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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四四年夏，鲍思高神父在司铎培养院里已有三年了。 贾发束神父到市郊华道角去找包莱神父。他是柏老禄侯爵夫人所创办的济良所的神师。 贾发束神父对包莱神父说：“我想派一位很好的神父，到你们这里来工作。你们要给他预备一个房间，给他一份薪金。” “可是，这里连我自己也没有什么工作。我能给他做些什么呢?” “只要让他随便做一些事就好。如果你为了他的薪水而担心，那由我来负责好了。他就是鲍思高神父，在司铎培养院里，已经为贫困的孩子们，开办了一个青年中心。如果我们不在这个城里，为他找到一份工作，总主教就会派他到乡下某一个小镇里去当副本堂。要是这样，青年中心里的那些孩子们，由于无人照管他们，又要回到街道上去了；这是很可惜的。” “既然这样，就照你神父的意思办吧!我会给侯爵夫人说的。”贾发束神父回到了司铎培养院里，就对鲍思高神父说：“你收拾行李，到济良所去，帮助包莱神父做一些事；其余的时间，你仍可照顾你的那些孩子。” 华衣之下穿着苦衣 朱丽雅-方济佳·柯佩德侯爵夫人当时是都灵最上层社会的贵妇。她在法国革命时期，逃离法国，流亡意大利，与嘉禄·唐克雷地·法来底·柏老禄侯爵结婚。柏老禄侯爵，在一八二五年，曾任都灵市长。 一八三八年，柏老禄侯爵去世，没有子嗣，给自己的夫人留下了一笔庞大的遗产。五十三岁的侯爵夫人，在华丽的衣服之下，却穿着苦衣，严行补赎，专心致力于救济穷人的慈善工作。 她好几个月，每天三个钟头，在监狱里同女囚犯在一起，帮助他们，教导他们，屡次却受到她们轻慢侮辱，有时甚至于被她们毒打。最后，她获得了当局的许可，把女性的监狱与男性的隔离，并把那些女囚犯，迁移到一座由她设备的更合乎卫生的监狱里去。她创办了孤儿院，又为少女工人成立了一个“女工之家。”在华道角，高道伦可的“小家庭”附近，她开办了“济良所”，专为收容那些决意改善从良的风尘女子。在济良所旁边，她又出资建造了一所“德莲院”，以收容那些未满十四岁，而在危险中的女孩子。 一八四四年，她开始了第三项建筑工程，即“斐洛养纳小医院”，专为医治那些患病的或残障的女孩子。 侯爵夫人虽然亲自主理这许多慈善机构，却仍然保持以前活跃的交际应酬，依旧是一位雍容高雅的贵妇。在她宅邸的大厅里，屡有当时最著名的文人集合开会。薛维奥·贝理高为她的私人秘书，就在她的馆址里，写成了他的名作《我的监狱》。意大利当时政坛闻人卡乐禄．贾富，是她的亲信朋友。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札克和拉马丁，常跟她通信，向她报告法国的情势。 包莱神父去见侯爵夫人，对她说：“我已经为你的小医院，找到了一位神师，叫鲍思高神父，来自司铎培养院。” “很好。可是，小医院还没有盖好。让我们六个月后，再谈这个问题吧!” “不，侯爵夫人!关于这位鲍思高神父，或者你立刻聘请他，或者他将被派往别处去工作。贾发束神父曾向我竭力推荐了他，告诉我说，这位神父已经开设了一个青年中心；他又对我说，如果让这个青年中心自动解散，真是非常可惜。” 侯爵夫人还询问了一些有关鲍思高神父的消息。后来她答应了要聘请鲍思高神父，年薪为六百块里拉，可以住在济良所附近，包莱神父的寓所旁边。 鲍思高神父初次会见侯爵夫人时，也愿意打听清楚，并获得明白的保证。他答应在济良所里服务，却也要求能够自由地为青年中心工作，不致放弃那些孩子。此外，他也提出这个条件：如有孩子在平日想来见他时，可以随便来找他。 侯爵夫人当时已有六十岁，却仍保持她以前那种坦诚坚决的作风；她对鲍思高神父率直的态度，表示满意，准许她在那座正在建筑中的小医院旁一条空地上，召集他青年中心的孩子；一俟新屋落成之后，也答应他可以把其中的两间房子，作为一间小堂。 双方固已表示同意，可是，并没有详细说明或约定一切的条件。 小羊变为牧人 一八四四年十月十二日，鲍思高神父显得沉思的样子。第二天，他应该通知青年中心的孩子们，青年中心将迁到市郊的华道角去。 他自己这样写道：“但是，没有一定的场所、工具和助手，使我实在焦虑不安。前一天晚上就寝时，内心很不安静。那夜我又做了一个梦，似乎是我九岁时，在碧基做的那个梦的补遗。” 他在梦中，又看见了一群野狼。他想逃走；可是，“有一个贵妇装束的牧女，叫我跟从那群可奇的动物，她自己在前领路。我们一路停了三次；每次有好些畜牲变为羔羊，因此羔羊的数目增多了。我因走得很累，便想在附近的一条路边上坐一下；可是，那个牧女却叫我继续前行。于是又走了一些路，来到一处宽大的广场，四周有走廊围着，广场尽处有一座圣堂。这时我发现五分之四的畜牲，已经变成了羔羊。羔羊的数目的确很大。那时又来了几个牧童看守它们；然而那些牧童看守了一会儿，便走开了。那时便有一件奇妙的事；许多羔羊变成了牧童；他们人数渐渐增多，负责看管别的羔羊。 那个牧女叫我向南望。我向南一望，只见一块农田，田里长着玉蜀黍……她对我说：‘你再看看吧!’我又看了一看，只见一座华丽高大的圣堂……堂中有一条白布，上面写着这几个大字：“这里是我的宫室，从此有我的光荣。” 鲍思高神父接着又写了十行叙述梦境的文字，后来作结论说：“我当时不大相信它；可是，等到那些梦中所见的事情逐渐实现时，我就明白了。而且后来又加上了另一个梦，我便把它用作计划，来决定我的工作。” 后来鲍思高神父，把他第二个梦，讲给了巴培理思神父和雷慕恩神父听。他们立刻就把它记下来了。 它大部分重覆那第一个梦，稍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我们在此只引述其中最特殊的几段。 “有一位贵妇对我说：‘你看!’我望了一望，只见一间又小又矮的圣堂，一个小操场和许多青年……但因这间圣堂太小，我再请求她，而她又给我看一座比方才那间宽大得多的圣堂，堂侧还有一间房屋。……那时我看见四周青年的人数益发加多了，地方也扩大了。我又看见一座极大的圣堂，四周有许多房屋，中间还有一座美丽的碑像。” 鲍思高神父在哪里?青年中心在什么地方? 十月十三日，星期日，鲍思高神父向孩子们报告说，要把青年中心搬到市郊济良所附近那个地方去。在孩子们中间，顿时起了一阵骚动不安的情绪。鲍思高神父就把自己在梦中所见的，当作真的事实，用着轻松的语气，对孩子们说：“那里有宽大的地方，完全是为我们的，可以唱歌、奔跑、跳跃、游戏。” 孩子们听了这话之后，都很高兴，人人都急盼着下主日快些来到，好看看他们所想像的新奇事物。 十月三十日，星期日，一群一群的孩子，走过了都灵城的关卡，朝着华道角那个低下地区走去。直到陶拉河右岸，那里是一片草地和农田，这里那里散布着几间农舍。高道伦可的“小家庭”和柏老禄的“济良所”，就在几家酒店和农舍附近。那里的居民，都过着安宁平静的生活。 孩子们不知道要到什么地方去，便去敲各家住户的门，高声大叫：“鲍思高神父!鲍思高神父在哪里?青年中心在什么地方?”当地的居民，因见时有不良的青少年，成群结伙，在那捣乱，以为他们又在闹什么鬼，便吆喝道：“什么青年中心?什么鲍思高神父?快滚!快滚!要不，给你们好看的!” “我和神学博士包莱，听到了吵闹的人声，便从屋子里出去。我们一出现，一切的嘈声，一切的争吵，都立即停止。孩子们成群地向我们冲来。” 在那里固然有很多奔跑游戏的地方，却没有一个场所适合祈祷、办告解和献弥撒的。 鲍思高神父就对孩子们说：“我对你们所许下的那个宽大的场所，还没有完成。现在谁愿意，就可以上我的和包莱神父的房间里去。 那个主日和其后六个星期日，一直到那年的十二月，孩子们都紧挤在那两间屋子里。“房间、走廊、楼梯，到处都挤满了孩子。我们只有两个人听告解，而想办告解的儿童，却有两百多个。” 当这两百多个孩子等待办告解的时候，谁能管得住他们呢?“一个点火，一个却把它熄灭。一个把木柴堆好，一个却把水倒翻了。水桶、弹簧、小铲、水壶、面盆、椅子、皮鞋、书籍，以及所有其他的东西，都被他们弄得杂乱不堪；因为他们都想把东西整理好的。”读者也许以为鲍思高神父，在这几行文字里，写得有些轻松， 似乎过分夸张一点。可是，谁若在孩子们中间长期生活过的，就会知道，这并不是虚言过实，夸大其事的描述。 这样，一连六个星期日，早上八九点钟光景，两百多个青少年，像一个小小的军队，跟着鲍思高神父，前往加布遣会士的山上，或到忧苦之慰圣母堂等地方去望弥撒。 包莱神父屡次也陪同他们一起去。他是一位平易可亲的神父，也是一位勤劳不息的司铎。他尽力帮助年轻的鲍思高神父，支持他的事业，屡次也慷慨解囊，捐助所需的经费。 他身材矮小；因此，人们称他为“小神父”。他讲的道理；极受孩子们欢迎；因为他用很流利的方言讲道，不时还加上一些通俗的成语，和有趣的笑话。有人对他说，讲道必须要正经一点。他却答道：“这是一个痴呆的世界；所以，也要痴呆地给它讲道。” 雪花在炭炉里爆响 十 那天早上，外面雪已堆得很高，气温很低。在小堂里，搬来了一个大炭炉。若瑟·蒲切底还记得，在经过露天的时候，雪花落在炭炉里，发出爆裂的响声。 天气虽然很冷，孩子们仍然依时到来，看见在小堂里，有一座小祭台、一个小圣体龛、几条长凳。 鲍思高神父很简明地写道：“举行了弥撒圣祭，好些个青少年办了告解，领了圣体。我流泪，因为看到青年中心似乎已有一个固定的形态。” 其实他弄错了。他还要流一次泪；现在他流的是喜泪，后来他要流的是苦泪；在为青年中心找到一个真正固定的地方之前，还要经过许多困难。 不过，自从一八四四年十 鲍思高神父自己说明了取这名称的理由：“因为侯爵夫人，叫人在这地方的入口处，绘了一幅这位圣人的像。此外，也因为我们的工作，需要很大的镇定和温良。所以，我们把自己放在这位圣人的保护之下，希望他从天主那里，为我们求得这样的圣宠，使我们能够效法他那种异常的温良。” 鲍思高神父，为了使孩子们快乐高兴，买了不少玩具，如：木球、石片、高跷等(当时还没有发明足球!)。同时他也继续救济那些最穷的孩子，供给他们食物和衣服。 现在他既有一间屋子，便想教那些比较聪明的孩子读一些书。晚上，那些孩子牺牲一两个钟头睡眠休息的时间，面上还留有烟灰和白垩，肩上披着御寒小外氅，很高兴地来听鲍思高神父讲书。购买书籍、衣服、玩具等东西，都需要钱。鲍思高神父觉得很不好意思，去找有钱的人家，伸手向他们求助。他胆怯，很感为难。包莱神父催促他说：“如果你真的爱这些孩子，就得做这个牺牲。”鲍思高神父就这样实行了。他第一家去求助的，是高乃拉骑士。事先由包莱神父替他接洽，铺好了道路。鲍思高神父在接受三百块里拉时，觉得两颊热烘烘的。 四十二年后，他要求一个慈幼会的院长去收一份捐款，却听到那个院长这样回答说：“我没有鲍思高神父这样不怕难为情的胆量。”他就正经地说：“你不知道，我向人求助时，觉得多么为难。”他始终没有失去这种困窘的感受；可是，他也从未卑躬折腰，降低了自己的人格。他并不羞怯，也不鲁莽。那些富有的人士评论他说“他来见时，家里好像来了一位天使。” 鲍思高神父一方面照顾青年中心的孩子，另一方面他也尽好自己的职责他奉命前往济良所，在那里住，也领薪水，是为给那些不幸的妇女们，执行司铎的职务。虽然他明言那不是他的使命，可是他很认真地善尽自己一切的本分。 让我们在此简略地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鲍思高神父常说，他的使命是为男孩子工作，不是为女孩子。不过，他这样区别，决不是厌恶女性。相反的，他常接受女性的帮助和合作。早在他家乡苏三勃利诺时，听由一个女孩替他看牛，好让他能安心读书。 后来他在华道角慈幼会母院里工作时，也有好几位善心的妇人在旁协助，计有他自己的母亲、卢华神父的母亲和公祷司铎卡斯汰地(Can。nico Gastaldi译者按：即日后将升为都灵总主教，初为鲍神父之友，而后竟多方反对他的)的母亲，以及妈妈丽达的妹妹玛利安纳。那些妇人住的地方，就在学生病房隔壁。 一八五七年，道明．沙维豪患病发烧，起身前往玛利安纳所生的火炉边取暖。当时玛利安纳因有病而嗣出怨言。沙维豪就以他的天真纯朴的心，率直地说她不应该因受一些病苦而埋怨天主。 我们认为，鲍思高神父并没有厌恶女性的心里。是有些写他行传的人，受了某些不正确神修思想的影响，虚假地构想，鲍思高神父讨厌任何一个女性。 青年中心迁往圣伯铎于缧绁堂 鲍思高神父在济良所里服务的最初几个月，也许曾想改变侯爵夫人的主意，使她把那座原来定为患病女孩用的建筑，改为贫苦芫告的男童应用。侯爵夫人却怀有完全相反的想法：她希望鲍思高神父过了一个时期，会放弃那些孩子，全力为她的事业工作。结果两人都空望了一场。日子一天天过去，青年中心的人数和他们的吵闹声，也在一天天的增加。孩子们在游戏时，偶尔一不小心，踩坏了花圃里的花。有几个修女，因见那些粗鲁无礼的青少年，与院内的女孩子们那么接近，而表示焦虑不安。 侯爵夫人听到了各方面的怨声，又目睹了实际的真相，就希望鲍思高神父能把他的青年中心早日搬走。 问题是到什么地方去。鲍思高神父虽在梦中看见了未来青年中心发展的盛况，因而满怀着希望，可是，梦境究竟不是一个详细计划，逐步实行的方案。 在一八四五年的四旬期间，鲍思高神父试图采取一个折衷的办法。年龄较大的青年中心的少年，每天应在圣伯铎于缧绁堂听讲要理(当时按照教会的规定，所有的儿童，每年在四旬期和将临期内，必须听讲要理)。 圣伯铎于缧绁堂，原名十字架堂，附近有一个坟场；不过，自从十年以来，不再有人在那里埋葬死人了。那个坟场(就是到了今天，还可以在都灵华道角那个地区看到)，有一个前廊，内部有一个宽大的院子，四周都有走廊。 管理坟场的主任司铎戴西奥神父，是鲍思高神父的朋友。鲍思高神父看见在圣伯铎于缧绁堂里举办的要理班，情形非常良好，便在那年的五月里，向戴西奥神父提出一个更大的要求：想把青年中心搬到圣伯铎于缧绁堂那里去，试图以那里的圣堂和附近的院子，作为青年中心的院址。 戴西奥神父于五月二十五日星期日，有事要离开都灵到别处去，便写信回答鲍思高神父说：“二十五日那天，请神父率同青年中心的少年，前来本堂，在此代我举行当日的弥撒。” 那个主任司铎，可能在两件事上误会了，他以为鲍思高神父的青年中心，就是他在四旬期间所看见的，在圣堂里很守秩序，留神听道的那几个孩子。此外，他还以为，鲍思高神父的青年中心，也像其他在当时为儿童们开办的机构那样，先在圣堂里参与弥撒和其他礼仪，然后孩子们也许在院子里吃了一些早点，就会散去，各自回家。 事实上却完全不是那样。那天，主任司铎所雇用的女佣，看见来了一大群孩子，把整个圣堂都挤满了。弥撒后，所有那些孩子，争先取得了一个面包，就闹哄哄地分散在走廊和院子里。那个女佣(在走廊下，饲养着几只母鸡)，看见了这种情形，诧异万分，立刻火冒三丈，高声尖叫，拿起一把扫帚，追打那些孩子。所有的母鸡更吃惊得乱奔乱叫。 那个女佣在追赶孩子时，来到了鲍思高神父面前，就用许多恶言责骂他。“你亵渎了这个圣地!”这句话或许是她说的最客气的话。 鲍思高神父明白，最好的办法是马上离去。他这样写道：“当时我认为应该停止游戏；于是讲了一些要理，又在圣堂里念了玫瑰经，就动手离去，希望下一个主日能更安宁。” 假如从来没有发生什么令人震惊的事故，那么那本是一个小小的插曲，不值得加以注意的。卢华神父在鲍圣列品案中作证时说：“很多年后，有一个来自冷照，名叫梅拉诺迭的讲给我听，说他当时也在场，看见鲍思高神父受了那样的侮辱，却毫不动容，也没有生气，转身对孩子们说：“可怜的女人!她命我们走，她自己在下一个节日，已经要在坟墓里了!” 戴西奥神父回来后，那个女佣就向他作了长篇的报告，把当日的情形描述得非常恶劣。那个主任司铎，也许是因为怕自己答应了鲍思高神父，后来却食言而不实行承诺，便直接上书市政府，要求禁止任何儿童在坟场内游戏。 鲍思高神父伤心地写道：“说起来也令人痛心，那封竟是戴西奥神父写的最后一封信。” 就在那个星期里，他和那个女佣都突然暴卒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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