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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五七年夏，有一天，鲍思高神父去见内政部长拉达济，谈到了“青年中心的工作”。拉达济表示很重视这种工作，尤其是因为他看到，怎样青年中心里的青年们努力救护霍乱病人，而且他也发现鲍思高神父的教育法，竟能感化青少年监狱里所有的监犯。雷慕恩神父把当时鲍思高神父与拉达济部长的谈话，都记下来了。 “鲍思高神父，祝你长命百岁。可是，你也是人，有一天你也会过去。那时你的那些孩子们将怎么办?” “部长大人，我倒要反问一句。为了长期维持我的这些事业。我可以做些什么呢?” “依我看来，你应该在那些神职人员和在俗信徒之间，选择一些你所信任的人，组织一个社团，使他们吸收你的精神，学得你的教育法。现在他们做你的助手，将来继续你的工作。” 鲍思高神父微笑着说：“两年前，部长提出一项法案，解散了许多修会团体。现在部长给我所建议的，正是一种修会团体。政府会让它生存下去吗?” 拉达济禁不住也微笑了一笑：“那项解散修会的法案，我当然很熟悉。可是，神父你尽可创立一个社团，没有一种法律可以把它解散的。” “这话怎么说?” “政府决不能承认一个属于教会的‘修会团体’，即由一个与政府不同的权力来管辖的‘修会团体’。可是，如果有一个社团，其中的成员各自保留国民的权力，服从政府的法律，缴纳一切的税捐，政府对这样的社团，就没有什么司以说的。 在政府面前，这样的社团，无非只是一些自由的国民所结成的一个组织。他们联合在一起，大家为了一个慈善救济的共同目的，而在一起生活。如同其他为了经营商业或工业，互助合作等目的而结合的人一样。至于他们‘内心’也承认主教和教宗的权力，政府并不过问干涉；自由的国民所组成的社团，只要它尊重法律和政府权力，都是合法的。” 鲍思高神父向部长道谢，并说明自己要考虑这个问题。其实鲍思神父多年以来，早在构想着一个计划；拉达济只不过予以一个明确的型态而已。当时鲍思高神父正在研究，怎样创立一个新修会：“在教会面前”，会员都是真正的会士；可是，“在政府面前”，他们却都是自由的国民。 鲍思高神父清楚知道，最大的难题是：罗马圣部会不会批准一个这样的修会呢?因为，事实上，这样的修会，接受政教分离的原则；而这是自由派人士的主张。同时，这样的修会，完全改变传统的修会组织模式。的确，直到那个时代，各种修会的会士，不管是“在教会面前，，也好，或是“在政府面前”也好，都有会士的身份，都被承认为会士。 给初生的新修会画出一条明确的路线 鲍思高神父在构想修会的模式时，关心那些将来成为这新修会的会士。他发现那些成年的助手，一个一个都离开了他。他应该走的，是他在梦中圣母指示给他的途径：牧人要从羊群中产生。一八五五年三月，弥格·卢华第一个发了圣愿。 几个月后，阿拉索纳底神父也发了圣愿。 一八五六年，是若翰，范济夏发圣愿；当时他曾写了一首拉丁诗来纪念这件事。 不过，他们三人之中，谁也没有想到要加入一个“新修会”。他们只以为与鲍思高神父取得更密切的连系，好能“帮助他”而已。 鲍思高神父也仍旧很谨慎，毫不显露想创立一个“新修会”的计划；因为，当时修会和修士并不受人欢迎。他很小心避免一切“外表上修会所例行的事：没有日常的默想，没有长时的祈祷，也没有严格的会规”。 再者，直到一八五九年，并没有什么事授权鲍思高神父，可以自命为“一个新修会的首长”。在他身边，有一些修士，是由他替他们穿上修衣的。可是，他之所以能这样做，只因为都灵总主教明了，鲍思高神父所主办的青年中心，实在有这样的需要。 在另一方面，他的这些修士，事先都必须前往都灵总主教公署，接受一次考试，后来也必须到教区修院里去听课，只有少数几个修士例外，不必前往；因为青年中心实在需要他们的工作。鲍思高神父是在都灵总主教法兰骚尼权下，负责管理青年中心、华道角那些寄宿生的宿舍，以及院中的修士。 虽然外表上没有修会的形式，却在累积着修会的实质。现在必须给这个初生的新修会，划出一条明确的路线，修订一种“会规”说明它的精神，以及方法的要点。 鲍思高神父早在一八五五年，已经默默地开始这项工作：首先他利用自己的经验，给青年中心所写的规则，咨询别人的意见，很留神地参考那些古老修会和新兴修会的会规，例如罗思弥宜的“爱德会”和蓝德理院长的“奉献会”的会规。 拉达济的那些话(他只是把自己在众议院里公开发表的提议，向鲍思高神父重说了一遍)，对鲍思高神父来说，犹如“一股强光”，使他豁然明了，怎样才能使一种实在的修会生活，适应那种由政府法令所造成的客观新环境。鲍思高神父将坚决地维护自己的会士们所应享有的“民权”。 一八五七年底，慈幼会会规的初稿(可以称之为“会规”或“会宪”，并无区别)，已经完成。从此开始那艰辛的工作，以求获得教会当局的批准。 流亡在法国里昂的法兰骚尼总主教，听到了鲍思高神父所开始进行的计划，表示非常赞成。为能更稳健地进行这项工作，他劝告鲍思高神父前往罗马，进见教宗碧岳九世，跟他讨论这个计划。 晋谒教宗 一八五八年二月初旬，弥格、卢华每天晚上好几个钟头，用他清秀的字体，誊录会规的手稿。鲍思高神父吩咐他说：“好好地抄写吧!后来我们一起把它呈送给教宗。” 二月十八日，鲍思高神父和卢华两人动身前往罗马。在那个时代，这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旅程：一部分路要走陆路，另一部分则要走海路，还要备有正式的护照。鲍思高神父在启程前，认为自己应该立下遗嘱，把青年中心托给阿拉索纳底神父，以防万一。 鲍思高神父受到教宗这样优待，觉得非常高兴，便遵照教宗的指示，把会规修正了之后，再吩咐卢华重新誊录一次。 三月二十一日，鲍思高神父第二次晋谒教宗。教宗已经研究过这个问题，便对他说明自己的意见：“我深信你的这个计划，将给青少年们，带来很大福利。会规要温和，要易于遵守。穿的服装，行的神工，不要使你们与众不同。为此，也许更好叫做‘社团”，而不要叫做‘修会’。总之，你要设法，务使每一会员，在教会面前，是一个真正的会士，而在社会上，却是一个普通公民。” 鲍思高神父马上想到，教宗碧岳九世的卓见，与拉达济的想法很相似，便把会规简短的原文呈上教宗：“圣父，这些会规，已经遵照圣父的指示修正过了，其中含有我们二十年来在实际上所遵循的法则和精神。” 那些会规不带丝毫隐修院会规的色彩。这是一个社团，其中的会员有些有神职，有些无神职，彼此由圣愿联合在一起，共同愿意献身于教育工作，以造福贫苦的青年。他们在政府面前，都是一些普通的公民。“各人在入会时，即使在发愿之后，也不丧失公民的权利，因为他仍然保有自己财物的所有权。” 在教会面前，他们是真正的会士：“当他在会内的时候，常应该把自己所有财物的利润，让给本会享用。” 谢理雅神父在“慈幼会年鉴”里写道：“ 这位枢机，是比哀蒙犬，与鲍思高神父交情很好。他看了会规手稿，加以修正，并指示鲍思高神父遵照修正的会规试行，后来还要把会规再度呈上教宗审阅。 四月十四日，鲍思高神父离开了罗马。 考虑一个星期，决定未来生活 一八五九年十 “好久以来，我想创立一个修会。现在已到实行的时候了。教宗碧岳九世赞许我的计划，并鼓励我予以实行。其实这个修会，并不是在今天才诞生的：它是在你们一直常遵行的那些规则里存在着了……现在问题只是继续下去，‘正式’成立一个修会，接受它的会规。不过，你们必须知道，只有那些经过认真思考，自愿发神贫、贞洁和服从圣愿的，才正式参加这个修会……我给你们一个星期的时间，来考虑这个问题。” 散会后，大家都显得异常的静默。后来等他们一开口，很快就可以看出，鲍思高神父确实做得对，采取了缓慢而审慎的态度。有人在喃喃地抱怨，说鲍思高神父想叫他们当“会士”。贾烈劳独自在运动场上迈大步，心中有着许多矛盾的思想。 不过，大多数人都愿意跟鲍思高神父在一起。贾烈劳终于说了一句在慈幼会里成为历史性的话：“不管是不是会士，我要跟鲍思高神父在一起。” 十二月十八日晚上，开会决定是否参加时，在上次出席会议的十九个人之中，只有两个人缺席。 以下就是阿拉索纳底神父记录的摘要：“在若望·鲍思高神父的办公室里，晚上九点钟：鲍思高神父、斐道理奥·阿拉索纳底神父，以及下列各位修士：安琪·沙维豪执事、弥格·卢华副执事、若望．贾烈劳、若翰．范济夏、方济啸罗威辣、嘉禄·祁瓦雷禄、若瑟‘拉翟禄、若望．包乃底、若望·安福西、磊思·马切理诺、方济·谢鲁谛、翟雷思定。杜兰道、寒公道·贝提瓦、安道·罗威笃、若瑟·庞乔万尼，以及学生磊思·贾那雷。 上述各人，都愿意组成一个社团或修会。…… 大家一致要求创立本会的鲍思高神父，担任会长的职务。他答应接受这项职务后，声明自己应该有权任命副会长，并认为应该使记录本文者，担任副会长的职务。 至于神师一职，大家一致同意，由弥格·卢华副执事担任。执事安琪．沙维豪，则担任财务长之职。关于三位顾问，经过投票之后，由若望．贾烈劳、若望·包乃底及嘉禄·祁瓦雷禄三位修士当选。本会执行委员会(后来改名为总部委员会)，就此正式成立。 “你在青年中心里干什么? 慈幼会已经诞生了。鲍思高神父觉得很高兴。不过，我想在那几天里，他心深处必然感到一丝遗憾：在那十七个参加者之中，没有他所极亲爱的若瑟·蒲切底。 他为了要维护第一次彩票会里陈列的物品，操纵一把手枪时，不幸发生了一次严重的意外事故，后来必须割掉他左手的食指。当时缺少食指被视为一个晋铎的重大阻碍。雷慕恩神父注释这件事的时候，这样说明道：不幸的意外事故，“加上了他的谦逊”，使他自动脱下了修衣，放弃了晋铎的宏愿。 然而，他在一天之中，把所有的时间，完全用来为“他的”鲍思高神父和青年中心服务。雷慕恩神父一一列述他的工作说：他负责修理房屋，管理饭厅里的学生，供应全院所需的食物，注意一切的卫生清洁工作，讲解教理，记录收支帐目，负责寄发“公教读物”。他也教学生唱歌，一直到八六0年由若望·贾烈劳取代为止。“由于他思想深刻，行动敏疾，所以每次举行彩票会，他总是一个主要人物。他出外去为青年亩心各工房寻找工作，定购面包，以及一切所需的物品。 他看青年中心犹如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当那座新屋快要落成而卒告坍毁时，他就很仔细地查阅每一张账单。结果被他发现了：原来包工商人，为了贪利而购进下等的建筑材料，因此造成了那次重大的损失；他就厉声责骂那个包工商人。 鲍思高神父亲自劝阻他说：“忍耐一些吧!你等着瞧，上主自会帮助我们的。” “是!是!会帮助我们的!可是，神父你夜里也不休息，日夜辛苦工作，为得到几块钱；这个东西却一下子偷去了好几千块。一定要好好地教训他一顿。” “算了!算了!要是他应该受罚的话，上主自会惩罚他的。”上述的那些话，都引自雷慕恩神父的笔录。他还继续写道，鲍思高神父如有事要出去，而怕有什么危险时，常由蒲切底陪同，负责保护；夜里回来太晚时，也由他去迎接。他身躯魁伟，留有浓厚的红胡子，使那些图谋不轨的人，见了都会不寒而栗，不敢打扰鲍思高神父。 蒲切底的几个兄弟，都是做泥水匠的(嘉禄·蒲切底成为一名很成功的建筑工头)；他们好几次对他说：“如果你不愿意做神父，那么还留在青年中心里干什么?鲍思高神父死了之后，你没有一技在身，将来怎样维持生活呢?” 他总是这样回答说：“鲍思高神父已经向我保证过了，即使他去世之后，我还能常有一块面包来过日子的。我觉得这样为我很好。” 然而，这个年轻的男子(一八五九年，他只有二十一岁)，虽然不惜为鲍思高神父牺牲自己的生命，却不想发愿成为一个慈幼会士。 第一个进慈幼会的辅助修士，是若瑟·罗西。一八六0 若瑟·蒲切底的难关 一八六二年五月十四日，是慈幼会巩固基础的一个重要的日子。“同会的兄弟们”集合在鲍思高神父的那问办公室里，答应鲍思高神父的请求，“向天主许下了遵守会规，发了神贫、贞洁和服从的三年圣愿。”一共是二十二人，不计会祖在内。 最后，鲍思高神父说道：“当你们对着我发这些圣愿时，我也对着这个苦像，发我的终身圣愿，把我奉献给上主。” 在那二十二个发圣愿者的名字之间，也有两个辅理修士；他们的出身很不相同：一个是若瑟·伽雅，后来做过很多年青年中心的厨师；另一个是圣德范的斐德理·欧来略，来自都灵的贵族。鲍思高神父在讲一次避静道理时，赢得了他的心，使他结束了他那种“冒险而豪华的生活”。九年之久，他为青年中心做了不少工作，后来转入耶稣会。其后数年中，还有其他无神职的人进了慈幼会。于是引起了一种意图，想把那些不是司铎或修士的慈幼会士，都视作院中的“仆人”，或至少是“次等人物”。 若瑟·蒲切底的难关，大概就是在这种情势之下形成的。雷慕恩神父在《鲍圣言行实录》第五卷里，详细叙述这件事的经过情形。现在就让我们把它摘要节录在此。 蒲切底直觉到以前那种传统式的大家庭生活，行将因有种种大小规章制度而改观；他也清楚地看到，全院的管理，将一一陆续落在年轻的修士们手中，以前那些由他管理的职务，也都逐渐改由修士们来负责。于是忧闷和灰心使他决意离去。 他先在都灵市内找到了一份工作，然后去见鲍思高神父，向他告辞。他仍像往日那样，很率直坦白地对鲍思高神父说，他已经成为青年中心里最低级的一个下人了，甚至于对那些他曾教过他们擦鼻子的人，现在他都要俯首服从了；同时他也表明自己心中万分的痛苦，因为他眼见这座青年中心，从一个简陋不堪的大棚开始的，现在他要离它而去。 鲍思高神父不发一言，只是默默地让他倾诉心中所有的委屈和忧苦，并没有说：“你离我而去，让我一个人在这里；没有了你，我该怎么办?”他不为自己担忧，却只为他最亲爱的知心好友着想：“你找到工作没有?待遇好不好?你没有钱，现在一定很需要钱，来购买你所必需的东西。” 鲍思高神父说着，拉开自己那张办公桌的抽屉，对蒲切底说： “你对这抽屉里的东西，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你所需要的钱，都拿去吧!要是不够的话，就告诉我；我要想法给你的。亲爱的蒲切底!我决不要你为了我的缘故，而缺少什么东西。” 接着鲍思高神父用他那种经常充满热情的目光来看他的学生那样，看看蒲切底说：“以前我们常是好朋友。希望你以后不会忘记我。” 这时蒲切底再也忍不住了，便失声痛哭起来，哭了很久，最后他说：“不!我不愿意离开鲍思高神父。我要常跟你神父在一起。” 鲍思高神父常放在心头上的“辅理修士” 也许是上述这件事，促使鲍思高神父把慈幼会里那些无神职的会士，即“辅理修士”在慈幼会里的地位，解释得更加明确些。一八七六年三月三十一Et，在一次只向工艺生所讲的“晚训”，里，说明了慈幼会里无神职会士的使命：“你们应该知道，在慈幼会的会员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不管他们是做工艺的也好，或是司铎和修士也好，都得到同样的待遇。我们大家都像兄弟手足一样。” 一八七七年，若瑟．蒲切剧决定申请进慈幼会。他的申请书，由鲍思高神父亲自向“总部委员会”提出。那些委员差不多都是以前的那些孩子，蒲切底“曾教过他们擦鼻子的”。全体委员都投了赞成票。我想，对鲍思高神父来说，那天必然是使他最感到快乐的日子。 当时已有许多“辅理修士”，在慈幼会里担任各种不同的职务：有的看门，有的照顾病人，有的管账，有的主理一切杂务，有的在厨房里工作。大家“辅助司铎”，进行使徒工作：讲解要理，指导学生和教育青年。 本书前面所讲过的那种“意图”，到了鲍思高神父在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也曾再度发生过。 一八八三年(就是在鲍思高神父去世前不过五年)，召开第三届慈幼会全会代表大会时，有人竟然提议：“必须把辅理修士放在下等的地位，另外组成一个为他们的等级。” 鲍思高神父当场激烈的反对：“不!不!不!辅理修士与所有其他的慈幼会士完全一样。” 同在那一年里，鲍思高神父向那些无神职的慈幼会士们讲话时，作了很有力的声明。他这样说道：“你们不应该如同那些劳动工作的工人，却要如同那些主管事务的人那样。你们应该如同管理工人的主人，不要像仆人……这是慈幼会辅理修士的观念。我十分需要有许多人这样来帮助我!所以，我喜欢你们能有适当而整洁的衣服，也能有合宜的床铺和小室；因为，你们不应该如同仆人，而应该如同主人；你们不是属下，而是长上。” 伯铎．柏赖道对于这个问题，曾作过深入的研究；他这样写道：“在鲍思高神父的思想：“辅理修士”这样概念，并非如同一个崭新的创见那样突然出现的，而是摇曳不定，逐渐形成的。” 我们敢肯定地说，鲍思高神父这么多年以来，心里所常在构想的一个“理想的辅理修士”，。也许就像若瑟·蒲切底那样：非常可靠、十分谦逊，无论时势多么艰危困难，总是守好自己的岗位，把青年中心看作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觉得它的成功，就是“自己的家”的成功；虽然不懂得许多法理的问题，却无论如何，“愿意常跟鲍思高神父在一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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