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罗马观察家报》（Osservatore Romano）所说6，新式古怪的对话是基于“基督教主题永恒的问题性”，也就是说，永远不可能得到任何本身不是问题的东西。简言之，新式对话否定了逻辑、形而上学和道德学中公认的古老原则，即“必须在某个地方停下来”(anagke stenai) 7。

　　当对话与教会传播福音的普遍任务相吻合，并被誉为传播真理的手段时，对话首先遇到了麻烦。不可能人人都会对话。进行对话的可能性取决于一个人对某一主题的了解，而不是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取决于一个人的自由或灵魂的尊严。争论的权利取决于知识，而不是取决于世人认同的普通真理。。苏格拉底说，在体操问题上，应该向体操专家请教；在马的问题上，应该向马术专家请教；在伤病问题上，应该向医学专家请教；在社会管理问题上，应该向政治专家请教。

　　专业知识是努力和学习的结果，是系统地、稳定地而不是仓促地、临时思考的结果。然而，当代对话的前提是，任何人都有能力与其他人就任何问题进行对话，这仅仅是因为他是一个理性的人。因此，要求世俗社会和教会的生活应当安排得人人都能参与；不是像天主教制度所设想的那样，每个人都贡献自己的知识、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而是由每个人都发表自己的意见，对一切事情做出决定。矛盾的是，这种争论的权利正在扩展到每个人，当人人都享有这种辩论权的时候，即使在教会的神师中，赋予加入辩论的真正资格的知识越来越稀缺和薄弱。

下一个错误与举证责任有关。人们假定对话能够而且应该满足对方的所有反对意见。现在，一个人把自己献给另一个人，目的是让他在任何宗教问题上得到完全的知识满足，这是道德失范的表现。如果一个已经断言了真理的人，继续进行一场普遍的、临时的和无限制的讨论中是轻率了。每个主题都有许多方面，他只熟悉其中的一些，甚至只熟悉其中的一个。然而，他的表述却仿佛对每一种反对意见都胸有成竹，所有反对意见都不可能让他措手不及，仿佛他已经预料到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出现的每一种想法。

　　从参与对话的讨论者的角度看，对话还面临着另一个难题，因为对话建立在一个毫无根据的假设之上，圣奥古斯丁在他那个时代就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一个人的理智可以提出反对意见，但却无法理解与反对意见相对应的论证。一个人提出反对意见的智力可能比理解答复意见的智力更强，这是造成错误的常见原因：当人们自认为有能力探究他们无法理解的事物时，往往会滋长错误8。

　　这种智力提出问题和理解回答之间的不平衡是能力和行为之间普遍差异的结果。拒不承认这种差异会导致参政中出现一个不合逻辑的结论：每个人都天生具有统治能力，因此每个人都可以统治。这也导致了对话中隐含的不合逻辑：每个人天生都有知道真相的能力，因此每个人实际上都知道真相。

　　安东尼奥-罗斯米尼在他的《神论》第一卷中还教导说，一个人不应该相信他自己的智力能够解决与天主神圣的旨意有关的问题：没有人能够确定自己的智力足以应对可能面临的所有反对意见。当笛卡尔想象理性的力量在每个人身上同样强大、同样可运用时，他在他的方法中忽略了这种关于一个人的智力能力的不确定性。

译者注:

6.       O.R.，1971 年 1 月 15 日。

7.       “必须在某个地方停下来”。

8.       De peccatorum meritis et remissione, lib. Il，cap. 8. 这里有一件事往往会助长错误；当人们自认为有能力探究他们无法理解的事物时"。