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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故乡的村民，要求他接受莫里亚道副本堂的缺位；他们也向他保证，自愿给他提供比寻常一般的薪俸更高两倍的薪俸。新堡的本堂神父钦渣诺，也想请他去当副本堂，而且还答应愿意给他一份优厚的薪资。 可奇的是，大家都对鲍思高神父提出了金钱的问题，好像晋升了铎品，就是终于找到了一个“好机会”，可以谋利生财了。只有妈妈丽达，虽然生活拮据，常须精计细算，量入为出，才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却对自己的若望司铎说：“要是你将来成为一个富有的人，我就永远不会跨进你的家门。” 鲍思高神父为了选择自己的职务，能作出一个直截了当的决定，便到都灵去见贾发束神父，请求他的意见：“我应该做什么?”“你不要接受什么职务。到司铎培养院里来吧!在这里，你可以完成你的司铎训练工作。” 贾发束神父的确具有远大的眼光。他知道，鲍思高神父将来要做的工作，无论是关于本性方面的，或是关于精神方面的，都不是一个家庭，或一个乡镇所能局限的。至于都灵，究竟是比哀蒙省最大的都会。这里有新的市区。产生了新的问题，形成了新的时代。鲍思高神父尽可在此一显他的身手。贾发束神父所应该做的，只有留神地监视他，予以约制，免得他工作过度疲劳，因而伤害了自己的健康。 初次发现郊区的惨况 都灵的司铎培养院，就在五伤圣方济堂附近，原是一座修会的会院。神学博士磊思挂拉神父(Teol09。Luigi Guala)，就在这个地方，开办了这所司铎培养院，由贾发束神父辅助着，栽培数十名年轻神父，使他们成为“适应时代和当前社会的司铎。 受训期限为两年(鲍思高神父却例外，延长为三年)。院内的年轻神父们，每天听两次专题演讲：一次在上午，由挂拉神父主讲；一次在下午，由贾发束神父主讲。这是他们的主要科目。其余的时间，他们分别前往都灵市内各地，如：医院、监狱、慈善机构、公寓大厦、平民住宅、以及顶楼小室等，执行圣职工作，或在圣堂里讲道，或给儿童们解释要理，探访病人，照顾老人。 他们听的专题演讲，并非讨论神学的各种学说，而是给那些年轻神父提供实际的神职生活经验，使他们知道，怎样去应付都市内人类的社会生活。如以我们今天的情形来说，就是派遣他们出去面对目前的社会和教会的种种实际情形，加以分析，然后设法找出适当的牧灵方法。鲍思高神父只用一句话，把这一切都表达出来了：“学习善尽司铎的职责。” 贾发束神父，身材矮小，体型瘦削，在肉体上有不少缺点，却勤劳不息，从事许多活动：教书、讲道、听告解、探监犯。 从一八四一年起，贾发束神父做了鲍思高神父的“指导神师”。这就是说：鲍思高神父在他跟前辨告解，在作一个重大决定之前，先征求他的意见，也向他陈述自己的生活计划，接受他的指导。 直到那个时候，鲍思高神父只知道乡下农村间的贫困情形，却不知道都市里郊区的悲惨景况。贾发束神父对他说：“你去看看吧!” 继鲍思高神父之后，担任慈幼会总会长要职的弥格·卢华神父作证说：“就从那最初的几个星期，鲍思高神父前往都灵市内各地，为能认识市内青年的道德情形，好能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他观察之后，大为震惊。大都市的郊区，是酝酿暴乱，造成罪恶的渊薮。无数的青年们，在马路上游荡，没有工作，犯罪腐化，沉沦堕落，可能干出许多暴行，犯下无数罪恶。 卢华神父继续作证说：“他遇见了各种年龄的儿童，人数很多，在马路、广场，尤其是在市郊一带，游荡嬉戏，吵闹打斗，毒言咒骂，甚至于干出更坏的恶事。” 雇用童工 都灵城内，除了一般的市场之外，也有“一个真正的市场——雇用童工”。 雷慕恩神父写道：“在宫城门附近地区，蚁集着各种小贩：有卖火柴的、有擦鞋的、有扫烟囱的、有管理畜舍的、有散发传单的、有替摊贩服务的，全部都是穷苦的孩子，过一天就算一天。” 鲍思高神父自己在《回忆录》里写道，他首先所遇见的孩子们，“是一些凿石头的、做各种泥水工的、铺石块的，以及其他种种的童工，都来自远地他乡。” 那些都是家境贫困，往往失业，无法生活，寻找任何工作，只求仅能生活的青少年。他们都是那些离开乡村，走进城市，群居于市郊地区的移民所产的首批“成果”；而那些市郊地区，也就成为环绕各大都市的所谓“黑暗地带”。 鲍思高神父看见那些孩子们，爬在建筑中的构架上，或在各店铺里当小厮，或在大街小巷里打扫烟囱；有时他也看见他们蹲在路边地下赌博，脸上显着冷酷无情的面貌，好像是在说，不管怎样，总得找出一条路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要是鲍思高神父想去接近他们的话，他们就会猜疑地离去，显出不信任的样子，甚或表示轻蔑的态度。他们不像在碧基的那些乡下孩子，他们不要听讲故事，也不愿意看玩把戏。他们真像鲍思高神父在梦中所见的“野狼”。不过，他们眼中所流露的，与其说是凶狠残暴，更好说是恐惧胆怯的眼光。 工业革命 在都灵市内街道上游荡的那些孩子们，就是那个已在开始震撼整个世界的巨变——“工业革命”所造成的恶果。 一七八九年，詹姆士．瓦特，在英国的格拉斯哥，发明了蒸气机，利用蒸气的力量，来推动机器。一架瓦特的蒸气机(一百匹马力)，可以敌得八百八十人所产生的力能。采用这种蒸气机，一家纺织厂所纺的纱，相等于二十万人所能纺的总数量。为了操作纺纱机，只要有七百五十名工人，集合在几座巨大的厂房里，就足以应付裕如了。 于是开始有了“工厂”和“工人”，也叫做“无产阶级”。以前的人，分为农民、商人和工匠。在工匠(即那些使用自己的工具，在自己的工厂里工作的工人)之间，也有用自己的双手，从事纺绵纱或毛线的工人。 采用机器之后，工厂的产量大增，忽然之间，降低了纺织品的价格，而大大地扩展了销售的市场。同时也剧增了钢铁的使用，以制造各类机器和铁路，以及煤矿的开采，以推动全部的蒸气机和提炼钢铁之用。 与这同时，也大量制造铁路、汽船、以及其他交通工具。 在那些年里，由于发明新药，提高卫生常识，连续克服了各种杀人的传染病，如：瘟疫和天花，所以欧洲的人口迅速增加，自一八00年的一亿八千万，增至一八五0年的两亿六千万。 工厂的大量开设(即“工业发达”)，造成了工匠的危机。无数的人，像排山倒海似的从农村冲进了城市，来寻找工作。工厂于是具有一定的面目：许许多多的工人，听受一个厂长的指使，完成同样的工作。 这样，在英国，成立了产煤的、产铁的，以及制造纺织品等城市。这就是所谓的“工业革命”。它在英国诞生，很快就传到了法国、德国、比利时和美国。 根据嘉禄·齐博拉所著的《政经社会思想史》,工业革命是人类史上两大基本改变之一。 人类社会极大的进步 工业革命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门，发现了前所未有的新能源：煤、石油、炸药、电力、原子能。“在瓦特发明之后，接着又有一连串其他类似的发明”，使人类能够利用新的力能来生产，也能用它来进行破坏。 工业生产的成果，那么庞大丰富，完全出乎人类意料之外，以致可以说，到了一八五。年代，过去的时代不仅是过去了，而且也死去了。 世界的人口激增，似乎到了爆炸的程度：在一七五0年代，全世界只有七亿五千万人；到了一八五0年代，已经增加到了十亿二千万；到了本世纪的五十年代，竟然高达二十五亿之多。 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繁荣，是旷古未有的。“在一个未曾工业化的国家里，一半的利润都消耗在粮食上。至于在一个工业化的国家里，绝无饥饿现象，粮食只占全部利润的四分之一。” 在人类的习惯、思想、信念、教育、家庭生活簿等方面，都有急剧彻底的改变。新生的一代，要面对许多极大的课题。我们只要回忆一下，人口无限制的增加，武器越来越惊人，传统被破坏了，社会被污染了，老年的人们被遗弃了。 虽然工业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无数可怕的问题，却也“克服了自然界的许多困难，缩短了空间的距离，也把数千年约束着人类的桎梏解除了。” 人类付出惊人的代价 这种快速的重大进步，却迫使人类付出了惊人的代价，尤其是在最初的一百年里。“少数豪富的人，强使无数的劳工陷于真正的奴隶生活之中。”(教宗良十三世劳工通谕中语) 人类到了这个新时代，有一个极大的“黑点”——劳工问题。在工业发达的城市里，形成了一个新的阶级——无产阶级：他们除了一双手和自己的子女以外，别无所有。他们的处境，实在令人震惊。 在一八五。年代(根据Doll6ans和Villerm6两人的统计)，英 国一半的人口，都已经集中在各大都市里。工人们大多数都住在地下室里，全家数口都局居在一间小小的屋子里，空气不流通，光线不充足，由于潮湿而室内秽气触鼻。在工厂里，毫无卫生设备，除了厂长所定的章程之外，别无其他的规则。 工资极低，绝对不足以维持生活，使工人们常在饥饿中挣扎。他们经常所吃的，是一些在水中煮熟的野菜。家庭分裂、酗酒成习、娼妓盛行、罪犯剧增，都成为人口密集地区所常见的怪现象。此外，由于特殊的劳动，以及工作的环境，造成了各种新的疾病，如肺痨，或因吸入过多的矽土而引起的肺病等。 在工厂里工作的，不仅是有成年的男工和女工，也有年幼的童工。可怜的那些孩子，过着非人的生活。疲倦、力乏(由于工作时，必须常站着，不得坐下)、瞌睡，屡次造成工作上的意外伤亡。那些不幸的孩子，往往早年就夭折了。 玛嘉烈沙·拉司基写道：“数以百计的儿童，挤在车厢里，运到英国西北部的兰开郡的纺织厂里。其中有不少孩子，才刚会走路。他们每天要工作十二个小时以上。纺织是由机器完成。看管一架纺织机，并不需要一成人，只要一个小孩就可以了。他们在那些昏暗的工厂里，过着疲劳不堪的生活。每天从清早，一直工作到黄昏，只在中午吃一顿饭。不久，疾病就像一把镰刀，腰斩了那些年幼的童工。” 约在一八五。年代，法国、比利时、德国的劳工。也与英国的劳工，生活在同样的情形下。一个劳工的家庭，很难能够维持生活。他们连一个法郎去看医生吃药的钱也没有。根据一个统计，在法国的南次，一百个儿童之中，五十五个不到五岁就夭殇了。一个工人的平均年龄，在一八三0至一八四0年代，只有十七岁至十九岁而已。 在法国里昂和巴黎二地的工人起来暴动，高呼：“或者工作而生，或者奋斗而死”这口号的，都是一些十七八岁的青年；可是，他们却被炮火驱散了。 工业革命在意大利也杀害了无数儿童 在意大利，由于缺乏资本和原料，工业革命的浪潮来得较晚。最初的纺织厂，是在当时属于奥国的领土伦巴底和威尼多(Lom—bard0—ven日o)。一八四六年，第一座纺织工厂才在米兰开设。意大利的工业发展得也相当缓慢。 罗道福·莫兰道，关于伦巴底各地纺织厂里的生活情形，这样写道：“在巨型的丝织厂里，约有一二百名工人，其中绝大部分是童工。他们所做的工作，是那么机械化，以致使那些可怜的孩子们，很快就变成愚笨的傻子。工作时长，每天为十三小时，夏天延长到十五或十六小时。在那些用水力推动的纺织厂里，有时工作时间连续不断；因此，也有孩子们整夜工作的。由于厂里地方潮湿，不合卫生，工人很早就要起身，工作时又要长时间保持不适的姿态，所以根据当地医生的报告，很多次工人们患有分泌腺硬化、淋巴腺结核、软骨病和肿瘤等疾病。在伦巴底有一万五千余名儿童，就这样枉然断送了他们的青春。 一八四一年，在都灵开始感到工业革命所造成的影响。麦和丝的税收显著地减少；这迫使各家厂长，提高物产的品质，以应付价格的低落。 一八三九年，国王嘉禄，阿培笃批准建设都灵至热那亚的铁路，并重新研究开凿波河至热那亚的运河。”一八四一年，梅达伊提出他开凿弗雷育士)铁路隧道的计划。次年，“农业会”成立；国王并将他自己在卜伦卓的田地，供作实验的场所，以研究更优良种植的新方法。 都灵城市发展得很快。从一八三八年至一八四八年，十年之中，市民由十一万七千人，增加到了十三万七千人，增加率为百分之十七。房屋建筑也有极大的进展。在那十年里，建造了七百座新房屋，迁入了七千家住户。由外地搬来的移民，不断地增加。到了一八四九年和一八五。年代，都灵整个城市里的移民，据说已有五万人。甚或十万人之多。 那些移民，都是一些贫苦的家庭，或独身的青少年。他们来自赛西亚谷、冷照谷、蒙弗辣道、伦巴底。 鲍思高神父，在建筑工地上，看见“有些八岁至十二岁的孩子，远离自己的家乡，在那里做泥水小工，整天在那些很不安全的构架上。受风吹日晒，担着灰泥或砖块，在陡峭难行、临时搭建的梯子上，不停地升降上落。他们根本得不到什么教育，只受到责骂或毒打。” 那些工人，到了晚上，“走上顶楼小室”。这里便是他们的家，是他们微薄的工资所租得起的住所。，鲍思高神父会亲自到那里去观察，发现那些都是“又低又小、简陋脏乱的屋子，同时作为全家人的卧室、厨房；甚至于有时也当作工场。” 结论 成群结队青少年，在都灵市内游荡；尤其是在星期日上，大街小巷，波河沿岸，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踪迹。他们呆呆地观望那些“搽着香水、穿着漂亮的衣服，轻松愉快地走过”的人，丝毫不理他们那种贫穷堪怜的情况。 鲍思高神父立刻下结论说，这些孩子需要教育，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使他们能有一个更光明而安全的前途。他们更需要能够过他们自己的快乐童年，做一个实在的孩子；就是希望能够在青绿空旷的地方，任意跳跃奔跑，欢呼高唱，而不是在那些昏暗的工厂里，或肮脏的街道旁，消磨自己的青春。他们最需要的，就是能够与他们的在天大父相会，认识祂、爱慕祂、与祂恳谈，把自己的喜乐忧苦，完全向祂倾诉。 然而，并不是只有鲍思高神父，也不是他第一个作了这样的结论。当时就是连国王嘉禄·阿培笃，也深深地感到，辅助平民大众，教育贫苦儿童，是一些刻不容缓的要事。 国王担心的，是另一种已在酝酿中的革命，即政治的革命。后来它果然在一八四七年至一八四八年间爆发了，震撼了整个意大利，也就是所谓的“复兴运动”。 当时有两派敌对的思想，即绝对保守派，和自由主义派，在激烈争论这个问题。国王阿培笃，曾向前任国王嘉禄·斐理则誓言过，至死要维护保守派的主张。可是，自由主义者却日益施加压力，要求制订宪法，统一整个意大利。 国王阿培笃一方面留神注意奥地利的动静(当时奥国竭力反对与自由主义派进行任何妥协的行动)，同时很审慎地从绝对保守的作风，逐渐转往比较温和的自由主义派的主张。他与自由主义派的代表人物，秘密地进行连络。他这样长期审慎而明智的行动，使他成为初期复兴运动的首要人物。 不过，他也同样非常关心国内的社会情况，竭力支持并辅助一切的慈善救济和平民教育等工作。 当时的神职人员和政治人员，对于自由主义的思想，也分为两大阵容：有的赞成，有的反对。不过，对于济助平民大众物质的和精神的贫困，却能彼此团结，意见一致。 在那个时代，都灵城内开设了不少平民学校，专为教育工人子弟。一八四五年，成立了两所工业学校，一所是教机械的，一所是教实用化学的。一八四六年，嘉禄·纳爵‘朱理奥写道：“有七百名工人到基督兄弟会所办的夜校里去上学。”鲍思高神父正密切地注意着贫苦青年的问题。贾发束神父知道他的计划，决意鼓励他悉力以赴，以期彻底实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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