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鲍思高神父开始了圣母进教之佑大堂的建筑工程之后，好象他完全置身在自己的事业之中，对外界的时事，看来毫不关心似的。

 这时好象展开了一部“慈幼会史”，与另一部“时事历史”同时进展。这部慈幼会史，有它自己的发展阶段，自己的艰苦的奋斗和胜利成功；其中包括着：创立一个女修会，即圣母进教之佑孝女会，或简称“母佑会”，慈幼会士启程前往远方传教，成立慈幼会赞助员会；为求慈幼会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修会，而与都灵教区的神长发生冲突，展开了艰辛而神圣的奋斗；为了使慈幼会的会规，获得正式的教会批准，而向罗马宗座圣部，进行冗长而艰辛的手续。

  青年中心外的历史演变

  有人以为上一个世纪意大利的历史演变，与鲍思高神父的青年中心，以及整个慈幼会的事业，毫无关连，这样的观念是错误的。其实意大利全国统一的趋势，政府当局激烈地攻击教会，劳工们纷纷起来抗议，无数的意大利人远离祖国，前往异地侨居，平民大众企求得到较好的教育，这一切都与鲍思高神父在当时所采取的行动，有极密切的连系，起着导向的作用。

  为此，我们认为，如果对于青年中心外所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一概置之不问，这是很危险的行动(也是很肤浅的观念)。

  自从卡弥禄.贾富去世(一八六一年六月六日)之后，十五年里接掌政局的主事人物，被称为“右史派”。他们虽然学会了贾富的那套手法，却并没有他那样的机智精明。他们的作风，反映着富有的资产阶级和农业社会贵族的意识型态。对于教会方面，他们坚守贾富的政教分离的主张；如果发现主教和神职人员显有保护宗座权益的嫌疑者，立即予以严重的打击。在国会里，除了上述的右史派之外，也有“左派份子”。不过，他们与今日所谓的左派绝然不同。他们也来自贵族和富有的资产阶级。他们的计划，是缓和地进行民主改革，扩大有投票权的人数(当时二千二百万意大利人中，只有四十万人有投票权，而实际参加投票的，只不过二十万人而已)。此外，他们还显示更坚决而强硬的反神职的政策。

  意大利在兼并拉济奥省和威尼斯省之前，人口约达二千二百万之谱，其中百分之八十八为文盲，大学生只有六千五百人。百分之七十的意大利人，为居住在乡下，耕种田地的农民；只有百分之十七，在工厂里工作。当时意大利的铁路全长约达二千公里。意大利的海运，继英法二国之后，占世界第三位。

 剿匪之战及侨居异国

 一八六一年，在意大利南部，开始了剿匪之战。也许这是意大利史册中，最悲惨痛苦的一页。所谓的“匪”，一小部分是以前效忠波旁皇族的军人，但绝大多数是盘踞一地，敲诈勒索的游兵散勇。由于右史派的执政者，鄙视意国南方的人，说他们没有知识，贫穷落后；而南方的居民，因受重税压迫，又见自己的子弟被迫强征从军，屡次发生严重的暴乱。

 剿匪行动，的确是一场真正的战争：政府调动了十二万人的大军．进行了剧烈的战斗，和长期的包围，召开军事法庭，审讯被俘的囚犯，处以枪决的死刑。

  从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五年，在这五年的剿匪战争里，被杀的“匪徒”，有五千余人。虽然政府取得了胜利，可是意大利南部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当地的居民，受到了屈辱和蹂躏，开始了那种悲惨的逃亡生活，亦即所谓的“移民”。

  弥格．马罗达写道：“成群的意大利人，纷纷移往国外，每年平均约有十二万三千人。一八七六年后，每年竟达五十万人。”

  鲍思高神父派遣慈幼会士，前往南美洲阿根廷传教时，对他们说：“你们去寻找我们的这些弟兄吧!是贫穷和灾难，把他们赶到了远方异国。”   

  都灵市内的暴动

  一八六二年，意大利政府与罗马圣座之间，为了罗马的主权问题，再度爆发了剧烈的冲突。加里巴地得到了首相拉达济的默许，在巴勒摩登陆，准备率军进占拉济奥省和罗马城。意大利政府由于受了法皇拿破仑三世的强烈抗议，以及意大利全国天主教徒的一致反对，才决定派遣正规军，阻止已在卡拉勃利亚登陆的加里巴地军队向前推进。

  八月二十九日，两军正面相遇，政府军的突击队打伤了加里巴地，并把他俘获了。

  一八六四年，意大利政府与法皇拿破仑三世签订条约。法皇答应收回负责保卫教宗的法军，意大利政府方面，则答应尊重教宗对罗马的主权，并将首都由都灵迁往佛罗伦斯，以表诚意。

  都灵方面一知道了这个消息，立刻燃起了猛烈的怒火。九月二十日，有六千人集结在城堡广场上，高声大叫：“打倒国王!共和万岁!”

  第二天，忿怒的民众，群集在圣嘉禄广场上，企图攻击“民报”办事处，突然从两旁的街道里冲出许多警察，手里拿着大刀，向暴动的民众乱砍。顿时有许多人死伤。暴民散去了；可是，几小时后，他们再度集合，进击警察总署。

  同时，在城堡广场上进行和平的示威，情形也显得十分紧张。一队警察奉命向群众开枪；当场就有十个人被击毙了。

  这时群众已经怒不可遏，顷刻之间，把“和报”的办事处捣毁，大家进袭出售武器的店铺，抢劫各种武器。

  内政部长深恐引发一场内战，便下令二万八千名军队，携带了大炮，进驻都灵城内。炮兵把大炮运到了加布遣会士山上，炮口对准着城中心。

  九月二十一日晚上，鲍思高神父聚集全体学生在青年中心的走廊下，一起为都灵及城中的居民祈祷。

  九月二十二日，暴动从上午九点半就开始了。暴民向一队保卫警察总署的警察投石，立即有两名警察受了重伤。其余的警察见状大怒，就向群众开枪，当场打死了二十六人。

  国王极为震怒，下令全体阁员辞职。新的首相为拉·麻莫辣将军。暴动平息了；但首都也很快就迁到了佛罗伦斯。

  都灵全城觉得自己被人出卖了。

  宗教信仰的危机：圣经与行情表

  当时教宗也觉得自己被人出卖了。教宗碧岳九世，因见自己失去了法皇拿破仑三世的保护，坚决反对自由主义者的一切行动。他公布了一份所谓“谬书目录”，禁止了一切“现代学说”。教宗与当时很多天主教会人士，目睹那宗教信仰的严重危机，似乎要使世界完全改变面目，都深感忧虑。

 德拉臬禄描述当时的情形写道：“新起的经理和企业家，更喜欢看商业的行情表，而不看圣经。无产阶级，一贫如洗，饱受剥削，更容易进行阶级的斗争，而不理福音所讲的真福。大批的农民，离开了农村，涌进了城市，许多人被迫改行换业。新的生活环境的形成，旧的社会组织的解体：深深引起了思想方式的改变，使各式各样的人，都离去了本堂司铎和各级神牧。这一切都似乎是在扬弃天主教的传统原则，完全放弃，或减少实行教会的宗教敬礼，尤其是反叛教会神长；因为他们往往仍然墨守旧章，坚欲保持已经过时的世界。”

 这种危机，在一八七0年，当意大利军队占领罗马时，达到了最高潮。这使天主教徒们自动组织起来，形成了“一个国家之中的国家”。为了保全自己本身的价值，也为了在基督的宗教氛围里，培植新生的一代，天主教徒们(在政府反神职的各种机构之外)成立了各种“天主教”的互助会，“天主教”的民营银行，“天主教”的保险公司，“天主教”的各种学校，来教育自己的子女。

  鲍思高神父完全生活在这意大利历史的重大演变之中。他集中力量，来开办“天主教中小学”，甚至于因此使自己的慈幼会转入了一个“新阶段”，即开设学校的阶段。让我们在本章的后半段，再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劳工的历史

  除了意大利的历史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事迹，往往被那些叙述“历史”大事的史书所遗忘。

 在那些年里，穷苦的平民大众，正在过着“极度贫困”的时日。在比哀蒙，工人们每天要工作十二小时；而所得的工资，却不足温饱。他们毫无保障，也没有什么互助的组织。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如同本书在前面所已经讲过的。他们每年到了三月，就在农忙开始的时候，把自己家里刚满十一二岁的儿子，带到镇上的市场去，任由地主们“雇用”。鲍思高神父年幼时，也曾亲身经历过类似的事。同样的事，还要继续发生好几年。女孩子们留有“长辫”。到了十八岁，才把它剪掉出售；这是她们一笔最可观的“收入”，好能开始筹备自己的嫁妆。

  在比哀蒙，对于劳工保险，没有什么法律规定。有许多人，如同在意大利南部那样，也离去了比哀蒙的故乡，侨居远方异国：有的到法国和瑞士去，暂居一个时期；有的则远渡汪洋，前往美洲，永久移居异地。

 一八六四年，在英国伦敦首次成立了“国际劳工组织”。起初的时候，它是由三股主流组成：一、“英国工会”，旨在逐步改善劳工的生活环境，使他们能更直接地参加政治活动；二、“法国社会主义者普鲁堂的信徒”，他们设法组织“工人合作社”，以便渐渐取消资本主义；三、“马济尼派”，他们在意大利成立了四百五十个“劳工社团”，共有十二万名团员。

  同在一八六四年，德国梅因斯城的盖德勒主教，发表了他的“劳工问题与基督教会”。这是德国的天主教会一项强大的社会计划。它要求政府制订有关劳工及社会保险的法令，以保证劳工应得的最低工资，限制工作时间，订立休息假期，禁止雇用妇孺，规定社会保险，重视个人与政府之间的社团，即：家庭、地方组织、自由机构等。

  在这些劳工运动和奋斗的压力之下，那些年内，劳工们经过了艰辛的努力，慢慢地得到了胜利。一八六四年，法皇拿破仑三世所统治的法国政府，承认工人有罢工的权利。一八六八年，俾斯麦的德国政府，给与全体人民投票的权利。于是工人们第一次可以选派自己的代表参加国会。一尺六六年，比利时政府承认最初成立的工会；这是由于天主教组织所加的强大压力。其后奥地利(一八七0年)、英国(一八七六年)和法国(一八八四年)，也都承认了劳工的这项权利。

  一八六六年五月一日，也开始了一种“国际性的劳工运动”，希望把每天的工作时间定为八小时。前后一共发生了五千余次大罢工，无数次的游行示威。到处都有军警严厉镇压。在芝加哥死伤了很多人，负责发动工人示威的主动者，都被判处绞刑。

  在上一个世纪的最后十年里，欧洲差不多所有的国家，都把每天的工作时间，缩短为十个小时，禁止雇用年龄未满十三岁的童工，叫他们在工厂里做十小时的工作，制定有关意外伤亡、卫生保健，以及假期休息等法规。

  在一八八三年和一八八九年之间，德国政府受了中间派的天主教徒和拉沙勒的社会主义者的要求，制订了法律，对于劳工在工作时发生的意外事故，以及疾病和老年等，都定有应得的保障。这项法律的规定，很快也在奥地利、瑞士、丹麦、比利时和意大利等国家里，正式公布。

  饥饿也要纳税

  意大利的农民，已经赤贫如洗，在一八六八年，还要被迫缴纳一项苛税：“谷物磨粉税”。任何一类谷物，在磨坊里磨粉时，均须纳税；因此，凡是吃面包和玉米糊的，即所有的穷人，都必须纳税。于是在意大利各地，真正掀起了一阵叛变的浪潮。

  关于这个问题，方济·德辣臬禄写道：“那些不满的民众，有时听到了有人在高呼：‘教宗万岁!奥地利人万岁!’便纷纷起来响应。政府为了镇压这样的叛乱，再次出动军警，造成数百人伤亡；事后仍然保持这种‘饥饿也要纳税’的暴政”。

  在鲍思高神父主办的青年中心里，以及他所开设的其它的学校里，他的那些青少年们，每天都要消耗“像山一般高的面包”，因着这种“磨粉税”，而每天要多付一笔相当大的面包费。他就在那个时期写道：“面包涨价，使我们感到非常困难。”

  慈幼会学校诞生了

  自从一八六三年，在米拉贝禄开办那座“教区小修院”起，鲍思高神父受到意大利各方的要求，去开办各种学校，不是去开办青年中心。他也接受了这样的请求；不过，在学校旁边，同时他也开办了青年中心。

  这样，不多几年后，慈幼会在意大利各地，已经开办了好几所学校，有的是小学，有的是中学；有的是工艺学校。

 慈幼会本来是开办青年中心的，怎么在短短几年里，竟然专门开办学校，教育平民子弟呢?

 本书就在前面几页里，已经提到了开办学校的理由。现在让我们引述一段伯铎·施德拉写的文字，来更详尽地解答这个问题：“天主教学校，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大量增设，日益兴盛起来的。其时意大利政府，依据自由主义的原则，来推行政策和制订法律……

  当政者实施自由主义的政策，成为‘执法的意大利’，而由天主教徒，以及当时正在发展中的其他势力，所形成的广大反对阶层，二者尖锐对立，以致在意大利的公立学校里，产生那种无宗教信仰的，甚或反对神职界的教育风气(激烈反对在学校里，讲授宗教课)。

  由此所引起的反应，使天主教徒们，在一切方面进行组织，成立宗教社团、互助机构、民营银行、保险公司，以及各种学校，以教育自己的子女，特别注意那些低收入的和工农的阶级，因而在一国的社会之中，几乎再成立了一个社会。

  从此我们可以明了，自从一八六三年以后，我们发现有许多中学、教养院、工艺学校，以及由慈幼会开设的或主管的教区修院；他们更乐于开办寄宿学校……慈幼会所办的学校，对于意大利和全世界的天主教力量，用他们所教育出来的无数青年，提供了不少的助益，发挥了相当大的功效。”

  教育贫苦青年

  那些专为教育工艺生的学校，当时称为“工艺院”；院中只收那些“贫苦无靠的孤儿”。至于那些为教育读书生的学校，则称为“教养院”；不过，它们也以教育贫民的穷苦子弟为宗旨。这始终常是鲍思高神父的明确的立意。

  一八六九年三月七日，鲍思高神父从罗马回来，晚上向慈幼会士们谈话时，提出了教宗碧岳九世的几点训示：“你们常要专门教育平民的穷苦子弟。教育贫苦青年，总不要为富贵人家的子弟开设学校。你们不要管理富有的学校。如果你们教育穷人，如果你们自己是穷人，你们就会平安地生活，也可以做许多善事。”

  事实上，的确按照这样的训示实行了：不仅是在最初几年如此，就是后来，也常如此。为此，鲍思高神父在一八七五年能够这样写道：“在阿拉西奥、瓦辣在和三别达雷那三所学校里的经济情形，已经降到了零点。”

  一八九八年，即在鲍思高神父去世后十年，在波隆那市，那所由以前鲍思高神父的秘书所主管的学校里，共有一百八十一名学生：其中四十九名为孤儿，全由校方供应一切；只有三十三名，每月缴足二十五块里拉的学费；其余的九十九名学生所缴的学费，还不到应缴之数的一半。每年总共收入为二万三千里拉，而支出则高达四万六千里拉：显然入不敷出，百分之一百的亏损。

 最初开设的五所教养院

 一八六四年，开设了冷照的教养院。鲍思高神父派遣了卢斐诺神父为院长；当时他只有二十四岁。此外，鲍思高神父还派遣了七名修士。最初几个月，他们生活在贫穷之中，日夜与匮乏为伴。七名修士之间，有一个名叫沙拉的，日后将出任慈幼会财务总长；他这样写道：“学校里空无一物，有些墙壁一半已经毁坏；屋子里没有椅子，也没有桌子。祁窝乃替我们预备食物。我们就以一块门板，搁在两条木马上，当作饭桌。窗上没有玻璃，只用一些破毛巾或旧毯子把它们堵上。我们就在草堆上睡觉……”

  第一年，那所学校里，只有三十七名寄宿生，和一群乱哄哄不守纪律的外宿生。那年三月，蒲罗威辣修士患病，体力衰弱，无法工作。到了七月，那位年轻的院长，不幸感染了肺病，遽然去世。学校里的一切事务，只由余下的六名修士负责。沙拉神父回忆当时的情况写道：“我们工作是多么的努力!我们不愿意别人说，学校办得不好，因为只有我们几个修士负责管理。”

 第二年，雷蒙恩神父前往那所学校主持校务，情形才开始好转。

 一八七0，开办阿拉西奥的教养院。院长为谢鲁谛神父；当时他只有二十六岁。

  一八七一年，在马辣西成立了一所工艺院；三年后，迁往三别达雷那。院长为雅培拉神父；当时他也只有二十六岁。开办时，有三个工房，专为“贫苦无靠的孤儿”。除了工艺生之外，鲍思高神父也在那里设立了另外一个部分，专为培养那些“有志晋铎”的青年。

  一八七一年，二十位慈幼会士，抵达了瓦辣在的“市立学校”。校长为鲍思高神父最早的一个学生，即范济夏神父。那二十位慈幼会士，在该辣士可主办那所学校，前后凡三年之久，结果他们必须放弃它。

  鲍思高神父前往视察那所学校的时候，向一群鼓掌欢迎他的瓦辣在市民讲话；他笑着说：“为了教养这里的学生，我所需要的，不是在空中拍手的人，而是在……袋里掏钱的人!要是到了吃饭的时候，我只是空拍手，孩子们可就惨啦!……”

  一八七二年，鲍思高神父接办了瓦沙利切那所专为贵族子弟的学校。

  这是一个为慈幼会艰苦的时期。都灵城内，有一个由七位司铎组成的团体；他们在都灵郊外的一处山冈上，开办了一所贵族子弟学校；可是，学校的经费陷于绝境，已到了破产的地步。

  新上任的都灵总主教卡斯达地，其时已与慈幼会意见不合，关系紧张；他召见鲍思高神父，叫他接办那所贵族学校。可是鲍思高神父因见那所学校的性质，与慈幼会办学的宗旨背道而驰，所以表示绝对不能接受这样的工作。他在数年前，已经声明过：“这件事不行!只要我还活着，决不会发生这样的事!这会毁灭我们呢!”但是，总主教准备强令他服从。

  鲍思高神父把这个问题，向那个还很年轻的慈幼会顾问团提出。全体顾问都一致表示反对接办那所学校。鲍思高神父前往冷照，去征询雷蒙恩神父的意见。雷蒙恩神父回答说：“不要接办这样的学校。神父你不是一再对我们说过，接办贵族学校，表示本会衰落吗?我们不是常要为平民的穷苦子弟服务吗?”

  最后，为了避免与教会当局发生严重冲突，鲍思高神父只好咬紧牙关，接办了那所学校。其后五年里，那所学校真是慈幼会的一副沉重的担子。学生很少，费用甚高。华道角青年中心每年都要补贴很多钱。

  鲍思高神父凄苦地说道：“有钱的人却要由穷人来供养!”

  最后，在一八八七年，鲍思高神父用了一笔很大的款子(十三万里拉)，买下了那座校舍，才能把慈幼会的读书修士送往那里，取代了以前的富贵子弟。在学校的大门上，挂起一块新的牌子，上面写着：“远方传教区修院”。这样，经过了十五年的漫长岁月，终于解决了瓦沙利切这个严重的良心问题。

  指明转折点的基本原则

  关于创办新校这个论题，就到此为止。鲍思高神父去世时，慈幼会学校，分设在六个国家的，共有六十四所，会士七百六十八人。让我们在此作一综合性的观察。

 一八六四年，慈幼会除了开办青年中心和工艺院之外，也开始创办教养院，以教育读书的学生。

  青年中心(可能是每天的青年中心)，是“慈幼会的首要工作”。关于这一点，慈幼会的会规有明文规定。慈幼会士的实际行动，也证实此事。慈幼会的各大事业，都附设着青年中心；儿童们在院中跳跃奔跑，喧闹嘻笑，形成一片快乐的气象，和华道角青年中心的情形完全一样。无论是在欧美，或是在亚非，凡是有慈幼会士的地方，都设有青年中心。鲍圣的继往者，还在谆谆训告：“每一个慈幼会事业，应该是一所青年中心。”

    不过，鲍思高神父在一八六四年，已经发现平民子弟有一个新的需要，即真正传授知识的学校，使他们也能求得基督化的确实学识。这对慈幼会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慈幼会士，不往儿童喧嚣的青年中心里工作，却转往秩序井然，校规严明的教养院里服务的，人数一天天的增多。

    鲍思高神父对于进行这个重大的转变，并没有表示踌躇不前，迟疑莫决。关于这个问题，他似乎已经定出了一个基本原则：

    “慈幼会的工作对象，基本上永不改变，就是贫苦的青年，平民的子弟。在对他们进行教育工作时，慈幼会士应该鼓起勇气，迅速地考察时代的现象和需求，为能给青年们提供适宜的服务。总而言之：不是贫苦青年应该迎合慈幼会及其工作，而是慈幼会及其工作应该适应平民子弟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