子里 一八六。十月十二日，方济·达马卓，一个十五岁的学生，进了华道角青年中心。他是在卡夫诞生的，而在比乃罗禄读过小学。他自己叙述道：“我看了几期“公教读物”，就想知道，鲍思高神父是谁。后来知道他在都灵开办了一所专为收容青少年的学校，就决意到那里去上学，成为他的学生。”他果然去了，被收为初中三年级生。 但是，二十天后，他灰心了。他自己写道：“我在自己家里，娇养惯了的，无法适应大众太粗硬的食物，以及青年中心里的种种习惯。为此，我写了一封信给我母亲，叫她来接我回去；因为我绝对不愿意再留在这里。” 十 当我正在等待办告解的时候，来了两个分派面包的青年，对鲍思高神父说：“早点没有面包了。” 鲍思高神父回答说：“我有什么办法?去见我们的面包店老板马格辣，叫他快快把面包送来。” “马格辣说，不再给我们送面包了；因为我们没有给他钱。” “那么等后来再看吧!现在让我听告解。” 我听到了他们低声的说话。这时已轮我办告解，我就办了告解。弥撒已经到了成圣体的时候，那两个青年又回来说：“鲍思高神父，为早点，实在什么也没有啊!” “让我听告解!后来再说吧!你们先到货仓里和饭厅里去看看，我想还有一些的。” 他们走了。我继续办我的告解。我刚办完，那两个青年中的一个第三次回来说：“我们收集了所有的面包，只找到了很少几个。” “把那些面包放在篮子里，后来我自己会来分派的。现在让我安心地听告解吧!” 他继续听那个在他面前的孩子的告解。这时，在圣母台后面的那扇门旁，已放着一只盛面包的篮子。我回想自己以前听过有关鲍思高神父的奇事，受了好奇心的驱使，就站在一个适当的地方，好能看到究竟发生什么事。 我母亲已在门口等我；她对我说：“方济，来吧!” 我对她做了一个手势，叫她再等几分钟。鲍思高神父来了。我第一个领到了一个面包：我往篮子里一望，只见篮子里还有十五个或二十个面包。后来我就站在鲍思高神父后面的石级上，留神观察；可是，别人却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鲍思高神父开始分派面包了。孩子们在他面前排队一一走过，都高兴地从他手中领取面包，也亲吻他的手。他给每一个孩子说一句话，或微笑一笑。 全体学生大约有四百人，大家都领得了一个面包。分派完后，我再仔细查看一下那只盛面包的篮子，发现篮子里依旧剩有以前那么多的面包。我觉得非常奇怪，就一直奔去见我母亲，对她说：“我不回去了，我要留在这里。请你原谅我，要你白走一趟。” 后来我就把自己亲眼所见的情形告诉了她，接着对她说：“我不愿意离开一位像鲍思高神父这样的圣人。” 这就是唯一的理由，使我留在青年中心里，而且后来也是同样的理由，使我成为鲍思高神父的弟子之一。” 方济．达马卓后来进了慈幼会，升了神父，做过八年瓦沙利切慈幼会中学的校长，后来担任七年慈幼会驻罗马教廷的总代办。 只有穷人可得救济 一八六0一一八六一学年快要开始的时候，鲍思高神父发现有很多人申请进青年中心。他深恐把救济穷人的“爱德捐款”，用在那些不配接受此项救济的人身上；为此，他重印了寄宿的章程，并附加了一条新的规则：读书生最初两个月，必须缴纳规定的费用。只以实在的品行，证明可以享受爱德济助的学生，才能减少或豁免缴纳上述的费用。 雷慕恩神父引述这条附加的规则时，写道：“不过，由于爱德，鲍思高神父屡次给人例外的待遇。” 以下就是一八六0一一／＼六一学年所印发的规章： 有关工艺生： 父母已经去世的孤儿。 年龄已满十二岁，尚未超过十八岁。贫穷无靠。 “有关读书生： 小学已经毕业，有志进中学者。天资聪明，品行优良。 先实试两个月，每月应缴二十四块里拉，以后酌量再作决定。关于其后“一般性的章程”，以下这条值得注意：“一切衣履用品，应有学生自备。谁若确因贫穷而无力自备者例外。” 一八六一年成立“秘密委员会” 一八六一年，青年中心里发生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也可以说是一件独一无二的大事。阿拉索纳底神父、卢华神父、贾烈劳修士、范济夏修士，还有其他十位慈幼会士，组成了一个“秘密委员会”。他们都深信，在鲍思高神父四周所发生的事，往往出乎寻常，甚或属于超性的事。如果不把这些事实记录下来，那就简直好象把宝物任意抛弃一样。为此，他们负责把这类事实忠实地“记录起来。每一个人写笔记，然后在常会中，把所有的笔记向大家宣读出来，并按照各人的证词加以修正，以便把事实正确地传于后人。雷幕恩神父在《鲍圣言行实录》第六卷里，记述这件事时，这样写道：“所以我们对于这些证人留传下来的记录，可以确信无疑；因为它们都是真正的事实。在他们之后，其他的人继续他们的工作的，对鲍思高神父和真理，也都抱着同样的爱心。 对于那些初期的慈幼会士，我们觉得很感激。他们虽然工作繁忙，却仍牺牲了不少睡眠的时间，进行这项可贵无比的工作。要是没有他们这项工作的话，那么很多很多有关鲍思高神父的资料，都会遗失，或被包围在传说的浓雾之中。 不过，我们可以而且也应该提出几点意见，关于他们和那些根据他们的证词而写了鲍圣行传的人。这并不是想批评他们(这样的批评实在毫无意义)，而是为能更正确地了解鲍思高神父的言行事迹。 第一、鲍思高神父很多次是以家族谈话的方式，向青少年们，向他的学生们讲话，而不是准备做历史性的口述，他的谈话，差不多常是在这种情形下发表的。所以，应该把他的言词，看作“家庭中的谈话”，而不是“严格的历史事件”。有不少他“随便”说说的家常对谈，却被人一一严格地记录了下来，予以绝对的涵义，连那些最小的细节也不放过。 第二、那些细心收集鲍思高神父言行的人，由于在青年中心里担任很多的工作，对于都灵城内同时所发生的事，都不大清楚，所以他们“只记录鲍思高神父所做的事”，至于“在都灵城内及其附近各地所发生的事，却差不多完全没有记录”。因此，他们关于鲍思高神父所写的，固然都是真的事实，可是看了他们的记录，似乎“只有鲍思高神父做了那些事”；其实当时在都灵，还有好几个人也在尝试着做同样的使徒事业，进行着类似的社会工作。 凡是独一无二的，常是出类拔萃的第一人。看了那些记录，好象鲍思高神父常是第一个发明的那种工作，好象只有他创办了那样的事业。可是，如果我们再仔细地查考一下事实，就会发现，鲍思高神父在这种事业上，有了最大的成就；可是，除了他之外，在他前后和四周，还有许多其他的人，也曾经象他那样努力工作。 举例来说，圣母进教之佑大堂(这是本书在下一章里所要讨论的)，似乎是一个奇迹的事实：曾经用了那么多的建筑经费，得到了那么多的捐款，工程那么快完成，落成启用时，有那么多人来参加开幕典礼。不过，如果翻阅一下都灵市的历史，就可以看到，在那同一个时间里，也造成了其他四座圣堂，也用了相当多的金钱，也相当快就落成。那四座圣堂就是：圣女朱丽雅堂，一八六三年落成，共用了六十五万里拉；圣伯铎圣保禄堂，一八六五年落成，共用了五十四万里拉；无原罪圣母堂，一八六七年落成，共用了十二万里拉；圣女巴巴辣堂，一八六九年落成，共用了三十三万六千里拉。 至于圣母进教之佑大堂，是在一八六八年落成的，总共用了八十九万里拉，比其他四座圣堂的建筑经费，各多出了好几十万里拉。可是，在一八五三年落成的圣马西木堂，却用去了一百五十刀里拉，比圣母进教之佑大堂还要多六十一万里拉。 然而，圣母进教之佑大堂，并不因此而失去了它的伟大性。它仍然是一个奇迹的实物，证明着建堂者坚强的意志、崇高的信德，以及捐献者的慷慨。不过，把它放在其他各座圣堂之间，这样一起来看，它就显有一个不同的面貌。一株在沙漠里的松树，是一回事，一株在松树林中的松树，却是另一回事。虽然它同样是一株高雅的松树，可是我们却不能把一株长在一片松树林中的松树，称为一个“奇迹”。 关于鲍思高神父所开办的夜校、工房，以及他所派遣的传教士，也有同样的情形。这些都是他惊人的伟大成就；可是，它们是天主教会其他同样惊人的伟大事业之间，而为其中之一。 从这个角度来看鲍思高神父，他就不会好象是一个吒隆杰”了，而是一位圣人，在有许多信徒奋发上进的天主教会里，尽力修成了高超的美德，因而成为天主显行奇迹的工具。当时在他四周，还有其他的司铎，虽然没有像他那样高超的圣德，却也在很努力地为荣主救灵而工作。 第三、鲍思高神父蒙受天主特赐奇恩，在梦中预见未来之事；他所说的预言，也能完全应验。不过，他也是一个人，是一位穷司铎，很多次也像我们一样，设法预料一些未来的事，以作必要的准备。当然他可以表示自己的意见，抱有某种希望。他的预测，有时固然猜中，有时却也估错了（例如关于挂乃拉神父，鲍思高神父原想留他在青年中心里的，其实他负有另外的使命)。 如果有人把鲍思高神父生前所作的这种预测和这类的希望，都一一完全详细地记录下来，硬要它们全部应验，丝毫无爽，他就曲解了鲍思高神父的为人。他的这种见解!简直是不许鲍思高神父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不让他像一般人那样，处理人生的常事。 也许这一点是那些负责尽量收集鲍思高神父的一切言行者，在精神方面的一种缺点。假如那些证人，不仅仅把鲍思高神父一总非常特殊的事迹记录下来，留传给我们，而且也把这位极其伟大的，而也同时极其合乎常情的鲍思高神父生前所有的疑虑、犹豫和错误记录下来，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更加感谢他们了。 不过，我们说这样的话，并不是愿意指摘那些初期的慈幼会士所做的工作；因为，虽然他们的工作有某些缺点，却仍然具有难以评估的崇高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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