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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八二年，鲍思高神父与同祷司铎柯罗弥阿地谈到都灵的总主教乐伦·卡斯达地时，曾说过一句这样的话：“他对我还没有实行的，只有用一把刀刺透我的心!” 这是一句多么严重的话!一句这样的话，不管它是谁说的，都可以阻止说这话的人的列品手续。然而，罗马圣部的各位专家，经过长期的详细调查，却依然声明鲍思高神父修了英豪的德行，也包括思德在内，在上述的那句话里，他们并没有发现对总主教表示失敬，或愤愤不平，或不耐烦的行动。它只是一个可怜的神父，受了神长的无理干扰，长期阻挠，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很自然的人性表现，并没有越出了忍耐的规范。 本书在这一章里，要叙述一些客观的事实。以前写鲍圣行传的作者，认为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都避而不谈，或轻描淡写。笔者却认为，时至今日，信徒们都已经成熟了，不再是少见多怪的小孩子了。我们相信，坦白地说明事实真相，决不会使读者见怪，反而使他知道，就是最伟大的“天主忠仆”，也可能犯下错误，这对读者也有助益。一个人纵然是因天主的圣名而采取行动，也可能造成不良的后果：不仅是使自己痛苦，而且也会使别人痛苦。因为，在这世界上，大家都是一些可怜的人，谁也不能例外，不管是穿着什么服装，或是具有什么地位。 李卡地总主教的冷漠表情 鲍思高神父的事业，正当飞黄腾达，如日中天的时候，不幸却受到了都灵总主教长期的阻挠和反对，使他饱受痛苦羞辱，真像戴上了一顶茨冠，苦不堪言。 一八六二年，都灵总主教法兰骚尼客死于法国里昂。是这位威武不能屈的伟大总主教，祝圣了若望·鲍思高为司铎，也曾目睹他的事业诞生而成长，且常予以大力的支持，称华道角的青年中心为“没有本堂的孩子们的本堂”。 由于政教的纠纷，都灵直到一八六七年，才有一位新的总主教，即李卡地蒙席。这位总主教，来自乃特罗伯爵贵族，年龄比鲍思高神父大七岁，是他很好的朋友。当他被任命为都灵总主教的时候，原为沙窝那的主教。鲍思高神父去拜访他时，曾得到他亲热的拥抱。新总主教十分钦佩鲍思高神父的工作，明言自己早已知道他的教育事业，以及他在米拉贝禄开办的那座小修院所提供的重大贡献。为此，新总主教到都灵来上任时，已经预先拟就了一个计划，想把总主教区内的三所修院，加以重新整顿，并把这项艰巨的任务，委托给鲍思高神父负责。但是，当他第一次与鲍思高神父在都灵相见时，就发现了一件出于他意料的事。鲍思高神父向他禀明说，早从一八五九年以来，已经创立了一个修会，并在一八六四年，获得罗马圣座颁给“嘉许状”。 李卡地总主教听了这话：如闻一个晴天霹雳，稍微激动的说：“我以为你的组织是教区性的属我管辖的。我还以为你会完全在我的教区里工作……” 李卡地总主教的惊奇和难受，是可以理解的。都灵教区，经过了这许多风波挫折，已是衰落不堪，亟须大力整顿，全体上下，应与主教密切团结，以便复兴昔日的盛况。这原是总主教梦寐以求的理想目标。现在却发现鲍思高神父似乎想分散力量，不愿意与他合作，自然使他感到疑虑，深表不满。 然而，鲍思高神父明知自己负有重大使命：他的工作，并不囿于都灵一个教区，而以整个教会为其服务对象，以普世全球为其工作目标。 李卡地总主教对鲍思高神父及其事业的冷漠，在后来的三年中，表现得更露骨了。 当都灵市内的那所教区修院，因政教剧烈冲突，而被迫停办时，有许多修生避往华道角的青年中心里，或高道伦可的“小家庭”里。这使鲍思高神父赢得了神职界的一致好评。把他的青年中心看做一个上主安排的堡垒，以维护教区的神职幼苗。 如今时过境迁，情形与前大不相同。一八六七年九月十一日，总主教致函鲍思高神父，信上说：“我不准许我的教区修士负责教书，或给人补习，或管理学生的寝室，或主持一切的庶务。这是为使修士们能专心自己的学业。此外我也已经决定，只给那些在教区修院里的修士授予圣秩。” 这样，鲍思高神父的黑暗时期，就告伊始：有许多修士，本已无意常跟鲍思高神父在一起工作的，就先后离开了青年中心，转往教区修院。至于那些已经向他发了圣愿的，都在担忧，不知自己将来何时才能够晋升铎品。 鲍思高神父就去进见李卡地总主教，用着稍微尖刻的语气说道：“按照总主教大人的尊命，年轻司铎都应该进“司铎深造院”，所有的修生都应该到教区修院里去；那么鲍思高神父就应该独自一人留在那些孩子们中间啦!” 但是，总主教仍在坚持自己的主张。幸亏这种紧张的局面，没有延续很久。一八六九年三月，罗马圣座，经鲍思高神父再三请求，颁发了一道谕令，正式批准了慈幼会。另一道谕令，授权鲍思高神父，于十年内，可以给那些未满十四岁而进入青年中心的修生，发给“准领圣秩证书”。这道谕令的意思是说，凡是从小进了青年中心的，虽然没有进过教区修院，可由鲍思高神父发给一份证明书，即上述的“准领圣秩证书”，而领受圣秩。 不到两年，李卡地总主教就在一八七0年的十月去世了。” 既然你要他，我就把他给你 教宗碧岳九世很看重鲍思高神父：为了选择都灵的总主教，曾征询了他的意见。鲍思高神父建议沙路的主教卡斯达地。本来卡斯达地主教是鲍思高神父的好朋友，曾经多次帮助过慈幼会。可是，碧岳九世知道，卡斯达地主教的性情很急躁，所以并不赞成鲍思高神父的意见。后来因鲍思高神父一再要求，教宗就接受了他的建议，(根据阿玛得依神父的证词)对鲍思高神父说：“既然你要他，我就把他给你。我要你负责去通知卡斯达地主教，现在我升他为都灵的总主教，再过几年，我要把他提升得更高一些。”(这句话相当清楚地暗示要升他为枢机。”) 鲍思高神父立即给卡斯达地主教发了一份电报：“主教大人，我有幸首先禀告，大人已被提名为都灵总主教。” 鲍思高神父刚从罗马回来，卡斯达地主教已经飞速赶到了都灵。“他一见了雷蒙恩神父，就拥抱了他，并同他一起上楼，一刻也不能安静，显得神经非常紧张。这时鲍思高神父出来了，主教拉着他的手，陪着他，跟他密谈了很久。” 谈话结束时，鲍思高神父似乎不大明智，在谈话中，使卡斯达地主教明白，他之被提名为都灵的总主教，也是因为鲍思高神父的大力推荐。” 鲍思高神父也把碧岳九世明确的话，转告了他：“现在升为都灵的总主教，再过两年，还要升得更高。” 卡斯达地主教一听这活，立即打断话题说：“让天主上智来安排一切吧!这也许是他谦虚的表示；可是，这也隐约地透露他那敏感急躁的性情。 鲍思高神父与卡斯达地总主教之间的友谊，本来可以说得根深蒂固，经得起任何考验的。卡斯达地总主教的母亲，曾在青年中心里工作多年，把鲍思高神父视同已出(鲍思高神父与卡斯达地总主教二人原本同庚)。 鲍思高神父如果需要一位主教的推介信，好使罗马圣座批准慈幼会时，就去请求卡斯达地主教；而卡斯达地主教就为他写了一封措词得体的信：“我在此证明，慈幼会，真是上天对都灵教区一个特殊的祝福；因为正在教区修院被封闭的时候，有许多青年可以在慈幼会里准备晋铎。”(一八六七年七月十一日的信) 十个月后，卡斯达地主教再度写信说：“仁慈的天主，给这修会降下他的丰盛祝福。在此可以看到对青年们进行的一项特殊工作……本人目睹，在这修会里，奇迹地兴建了一座宏伟的圣堂(即圣母进教之佑大堂)。凡是参观这座圣堂的，莫不称奇赞赏。全部建筑费用，高达五十万里拉以上，全由一些赤贫如洗的司铎供应。这是一个奇迹，足以证明天主降福这个修会。” 总主教卡斯达地在他手著的“史事记实”一书里，关于华道角这样写道：“这个地区显然蒙受天主特别的祝福；因为在这里产生了几个慈善救济的机构，如‘上智照顾的小家庭’和‘圣方济沙雷青年中心’。” 鲍思高神父屡次求他帮助，有如对一个亲如手足的好友求助一样，甚至于把圣母进教之佑大堂的建筑图样也寄给了他，请他审查，而且也接受了他所提的几点修正的意见。 卡斯达地是一位伟大的总主教 卡斯达地是都灵一位伟大的总主教。 达奥斯大的杜克主教(Mons．Duc)这样描述他的为人说：“他天生是为做主教的。他有令人顺服的性格、坚强的意志、广博的学识、能言的口才、敬主的赤忱、对罗马教宗的忠贞、对人灵和教会的热爱；这一切都在显示他是一位领导民众的人物。” 为能对这位总主教，获得一个更完整的观念，必须以阿耳巴的雷主教宣誓后所作的证词来加以补充：“这位主教，除了有许多优点之外，对于自己的的权威和学识，也有一种过分重视的想法，而且脾气急躁，因此有时会作出仓促的决定，后来就不肯让步，很难会改弦易辙的，因为他深恐这样会损害自己的权威声望。” 民族独立复兴的狂热已经过去。第一届梵蒂冈大公会议，大力推动了教会的“集中运动”。每一个教区都必须重新组织，务使一切以教区的主教为中心；而主教则直接隶属于教宗。 卡斯达地总主教，对于重新组织都灵总主教区，曾有重大的贡献。是他复兴了教区修院，并予以优良的纪律。他把都灵全城的教会力量，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在他的牧函里，他使信徒们都能感到教会各种严重的问题，并号召大家过更坚强的信德生活。现在就让我们引证以下两件事实。 他在一八七三年的牧函里这样写道：“去年在本教区里去世的司铎共有四十位，而新生的司铎却只有十四位!至亲爱的兄弟和信友们!对这情势，你们有什么感想?如果你们不来帮助我们，不给我们提供这个总主教区所需的一切，从现在起，不消几年以后，这里还剩多少神职人员呢?这个总主教区共有五十万人，需要多少司铎(当然是指有名有实的司铎)来为他们服务呢?” 在一八七七年的牧函里；关于女青年的教育，他这样写道：“教育女青年，如果只求使她们培养宗教的情绪，叫她们喜爱各种敬主神工的感情部分，只要能有秀发如云的圣母像、华丽灯饰、辉煌的祭台、隆重的仪式、悦耳的音声、氤氲的香烟、感人肺腑的道理，就心满意足，却从来不注意，使她们实行牺己、绝私、谦逊，以及为耶稣宽恕别人，如果只有这样的教育，那么决不能称之为基督化的教育，而只是一种很不完善的教育，决不会使女青年成为真正的基督信徒，实在效法耶稣基督。” 总主教卡斯达地对圣母显有一种坚强刚毅的敬礼。在他去世的前夕，他还愿意到忧苦之慰圣母堂里去：“让我们去见我们那位可爱的母亲吧!去躲在她的敝袍之下吧!在圣母玛利亚的掩护下，不管是生也好，死也好，都能令人心安神宁。” 当他去世的消息(一八八三年三月二十五日)传抵梵蒂冈时，慈幼会的保护枢机尼那深感忧伤；后来他写道：“我想，他最后几年的牧灵工作，对我的那些可怜的慈幼会士所加的耻辱，将会妨碍他的列品手续。” 对一个行止不平衡的人，当然不会有人想把他列入圣品的。 鲍思高神父的基本错误 既然鲍思高神父与卡斯达地总主教二人之间，有着这样深厚的友谊。为什么后来会发生这样严重的冲突呢?为什么他们之间的关系，竟然会变得这样紧张，甚至于要告到罗马圣部，要教宗亲自出来调停呢? 鲍思高神父犯了一个基本的错误，因而他后来不得不付出了极重的代价，以赔补自己的过错。一八七三年五月十四日，他从圣马丁镇，给总主教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提出了种种的理由，想说服总主教，使他尽释前嫌，恢复昔日的友谊。但是，他在信中，也写了以下几行措词不当的话：“请大人明察，有些主管部门的秘密，因着某人而外泄，流传在都灵市内。据这透露的消息，同祷司铎卡斯达地之能升为沙路作的主教，是由于鲍思高神父的提议；后来他能成为都灵总主教，也是由于鲍思高神父的提议。’” 鲍思高神父的基本错误，就是以为这样的态度和言词，可能会激发收信人的感恩之情；可是，在像卡斯达地总主教这样的人内心，却只能引起莫大的反感。 当鲍思高神父写这封信的时候，总主教对慈幼会的关系，已经到了很可叹的程度；而鲍思高神父却仍然写了这样的字句，真无异于火上加油，更使卡斯达地总主教怒不可遏。本来他也早就应该明白了。在很早的时候，他也曾以远更隐而不显的方式，犯了同样的错误。总主教刚被提名，鲍思高神父未经他咨询，竞自动向他提议，任命神学士斐大雅，为其代理主教。当卡斯达地总主教来到都灵上任时，鲍思高神父在他身边，并向他保证，要设法使都灵那些反神职的政府官员，为他举行一次盛大的欢迎仪式；结果却并没有举行。这些行动，在一个不敏感易怒的人看来，都表示友善的好意；可是，在一个非常敏感善妒，很容易生气的人眼中，却象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的作风，想在总主教面前，表示自己是总主教的“保护人”。依据上述雷主教的证词，卡斯达地总主教，不幸正是一个这样的人。 总主教一到了主教大堂，立即登上讲道台，用强而有力的语调声明说：“我的被任命为总主教，完全是天主上智的安排，出人意料之外，‘并不是由于什么人力的协助’。是天主圣神，只是他使我成为都灵这个总主教区的首长。” 在同一次讲道中，他一再重复了这些话，而且还用了不同寻常的强烈声调。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征象，表示他绝不接受“任何人的保护”。同时这也是一个很清楚的声明，他很不高兴听到这样的语言，说是鲍思高神父推荐了他，使他成为都灵的总主教。 当时在堂的听众之间，也有同祷司铎苏辣西奥；他听了总主教这样有力的声音，不禁喃喃地说：“鲍思高神父这可要倒霉了!鲍思高神父这可要倒霉!” 阿玛得依神父写道：“这是第一次的闪电，预告一场惊人的暴风雨，快要来临。” 一八七三年五月十四日的那封信，促使那场暴风雨倾盆而下，一发不可收拾。卡斯达地总主教对那几行文字，始终耿耿于心，不能释然忘怀。的确，即使是一个朋友，也听不下去一句这样的话：“你的这枚奖章，是我替你得来的。”何况卡斯达地总主教，“对于自己的权威，抱有一种过分重视的想法”，看了这样的字句，怎能忍得下去那口气? 时光流逝，已经过了四年，总主教还用着苦涩的言词对鲍思高神父一位很亲爱的旧学生，很想排解这项纷争，使总主教与鲍思高神父二人重归于好的神学士德雷索，这样说道：“他在人前夸耀，说自己曾使我获得任命为主教，甚至于还给我写了一封信，向我提出这件事，这样来羞辱我。我已经把这封信寄往罗马，使那里的人看看，他们所这样信任的圣人，是一个什么东西。” 报纸应负的责任 那些反神职的报纸，一知道卡斯达地总主教与鲍思高神父之间发生了纠纷，立即加以利用，尽量挑拨离间，无所不用其极。一八七一年十月十六日，“懒虫报”这样写道：“意大利各地主教的任命，都由都灵的鲍思高神父提名；他特别为了这事，奉召前往罗马。” 在米兰，有些报纸竟然称鲍思高神父为“比哀蒙的小教宗”(众所周知，所有主教，也包括总主教在内，都属于教宗权下)。 一八七四年一月八日，“都灵日报”登载着这样的一则新闻：“著名的鲍思高神父，目前正在罗马。他在梵蒂冈方面，颇具势力：教宗十分器重他。就是在政府方面，他也有很多门路。” 一八七六年五月六日一七日的那一期“闲事探照灯”上，竟然写着这样的文章，说都灵总主教已经禁止鲍思高神父做弥撒，“因为他在罗马有太多的人附和他”，他不肯服从总主教的命令，并向病重垂危的病人勒索遗产。后来这样作结论说：“究竟谁强?鲍思高神父呢?还是卡斯达地总主教?让我们等着瞧吧!” 这些报纸(还有许多其他类似的刊物，真是不胜列举)，极尽煽动之能事。 如果只看这些刊物上所登载的文字，那么对于总主教卡斯达地与鲍思高神父之间的纠纷，必须会获得一个不正确的观念。引起这场纠纷的原因，鲍思高神父的声望，以及总主教的敏感善妒，也是其中的主要因素。一八七六年，卡斯达地总主教曾对神学士贝拉西奥，说过这样的话：“他绝对不愿意在都灵，做鲍思高神父的助手。” 不过，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种种原因，都曾发生了重大的影响。本书以下将很简要地把这持续达十三年之久的长期纠纷，清理出一个头绪来。 势力和超强势力的时代 卡斯达地总主教，对于重组都灵教区，完成了重要的工作。不过，他在人事方面，却也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以实现这项工作：他曾禁止了许多司铎施行圣事，使用强硬狠辣的手段，有时作出一些不大妥善的决定，表示令人厌恶的作风。 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总主教的“强硬手段”，也越来越严厉。总主教公署的秘书同祷司铎苏拉西奥，当时必须签署某些重罚的文书；他在一九一七年，上书罗马圣礼部部长枢机时，将这样写道：“愿天主宽赦我。那是势力和超强势力的时代；这话已经说尽了。” 总主教为了一些细微事故，就会禁止属下的司铎献弥撒，听告解(这是教会里对神职人员极重的惩罚)。有许多人向罗马上诉，控告总主教的罪状。一八七八年二月，在罗马圣座那里，约有三十来件案子，是关于都灵总主教卡斯达地与其教区司铎之间的纷争的。 在很早的时期，当卡斯达地总主教与鲍思高神父之间的关系还不很紧张的时候，鲍思高神父曾为基爱理的一位同祷司铎向总主教求情。那位同祷司铎虽然有些固执，究竟还是一个善良的司铎。总主教不顾一切，仍然禁止他献弥撒和听告解。这件事在基爱理引起了居民们很大的诧异。结果那个可怜的司铎，羞愧得无法见人，只好离开基爱理，避往他处。 最使人纷纷议论的，也许莫过于那件有关神学家斐大雅神父(就是鲍思高神父曾向总主教提议任命为代理主教的斐大雅神父)的事了。这位很有名的神学家，在都灵“司铎深造院”担任伦理神学教授，已有二十二年，忽然于一八七六年十月，被总主教解聘了。他默然忍受，退往故乡新堡，而深造院也就此停办。斐大雅神父因此而生了一场大病。后来在一八七九年，阿斯底的沙维豪主教召见他，任命他为阿斯底教区的副主教。当时他被公认为最享有权威的伦理神学家之一。一八八四年，亚利蒙达枢机(即卡斯达地总主教的继位者)，升迁斐大雅神父为辅理主教，并出任总主教区修院的院长要职。 磊思·德思达，耶稣会士，在罗马颇受人重视，当时曾经这样写道：“我曾调停了卡斯达地总主教与好几位很有势力的人之间的许多纠纷。在罗马方面，对于都灵总主教区这一切事件，都觉得十分厌烦，而感到头痛。” 不过，认为卡斯达地总主教是一个生性残忍，暴虐不仁的人，也是过于浅薄、浮泛不实的看法。就其个人而论，他倒是一个谦逊、和善、慷慨的人；正如普通一般人所说的：“一个好心肠的人。”但是，在他一开始处理自己的职务时，他就觉得自己握有总主教的权力；这时他就会变得专制而独裁，绝对不肯丝豪让步，如同在教会史里，以往也曾出过不少这样的人(我想可以这样说)。他们都“因天主的名义行事，显得严峻冷酷”，使人在他们身上，更可以看到至尊威严的全能天主，却看不到那位降生成人，做了木匠的儿子，众仆之仆，甚至于替其他人洗足，最后让人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仁善耶稣。 纪律废弛 卡斯达地总主教这种冷峻的作风，由于深怕在自己的教区面 前，看来好象是“鲍思高神父的一个傀儡”，而表现得更加严厉可畏。他就是用这种态度，来对待慈幼会这个初具雏型的新生修会。 他对华道角青年中心所留下的第一个印象，是“纪律废弛”。伯铎·施德拉关于这个问题，这样写道：“他目睹青年中心和慈幼会里，那种热情奔放，像火山爆发的情景，深感不满。当时一切固然都由鲍思高神父紧紧地控制着；可是，在外人看来，可能认为那种喧哗叫嚣，毫无秩序的混乱景象，或许就在不久的将来，必须由政府或教会当局，加以悲惨的干涉，才能使其就范。” 鲍思高神父所心爱的那种快乐舒畅、愉悦祥和的家庭气氛，在都灵市内，除了卡斯达地总主教不以为然之外，还有其他的人，对于青年中心里青少年们那种自由自在的情形，看不顺眼，予以恶劣的批评。教廷驻都灵代办嘉业·陶乐道内蒙席(于一八六八年，在一篇冗长的报告书里，这样写道：“在游戏的时候，看见那些修士，竞与一些学做裁缝、木工、皮鞋等的儿童混在一起，跳跃奔跑，尽情玩乐，毫无庄重尊严的态度……给我留下了一个很不好的印象。鲍思高神父那个老好人，只要修士们能够在圣堂里安静祈祷，就心满意足了，却丝毫不设法，把修士们所想取得的神职身份应该有的尊严感，灌输给他们。” 按照这位蒙席的主张，鲍思高神父应该教导修士们，对于那些学做裁缝和皮鞋等粗鲁的青少年们，必须“保持相当的距离”，不可接近他们；这正是鲍思高神父所最不能赞同的主张。 另一个造成紧张关系的原因 卡斯达地总主教，对于上述这种纪律废弛的情形，似乎曾经想过亲自予以补救。笔者在此引述两件事实；至今它们仍旧令人迷惘，不明其真实原因，却可能是造成紧张关系的另一个因素。 就在卡斯达地总主教到都灵上任后不久，鲍思高神父在瓦辣在患了重病，如同本书在前面所已经讲过的。总主教探听鲍思高神父的病况，得知他病势沉重，恐有不起之忧，便问贾烈劳神父说：“你们确实信守自己的圣召的，一共有多少人?” “一百五十多人。” “要是你们的慈父去世的话，你们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只好去找一个叔父来继承他。” “好的!好的!希望天主保存他的生命。” 阿玛得依神父解释这件事道：“贾烈劳神父觉得，总主教的意 思是，如果鲍思高神父去世的话，慈幼会士要请求他来主持会务。”同祷司铎马伦高也有同样的感想。贾烈劳神父把自己与总主教的谈话情形告诉了他。他就评论说：“幸亏你没有再说什么。要是你对他提出什么建议，对贵会就会造成损害。” 后来鲍思高神父病愈，回到了都灵。总主教也来探访他。其时同祷司铎安福西恰好也在青年中心里；他后来叙述当时的情形时说，学生们正在给总主教临时预备一个简单的欢迎仪式时，“我看见总主教急速地匆匆下楼，以致鲍思高神父几乎跟不上他。他不理那些向他欢呼的学生们，登上马车，也没有向什么人问好，就走了，我问鲍思高神父说：‘这次欢迎会没有好收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他回答说：‘这有什么办法!总主教希望由他来主持这个修会；可是，这是办不到的。不管怎样，后来再看吧!’” 总主教究竟提出了什么具体的建议?希望鲍思高神父改变初衷，只把慈幼会改成一个属于教区的、由主教管辖的修会吗?这可以是一个最近似的猜测：认为总主教曾有一个这样的计划，想成为慈幼会正式的会长。 后来他在一八七四年上书皮查利枢机时，这样写道：“鲍思高神父具有教育在俗青年的天才；可是，对于培植神职的青年，似乎并没有这份才能。” 总主教认为他自己具有这种才能，可以握紧这个修会的缠绳，“妥善处理一切的会务”；而让已经年老力衰的鲍思高神父，继续是青年中心里的一个好父亲，安享他的晚年清福。 然而，他的这些梦想，却都成了泡影。于是他就严格要求慈幼会士尊重他的命令；不久也开始了他的迫害行动。只要慈幼会方面稍有差错，或稍显迟缓，他就认为“不肯服从”、“抗命犯上”、“违反纪律”。 如要详述一切的细节，未免太过琐碎了；所以，我们不必谈论它们。况且这种争吵，终究只是争吵而已，不值得在这上面多费笔器。 会规正式获得批准 一八七三年十二月三十日，鲍思高神父启程前往罗马。 经过文件多次的往返，原文再三的修正，罗马圣座终于讨论一个与慈幼会生命有关的重大问题：正式批准会规。 教宗指定了一个由四位枢机组成的委员会。 开会讨论，以及其后修改原文，一直延续到了一八七四年四月。卡斯达地总主教也曾干预这项会议。他写了一封信给皮查利枢机，如同本书在前面所已经说过的，以表明他的意见：鲍思高神父固然知道教育一般的青年，却不知道指导修会和司铎。 四月初，委员会各位枢机进行投票，以作最后的决定；结果三票赞成，一票反对。碧岳九世得悉尚缺一票，以结束讨论，便说：“这一票，就由我来投吧!” 那天是 但是，在都灵方面，情形却依然如故，丝毫未见改善。 各项处罚 一八七六年十二月十六日，鲍思高神父迫不得已，在一封写给费列理枢机的信里，一一陈述了主要的“冲突”。以下就是一张清单，列举总主教处罚慈幼会的事项。 一八七五年九月，鲍思高神父被禁止听告解。(代理主教同祷司铎查巴达愤愤不平，评论此事道：这是醉鬼干的事!”)鲍思高神父必须离开都灵，因为青年中心里的学生们，久已习惯向他办告解。总主教却从未说明这项处罚的理由。 禁止在慈幼会学校内，给外来的教师讲避静道理。取消某些慈幼会司铎的讲道许可。 拒绝参加青年中心内最盛大的庆祝，并禁止邀请其他高级神职人士参加(因此，第一批慈幼会传教士举行告别礼时，也没有一位主教在场参礼)。 拒绝给青年中心儿童付坚振，并禁止邀请其他主教莅中心施行。 鲍思高神父在信中评论趟：“这些措施，假定都有重大理由；但是我们都不知道，究竟是为了什么缘故。这些处分，在都灵市内，引起居民们十分的惊奇和猜疑。” 一八七八年三月二十五日，鲍思高神父给欧来略枢机呈上了另一张清单，又一一列举所受的惩罚。 鲍思高神父如果写了一些不利于总主教的文字，除非是写给教宗，或教廷国务卿，或负责修会的枢机，立即就要受到禁止听告解的威协。 有好几个慈幼会司铎，被禁止听告解，到现在已有八个月。 请求总主教为慈幼会修士授予圣秩，而受其拒绝，因而使慈幼会各校及传教区蒙受重大损失。 卡斯达地总主教也给罗马呈上了他的控诉状。谢理雅神父写道：“总主教一见有什么事，只要是为鲍思高神父和慈幼会不很光彩的，立即向罗马控告。由于他不断地上书控诉，因此那些不知实情的枢机，都受其影响，而对鲍思高神父和慈幼会都留下了不良的印象。” 譬如说，费列理枢机一生常反对慈幼会士，因为他坚持慈幼会里只是“一些糟粕，一些乌合之众”。 最令鲍思高神父痛心的，就是连教宗碧岳九世，本来常很友善，积极维护慈幼会的，也逐渐显得冷淡了。谢理雅神父写道：“不断地把鲍思高神父绘成一个冥顽不灵，几乎是一个怙恶不悛的歹徒，不免也影响了教宗碧岳九世的思想。” 教宗碧岳九世于一八七八年二月七日去世。当时鲍思高神父正在罗马，虽一再请求进见，却始终无法见到教宗。 新教宗给鲍思高神父的考验 二月二十日，新当选的教宗，为良十三世。三月十六日，鲍思高神父第一次晋竭这位新教宗。后来他立即写了一封报告书，充满着欢欣鼓舞的字句，说明教宗答应参加慈幼会赞助员会，明认慈幼会的各种事业，蒙受天主很明显的降福，教宗也给慈幼会传教土赐以宗座遐福。但是，关于与都灵总主教纠纷不睦这个问题，鲍思高神父在报告书里却只用这样的话：“教宗正等待修会部的正式报告”，一笔带过。 鲍思高神父在给某些慈幼会士，作个别的报告时，用的字句就不那么令人兴奋了。“他很清楚地说明自己受了多大的痛苦：求见教宗而被阻止，呈递的书信也被中途拦截，受到许多方面的明显的或掩饰的反对，听到不少刺耳的和羞辱的言语。” 显然教宗良十三世知道，鲍思高神父这个都灵的司铎，正有着严重的问题；虽然在正式接见他时，表现得很温和慈祥，可是他很审慎，希望能看清楚事实的真相。在教宗四周，鲍思高神父有许多顽强的反对者。 当时鲍思高神父最信任的友人，就是亚利蒙达枢机。这位枢机主教正在寻求一个方法，想给教宗良十三世，证明鲍思高神父的圣德。他要鲍思高神父经受一次非常困难的考验，好使这个饱受委屈的神父的真价值，完全照耀在众人眼前。 当时在罗马正拟建造一座耶稣圣心堂。虽然教宗亲自经营筹划，呼吁全世界的主教们同力合作，并向普世的信徒们劝募，可是建筑工程，却因缺乏经费，而告停顿。 教宗良十三世深感愧赧，不知如何突破这个困境。 正在这个时候，亚利蒙达枢机向教宗提议说；“圣父，我倒有一个办法，来完成这项艰巨的工程。” “什么办法?” “把这项工程，托给鲍思高神父去办理。” “他肯接受吗?” “圣父，我认识鲍思高神父，我也知道，他对教宗怀有一种完全的毫无限制的忠忱。如果圣父把这工程托给他，他一定会接受的。” 其时鲍思高神父正陷在经济的绝境里：他要负责建造两座圣堂：一座在都灵(圣史若望堂)，一座在瓦雷克洛西亚(圣母进教之佑堂)；此外他还要建造三所学校：一所在马赛，一所在尼渣，一所在斯贝济。当时他已有六十五岁。一八八0年四月五日，教宗召见了他，向他提出委建耶稣圣心大堂的主意，并告诉他：“如果接受这项任务的话，就是完成一件使教宗非常满意的神圣工作。” 鲍思高神父答道：“教宗的愿望，对我来说，等于是一个命令。圣父既然这样仁爱，愿意把这件事托给我，我当然接受。” “但是，我没有钱给你的!” “我不要求这个，我只求圣父祝福。如果教宗许可的话，我还想在圣堂旁边，建造一座青年中心，附设一所工艺学校，专为收容罗马那个地区许多无家可归的苦孩子，教他们学习手艺。” “很好!我祝福你，也祝福那些协助你进行这项神圣工作的人。” 在梵蒂冈进行的诉讼 鲍思高神父与卡斯达地总主教之间的纠纷，在那几个月里，情形每况愈下。鲍思高神父迫不得已，为了维护自己修会的权益，只有向梵蒂冈投诉，于是在罗马按照规定，进行一切诉讼程序。 总主教的一个外甥女，名叫乐伦清·马在，在鲍思高神父进行列入真福手续时，曾宣誓作证说；“从一八七三年起，在鲍思高神父与我可敬的舅父卡斯达地总主教之间，发生了可叹的不睦……我从公开的传说，以及从鲍思高神父对我和我母亲所作的谈话，知道有这个纠纷。鲍思高神父要求我们找出一个方法，把那些传说，直接通知总主教。当时那些传说，尤其是在神职人员之间流传，也藉着报刊而散布，使双方都蒙受损害。这纠纷常使我母亲和我感到痛心…… 从鲍思高神父对我母亲和我，关于这个问题所作的谈话，可以想到，鲍思高神父为了这些考验，感到多大的痛苦……不过，他始终常很尊敬总主教，谈论他时也很有爱德，因而使我们很钦佩他。那些年里，在我所写的日记上，记着以下这些话：‘为什么我的舅父这样改变了呢?唉!谁引起了这场纠纷的，心里必然会感到很大的内疚。’ 据我所知，引起这场纠纷的主要人物之一，是我舅父的秘书，即神学士道茂·裘绍。他去世已有多年。我以上所说的，指的就是他。好几次我舅父请我去望弥撒，屡次听到我舅父的那位秘书，对华道角或‘那里的人’，说些热讽冷嘲的话…… 在我的日记簿上，也写着鲍思高神父说的这些话：‘虽然想尽力振作，在横逆的境遇中努力自勉，可是忧患接踵而至，使人心灰意冷，感到气馁。’ 我生平从未见过鲍思高神父动容变色；可是，那一次，他在说话时，忽而面色苍白，忽而满脸通红…… 在另一方面，我也应该可以作证，我那位极可敬的舅父，与我谈话时，更用表情，而非用言语，显示他内心的痛苦；因为当时他与鲍思高神父之间的关系，不再如同从前青年中心最初时期那样。” 一八八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梵蒂冈开会讨论有关鲍思高神父与卡斯达地总主教的诉讼案。参加会议的共有八位枢机；两位投了总主教的票，四位投了鲍思高神父的票。教宗听了报告之后，立即中止讨论。后来他对慈幼会的保护人尼那枢机说：“必须维护权位。”鲍思高神父很有圣德，对一切都肯俯首顺从的。” 这是教宗良十三世所想玩的第二张牌，以便揭露鲍思高神父圣德的真面目。 鲍思高神父的苦爵 教宗亲自定出了“言和”的条件。他所使用的字句是那么婉转圆滑，只有在高度精细的外交上，才能看到的。不过，实质的要求，却很明显地泛露在那些巧妙的辞令之上：鲍思高神父必须写一封信给总主教，向他请求宽恕；至于总主教则应回信，表示自己很乐意尽释前嫌，言归于好。 鲍思高神父吞下了这口苦水。他召集慈幼会的各位顾问，向他们宣读了“言和”的原文。全体顾问都大感惊异。有人提议说，应该要求给与时间，以便详细考虑。 这时贾烈劳神父力排众议，率直而坚决地说：“教宗已经说过了，我们就应该服从。教宗之所以作了这样的决定，因为他认识鲍思高神父，知道自己可以信任他。不应该再迟疑了，只有俯首服从，其余的都是废话。” 鲍思高神父就写了那求宽恕的信。后来他收到总主教的回信，看见上面写着一句这样的话：“我由衷地给与所请求的宽恕。”不过，鲍思高神父也立即写了一封给尼那枢机的信，表示他受了很大的委曲，并说明由此而来的苦果，正在陆续产生中。 他在信上这样写道：“在总主教公署里，他们正在因鲍思高神父所受的屈辱而欢唱。这些流言，无论是恶意散布的，或是故意曲解的，都使可怜的慈幼会士大感失望。已有两位学校的主任，要求出会，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修会，现已成为教会神职嘲笑的对象。本会其他的司铎和修士，也在提出同样的要求。不过，我愿意保持严格的默静，如同我已经向枢机大人所写过的。” 心力交瘁而安然自若 教宗良十三世，是教会史上一位极伟大的教宗。从此以后，他对鲍思高神父表示了极殷切的关怀。是他提名若望·贾烈劳神父为第一位慈幼会主教，也是他赐给慈幼会一切的“特权”，使它在有关领受圣秩这个棘手的问题止，不仅是十年，而是永远不再受主教的干预，亦即所谓的“豁免权。” 但是，当他刚被选为教宗时，发现在梵蒂冈方面的人，大多数都对鲍思高神父表示不很友善的态度。教宗用以上两件事实，测知了鲍思高神父的圣德。 如果试验一块矿石是否含有金质，就把它放在高温的炼金炉里：如有金液流出，证明矿石具有崇高的价值，否则便是一块无用的废物。鲍思高神父正是经受了类似的试验。由他身上流出金液，而且还是价值极高的金液。可是，他的人性却被烧毁了，化为灰烬了。让我们引用一句莫朗·浮尔兹的话：“从一八八四年起，鲍思高神父只留下了一个空灵的身影。” 卡斯达地总主教曾那样凶狠地鞭打了鲍思高神父，现在却要鲍思高神父向他求恕；这实在使鲍思高神父感到很费力。让我们再声明一下：按照他原来的生性，他并不是一任凭别人打他耳光的人。他必须尽很大的努力，才能使自己忍受这样的屈辱。 建造罗马的耶稣圣心大堂，吞食了一百五十万里拉，使他那个已经衰老的身体，还要背起非人力所能胜的重担，几乎使他喘不过气来。 鲍思高神父忍受了一切，由于他对耶稣在世的代表，怀有一股无限的赤忠，也由于他对自己的修会，抱着极大的父爱；他知道，慈幼会绝对需要教宗的重视和爱护。 经受了上述这两次强烈而艰苦的考验之后，鲍思高神父已心力交瘁，却安然自若。为此，今日慈幼会能欣欣向荣，因为它是由一位被钉在苦架上的会祖所创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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