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0月13日和11月22日的事件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后果：十个教会委员会被改组，全部筹备工作被取消，因此，在最初的20个方案中，只剩下关于礼仪的方案。文本的总体精神发生了变化，其风格也发生了变化，因为它们摒弃了在教义部分之后紧接着的纪律法令的传统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大公会议是自我创造、非典型的和不可预见的。

　　在这一点上，任何研究大公会议的人都必须扪心自问，大公会议进程的意外转折，是由于大公会议召开之前，会场之外一致计划，还是源于大公会议本身的自然动力?持前一种观点的是传统经院学派的信徒。他们甚至回顾了厄弗所的 "强盗会议" 28的事例　(译注：天主教会对449年在小亚细亚厄弗所所开会议的贬称。起因是有人在会议期间使用暴力胁迫与会主教签署决议，故被教宗良一世贬为“强盗会议”。)：在他们看来，只有由一群非常果断的人精心组织的一致行动，才能解释在筹备工作被破坏后还能继续召开梵二会议的原因。法国院士让-吉通（Jean Guitton）讲述的枢机主教蒂塞朗（Tisserant）告诉他的一些事情似乎也证明了这是一个阴谋29。

　　在向法国院士吉东展示一幅根据照片制作的画作（画中有蒂塞朗本人和其他六位枢机主教），圣学院院长说：这幅画是历史性的，或者说它是象征性的。它代表了我们在大公会议开幕前召开的会议，我们在会上决定拒绝接受若望二十三世制定的专政规则，从而阻止第一次梵二会议的召开。30

　　现代化阴谋家（主要是法国、德国和加拿大的阴谋家）使用的主要工具是这些地区主教的工作联盟；而反对派则是由传统拉丁世界主教主导的国际主教团。

　　然而，我们不禁要问，在这里，政治意义上的阴谋是否与集会成员的共同行动相混淆，因为集会成员因其共同的观点和对历史的解释而聚集在一起，从而产生了一系列共同的意图。不可否认的是，任何为履行某种社会职能而聚集在一起的个人团体，都会受到某种影响。没有这些影响，它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工作团体，也就不可能从众多的原子变成一个有机的群体。每个议会都会受到这种影响，这是议会结构的一部分，而不是外在的东西，它们并不构成缺陷。至于是否所有相关的影响都是以这种方式在大公会议内部产生的，还是其中一些影响来自外部政治干预，在此就不必确定了。

　　众所周知，国王和其他君主在特伦多大公会议上的影响力有多大，教宗干预的重要性也有多大，这让萨尔皮带着辛辣的嘲讽说："圣神是从罗马的马鞍袋里来到了罗马。在梵蒂冈第一届会议上，庇护九世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作为教会的领袖，他同时也是大公会议的领袖。

　　无论何种类型的集会，其概念本身不仅意味着这种影响的合法性，而且意味着这种影响的必要性。集会的存在本身，就是个人集合成为一个整体的结果。如果不是这种影响的作用，又是什么促成了这种融合呢？暴力影响确实在历史上发挥了作用，而且根据我们不接受的一种学说，正是暴力事件、正是断裂而不是所谓的影响，改变了历史的进程。无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可以肯定的是，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只有通过思想的碰撞，才能超越原子论阶段，形成共同的思想。

曼佐尼称人群为 "邪恶的群体"，被相反的精神所驱使，要么走向残暴的不公正和流血，要么走向正义和正确的行为。从心理学和历史学的角度来看，任何集会只有在思想合谋的情况下才会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赋予群众以特征和组织。一个议会，一群凭借自已的优点、学识和公正无私而获得一点地位的人，确实拥有不同于大众群体的活力。这一事实是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梵二大公会议的规则在第57条第3款中建议，在神学和牧灵观点上意见一致的主教们应组成团体，在会议上坚持他们的观点，或由他们的代言人坚持他们的观点。

　　有一些独特和特殊的时刻可以决定一系列事件，并影响着末来的走向，如枢机主教利姆纳特在1962年11月13日的行动和1962年11月22日的违反规则，在历史上和天意上都是真实的，正如我们在一篇关于这一真实的著名历史事件的文章中所看到的31。

译者注：

28. 公元449年的 "强盗会议"。

29. J. Guitton，《保禄六世的秘密》，巴黎，1979 年，第 123 页。

30. "这幅画是历史性的，或者说是象征性的。它展示了我们在梵二大公会议开幕前举行的会议，当时我们决定拒绝接受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制定的专制规则，从而阻止梵二第一次会议的召开。

31. 意大利瑞士历史公报 1978年1月1日, 弗朗西斯科·卡塞利，拿破仑的协约。特别是第 68 页的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