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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十七日，国王阿培笃派遣的特使李浓，抵达罗马，请求碧岳九世，对战争予以精神和物质的支持。教宗回答说，关于物质的支持，他已派杜兰道率领一万七千名士兵，前往波河。至于精神的支持，他还得考虑：“假如我还能用马思泰的名字来签署的话，我就会马上拿起笔来，不消几分钟，就可以把一切都办好了，因为我也是意大利人。可是，我现在应该用碧岳九世的名义来签署；教会之首，应该为和平而努力，决不是为战争。” 以后教宗用了两天的时间，来考虑这个问题。研究历史的学者，会仔细考察一切情形，却得不到什么结论。在那四十八小时之内，从德奥二国传来的报导，似乎表示天主教的民众，群起反对教廷，有造成教会分裂的危机。 澄清误会 四月二十九日，教宗碧岳九世，在向枢机们致词时，声明他进行各种改革，并非由于“自由主义”的动机，而是完全出于人道和基督的善意。向日耳曼民族开战，这样的主意使他深感不安。他祈求天主，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人类的和平。同时他也声明，他不能成为“由全体意大利人所组成的一个新共和国的总统”。 教宗发表的这些说话，把自由主义者利用他为工具而夸大的宣传，以及因他自己有时行动游移不定而造成的一切误会，完全加以纠正和澄清，甚至于表现得有些过火。虽然他只拒绝出任一个共和国的总统，并非不接受成为一个王国联邦的君王，可是他的声明，给新教皇党人一下当头棒喝，惊醒了他们的迷梦。 其后碧岳九世立即致书奥国总皇，要求他准予意大利各邦可以和平结合，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他这行动固然合乎他追求和平的意愿，可是似乎显得太天真了。事实上，他的这项要求，完全无补于事。 正如反奥的行动来得突兀，同样局势的转变也快得出人意料。在前方的战线上，和意大利各邦的首都里，忽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多斯卡那的雷奥波道和那玻里的斐迪南道，突然召回自己的军队。那玻里的国王还有更急剧的表示，他忽然之间解散了国会。他这个仓促的行动，引起了示威者和警察之间严重的冲突。 由北伯将军率领的那玻里军，以及属于杜兰道将军统治的教廷军，仍然支持国王嘉禄·阿培笃，组成了一支志愿军，与那些来自多斯卡那的大学生并肩作战。 五月三十日，是都灵市最后一天的光明日子。那天传来哥依道胜利的喜讯和贝比该辣投降的捷报。于是都灵市内各街道都挂满了旗子，各家窗户也都张灯结彩。市民引吭高呼：“意大利国王嘉禄·阿培笃万岁!” 但是，后来接着立即开始了痛苦的日子：赖得兹基统领的奥军，攻陷了未钦渣，占领了巴道瓦、特雷未索和梅思特雷。 战争开始给都灵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一切的经济贸易，几乎完全停顿，货币不再流通，许多商店关闭，失业者日增。制鞋和成衣工人，先后发动罢工，大家抗议工资过低。 此外，还有一个惊人的风声，说是比哀蒙首都将迁往米兰。都灵而无王朝，也无各级政府公署，等于陷在半瘫痪的状态之下。近来争先抢建的房屋业者，大约一共负了六亿三千七百余万的债款，都惊慌着急，不知所措。 青年中心内的生活情形 在这种普遍的经济情况恶劣之下，青年中心内的生活，自亦必须紧缩。那些寄宿在鲍思高神父这个大家庭里的童工们，中午从外面工作回来，各人拿着自己的饭碗，到厨房里去领取一份“军粮”。大锅里盛着饭、马铃薯、面条、蚕豆，或一些战时认为有营养的食物:和一玉米粉一起煮熟的干栗子。 鲍思高神父亲自分配面汤。他一面分配面汤，一面说几句风趣轻松的话：“给厨师赏光吧!”“多吃一点，好能发育健全。”“我很想给你一块肉，可是现在我没有。要是有一天我能找到一头没有主人的母牛的话，我们就可以大打牙祭啦!” 水果往往只是一只苹果。不过，不是每人一只，而是一名幸运者的额外收获。鲍思高神父笑着把苹果投在空中；谁夺得，就归谁。 至于饮品，则有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清水，人人都可以自由享用，只要把水龙头一开，就有泪泪不停的清泉流出来。 饭后，妈妈丽达所饲养的几只老母鸡，便进来在桌子下面寻找一凿残余的饼屑。 至于面包，则由鲍思高神父在每天晚上，给每个孩子分发二十五个铜元，叫他们第二天自己去买。这是因为各人的胃口不同：煮的食量大，也不太讲究吃的东西，可以买比较便宜的粗饼；这样，就能剩下相当多的钱。有的却宁愿吃寻常的面包、干面或汤面。 午膳或晚膳后，备人洗涤自己用过的碗碟，而把羹匙收藏在自己的衣袋里。 食量大的孩子，午膳前，先到妈妈丽达的菜园里去摘取一些生菜，然后用自己省下来的钱所买的油和醋，拌成一碟可口的菜。 那是生活艰苦的时期。每一个孩子，都精打细算，以便节省一些钱。经济困难时，人人都会动脑筋，想办法。这样的事，时无古今，地无中外，时时处处，莫不皆然。有一个孩子居然想把自己的草褥也卖掉，以赚取四十个铜元；幸亏有鲍思高神父及时加以阻止。 为了节省理发的钱，妈妈丽达亲自替孩子们理发。有一个当时的寄宿生，后来成为一位医师的斐德理·齐雅，回忆其时的往事：“我抱怨说，用剪刀理发，把头发剪得一级一级的，很难看。那位圣善的妇人答道：‘这些梯级要使你登上天堂呢!’” 没有充足的粮食，使那些孩子们充饥果腹(纵然说了不少逗人的笑话)，总是一大憾事。不过，在那几个月里，对鲍思高神父来说，这还不是最大的麻烦 效忠教宗及其惨重后果 自从碧岳九世那次讲话之后，伯铎·施德拉推测当时的情形，这样写道：“在从事青年教育工作的司铎们之间，必然出现了严重的紧张状态：一方面有柯基和庞德两位神父，而另一方面，则有鲍思高神父。大家都深深地感到都灵的天主教会，正在渡过一个非常艰险的时期。那些爱国的司铎，觉得如要教会成功，就必须与‘民众’结合，与他们抱有同样的愿望。” 鲍思高神父却持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首先必须效忠教宗。当时的青少年们常高呼：“碧岳九世万岁!”鲍思高神父却要他们改呼：“教宗万岁!”他对自由主义者，日益表示怀疑。 时至今日，在经过了一百多年之后，他们读了历史，知道意大利的统一，是一大成功，只是实行的方式并不理想。复兴运动，是当时的中产阶级和社会上一些属于中等的人士所倡导的活动。只在某些城市里，有民众参加。一般的农民，并不参与其事，甚或表示反对；而农民却占意大利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七十。 鲍思高神父出身农家，本能地反对一切由那些狡猾的政客所推行的政治运动；因为在这样的运动里，民众只是被召到战场上去流血牺牲。在鲍思高神父的心目中，战争是天主的义怒在惩罚可怜的人类；除此以外，毫无别的意义。 当然，这样的观念，似乎稍嫌偏狭。不过，鲍思高神父显有远大的目光。尤其是在领导他初创的事业时，他选择了一条正确的路线(效忠教宗，与政党毫无联系)，使他那个小小的青年中心，竟能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修会。如果有人用假设来修史，那是很不可靠的。但是我们确实相信，假如鲍思高神父决定率同自己的青年中心的少年，挥舞着三色旗，参加了当时的示威游行，那么我们今天只能谈论鲍思高神父，为都灵郊区一个善良的副本堂神父而已。 由于鲍思高神父坚决地效忠教宗，所以当时给他带来了许多惨重的后果。有两位司铎，本来是在圣磊思青年中心里帮助工作的，虽经鲍思高神父严命禁止，仍然率领青少年们，拿着旗子，佩着胸章，参加政治性的游行，把在圣堂里的讲道，变为热烈的政治宣传。对这样的助手，鲍思高神父不得不表示强烈反对。 华道角青年中心的情形更坏。有一个助手，在整篇道理中，不时加入了“自由、解放、独立”等字句。 关于这件事，鲍思高神父亲自写道：“我在祭衣房里，焦急地想讲话，阻止那种乱事；可是，那个讲道者立刻离开了圣堂，刚给了祝福，就邀请司铎和青年们都跟随他。后来他拉直了嗓子，大声高唱国歌，直往加布遣会士山前行。在那里作了正式的声明，他们将不再到青年中心里来。除非邀请他，并以完全‘国家的’形式迎接他们。” 雷慕恩神父写道，其后好几个星期，华道角青年中心几乎空了：原来有五百多个青少年的，现在却只有一百来个人。 鲍思高神父，在《回亿录》里，记叙这件悲痛的往事道：“那些司铎没有一个试图回来的。青年们则请求宽恕，明认自己受人欺骗，并许下以后要服从和遵守纪律。 我现在只单独一人，青少年约有五百人。唯一能偶而来帮助我的，只有包莱神父。他虽然有许多繁重的工作，却还能支持下去。” 雷慕恩神父加了这个注脚：那些年龄最大的青年中心的少年，并没有回来。从那个时候起，青年中心的少年平均年龄，要比以前小得多。 悲痛的消息 一八四八年的下半年，悲痛的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那年的六月，炮火把布拉格和巴黎二地的暴动敉平了。 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奥军和比哀蒙军，在古思道礼的高地上，进行了四天的决战。嘉禄·阿培笃受到了这样的重创，以至溃不成军，无力保卫米兰。 七月二十九日，恶耗传至都灵，激起了严重的骚动。必须调动全国警队，以保卫城堡广场。 但是，距离市中心较远的地区，暴动仍在进行着。乱民尤其是以贵族的宅邸和司铎的寓所，为其攻击的对象。 在都灵，那些搞政治的人，群起抨击执政者的无能，和神职界的诡谋。他们坚决要求国会进行调查，严惩有责的罪人。比哀蒙的首都闹得满城风雨，鸡犬不宁。 方济。高雅索写道：“其时政府当局不得不采取严厉的手段：撤换政府要员，禁止公开发售报纸，不得张贴政治性的文告，或在公众场所，集会讨论政治问题。” 毕纳地小堂里突闻枪声 鲍思高神父，关于那几个月的情形，这样写道：“当时人们的头脑，被一种狂热所冲昏。他们在市内各地的道路和广场上集合，误以为侮辱神职，或批评宗教的言行都是对的。不止一次，我在自己家里，或在路上行走的时候，受到了攻击。 有一天，我在讲解要理时，一颗子弹从窗外打进来，把我胳膊和肋旁之间的长袍，打穿了一个洞，然后也把墙壁打坏了一大片。” 当时大家都在毕纳地小堂里。孩子们突闻枪声，都大惊失色。鲍思高神父虽然遭人暗算，大难不死，却依旧泰然自若，还说了一些有趣的话，来慰勉那些饱受虚惊的孩子们：“这个玩笑实在开得有些太过份了。可惜的是我的这件长袍。我只有这一件。不过，圣母玛利亚对待我们真是仁慈无比。” 有一个孩子，把那颗嵌在墙上的枪弹取下来：那是一颗粗制的铁弹。 鲍思高神父，在他的《回忆录》里，继续写道：“还有一次，一个很熟的人，当我正在一群儿童中间的时候，竟在白昼，手中拿着一把长长的刀子，向我袭击。我就急急避往我的房间里，才奇迹地幸免于难。 神学博士鲍莱，也曾被人用手枪开了一枪。又用刀子攻击，而他也．能神奇地逃过了浩劫。 有许多报纸煽动民众，怂恿他们仇视司铎。报纸上也登载了攻击鲍思高神父的大标题：“在华道角发现革命暴行”“华道角的司铎和祖国的敌人。” 培植与前不同的司锋 这种反神职的狂怒，不仅是使鲍思高神父万分痛心，也迫使他深思远虑。他这样写道：“当时掀起了一种颠倒是非，淆惑视听的思潮，反对各种新旧修会，也一般地反对教会的神长和圣职人员。这种诬蔑宗教的狂呼所造成的后果，引诱青年背弃伦理和虔敬，因而远离神职的圣召。” 鲍思高神父所发现的最严重的危机，正是司铎圣召的缺乏。但他并不徒然叹息，抱怨时势的恶劣，却能正视这个重大的课题，并尽力设法予以解决：“怎样才能增加司铎圣召呢?” 他觉得，民众之所以反对司铎，并不是因为司铎不赞成独立战争，而是因为大部分司铎，“不是平民出身”。当时的铎职圣召，几乎全部来自贵族，或富有人家。但是，新时代的主角(远超越复兴祖国的范围)，却是劳动工人。 既然这是基本的原因，那么解决问题的办法，当然与参战绝不相同(当时柯基神父却试图参加诺瓦拉的战争)。 鲍思高神父，在《回忆录》里，这样继续写道：“那时天主明显地提示一种为祂所愿意的新型兵种。不是在那些中上阶级的家庭里，去寻找圣召，却应该在那些手持锄头或铁锤的人中间去选拔；他们应该蒙选，而在那些有志修道者之间，占有光荣的一席。” 鲍思高神父所拟培植的，是一个来自劳动阶级的神职界。于是他就利用自己所有的简陋设备，立即努力工作，以实行他所拟的计划。 在数百名前来青年中心的孩子们中间，他选拔了十三名，使他们做几天退省神工。他们整天都留在鲍思高神父那里，到了晚上，“由于缺乏床位，有一部分孩子，必须回家休息。” 在那几天里，鲍思高神父尽量设法“观察、认识和甄选几个”有圣召希望的青少年。 雷慕恩神父评论说：“那几天，青年中心里宁静的生活，与都灵市内极度骚动的市容，成为一个强烈的对照。” 在那十三名青少年之中，到了第二年，鲍思高神父只选取了四名最优秀的孩子，继续培植他们。 后来他又这样写道：“我们这个卑微的青年中心，就这样日益巩固。其时正发生着重大事件，将改变意大利的政治面貌。甚至于连全世界的政治，或许也要改观。” 从罗马传来悲惨消息 八月十八日，第一批战败的军队回到了都灵。市内当然没有丝毫喜庆的景象。不过，市民们对那些疲惫不堪的士兵们，都投以同情的目光。 九月十五日，国王回驾都灵。民众反应凄清而冷淡。市内谣言纷起，说法国军队快将开到，必须重整旗鼓，出师反攻，又说国王快要逊位，革命行将爆发。 十月十一日，喜禄·阿培笃，任命那个曾于一八二一年被判绞刑的贝劳乃将军为首相。另一个在一八三四年被判死刑的若瑟里巴地，在大湖地区，向奥军进行游击战。在国会里，左翼的议员们，主张继续战争；而在都灵市内，仍不断发生暴动。 高雅索写道：“萨伏亚军队中的热那亚人，晚上擅自离开部队，前往城堡广场，进行示威，高呼日号：“国王万岁!共和万岁!和平万岁!战争万岁!我们住不好!我们吃不好!” 十一月中旬，从罗马传来悲惨的消息说，碧岳九世的首相，主张温和主义的贝雷格里诺，罗西，被群众所杀害。民众强迫教宗开立宪会议，参加抗奥战争。 有一群狂妄的暴徒，在都灵的大街上高声大叫：“打倒碧岳九世!打倒落伍的部长，杀死罗西的凶手万岁!战争!战争!” 恐怖的阴影开始笼罩各地。大家都开始害怕会爆发一次革命，一次像法国那样恐怖的革命。 十一月快要结束时，消息又从罗马传来说，碧岳九世逃亡了。他先向民众佯示让步，后来却化装为一个寻常的司铎，避往属于那玻里王国的伽埃大。 嘉禄．阿培笃受了民主派人的催促，和示威民众的强迫，接受贝劳乃的辞呈，而任命乔培地为首相。十二月三十日，国王解散国会，下令举行选举，以选出各位新议员。 一八四八年，意大利以充满希望的热情开始，却在榜徨无主的阴霾中结束。在其它的国家里，一八四八那一年，也是在铁与火的镇压来收场的。维也纳继巴黎和布拉格之后，也被炮火所攻破。至于德国的议会，也在那年的十二月中解散了。 华道角两个希望的征象 华道角地势低下，且近河流，每到冬季，浓雾密布，又冷又湿。鲍思高神父就在这里谦逊地从事他教育贫苦儿童的工作，却能承蒙上主垂青，居然得到了两个希望的征象。 第一个就是首次有一个青年中心的少年穿了修衣。他名叫阿思卡尼奥．沙维豪，是鲍思高神父的同乡。当青年中心还在济良所里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参加。不过，当时都灵的教区修院已经关闭，基爱理的也快要停办。总主教公署准许他在高道伦可那里行穿衣礼，然后寄居在鲍思高神父的青年中心里，帮助工作。 他并非永远居留在青年中心里。过了四年之后，他将进入教区修院，成为一位属于教区的司铎。但他常对人说：“我爱鲍思高神父，真如同我自己的父亲。” 鲍思高神父关于他，这样写道：“我立即托给他负责看管青年中心的少年，给他们讲解要理，以及管理各种其他的事。这样，我可以稍为减轻一些工作。” 这是第一头变成牧人的小羊。 第二个希望的征象，与第一个的性质完全不同。 一天，青年中心里庆祝一个大节日。有好几百名青年中心的少年预备领圣体。鲍思高神父奉献弥撒圣祭时，以为圣体柜里的那只圣体爵，满盛着已经祝圣的圣体。其实那只圣体爵却差不多是空的。 负责管理祭衣房的若瑟，蒲切底(青年中心里还有什么事不是他负责管理的呢?)忘记了另外预备一只圣体爵，到了成圣体礼过后才想起来；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鲍思高神父见有许多的孩子，开始群集在祭台前，准备领圣体；打开圣体柜，才发现差不多已空的圣体爵。他想到必须叫孩子们没有领圣体，而回到自己的原位去，心里很难受。于是他将圣体爵里仅余的几个圣体，开始分送给孩子们。 这时他和在旁手持圣体盆的蒲切底，都开始大感惊奇：那几个圣体不但没有减少，而且还不停地增多，足够供众人领取。 事后，原来万分抱歉的蒲切底，已变得万分诧异，把在弥撒中自己亲眼看见的奇迹，告诉自己的同学们。 后来到了一八六四年，蒲切底还把这件事讲给最初的慈幼会士们听。当时鲍思高神父也在场，他带着严肃的面容，证实其事道：“是的。当时在圣体爵里，只有很少几个圣体；可是，那些来领圣体的虽有不少人，都能领到圣体。那时我虽感动，却仍镇定。我心里想：“成圣体的奇迹，比增多圣体的更大。一切都为光荣天主。” 正当意大利被那些骚动的事件所震撼时，在都灵市郊一个偏僻的地区，上主却静静地在一个贫穷谦逊的司铎所教育的数百名苦孩子中间，完成了这个重大的奇迹。这是一个神秘而非常光明的希望征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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