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教彼此之间的分裂和他们与教宗之间的分裂可以看出，教会的分裂已是外在的事实。产生这一现象的内部事实是教宗对自己权柄的放弃，即教宗的权柄无法发挥作用，而放弃所有其他的权柄皆源于此。

　　无论在何种社会环境中行使权力，权柄在社会中都具有必要的、甚至可以说是构成性的功能，因为社会始终是需要统一的自由意志的集合体。权柄的作用就在于实现这种统一，这种统一并不是将所有意志统一起来，而是以一种统一的意图协调人们的自由。它必须通过规定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即秩序，将人们的自由引向一个社会目标。因此，权柄具有双重职能：它仅仅是理性的，因为它发现并颁布了社会运行的秩序；但它又是实践的，因为它按照这种秩序安排社会组织的各个部分。权柄的第二种行为就是治理社会组织的各个部分。

　　现在，保禄六世教宗职位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倾向于将教宗的职责从治理变为训诫，或者，限制强加义务的感受性法律的领域，而扩大指示性法律的领域，后者制定规则，但不强加任何遵守规则的义务。因此，教会的治理因此失去了一半的范围，或者用《圣经》中的话来说，主的手臂被缩短了40。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多种：对要处理的弊端理解不透彻，缺乏道德力量，或者甚至是出于谨慎的考虑，认为着手纠正已承认的弊端不仅不能治愈它们，反而会使它们变得更糟。

从保禄六世教宗的私人日记中可以看出他性格中倾向于保留自己权柄的一面，他在 1972 年 6 月 22 日的当选九周年纪念演讲中向圣学院承认：“也许上主召我担任这一职务，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特殊的才能，也不是为了让我治理教会，拯救教会目前的困境，而是为了让我为教会承受一些苦难，让人们清楚地认识到，是上主而不是其他人在引导和拯救教会”41。

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神学角度来看，伯多禄在引导教会之船方面的落后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期（“引导”一词实际上源自航海术语“领航”），这教会之船是基督赐给伯多禄的，并以渴望为教会受苦为避难所。

　　教宗的职责包括工作和治理。然而，教庭的运作与保禄六世的性格和他担任的教宗牧职格格不入：保禄六世无法在他的内心找到将他的灵魂和他的环境结合在一起的方法：因上主兴起……神妙的工作……奇异的事业42。此外，教宗让自己的个人喜好优先于他的教宗牧职要求，这似乎意味着，在受苦中比努力履行他的职责中更谦卑。我不确定这个想法是否合理：设定自己为教会受苦的目标，就一定比承认自己必须为教会工作更谦卑吗?

　　教宗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发出指示，而不是规定性的命令，这使他认为，发出这种指示就是教宗牧职的全部性质，这在写给勒菲弗尔大主教的信中说得非常清楚43。教宗认识到教会正处于非常严重的状况，受到信仰崩溃、教义偏差和拒绝服从等级权柄的困扰，他还认识到“识别和纠正”这些偏差是他的首要任务，并继续宣称他从未停止大声疾呼，驳斥狂妄或过分的制度，无论是理论上的还是实践上的。最后，他抗议道：事实上，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忘记在教会中保持对传统的忠诚44。

现在，教庭的行为一直被视为与教会的最高牧职有关，即具有命令和约束权力的行为，没有这种权力，即使是信仰真理的传授也只是理论和学术上的事情。

维护真理需要做两件事。

第一：将错误从教义领域中剔除，具体做法是驳斥错误的论点，证明它们没有说服力。

第二：罢免犯错的人，也就是罢免他的职务，这是通过教会的权柄行动来实现的。如果宗座不予以执行，那么说已用尽一切手段来维护教会的教义似乎是不合理的：说我们“主的手臂缩短了”45。

因此，狭隘的权柄和服从的观念在教廷外传播开来，没有遇到任何有效的抵抗，而自由和公开辩论的观念则相应地扩大了。

　　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开幕词很清楚地表明了这 “主的手臂缩短了”的起源，开幕词宣布结束对错误的谴责，而保禄六世在其整个教宗任期内一直坚持这一政策。作为一名神学导师，他坚持表达正统信仰的传统模式，但作为一名牧者，他并不阻止非正统思想的自由传播，因为他认为这些思想本身最终会采取正统的形式，并与真理相一致。他指出了错误，重申了天主教的信仰，但并没有谴责某些人的错误教义，教会中的分裂状况也被掩盖和容忍46。

　　正是若望-保禄二世开始恢复教宗牧职的全部权力，无论是通过单独谴责和清除一些错误的神学导师，还是通过在罗马举行的荷兰主教特别会议，在荷兰教会中重建天主教原则。

　　保禄六世更倾向于发表演讲和警告，却在不谴责人们的情况下提醒他们履行职责，在不要求他们承担义务的情况下让他们意识到某些事情，在不坚持原则的情况下发出指示。1974 年 12 月 8 日，保禄六世教宗向整个天主教世界发表了庄严的宗座劝谕《Paterna》，谴责了那些“企图从内部摧毁教会”的人（同时委婉地安慰自己，这样的人相对较少）；他详细阐述了被指责为“维护教会权力制度和机构”的拒绝服从权柄的问题；

他痛惜神学多元主义对教会的反叛；他大声疾呼“反对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47；他甚至将圣若翰-金口为自己的主教权柄所做的辩护应用到自己身上：“只要我们坐在这个位子上，只要我们主持，即使我们不配，我们也有权柄和权力”48。教宗哀叹、谴责、辩护、控诉，但在捍卫权柄的同时，他又将其降格为警告：仿佛他只是案件中的一方而非法官，他提出控诉，但不会宣判。

　　放弃权柄的一般后果是使权柄威名扫地，并导致受其制约的人无视权柄，因为受制约的人对权柄的看法不可能高于权柄对自己的看法。一位法国大哲学家说过: “今天，教会不再需要教导、命令和谴责、而只是帮助人们生活和发展” 49。从帕拉蒂尼王朝到苏布拉王朝，1969 年在《新闻报》组织的一次神父圆桌会议上，有人认为教宗就像一个平信徒，或者准确地说，他就像一个警察，站在比其他人更高的位置上，以便指挥交通。

  据称，不断出现的争论，使今天的教会不同于历史上和梵二前的教会，这是真正宗教的显着特征，是教会活力的表现，而不是不正常或病态的现象。从来没有一份教宗文件，全世界各地的主教们无不采取自己的立场的，在他们的队伍中，但独立于他们自己的立场，神学家和教友们也不甘示弱这样做，反过来又相互矛盾。于是大量文件由此产生，显示出一种无序的多样性，致使到处都在使用权柄，但权柄也因此失效了。

40.  《依撒意亚》59:1 看哪!并非上主的手短小而不能施救，并非他的耳朵沉重而不能听见；

41.  教宗若望的观点截然相反，他在临终前对他的医生说 "'教宗在夜晚死去，因为他在白天治理教会'。

42.  《依撒意亚》28:21。因上主兴起……神妙的工作……奇异的事业。

43.  Q.R.，1975 年 12 月 2 日。

44.  事实上，我们在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都没有忘记在教会中保持对传统的忠诚。

45.  "主的手臂缩短了"。

46.  见第 64 段。

47.  "反对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

48.  "只要我们坐在这个位子上，只要我们主持会议，我们就有权力和权柄，即使我们不配。

49.  "今天，教会不再需要教导、命令和谴责、而是帮助人们生活和发展"。《罗马信报》第 137 期，1974 年 12 月 5 日，第 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