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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思高神父，在他的《回忆录》里，用了差不多五页的篇幅，来叙述当时他在华道角青年中心里所遵守的“作息时间表”。我们可以说，他所定的工作时间，实在太紧凑了。我想现在很少有人，敢给青年中心的少年，提出像他所定的那样的作息时间表。 “在庆节日子，一清早就打开堂门，开始听告解，一直到献弥撒时才止。弥撒的时间，原定在八点钟；可是，为了使那些愿意办告解的人，能够满足他们的愿望，屡次要把弥撒的时间延迟到九点钟，甚或更晚。” 孩子们在弥撒中可以领圣体。弥撒后，给他们解释福音(过了几个星期之后，改为讲解圣经史略)。“讲道后，接着上课，一直到中午。” 中午，鲍思高神父至多只有一个钟头进膳和稍事休息的时间；因为下午一点钟，就有孩子们前来游戏，有木球、高跷、木枪、木剑，以及最初的运动用具。两点半，开始讲解要理，接着念玫瑰经．?务过了差不多一年的学习，才不念玫瑰经，而改唱圣母晚课。其后有一篇简短的训话，最后唱圣母祷文和望圣体降福。 “出了圣堂之后，开始自由活动的时间：有的继续上要理课，有的学唱歌或读字。不过，大多数的孩子都跳跃奔跑，作各种游戏，直到黄昏才止。” 鲍思高神父“也利用孩子们毫无拘束，纵情游戏的时候，给他们灌输宗教思想，鼓励他们勤领圣事。给有些孩子，在耳边说一句话，吩咐他们要更服从，更善尽自己的本分，给别的孩子，则劝他们要来学要理、办告解，以及做其他类似的事。” 尽好司铎的职务 鲍思高神父在那些孩子们中间，也参加他们的游戏，有时也像他在童年时代那样，在孩子们面前，表演各种游艺节目，如变戏法等(这是他自己说的)。不过，他最主要的工作，是尽好司铎的职务。 他经常的态度，显得很温和良善，真像一位慈父；可是，如有必要时，他也会表示得很坚决，丝毫不肯放松。为证明这一点，有许多他亲口所叙述的事实；以下就是其中的一件。 有一个孩子，虽经他一再地劝告，要妥善料理自己的灵魂，来准备过逾越节，却只在口头上答应，始终没有实行。 一天下午，当他正在玩得起劲的时候，鲍思高神父突然叫住他，要他跟自己一起到祭衣房里去，因为要在那里办理一件事。鲍思高神父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他想只穿着衬衫，不穿外衣，就这样跟我到祭衣房里去。我对他说：‘不要这样，快穿上外衣，然后再跟我来。’ 到了祭衣房里之后，我带他到了嚼经所里，才对他说：‘跪在这张跪凳上。’ ‘神父要我做什么?’ ‘办告解。’ ‘我还没有准备好。’ ‘这个我知道。你准备吧!后来我听你告解。’ 他兴奋地说：‘好!真好!我正需要办告解!神父这样待我，做得很好；否则我还不会来办告解的。’ 我念了一些日课经，他也预备了一会，后来他妥善地办了告解，又虔诚地感谢了上主。从此以后，他恒心尽好教友的本分。” 欢呼“再见!” 夜幕将垂，全体再进小堂，恭念晚课，最后唱一曲圣歌。接着，大家齐集在棚屋前面，上演那兴高采烈而极为感人的一幕。 鲍思高神父自己这样写道：“出了圣堂，大家一再地互祝晚安，却并不立即散去；虽然我再三吩咐他们：‘回家去吧!时间不早了，你们家里的人正在等着你们。’也没有用，只好让他们聚集在一起。这时有六个最有力的青年，用他们的胳臂搭成一张坐椅，坚持要请我坐在上面，像坐在一张宝座上。接着他们列队排成数行，将鲍思高神父用那些胳臂组成的坐椅抬起，高出众人之上，一面前行，一面唱歌，欢笑狂叫，一直到那个普通所谓的‘浪淘’圆场，在那里再唱几首圣歌。 后来大家都寂然无声。我祝大家晚安，并祝他们一周幸福。所有的孩子，个个都用尽自己所有的声音，一起回答：‘晚安!’ 这时我才从那张宝座上下来。各自回家去。几个年龄最大的青年，陪我回到寓所。我已累得半死了。” 有许多孩子，在向鲍思高神父告别时，曾低声对他说过：“神父，这个星期里，请你来看我，不要让我独自一个人在外面生活。”都灵市内，各建筑工地的泥水匠，屡次看见一个司铎，提起了黑袍，登上临时搭建的木架，在灰泥桶和砖头堆之间走来走去。他就是鲍思高神父。做完了“小医院”里的一切职务，探访了监狱里的青年囚犯，在市内各所学校里上完了课之后，他就往各建筑工地去访问他青年中心的孩子们。 那些青少年看见了他，都显得非常高兴。他们上回去住的地方，并不是他们自己的家，而是一个亲戚或同乡的家，有时也司能是一个雇主的家。这个亲戚、同乡或雇主，因受孩子父母的嘱托，负责照顾离家外出、做工谋生的儿童。在那样的家里，他们得不到温暖。为此，如果他们在这异乡，能遇见一个忠诚的好朋友，爱护他们，尽力帮助他们的，自然就很高兴。 鲍思高神父正因为很爱那些孩子，所以他去访问他们的时候，往往也跟他们的雇主谈几句话，以便知道他们的工资多少，有没有充分的休息时间，庆节日子是否能够进堂参与圣教礼仪。我们可以说，他是当时第一个替那些少年的童工们说话的人，向雇主提出合理的要求，获得适当的待遇，订立正式的合约，并监视雇主，必须切实遵行所订的合约。 他去访问自己的那些小朋友时，也寻找其他生活在同样境遇中的孩子。卢华神父作证说：“鲍思高神父到各工厂里去参观。那里有很多学徒。他请他们都到青年中心里来。他所格外关心的，就是那些远离家乡，从外地来的青少年们。” 鲍思高神父咯血 鲍思高神父也只是一个有血有肉之躯的人而已；而人的体力总是有限的。那年春天，他消耗了那么多的体力，到了初夏，他的健康很明显地开始恶化。 柏老禄侯爵夫人很器重他，就在五月初传见了他。当时包莱神父也在场。侯爵夫人把一笔很大的款子，即五千块里拉(约等于鲍思高神父八年工作的薪金)放在他面前，严词厉色地命他说：“请神父收下这些钱，后来放下一切的工作，随神父的便，到某一个地方去休养。” 鲍思高神父却回答说：“多谢侯爵夫人。你实在很有爱德。不过，我做神父，并不是为关心自己的健康。” “可是，也不应该伤害自己的身体啊!我知道神父咯血。大概肺部已受损害。要是再不休养，这样可以维持多久呢?不要再去探访监犯了!也不要再到高道伦可那里去了!尤其是不要再管理青年中心里的那些孩子了!把他们放下一个时期吧!包莱神父会照顾他们的。神父尽管放心去休养。" 鲍思高神父知道，这回又是侯爵夫人想使他远离青年中心的孩子；便直截地反对说：“这个我可绝对不能答应。” 侯爵夫人生气了：神父既然好话不肯听，那我只好不客气啦。 神父需要我的薪金，才能把青年中心维持下去。那么请神父好好地听着：神父或者放下青年中心，去静静地休养，或者要迫使我不得不解聘神父了。” “好吧!侯爵夫人可以找到许多神父来代替我。至于我的那些孩子，却没有一个人能照顾他们。我决不能放弃他们。” 鲍思高神父说的这些话，很清楚地显示他怀有英豪的牺已利人的爱德精神。这不是我们常人所能理解的。以我们浅近的眼光来看，总以为鲍思高神父错了，侯爵夫人有道理。其后几个月所发生的事，似乎也能证实这一点。 鲍思高神父是一个极有圣德的司铎；可是，他还年轻(只有三十一岁)，缺乏人生经验，主观很强，不会圆滑变通，适可而止。侯爵夫人却有六十一岁，比他更有经验。她也是一个圣善的女性，发了脾气之后(根据贾可美理神父Don Giacomelli的证词)，“跪在鲍思高神父跟前，求他祝福”。 。 后来他又立即交给包莱神父一封信(她的用意显然是想由包莱神父把信转给鲍思高神父)，信中她概要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一、我赞成并称许照顾男童的教育工作。不过，我认为适宜在我为那些遭难的女孩子们所办的事业附近，进行教育男童的工作。 二、我确信鲍思高神父肺部不适，实在需要休养；所以，我将不发薪给他，除非他远离都灵，能有充分的休养时间，以恢复健康。这是我很关切的事，因为我实在很看重他。 鲍思高神父并没有答应她的条件。三个月后，她就另请一位司铎，为斐洛美纳小医院的主任司铎。同时她经由第三者的手，给鲍思高神父送来了八百块里拉的捐款。 鲍思高神父真的咯血了，很可能是因为结核菌进入了他的肺部。但他仍在为事业未来的前途着想。一八四六年六月五日，他也租下了毕纳地那座房屋楼上的三个房间，月租为十五块里拉。 正在他体弱有病的时候，贾富侯爵又来干扰他，每星期日，派遣了十几个警察来监视他。 --八七七年，鲍思高神父向巴培里思神父(Don Barbe，is为鲍圣弟子，慈幼会士)，叙述当时的情形说：“可惜没有把当时的人物拍下照片。如果能够重新看到当时的情况，倒是很有趣的事。当时有几百个青少年在那里静静地听我讲话，六个穿着制服的警察，分为两个人一组，站在小堂里三个不同的地方，交叉着双臂，也在那里听讲。虽然他们是在监视着我，却也能帮助我看管那些孩子；这为我很有好处!他们之中，有的偷偷地用手背擦着眼泪。如果把他们的举止行动拍成照片，你就可以看见他们同孩子们跪在一起，就在我的告解座旁，等着轮到他们来办告解。因为，我讲的道理，是关于罪恶、死亡、审判、地狱等重大真理；与其说我是在向孩子们讲道，不如说我是在唤醒忠告他们。” “上主!不要让他死去!” 一八四六年七月第一个星期日，天气炎热，鲍思高神父在青年中心里辛苦工作了一整天之后，在前往济良所的住处时，因过疲劳而昏倒了，由别人抬到了床上。“剧烈咳嗽，严重发炎，不断咯血。”这些字句，表示他可能患了“胸膜炎，内出血，发高烧”。在那个时代，这些都是重病，尤其是因为他咯了许多血。 鲍思高神父写道：“不过几天，人家以为我已到了生命末日。” 于是给他行了病人傅油圣事，并送了临终圣体。“鲍思高神父病重垂危”的消息，一时就在建筑工地小泥水匠和工厂里小机器学徒之间传开了。 那几天晚上，在济良所里，常有许多穷苦的孩子，成群结队的来到病危的鲍思高神父的房间里。他们还穿着肮脏的工衣，脸上还沾着白色的石灰，还没有吃晚饭，就急急地跑到华道角来找鲍思高神父。他们显得惊慌的神色，哭泣着祈求说：“上主!不要让他死去!” 后来医生禁止一切访客。侯爵夫人立即给鲍思高神父派来了一名护士，不许任何人进入病人的房间。 孩子们觉得很失望，苦苦哀求说：“请你让我只看一看他。”“我不会叫他说话的。” “我只有一句话要对他说。” “如果鲍思高神父知道是我在这里，一定会叫我进去见他的。”其后八天，鲍思高神父就在生与死之间挣扎着。在那些日子里，有些孩子自愿做补赎，虽在烈日之下流汗工作，也不喝一滴水，希望这样能感动上天，赏赐病人痊愈。在都灵忧苦之慰圣母堂里，那些小泥水匠日夜轮流着不停地祈祷，常有人在圣母像前为病人念经。有时虽然身体疲倦难支(他们白天已经工作了十二个小时)，两眼几乎张不开来，可是他们仍然尽力振作，醒着祈祷，渴望鲍思高神父早日康复。 有些孩子，出于天真无知的慷慨热情，竟然向圣母玛利亚许下，以后一生要常念玫瑰经，或者守一年的大斋，只吃面包，喝清水。 星期六那天，鲍思高神父的病情最为严重：他已衰弱至极，稍一用力，就会咯血。那天晚上，大家都以为没有希望了。 事实却完全出人意料之外。那些穷苦的孩子，居然向圣母玛利亚求得了这个奇恩：鲍思高神父的病势好转了。他们实在不能失去一位慈父。 七月底一个星期日的下午，鲍思高神父拄着手杖，朝青年中心走去。孩子们一见了他，马上向他蜂拥飞奔而来。那些年龄最大的，立即请他坐在一张大椅子上，然后高声欢呼着把他抬到了青年中心的草地上。鲍思高神父的这些小朋友们都在唱歌，一面欢笑，一面流泪。他自己也感动得流泪了。 鲍思高神父带他们一起进了小堂，同声感谢上主，然后在全体肃静中，向大家短短地说了几句话：“孩子们!我的生命是属于你们的。我向你们保证，从今以后，我要完全为你们而生活。” 这些就是鲍思高神父生平所说过的最重要的话。它们有如一大承诺，一个“隆重的誓愿”，把自己完全只献给了青年中心里的青少年们。其他极重要的话，补足以上这些说过的话，是他将在临终的时候所要说的：“请你们告诉我的那些孩子们，我在天堂上，等待他们所有的人前来。” 鲍思高神父那天把自己仅有的少许力量，都用来跟那些孩子们一个一个地说几句话，如同他自己所写的：“为了改变他们所许的愿，代以可以实行的事；因为当我病危的时候，有不少孩子，没有仔细考虑，就许下了那些难以实行的愿。 在这件事上，也显示了鲍思高神父多么细心地关注那些青少年们的事。 医生给他详细规定了应行的事，嘱咐他要绝对长期休养。他便到碧基去，留在他母亲和自己弟弟的家里。不过，他对孩子们许下了：“今年落叶时节，我要回到这里来，同你们在一起。” 要钱不要命 鲍思高神父骑着一头驴，回自己的故乡去，路上被那头畜牲颠簸得很厉害，便在新堡市内歇了一阵。到碧基，已是黄昏时分了。他的侄儿们，在屋前的场地上，兴高采烈地欢迎他。长兄安道，就在他幼时住过的那间老屋对面，另盖了一座小房子，已有五个孩子：方济十四岁、丽达十二岁、德兰九岁、若望六岁，最小的女儿方济佳，活泼可爱，只有三岁。 二哥若瑟也在老屋前面，兴建了新屋，同母亲和四个孩子一起住在那里：长女斐洛美纳已有十一岁，次女罗撤八岁，第三个儿子方济五岁，最小的儿子磊思还在摇篮里啼哭。 鲍思高神父寄居在二哥若瑟家里。故乡山林的空气，母亲默默无语的爱护照顾，每天傍晚，在渐渐醺红的葡萄林间信步而行，使他的病体逐渐复原，精力也一天天的增强了。 他身在碧基，心里却常惦念着青年中心里的孩子；为此，他不时写信给包莱神父，探听有关孩子们的消息。他也给“巴乔第神父、卜西奥神父、神学博士伏拉，以及德理委鲁神父等”写信，感谢他们在青年中心里协助工作。 八月中，有一天，他独自远行，到了加比利奥外祖父家。回来时，走在一个小树林里，忽然一个声音喊道：“要钱不要命!” 他吃了一惊，答道：“我是鲍思高神父，没有钱。”这时从树后跳出一个大汉，一手高举着一把利刃。鲍思高神父立刻认出那人是谁，就改变语气，直呼他的名字 说：“高尔得在!原来是你!你想夺取我的性命吗?” 原来那个满脸长着胡子，以便掩饰自己的大汉，就是鲍思高神父以前在都灵监狱里已经认识的一个囚犯。 那个歹徒也认识了是鲍思高神父，觉得非常惭愧，很想立刻钻进地下去。“鲍思高神父!请你原谅我。我是一个不幸的人!”接着他把自己过去的生活，一五一十，完全数说给鲍思高神父。他出狱后，连他自己家里的人也拒绝他，不愿意收留他。“就是我母亲也不认我为自己的儿子，说我破坏了全家的名誉。”他想找一份工作；可是，人家一知道他曾坐过牢，当场就给他吃闭门羹。 鲍思高神父听了他的这些话之后，叫他跟自己一起到碧基去。到家以前，先听了他的告解。回到了家里，他对自己家里的人说：“我在路上遇见了这个朋友。今晚他就在这里住，同我们一起吃晚饭。” 第二天早上，弥撒后，鲍思高神父给他一封信，叫他去见一位本堂神父和都灵的几个善良的雇主。在他离去前，也拥抱了他。 十月中，鲍思高神父在独自远足的时候，逐渐筹划自己未来的工作。他想自己回到了都灵之后，要去住在向毕纳地租的那几间房子里。在那里，预备逐渐收容那些无家可归的苦孩子。 不过，那个地方不适宜于单身的司铎独居在那里。距离那里不远，就有那所“引起误会的房屋”，即所谓的“美丽之家”和“女园丁酒馆”；在那里酒徒们高歌欢唱直到深夜。必须有一个人，也在他那里住，免得引起人家对他怀疑，或造谣毁谤他。 他想到了自己的母亲。可是，怎样向她开口呢?妈妈丽达已有五十八岁，在碧基受人尊重，过着安宁的生活。怎能叫她放下自己的家，离开那些可爱的孩儿，改变自己久已习惯的生活呢?也许鲍思高神父因见当时农村不景气的愤形，才有了勇气。一八四六年欠收，一八四七年的收成，看来也许更坏。 一天晚上，鲍思高神父鼓起了他所有的勇气，对母亲说：“妈!为什么你不到我那里去住一个时期呢?我在华道角租了三间屋子，不久就可以收容一些无家可归的苦孩子。以前你对我说过：要是我发了财，你就永远不会上我的家里来。现在我穷，负了一身的债；一个司铎独自在那里住，实在太危险了。” 老母亲沉思了好一会。她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若望会向她提出这样的要求。 鲍思高神父再三恳请说：“你不想来做我的那些苦孩子的好母亲吗?” 妈妈低声答道：“要是你想这是天主的圣意，我就跟你去。” 身无一物的外地人 十 事先鲍思高神父已经写信通知了包莱神父，把自己所作的决定和计划都告诉了他。那位“小神父”替他想得很周到，已把他仅有的那一点东西，从济良所他的房间里，替他搬到了毕纳地的屋子里。 鲍思高神父和他的母亲两人，从碧基一路步行到都灵；这是一段很长的路程，走起来相当吃力。当他们来到了华道角附近浪淘那个圆场时，有一位司铎，也是鲍思高神父的朋友，认出了他们，便走前来向他们问好；因见他们衣履上满是尘土，容色显得很累的样子，就问道：“亲爱的鲍思高神父!欢迎你回来。身体怎样?” “谢谢你。我已经好了。我带家母一起到都灵来。”“为什么要走来呢?” “因为我们缺少这个。”说着一面微笑，一面捻动着右手的拇指和食指，作数钱状。 “你们到什么地方去住呢?” “就在这里附近毕纳地的屋子里。”“可是，你们没有收入，怎能生活呢?”“我也不知道。不过，天主自会照顾我们的。” “你老是这样。”说着，那个善心的司铎，一面摇头，一面从自己的衣袋里掏出一只袋表(当时这是一种稀有的贵重物品)，把它送给鲍思高神父：“巴不得我有很多钱来帮助你。我只能尽我这一点点的力量。” 妈妈丽达第一个走进那个新居：三个空空的房间，里面什么设备也没有，只有两张床，两把椅子，一个锅。她笑着对儿子说：“在碧基，我每天要忙着把家里的东西弄干净，放整齐，又要清洗碗碟锅盘。在这里，我倒可以清闲得多了。” 母子两人坐下，休息了一会，接着慢慢地开始工作：妈妈预备一些吃的东西；鲍思高神父在墙上挂了一个苦像和一张圣母像，后来把两个人的床铺好。母子两人一起唱以下这首歌谣： “我们外地人，身上无分文；要是为人知，大祸就上身。”有一个孩子，名叫德范·卡思达袅，听到了他们的歌声，就传开了这个消息：“鲍思高神父回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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