庇护十一世似乎曾一度考虑重启因 1870 年暴力事件而中断的梵蒂冈大公会议；但可以肯定的是，根据多梅尼科-塔尔迪尼枢机的证词，庇护十二世曾考虑过重启旧的大公会议或召开新的大公会议，这两者的适宜性，为此目的他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审查了相关的事宜。该委员会否决了这二种方案。也许是认为《人类通谕》的教义本身就足以纠正教会中出现的任何错误。也许是认为不应损害教宗的权威，因为大公会议的权威可能会削弱或似乎会削弱教宗的权威。也许是感觉到大公会议会弥漫着与天主教原则不相容的民主精神。也许教宗习惯性地认为，他的全部责任意味着他应该拥有不可分割的全部权力；因此，在他去世时，教廷的许多重要职位都空缺着。
当时，人们并不重视世界主教们相互了解和交谈的所谓益处。这种想法背叛了民主倾向，当时人们不相信，仅仅把人们聚集在一起就意味着他们真的相互了解，或者他们理解了他们正在考虑的问题。召开大公会议的提议被搁置了。从伯多禄宗座的角度来看，召开大公会议的想法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怀疑：特伦特大公会议的历史学家帕拉维西诺枢机找到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表达这种怀疑： "在教会神秘的天空中，人们无法想象有比大公会议更难安排或更充满危险影响的会议1。
召开大公会议的消息出乎意料地传到了全世界，正如若望二十三世自己所说的，这是由于一个突然的灵感。关于梵蒂冈第一次大公会议，早在1864年就在枢机中进行了调查，大多数枢机赞成召开大公会议。少数枢机表示反对，原因是为了避免公开和加剧分歧，或因为相关的错误已经受到谴责，或因为没有国家的支持，教会的状况无法改变2。
就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而言，事先并没有就大公会议是否有必要召开或是否适时召开而进行磋商；这一决定是若望二十三世行使其普通教宗权作出的，或许是受到其特权的影响3。1959 年 7 月 15 日，教宗成立了中央筹备委员会，其中包括大多数枢机和一些宗主教、大主教和主教，他们是根据一个不确定的标准选出来的。这个中央委员会向全世界的主教们发出了一份关于应处理事项的调查问卷；它收集了他们的意见并进行了分类，自己设立了较小的委员会，并起草了将提交给大公会议的方案。
枢机主教们的回复从一开始就暴露出了大公会议上的一些倾向，而且由于他们偏离到无关紧要或无用的问题上，常常表现出无法抓住重点。在梵蒂冈第一届会议上，也有一些牵强附会的建议。有人建议支持罗斯米尼或圣托马斯；这些议题当然是重要的议题，但其他一些提议却涉及天主教仆人在非天主教家庭中的问题、墓地的祝福和其他一些琐碎的纪律问题，这与大公会议的范畴很不相称。
总之，梵二会议的筹备工作有一种统一的灵感，这种灵感似乎表达了教宗的意愿4。在筹备期间，反对派在内部的活动少于在外部的活动，将其全面活动一直推迟到大公会议的全体会议期间。
译注:
1. 《曼西》，第 49 卷，第 28 页。
2. 《曼西》，第 49 卷，第 34 页。枢机罗贝蒂的观点。
3. 教宗本人曾说过，召开大公会议的想法是天主的启示，若望保禄二世在 1981 年 11 月 26 日纪念隆卡利诞辰一百周年的讲话中也说过同样的话。
4. 教宗在 1962 年 9 月 11 日向全世界信众发表的广播讲话中，对筹备工作给予了极高的赞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