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位主教们的文件的结论非常明确，但其前提却是错误的。无论是作为一种思想体系，还是这种思想的实践，正如其理论家所承认的和所有教宗的判断所表明的那样，共产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制度，主教们可以欢迎它，将其作为多种可能的政治组织形式之一；共产主义是一种完整的价值体系，在本质上与天主教体系格格不入。将现代共产主义等同于巴拉圭著名的耶稣会“裁减”运动中盛行的那种社会制度，确实会使共产主义受到刺痛，但这只是因为歪曲了共产主义的本质。

　　从马克思主义选择到解放神学的转变之所以成为可能，只是因为这十七位主教既不了解共产主义的本质，又不了解基督教本身的本质。从表面上看，他们对阶级斗争的赞扬与教会教职的谴责相矛盾，也让人对等级制度的一致性产生怀疑；从内部看，这份文件至少在两点上背离了天主教思想。由于对天主与世界的关系的理解有缺陷，该文件对基督教的末世论性质只字未提，而在末世论中，人间（地球）是为天堂而造的，只有超越时间的束缚（短暂的生命结束之后），才能完全把握人类的命运。

　　然而，同样由于其错误的历史观，该文件没有说明基督教将社会不公正的根源追溯到道德混乱，因此，不公正遍布整个社会，而不能完全只归咎于那些物质富裕的人。总之，这份文件缺乏冷静的判断，因为主教们只站在一方的立场上，完全忽视了被富人排斥的天主教工人运动；它还缺乏来自宗教精神的那种更崇高的冷静，这种冷静能够在审视历史时，发现超越历史的目标。这份文件不是真正的历史理论，而是一种内在主义哲学，它只关心从世俗的不幸中解脱出来，并只指望于人类的自我提升来实现这一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