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二十四日，是圣若翰洗者节。若望．鲍思高以这一天为他的主保瞻礼，开始四个月的暑假。

 他快步走上了由基爱理前往新堡的大路，然后转入到苏三勃利诺去的小径。从基爱理到苏三勃利诺，总共约十二公里的路，算得是一个相当远的距离。若瑟哥哥的农庄里，喔喔的鸡啼声，和一个娇小可爱的小侄女，欢迎他来到。

  若瑟哥哥成家已有几年了。一八三三年，他刚满二十岁的时候，与新堡的一个名叫玛利亚.贾劳束的女子结了婚。    ，

  第一个出生的女婴，丽达，只活了三个月。一八三五年春，斐洛美纳诞生了；她是一个安静的小女孩，默默地在旁看着叔父若望，用各种工具，进行制造或修理的工作，裁缝新衣，缀补旧服，也用布块给小侄女做一个美丽的洋娃娃。

  挥镰割麦

  陇亩间，一株株的葡萄树上，已经结了累累的葡萄。金黄色的麦子，风过处，形成了起伏的麦浪。若望不在他那间简陋的工场里工作的时候，就拿起镰刀，走进了麦田里，挥镰割麦。他头上戴了一顶大草帽，额上淌下了滴滴汗珠。

  经过了八个多月，像囚犯一样，常被关在教室里，朝夕与旧桌为伍；现在终于能在空旷的田野里，呼吸清新的空气，他觉得难言的高兴。

  一天，在葡萄园里，发见了一只野兔。若望马上跑回家去，从墙上取下若瑟的一把猎枪。起初他以为追逐那只野兔，只是数分钟的事，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它逮住，却不料它逃得那么快。若望决意非要把它逮住不可，便拼命追赶。

 他后来自己这样写道：“我从一块田追到了另一块田里，再从

一个葡萄林里跑进了另一个葡萄林里；这样，越过了山谷和山冈，跑了几个钟头，最后追到了射程之内，举起猎枪，瞄准那只小动物放了一枪，打断了它的肋骨。可怜的小动物，倒在地上死了。我看见它那种惨状，内心感到极大的悲痛。

  我的同伴们，听到了那声枪响，都跑来观看，见我猎获了那只野兔而觉得高兴。我俯视我自己，发见身上没有穿修士的长袍，只穿着衬衫，戴着一顶草帽，活像一个贩卖私货的商人。那地方距离我的家约有五公里。我觉得很羞愧。

  他回到了家里，把自己的日记薄拿出来，重读以前在穿修衣那天所立定的善志，看见第二条是这样写着的：“我决不再变戏法，玩

把戏，我也不去打猎。”他就暗自忏悔说：“上主!求你宽恕我!”

  他所最喜爱的娱乐，就是同孩子们在一起。他这样写道：“有

许多孩子，已有十六七岁，却完全不知道信德的道理。我能给他们讲解教理，心里感到很大的安慰。我也教各种年龄不同的孩子读和写。我授课一律不收任何费用；不过，我给他们所提出的条件，就是：恒心、留神，和每月办告解。”

  意识形态

  一八三七年十一月三日，若望又回到了教区修院里，开始读神学。这是一门“研究神的学问”。凡是有志晋升司铎的人，都必须研究这门基本的学问。

  当时神学的修业学程为五年，包括以下各项主要的科目：信理学(研究基督教会的真理)、伦理学(研究基督信徒所应遵守的法律)、圣经学(研究天主所讲的言词)和教会史(研究教会从最初到当代的一切事迹)。

 研读神学，在每一个司铎的生活过程中，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那些年轻的修生，在其青春的岁月里，正当他们很易接受训练的时期，构成他们思想、批判和评价等的骨干，即形成所谓的“意识形态”。到了晋升司铎之后，在自己的神职生活里，还要把它加以提炼，甚或遇有新的客观紧要情势时，予以修正，可是不易改变。他对事物的看法和评价，常以那个“神学的基础”为依据；而这个基础，就是在读神学时奠定的。也是在读神学时，他学会了这项“司铎的职业”。

  对若望．鲍思高来说，读神学的那几年时间，也是非常重要。虽然他蒙主赋有异常的资质和神恩，但他也是时代的产儿，必然受到它的影响，尤其是受到当时的教会和社会的影响。

 为能确实认识鲍思高神父，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知道他在修院里所学习的科目，所阅读的书籍，甚至于他所接受的神修指导，以及他所听到的训词和道理；因为这一切构成他的“意识形态”，成为他在思想和批判时所依据的基础。

  伯铎．施德拉神父，关于这个问题，曾在他所著的《天主教宗教信仰史中的鲍思高神父》一书里，用了二十页的篇幅(59—78)，作了很精辟的说明。现在就把其中最主要的几点引证在这里。

 “当时的信理学，把人世的一切都放在这样的光线下来观察：人人应向审判的天主交账，等祂发落，或得永生，或得永罚。这种观念使人养成这样的习惯：对任何事物，都评估其永远的价值，或为永赏，或为永罚。

  伦理学则对于一切事物，注意其与天主的法律和人类的自由二者之间的关系，同时它也教人要把自己的行为，看作遵守天主法律应尽的义务。

  训词和道理，对修生们来说，能在那些对宗教问题特别敏感的心灵里，激起一种忧思和念虑。因为，它们讨论司铎的职位，给人们所加的艰巨的责任；它们也说明司铎在完尽其神圣的职务时，所能遭遇的极严重的危机，(世俗的、妇女的、任何令人心神分散的危机)。此外，它们也讲到至公义的天主，将极严厉地审问祂的神职人员，有关他们的一切行为。”

 在此顺便值得一提的，是若望．鲍思高，受了这种道理的影响，也曾有过一个时期，过度抑制自己，走上了不大正确的神修途径。不过，这些只是一些短暂的经验；在当时那些封闭的和反对任何党派的教区修院里，许多修生都曾有过这样的经验。

 评估自己的时代

 我们认为还有一件事，为能认识鲍思高神父，也是很重要的，那就是把他在那个时代所吸收的“历史观念”，找出其中的主要因素。他当时所看见的、评估的、实际生活其中的那个时代，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也就是历史书中所谓的“复兴”时期。只有认识了这个“历史观念”，才能了解鲍思高神父对教会日后的发展，以及对世界未来的情形，抱有怎样的看法。

  首先当时一般人，把法国的革命和拿破仑的帝制，都视作失败的事件。“那是一次可怖的革命……”，“在我们中间，也有很多罪恶”，“罗纲已经破裂，我们已获得解放!”重建帝位，“只有天主亲手才能做到”。这些字句，都是在当时神长们的牧函里，和司铎们的道理中，很多次可以听到的。

  所谓的“失败”，是因为看到，起初宣布“自由、平等”的重大原则，接着却变为革命的“恐怖”生活，最后竟形成了拿破仑的专制独裁。这就清楚地说明了，法国革命引用的启蒙原则，以“理性为通往真与美的唯一道路”，能给人类带来极惨重的后果。

  于是再把那不能局限于人类理性范围之内的“宗教信仰”，予以重新的评价。同时也再评估那只由天主的法律能加以限制的国王的权力，认为以他的明哲睿智，理应把那些可能造成暴乱而常在人类社会里潜伏着的革命势力，加以约束和管制。

  这些重新的评估，可能产生混淆不清的见解，导致权力集中的。  基督思想，想使君王的宝座和敬主的祭台联盟结约，却不知道“自由、平等和友爱”，原是基督宗教所重视的价值。这些就是“基督教会的保守主义”所导致的混淆思想，控制着当时的欧洲社会，直到差不多一八四八年。

  然而，在教会里，暗中还有其他的思想在流行着，如“天主教的自由主义”。它承认革命的重大原则，痛斥法国革命的暴力和拿破仑的独裁。它希望能有一种权力平衡的政体：有一位国王统治着革命人士，同时也有宪法保证自由及平等。不过，这种自由平等，人人都能享受，只有那些“下级平民”除外。

 不管是自由派也好，或是保守派也好，对“民主平等”，都怀有一种畏惧的感觉。正如过去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恐怖”的政策，必然会转变为一小撮人专权的暴政；他们会以“人民的名义”专政，造成极大的混乱局面。

  当时最著名的天主教自由派人士，有安道.罗思弥宜(译者按：他是一位颇有圣德的天主教司铎，曾创立了一个修会，与鲍思高神父很友善；他也是一位很有学问和声望的哲学家)和亚历山大.曼卓宜(译者按：他是意大利的一位名作家，也是一个热心的教友；他所写的名作： “订婚夫妇”，已译成中文。)

  若望．鲍思高吸收了当时“天主教保守主义”的历史观念。他持有保守的思想(纵然实际情势的具体需要，使他克服这种思想，甚或扬弃许多保守者的作风，可是他仍然持有这种思想)。

  事实上，他也不可能不如此；因为，一八三二年，教宗国瑞十六世，在“Mirari VOS”那封通谕里，早就已经声明了，“现代的自由”，不可能为天主教徒所接受。教宗说，举例来说，如果承认了良心的自由，就要把天主教的真理，与错误的伪说，等量齐观了。这封通谕，是修生们人手一份的，是他们所必须研读和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