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大父的政治观

  鲍思高神父于一八四八年，首次与政治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因而采取了一条明确的路线，足为初期的慈幼会士视作师传衣钵。许多年后，鲍思高神父与克雷莫那市的卜诺美理主教谈话时，亲口综述了自己的政治观：“我已发觉，如果我想做一些善事，就应该放弃一切的政治活动。我常谨慎提防，不理一切政治，才能做一些事，没有受到阻挠；而且连那些原来没有想到的方面，我也从那里得到了帮助。”

 经过长期的研究，观察鲍思高神父对政治所持的态度，不仅是在一八四八那一年里，而且也在许多其他政治非常动荡的时期，可以这样概述他的政治观。

 第一、鲍思高神父深信，政党和派系所实行的政治，都是“相对的”。他认为这种政治，是人生中最变化无常的一部分(国王阿培笃本来要把贝劳乃处死的，却任命他为首相。对嘉禄·阿培笃极其忠贞的拉都尔，却被国王视为一个不足信任的人而撤职了……)。为此，鲍思高神父坚决地肯定说：“我什么政党也不参加。”由此可知，他所依据的基本要点，比左翼或右翼各派所依据的，要稳固得多。他所一意追求的，就是应该拯救的人灵，应该教养的穷苦儿童。这就是他所称谓的“在天大父的政治观。”

  第二、有些学者说，鲍思高神父虽然声言自己置身于政治圈子之外，可是事实上他却搞了不少的政治活动，而且他常站在保守派和亲奥派那一边。

  我们认为，如果“亲奥”这个名词，没有不良的涵义，而只是说．鲍思高神父很多次对奥国表示好感，那么上述学者的看法大部分都是对的。的确，鲍思高神父在教区修院里所受的教育(如同本书在前面所已经讲过的)，是主张保守的。而且视奥国为一个护卫教宗的国家。这种思想，并非得自讨论政治的书籍，却直接来自教宗的通谕和训词。

  所以，鲍思高神父自然持有这种态度。很可能他并没有以为这是表示个人的政治立场，而是一个有关信仰的问题，或者至少与效忠教宗有关。正如第二世界大战之后，在一九四八年那个时期，有许多天主教徒，都对美国表示好感；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同意美国人的政治观，或是赞成美国人反黑人的种族隔离观，而是因为他们认为，美国是能容许天主教的信仰存在，并可以维护“基督文化”的国家。

  此外，鲍思高神父实际上也认识许多都灵城内主张自由和民主的人士，不是如同史书那样把他们神格化，而是完全如同他们每天所表现的实在情况：狡猾多诈、惹是生非、阴险恶毒(只要回想一下，像布劳菲理奥那样的人)。

  第三、有时一个像鲍思高神父那样的人，虽然立志保持“在天大父的政治观”，不免也要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态度。在这样的情况下，鲍思高神父就站在教宗那一边；也就是说，支持教宗的主张。

  在包乃底神父所写的“日记”(一八六二年七月七日)里，可以读到以下这段文字：“今天，我去访问一个家庭，在那里，我被一群主张民主的人士所包围。在谈论其他各种问题之后，话题转到了当时的政治上。那些极端自由派的人很想知道，鲍思高神父对于比哀蒙军开往罗马，有什么看法(当时距离虔敬门Por—ta Pia事件有八年)。我直截地答道：我站在教宗那一边，我是一个天主教徒，所以我闭着眼睛服从教宗。如果教宗对比哀蒙军说：‘你们到罗马来吧!’那么我也说：‘你们去吧!’如果教宗说，比哀蒙军前往罗马，是一个强盗抢劫的行动，那么我也说同样的话……如果我们想做天主教徒，就应该如同教宗那样思想和相信。”

  鲍思高神父在研究这个问题，表示自己的观念之前，早就已经站在教宗那一边了。一八四七年和一八四八年间，曾有一个时期，鲍思高神父对于新教皇党表示好感；这并不是因为他以为这个政党比其他的好，而是因为他认为，这是教宗的看法。可是，自从教宗在一八四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发表了那篇声明之后，鲍思高神父又回复了以前的保守的主张；这也并不是他的观念，而是因为这是教宗的想法。如果教宗改变政治主张，那么鲍思高神父也跟着改变，连多考虑一下也不考虑的。“如果教宗对比哀蒙军说：‘你们到罗马来吧!’那么我也说：‘你们去吧!”’   

 鲍思高神父与社会问题

 鲍思高神父对于“社会问题”，持有什么态度呢?伯铎·施德拉写道：“他似乎没有想到在演变中的阶级问题……他也似乎没有注意到贫穷对社会改革所能产生的重大影响。”

 如果这些话的意思是说，鲍思高神父，对于社会经济的情势，没有一个“科学的”观念，也没有使用科学的“术语”(资本、劳动力等)，把它说明出来，我们就同意。可是，如果这些话是说，鲍思高神父是一个不了解自己的当前时代的人，一味随从“爱心”的指引，那么我们就不能同意。

 雷慕恩神父曾与他有很多年的亲近来往的关系，这样写道：“他是一个从起初就已经明嘹时局的人，并且曾经很多次说过，革命运动并不是一个过度的骚乱，因为它向人民所作的承诺，并非完全都是不道德的，却有许多符合无产阶级一般的热切意愿。他们希望得到与众人平等的待遇，没有阶级的区别，能更讲公道正义，改善他们自己的生活环境。在另一方面，他也看到，财富开始为残忍的资本家所独占；雇主给那些孤独无助的工人，强加一些无理的条件；无论是关于工资，或是关于工作时间，那些条件都是不公道的。”

 鲍思高神父是在两个时代的社会，也是两个时代的教会的分水线上。

 在工业革命之前，手工艺者结为各种“帮会”：这些都是中世纪式的严格组织，对劳工能起某种保护作用。当时也有很多穷人；可是，从来不像工业革命后第一百年中，由各工厂所造成的大伙成群，数以万计，贫穷不堪，无依无靠的无产阶级那样多。在那个时期，教会为了救助那些穷人，采取圣文生.德保的 “慈善救济组织”的模式。

  到了工业革命那个新时代，以前的那些“帮会”组织，都跟着旧式的生产工具之被淘汰，而自行解散了(也因为自由主义占尽了优势)。于是无产阶级的无数劳工，只好听由那些势力极其强大的雇主压榨。自由主义很小心地防止形成新的团体组织，像以前那样的帮会，来保护劳工的权利。

 由于没有现成的行动方案，如同本书在前面所已经讲过的，也因为新的历史阶段刚开始，大家都迟疑不定，犹豫莫决，所以教会里有许多人，尽其所能，竭力做一些善事，去救助那些可怜的穷人，重新采用圣文生那样的救济模式(在巴黎有奥扎南Ozanam所创立的“善会”，就取名为“文生会”以援助无产阶级)。

 不过，很快就可以看到，只是慈善救济是不够的。即使开办工艺学校，职业训练工场等，采用最进步的社会新方式，也都无济于事。必须为社会的正义而奋斗，要求修订法律和规则，才能保证工人的权利。这是一条条漫长的路，一方面由于圣统神职不了解，另一方面也由于那些主张自由主义的国家表示强烈的反对。

  鲍思高神父面对新的社会情形(当时意大利工业革命开始了不过数年)，发现了穷苦儿童的需要，便立即从事教育这些无家可归、为人遗弃的青少年的工作。为此，他和初期慈幼会士的工作计划，就有这种特征：立刻设法救济；因为，让我们再说一次，穷人无法等待，他们急需救助。所以，先拟定各种改善穷人生活的方案，然后逐步予以实行，这样的办法，对急需及早予以救济的穷人，是行不通的。

 为此，鲍思高神父及其亲手培植的早期慈幼会士们，对那些无产阶级的青少年们所紧急地完成的工作，就是向他们讲解教理，给他们衣服食物，教他们一门手艺，使他们能找到一份工作，与雇主能签订一个合理的合约，这便是鲍思高神父和初期慈幼会士所采用的“紧急工作计划”。

 不过，鲍思高神父作了这样的决定，并非盲目地随从本能的指示。岁月不居，时间在一天天过去，局势也一天天更明显；鲍思高神父就能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所处的时代，以及自己所负的使命，同时他也更明白这个使命的幅度及其所有的限制。

一个简单的初步计划   

  鲍思高神父采用一个简单的初步计划，向那些富有者说明种种理由，使他们明白理应帮前他：“因为贫困是无法忍受的。这样的情形，绝对不是一个信基督的民族所应该有的。富有者应该把自己的财物，用来供应穷人的需要。如果他们不是这样做的话，他们便不是基督信徒。穷人迫于贫困，要求分有财富，‘把刀子刺在富有者的喉头，。就是说，这一切将由冷酷的富有者所引发，因为他们不愿意帮助那些在贫困中的穷人。”

  鲍思高神父好比福音所讲的那个比喻里的“善心的撒玛黎雅人。”他在路上遇见了那个被匪徒打伤的人，应该把伤者从路旁的沟中救起，送他到了医院里，代他付清一切的医药费。不会设法去拟定一个立法的草案，以便遏制不法的匪徒横行，因而维护旅客的安全。

  他也明白，将来这种“立刻”急救的办法是不够的，慈善救济的效用，当然也有一定的限度。不过，他也知道，在教会里，不是仅仅只有他一个人。他曾屡次对自己的慈幼会士们说过：“当然，在这个世界上,也必须有那些注意政治的人，为提供他们的政见，指出可能的危机,或做其他的工作；可是，这并不是我们卑微的慈幼者会士所能胜任的事。”(实录，卷十六，291)

他又说：“在教会里，并非缺少那些很会处理艰难和危险问题的人：在一个军队里，有专门作战的，也有负责运输或其他任务的。他们大家对于作战胜利，都同样重要。”(实录，卷三，487)。

从事紧急的救助工作，不理社会问题的辩论，以便得到各方面的帮助，这种作法固然也值得讨论；可是，它的绩效和成果，决不容人置疑：这的确是对穷苦的青少年，一个善行的奇迹，就是连那些持有不同想法，以及那些(从他的“慈善救济性的”学校里出来的)对于穷人采用不同方法的人，也都不能不承认。

  现在只让我们举两个实例来说。商得禄．白第尼是瓦辣在慈幼会学校的旧同学，后来做了意大利共和国的总统。他写信给自己的老师鲍雷拉神父说：“今天我明了，现在我对那些被压迫的贫苦者，怀有这种无限的爱心，是我生活在你身旁时，已经开始生长的。你们的会祖圣人的奇妙行传，点起了我这爱火。”

历史学家雅格.马提那声明说，当慈幼会士起初来到那些赤色的反神职的罗马省各城时，看来似乎必然要失败的。可是，他们开设青年中心，成立音乐队；不久，他们竞能成为当地一总居民的朋友。他们说：“这些神父与众不同。”)

 假如他作了不同的抉择

有一件事，大概可以说得是一定的，那就是如果鲍思高神父决意参加社会问题的争论，那么他只能开办很少的学校和工房。也许今天，人们要更怀疑他的行动，议论他作的抉择。

 一八八三年六月二十四日，他自己也曾这样说过：“参加政治活动，能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就是用尽我们的能力，能够做到些什么呢?我们除了无法继续我们的工作之外，什么也不能做。”

 如果把当时的情形，作一最概要的分析，我们可以这样说，当时摆在鲍思高神父面前，“理论上”有这样的一个抉择：

 或者努力反对“社会上相反正义的行为所造成的恶果”。(救助穷苦的青少年，向任何人求救，并接受其帮助，以开办学校和工房。)

 或者努力反对“社会上不公道行为的原因”。(发动公开的控诉，组织青年工人的团体；凡是与那剥削的政治经济制度有关连的人，不与他们合作，拒绝他们的捐助。)显然可以预料的后果，必然是救济的捐款来源将会枯涸；穷苦的青少年们，必须听让他们自生自灭。

  如果作出第一种抉择，那么可以救济许多的青少年，免得他们立即陷在危机里；可是，在另一芳面，可能被当时的社会制度所利用；就是说，这样培植出来的青少年们，都是服从的顺民，都是一些不会干扰有势力权位者的劳工。

  如果作出第二种抉择，那么可以强使社会制度改变；可是，也许不能直接解决穷人们当前的问题，供应他们所急需的物资。这第二种抉择(不仅是为鲍思高神父，而且也是为当时教会里许多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不管你站在哪一边，也都不能做一切应做的工作。

  鲍思高神父受了当时急需的催促，就作了第一种抉择。到他发现自己的工作效能有限制时，他也觉得有整个教会的行动，可以保证，补其不足之处。为此，他满怀着信心说：“我们应该让其他比我们具有更坚强完善设备的修会，去进行控诉和其他的政治活动。我们则应该直接前往穷人那里。”

  我们认为可以作这样的结论说，在教会里，既有许多赐给个人的神恩，是为大众福利的，而鲍思高神父所领受的，就是那个紧急救护贫苦青少年的神恩。至于德国的盖德勒主教，以及意大利的陶尼奥洛和司徒卓等所领受的，是比较属于社会性的神恩，与鲍思高神父所领受的固然不同，可是并不相反。为此，这位来自比哀蒙省的乡下神父，很可以与他们互相伯仲，并不逊色。这些都是在教会内，天主所赐的神恩，而都表现于正大光明的生活上，四种不同性质的神恩，正因此故，它们都能给天主的子民，产生了丰硕的佳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