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保禄六世身上看到教会里担任最高的牧职与其行使最高的权柄之间的脱节，在庇护九世的教宗 (1846-1878，保禄六世之前七任的教宗) 生涯中也有先例。这并不是因为庇护九世拒绝去谴责，从而限制了他的属天权柄，而是因为他拒绝去行使某些权力，而限制了他的世俗权力。安东尼奥-罗斯米尼（Antonio Rosmini）在 1848 年 5 月写给枢机主教卡斯特拉卡内（Castracane）的信50 中，对庇护九世政治政策的批评也适用于对保禄六世的宗教政策。“一个既不阻止无政府状态，也不做任何努力防止无政府状态的教宗，一个允许人们做任何他宣称不希望人们做的事情的教宗，一个间接支持人们做违背他明确意愿的事情的教宗，如此的教宗似乎没有履行与他的牧首身份有关的职责”。

罗斯米尼想到的是庇护九世的外交政策，也就是他因为高度尊重自已做为普世元首的崇高职位，而拒绝结成军事联盟。罗斯米尼认为这是他作为意大利统治者的职责所在。

两位教宗的心理状况可以类比。一个例子说明了精神领袖与世俗统治者的结合给世俗统治者造成的困难。另一种情况则表明，拥有精神领袖及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拒绝使用其固有的权柄是不相容的。如果在庇护九世看来，天主教神职的特性与他行使世俗统治者的所有职能不相容，那么他唯一的办法就是完全放弃这些世俗的职能，或者克服他不愿行使这些职能的想法。同样，由于保禄六世认为行使权力与牧职不相容，他别无选择，只能放弃最高牧首（有迹象表明他可能会这样做）51，或者彻底恢复行使权力的方式。

这二位教宗的不同之处在于，庇护九世所要放弃的是外在的属世权柄，曾经对属神的权柄有用，但可以将其搁置而不会对属神权柄造成任何损害；而在保禄六世那里，要放弃的是属神教会内在的东西，放弃它就会破坏教会的内部运作，而教会的内部运作是建立在服从而非独立的思想之上的。

虽然庇护九世没有使用全部的政治力量，但他仍然冒着在政治事务中不当使用其属神权柄的风险；他确实拒绝发动战争，还将参战者逐出教会。在保禄六世的情况中，世俗权力已经完全丧失或几乎完全丧失，他当然相信自己的属神权柄，但恐怕错将自己的属神权柄用在不是属灵的方面，于是他的属神权柄就减少了一半；对他来说，通过命令和惩罚来处理错误是一种滥用权柄，与教会的真正本质相抵触，适合于处理世俗事务而非属神事务52。

50.  这可以在他的《书信全集》中读到，Casale 1892 年，第 X 卷、第 312-9 页。1848 年 5 月 23 日，当罗斯米尼把这封信给他看时，曼佐尼对这封信所做的评论非常重要。见 Epistolario, cit. 第二卷，第 447 页。

51.  教宗可能退位的明确迹象是，1975 年颁布的、梵二后的教宗会议规则允许退位。教宗的职位可能因教宗辞职而空缺，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见《意大利体育报》 1977 年 7 月 2 日和 9 日。

52.  有一些将权柄降格为仅仅具有说教功能的不可思议的例子。蒂宾根神学家赫伯特-哈格（Herbert Haag）在《与魔鬼再见》（Abschied vom Teufel）一书中否认了天主教关于魔鬼的教义，罗马开始对他提起诉讼，但很快就撤销了，对他的否认做出的唯一回应就是信理部的一份重申传统教义的文件。1981 年圣母无原罪节，哈格在卢塞恩主教堂布道，明确否认两个非常重要的教义：圣母无染原罪和原罪。请参阅哈格本人发表在《卢塞恩新报》1982 年第 43 期上的布道文本。看来，主教权柄认为，不用检查一个到处散布错误的人，就能自动消除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