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这种超越大公会议的呼吁，有时是通过轻率地超越其法令的文字来实现的，有时则是通过扩大或歪曲其教义来实现的。

　　坦率地说，每当大公会议后的思想将大公会议文本既不支持也不提及的观点当作大公会议的观点时，这些观点就会被超越4。同样，作为任何人类态度的道德和宗教价值标准的 "真实性" 思想也没有出现在任何会议文件中；如果说 "真实性"（authenticus）这个词确实出现过八次，那么它也总是应用在语言学和教规的意义上，指的是真正的《圣经》、真正的训诲或真正的传统，而绝不是指那种心理上的直接感，如今，这种心理上的直接感被赞誉为真正宗教的可靠标志。最后，在大公会议的文本中找不到 "民主"（democracy）一词及其派生词，尽管它确实出现在一些大公会议文件附录版本的索引中。尽管如此，大公会议后教会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民主化的过程。

　　每当大公会议的文献被忽视，改革朝着与大公会议的实际法令背道而驰的方向发展时，大公会议的规定就会被轻率地抛弃。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是，拉丁礼仪中普遍取消拉丁语，尽管根据《礼仪宪法》第 36 条，罗马礼仪中应继续使用拉丁语；事实上，拉丁语已被有效禁止，弥撒的讲道和祭献部分已经到处使用当地的语言进行。

然而，更普遍的做法并不是这样轻率地放弃大公会议，而是呼吁大公会议的精神，并为此利用大公会议文件本身的不精确性，引入旨在暗示特定思想的新词。

在这方面非常重要的是，尽管大公会议按照惯例留下了一个对其法令进行权威解释的委员会，但该委员会从未发布过任何解释，也从未被任何人提及。

因此，大公会议之后的时期致力于对大公会议的诠释，而不是其实施。由于缺乏真正的诠释，大公会议思想中那些似乎不确定和有待商榷的观点在神学家中引起争议，从而严重破坏了教会的合一，保禄六世在 1968 年 12 月 7 日的讲话中对此深表遗憾7。

因此，大公会文本的模棱两可性质既为新颖的解释，也为传统的解释提供了支持，并产生了一项如此重要的解释学事业，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在此简要提及8。

译者注:

4 参见所引用的梵蒂冈第二会议关于这些词语的协约。

5 见第 277-83 段。

6 一位重要的证人，大公会议时任秘书长佩里克-费利奇枢机承认了这一不精确之处，他说："《圣训与教义》这部宪章本可以在某些方面做得更好。O.R.，1975 年 7 月 23 日。《圣训》部分内容最初是用法文起草的。

7 见第 7 段。

8 即使是那些最忠实于罗马教廷的神学家也承认大公会议缺乏精确性，他们试图在这件事上为大公会议开脱罪责。但很明显，为大公会议的明确含义辩护的必要性本身就表明了其模棱两可的性质。例如，请参阅菲利普.德尔哈耶《精神与生活》1980, 513页及后面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