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理问答的适当内容被清空，这在罗马教理讲授员与若望·保禄二世的会面中显而易见20。

　　教宗将教理讲授与公立学校的宗教教学区分开来，教理讲授是教会的直接工作，而公立学校的宗教教学是国家的责任，是培育学生的组成部分。

　　教宗声明，国家有责任“为几乎占学生总人数的天主教学生提供这项服务”，以及为学生的家庭提供这项服务，因为“从逻辑上讲，这些家庭都希望接受自己宗教原则所启发的教育”。尽管教宗发表了这一声明，但会议还是提出了相当于拒绝接受天主教的建议和观点。一些发言者将天主教贬低为基督教宗教的综合体，另一些发言者将其贬低为自然宗教，还有一些发言者将其贬低为自由的表达，所有这些发言者都谈到了所谓的神父身份危机。

　　唯一能证明宗教教学合理性的动机是，为了理解构成现代文明的价值观，人们需要了解犹太-基督教世界。教理讲授的唯一目标是让学生意识到现有意识形态的范围，“使他们随后能够做出自由选择”，就好像对可以选择的事物的知识提供了一个选择的标准。这样的教导找不到天主教的具体依据。由于天主教不是宗教价值观的唯一载体，“天主教不应该是唯一能进入学校并教授宗教课程的宗教”。用于宗教课程的时间应该通过接纳各种信仰而多元化。因此，协定中给予天主教特殊地位的条款应予以废除。

　　这些罗马神父似乎在延续自然主义的传统：他们让人联想到坎帕内拉（Campanella）的《太阳之城》（City of the Sun）中基督与奥西里斯（Osiris）、夏龙（Charon）和马哈茂德（Mahomet）并肩而立的万神殿（syncretistic pantheon），或者是文艺复兴时期某些人文主义者的小教堂，或者是梅尔-埃切加雷（Mer Etchégaray）在马赛的加尔德圣母院（Notre Dame de la Garde）规划的万神殿（syncretistic project）。找不到任何与天主教真理有关的具体内容来证明这一教导的合理性；相反，有人声称“教理讲授员不是为了讲授教理和传授信仰而获得报酬的，他们是为人类服务”。

　　他们说，“这是教理讲授前的一项任务，是传福音前的一项任务，国家应该将其视为对个人成长的支持”。神职人员的严重迷失方向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们在“个人成长”之类的模糊表述中跌跌撞撞，并声称在教导天主教真理和为人类服务之间存在对立，前者被贬低为仅仅是一种支持，或者是发现过程的开始，在这个过程中自由而不是真理是主宰。

　　教理讲授的空洞性在文件最后的提议中公开表达了出来，这些提议包括：为即将参加考试的学生举行弥撒，在罗马像在其他地方一样举办学校日活动，教宗在不久的将来接见罗马教理讲授者，以及教宗“访问一所公立学校的五年级学生”。任何人都能看出，这次涉及教宗参加的罗马会议的结果有些微弱：当然，成果很好，但与所讨论问题的真正性质完全无关。我们有理由认为，这种内容匮乏的做法是不得已而为之，以防止最后文件反应出已经发表的观点的奇怪之处，因为这些观点几乎不符合教会的传统做法和健全的逻辑思考。

译者注:

20.   《官方公报》，1981 年 3 月 7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