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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那些孩子们中间，有许多曾到碧基去找过他，催他早日回都灵，甚至于戏笑着给他提出这个条件：“如果神父不早些回来的话，我们就要把青年中心搬到碧基来了。” 贾发束神父却竭力反对他早回都灵，希望他遵照医生的嘱咐，多留一些时日在碧基静养，并把都灵总主教的意思也转告了他。鲍思高神父自己后来写道：“我获得准许，可以重回都灵，但我不得在两年内讲道理。” 他接着立刻明认说：“这个命令，我却没有遵行。” 屋里灯光通明，到处都是儿童 鲍思高神父所关心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开办夜校，并予以扩充。 他在《回忆录》里写道：“我又租了一个房间，作为祭衣房。由于没有别的地方可以用作课堂，就不得不在厨房里，或在卧室里上课。不过，那些学生，都是一些最顽皮的孩子，或者弄坏了一切的东西，或者把无论什么都搞得杂乱无章。 其时开始在祭衣房、弥撒间，以及圣堂里其他的地方上课。可是，一班人的说话声、唱歌声、来往的走动，都妨碍别班人所想做的工作。所以，过了几个月之后，我又多租了两个房间。” 当时身临其境的人，这样作证说：“到了晚上，灯光把那几个房间照得通明，里面到处都是儿童，真是好看!有的站在挂图前，手里拿着书；有的坐在书桌旁专心写字；有的就地而坐，在簿子上写着一个个大字。” 这时，有几位以前曾经帮助工作的司铎，如：卡尔巴诺神父、那西神父、德理委鲁神父、巴乔第神父等，也都来帮助他。 在他患病的时候，尤其是在他长期休养期间，以前别人传说他“神经错乱、固执妄想”的误会，已经自然消失了；所有的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如果鲍思高神父真有了一个顽固思想的话，那么他也已用事实证明，即使咯血，他也要促其实现的。 关于侯爵夫人方面，不免留下了一些遗憾。这是必然的事；因为双方都可以这样说：“看!不是我没有错吗?”侯爵夫人看见后来所发生的事，完全不出她的预料之外：鲍思高神父果真病倒了，险些丢掉了性命，后来必须长期休养，才能复原；青年中心在包莱神父管理下，仍能照常进行。 然而，在鲍思高神父方面，也认为自己并没有错：当初不管怎样困难，也不愿意放弃青年中心。 不过，按照鲍思高神父当前的健康情形，当然无法继续担任斐洛美纳小医院里的工作。为此，以前双方所签订的合约，到了全皇中满期之后，没有再订续约。此后鲍思高神父偶尔去给那些患病的女孩们讲道理。侯爵夫人也不再按期给他发薪；可是，经由包莱神父和贾发束神父的手，不时给“鲍思高神父的顽童”，慷慨地捐助巨款，直到一八六四年她去世的那一年。 但是，在那些快要爆发的历史重大事件之前：这些小事，固然微不足道。对鲍思高神父来说，唯一真正重要的事，就是已经固定了他的青年中心的基础；在那政治的风暴来临之前，他已完全复原，并且能有充分的精力，来应付一切险恶的局面。 马思泰．费雷提枢机荣登教宗宝座，取名碧岳九世. 一八四六年六月，马思泰·弗雷提枢机，当选为教宗，取名为“碧岳九世”。他原是伊莫拉城的主教，是一个非常虔诚的神牧，性情很单纯的人物。他不喜爱政治，也不支持自由派人士的主张。不过，他宅心仁厚，富有人情感；为此，他立即在圣座管辖的地区，推行一些久为民众所期待的改革措施。可是，他的这些政策，却被人误解为“自由主义的改革行动”，因而导致了许多不良的后果。 在他当选为教宗(七月十七日)之后不久，虽有许多位枢机表示反对的意见，颁赐了大量的政治特赦：许多因参加“自由主义的暴动”而被拘禁的犯人，都获得释放。 ‘ 教宗碧岳九世，为了想明了犯人的情形，屡次便装前往天使堡狱中探访监犯，同他们谈话，使狱长大为震惊。他也为了要听到民众的怨声，采用同样的方法，多次前往各地医院，去访问院中的病人。 其后几个月里，他禁止警察滥用权力，干扰平民。同时他也表示坚强的主意，防止奥国蛮横的作风，要它尊重圣座独立的主权。 一八四七年春，教宗碧岳九世，准予出版界更多的自由，并设置一个国务小组，邀请由下层民众推行的俗人代表参加(略如现代民主国议会的众议员)。此外，他还准许一种义警的组织。 当时那些抱有自由主义的人士，以为教宗碧岳九世，是一位久为人民所渴望的“新教皇党”的教宗。有人赞扬教宗碧岳九世，说他将在自由的气氛中，形成一个统一独立的意大利。当时不论他到什么地方去，总有人游行、提灯，举行欢迎的盛会。不仅是那些属于自由派的人士，这样评估教宗碧岳九世，就是连那些主张社会主义的，或是属于左派的民主人士，也都异常兴奋，以为出现了奇迹。 当时奥国首相梅得宜克，竭力维持保守的独裁政策。他很失望地叹道：“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不以为怪。只是现在竟出了一个主张自由主义的教宗，这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事。” 其实教宗碧岳九世，并不是一个主张自由主义的教宗；可是，差不多两年之久，迫于时势和环境而采取的行动，很容易使人误会。 一八四七年夏，梅得宜克为了预防这位“自由主义的教宗,命令奥国军队，占领当时属于圣座管辖的非拉拉城。自由派人士，认为这个行动，表示圣座与奥国之间的外交关系正式断绝，也是独立战争快要爆发的导火线。国王嘉禄·阿培笃自愿给教宗提供军队。流亡在美国的加里巴地，也愿意提供志愿军，听由教宗调度。麦济尼则从伦敦给教宗上书，信中充满烈火般的字句。 于是，教宗碧岳九世，俨然成为意大利全国自由统一的标帜。他却从未有过战争的思想，可是他竞被卷在时势的漩涡里。“独立之战”，这个听来很正大光明的名称，已车空气中弥漫着。 鲍思高神父与“爱国司铎”的冲突 罗马以外，都灵是第二个政治重心；在这里也举行盛大的集会，表示热烈拥护教宗碧岳九世，及其“自由主义”的作风。 都灵总主教法兰骚尼，是一个坚强的保守主义者，目睹这种局势的发展，很感疑虑不安。他很怀疑，新任教宗可能是被自由主义者所“利用”。比哀蒙省的其他各位主教，却都非常兴奋，决意支持“教会自由的新潮流”。一八四八年，差不多所有比哀蒙的和萨丁尼亚的主教，都颁发了爱国性的牧函。 伯铎．旋德拉神父写道：“在一八四八年左右，鲍思高神父大概也希望意大利能采取新教皇党所主张的政体，尊重教宗和以前握有权力的王室。”鲍思高神父在一八四八年再版的“教会史纲”里，居然称新教皇党自由主义的理论家乔培地为一个“伟大的人物”。 施德拉神父接着写道：“不过，这一定不是鲍思高神父长期保持的看法”；因为他在其后一次再版时，取消了这样的赞语。“不久，他与那些所谓‘爱国司铎’发生了冲突，并与柯基、德理委鲁、庞德等司铎之间，形成了一条无法弥补的裂缝。” 他之所以与爱国司铎意见不合，因为许多自由主义者的居心，开始显露出来：他们只想利用教宗，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尤其是教宗在一八四八年四月二十九日的讲词，更揭露了他们的真面目。在那篇讲词中，教宗碧岳九世，正式廓清了一切的误会和曲解。 怒掷石块 正当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的时候，在华道角的青年中心里，也在进展着日常平凡的小事：鲍思高神父每天为着谋青少年们的福祉而默默地耕耘，设法在沉重的债务负担之下挣扎，力图维持青年中心的生命。 一八四六年十二月，鲍思高神父又能向潘克乔·稣阿为，把毕纳地屋内所有的房间，以及屋外四周的空地，全部租下来(租金每年七百一十块里拉)，又在儿童们游戏场地的四周，筑起了一座围墙，并在两头开了一扇大门和一个铁栅。这样，在星期日，那些“无耻之徒”，前往“女园丁酒馆”，以及附近其他的住家时，不能再擅自进入场内，干扰青年中心里的儿童。 一部分的草地，鲍思高神父把它改为菜园；孩子们管它做叫“妈妈丽达的菜园”(现在它已被改为宗教物品出售处)。妈妈丽达因见鲍思高神父要付很多的租金，又要不少的钱来帮助穷苦的孩子，对于膳食方面的费用常很拮据，便尽量设法节省开支，在那块小小的园地上种些蔬菜，以补贴所需的费用。 在附近的草地上，每逢星期假日，常有许多的青年，在那里聚赌、酗酒、口出秽言、诅咒神圣，也欺负前来青年中心的儿童。鲍思·高神父忍着气去接近他们，甚至于坐下来跟他们一起玩弄纸牌，因而也能逐渐吸引了几个这样的恶少，使他们弃邪归正，改过自新。不过，好几次当他在露天给孩子们讲解要理，有人从墙外投掷石块，迫使孩子们避往小堂里去。 鲍思高神父很清楚知道，他在青年中心所收容的五百来个孩子，与在都灵市内街道上游荡，没有信仰，屡次也没有衣食的孩子人数相比起来，真是微不足道。 距离华道角不远，有一个叫做万基理阿的地区，有许多恶少组成的帮派，专偷窍行人的钱物，或抢劫往市场购物的妇女们值钱的东西。好几次那些帮派，因争夺地盘而发生群斗，或用石块，或用刀子，凶狠的情形非常可怕，使当地的警方很感头痛。 鲍思高神父偶或经过那里，有时置身在火拼的两帮恶少之间，用“拳头和巴掌”驱散他们。一次，他脸上被木屐重重地打了一下。他在九岁的奇梦中，曾经听过这样的教训：“不要打他们!”不过，梦中的指示，不能涵盖一切的情形，当然也有例外的实况。 一个抢东西的司铎 鲍思高神父使用各种方法，去吸引儿童们前来青年中心；其中有一个，就是到他们工作的场所里去，同他们的雇主面谈。 “你是不是可以帮我一个忙?” “神父，请说吧!只要我做得到……” “你一定做得到。请你在星期日，叫你的这些孩子都到华道角青年中心里去。在那里，他们可以学一些教理，做一个好青年。” “不错!他们实在需要做好青年。有的很懒惰，没有礼貌。” “不!他们都有一张善良的脸，你没看见吗?那么，我们一言为定。星期日，我等你们到青年中心里来。那里我们可以在一起游戏玩乐。” 对于另一种青年，鲍思高神父也用不同的方法。当包莱神父负责管理青年中心里那些孩子们的时候，他就出去到郊区的广场和街头去找青少年。有许多孩子，在路边人行道上赌钱。当他们玩牌的时候，把打赌的钱(有时多达十五或二十块里拉)，收集在一起，放在中间的一块手帕上面。 鲍思高神父仔细看清了一切的情形，然后乘人不提防时，用很敏捷的手法，一把抓住那块手帕和其上的钱，转身拔足就逃。青年们大吃一惊，都跳起身来，拼命追赶，一面高声大喊：“喂!钱!快把钱还给我们!” 那些可怜的孩子，什么都已经见过，就是没有见过一个抢东西的司铎。 鲍思高神父继续朝着青年中心那里跑，不时转身对那些孩子们说：“快!来追吧!追得到我，就把钱都还给你们!” 他急急跑进青年中心的大门，又奔进小堂。后面紧追不舍，跟着也跑来了好几个孩子。这时，卡尔巴诺神父或包莱神父正在给那些聚集在小堂里的青年中心的少年讲道。于是就上演一幕很有趣的笑剧。 鲍思高神父扮作一个小贩，高举那块还拿在手里的手帕，高喊道：“花生糖!花生糖!谁要买花生糖?” 讲道的神父假装生气的样子：“恶棍!快滚出去!这里不是市场啊!” “我要在这里卖花生糖。这里有这么多的孩子。没有人要买吗?” 两人继续争吵，说的都是当地流利的方言。孩子们听了，都哈哈大笑，连眼泪都笑出来了。那些追来要钱的孩子，听到了方才那段争吵的话，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两个人还在争吵不休，说了许多令人发笑的话，接着又把话题转到了赌博和诅咒上，也谈到恭敬天主和做好教友的乐趣。结果，连那些追赶鲍思高神父的孩子们，也忍不住笑起来了，对那些问题感到很有兴趣。 后来，在堂的青年开始唱圣母祷文了。那些孩子就到鲍思高神父身旁，催促他说：“你把钱还不还我们呢?” “再等一会，让我们先望了圣体降福再说。” 出堂后，鲍思高神父把钱还给他们，又给他们吃点心，然后叫他们答应：“以后要到青年中心里来玩。”许多孩子就这样做了青年中心的少年。 醉汉的狂呼大叫 德范．卡思达袅，是当时的一个青年中心的少年，给我们作证说：“鲍思高神父常是游戏的首要人物。我不知道他是怎样搞的：运动场上，每一个角落，都可以看到他的人影；在每一群孩子中间，也都有他的踪迹。他亲自看管所有的孩子，照顾全体的青年。我们孩子衣服不整齐，有时很肮脏，没有规矩，脾气很坏。他却喜欢同那些最可怜的孩子们在一起。对那些最小的孩子，他真像一个慈母。我们好几次争吵、打架。他来劝解，举手作打的样子，却从来不打，只捉住我们的胳臂，用力把我们分开。” 若瑟．蒲切底也作证说：“我认识数以百计的孩子，初到青年中心里来时，没有什么知识，也没有丝毫宗教热诚；可是，不久他们都改变了。他们这样喜爱青年中心，再也不愿意离去，每主日他们都去办告解和领圣体。” 不过，最令人讨厌的，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就是从附近的那个“女园丁酒馆”，即“美丽之家”里，传来很多酒徒的嘈声。由于天气炎热，小堂里人又多，不得不把所有的窗户完全打开。这时就可以听到那些醉汉的狂呼大叫。有时那些酒徒争吵的闹声，震耳欲聋，使人无法听到讲道司铎的说话。 鲍思高神父迫不得已，走下讲道台，脱下了领带和短白衣，前往酒馆那里去跟他们理论，说是要去叫警察来干涉。 同时他也日益感到人手的不足，急需有更多位与他合作的人。包莱神父、卡尔巴诺神父和其他的神父，星期日上，往往在别处有事，不能前来青年中心里工作。到什么地方去找助手，来管理青年中心里的孩子，给他们讲解要理，尤其是在夜校里上课呢? 鲍思高神父记得，自己在梦中看见“有许多小羊变成了牧人”。他开始在自己的那些青年们中间，寻找帮手，逐渐训练他们。他在那些年龄最大、品行最好的孩子们中间，选择自己未来的助手，给他们另外上课，这样来培植他们。 雷慕恩神父写道：“这些小老师，起初只有八九个人，表现得非常好；不仅如此，而且有人后来还做了优秀的司铎。” 其时都灵城里，有几个良好的教友，也来助他一臂之力，有一个金饰匠、一个五金商、一个香料商、一个经记和一个木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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